易水河畔想燕都

2024-7-30 11:1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孙冬虎|来自: 北京史学

摘要: 今年4月9—10日，北京文史研究馆组织部分馆员赴河北易县，考察燕下都遗址等处的历史文化。站在高耸的老姆台宫殿台基遗址之上，眺望远方展现燕都布局的昔年旧迹，燕昭王时代的宏大气魄依然令人震撼。驱车跨过滚滚流淌 ...

今年4月9—10日，北京文史研究馆组织部分馆员赴河北易县，考察燕下都遗址等处的历史文化。站在高耸的老姆台宫殿台基遗址之上，眺望远方展现燕都布局的昔年旧迹，燕昭王时代的宏大气魄依然令人震撼。驱车跨过滚滚流淌的易水，自然想到使这条河流、这片地域广为人知的壮士荆轲。燕下都考古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燕国史又是北京史的根基所在，燕国之都更与北京城市起源乃至京津冀地缘关系密不可分。亲履其地增添了不少感性认识，有关历史地理、区域史、城市史的零星记忆，随之借助“燕都”这条主线连缀成片。

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端

易县处在我国地势“三级阶梯”的二、三两级交接地带，西部太行山区与中部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90%；东南部平原区仅占10%左右，燕下都遗址位于县城东南、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间，当年气势磅礴的宫殿群曾经矗立在这片坦平的原野之上。夏秋季节每遇大雨，从西北山间汇聚起来的滔滔洪流奔向东南，强烈冲刷平原区域结构松散的地表黄土，晚清以来常有文物随之“破土而出”，被捡拾者辗转卖到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1914年在燕下都北墙外的老姆台，挖出一只重36公斤的铜龙，最终被比利时人买走。美国人航拍了燕下都区域的鸟瞰图准备盗掘文物，只是因为遭到当地强烈反对而不得不罢手。

文物的流失与外人的觊觎，陡然增加了燕下都考古的紧迫性。1929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1881—1955），先与河北省教育厅厅长、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1883—1971）商定燕下都考古事宜，11月带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振伦先生（1906—1999）、北平研究院干事常惠先生（1894—1985）到易县初步考察，由傅振伦执笔写出可行性报告。经过多次研讨论证，1930年4月23日，马衡率领“燕下都考古团”从北海团城出发前往易县，27日开始发掘老姆台遗址。5月29日考古团在城角村遭遇针对性的抢劫，为安全起见，马衡辗转赴上海、杭州，其他人员6月16日返回北平。

燕下都考古团的首次尝试虽然历时短暂，却是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过渡到田野发掘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自1929年进行准备到1930年试掘后的几年内，傅振伦相继发表《燕下都武阳城址考》（《新晨报》文化特刊1929年12月22日），《燕下都城址内外土台之考究》（《新晨报》副刊1930年7月24日），《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年4期），《燕下都发掘报告》（《国学季刊》1932年3期），《燕下都遗址考》（《地学杂志》1933年1、2期），介绍“考古团”的工作过程和后续的研究进展；王庆昌《燕下都发掘报告》、常惠《易县燕都故址调查报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9月），以及见于学术期刊的《燕下都考古团工作简报》(《地学杂志》1930年2期)，《燕下都考古团之重要记述》（《燕京学报》1931年6期），《本会与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合组燕下都考古团赴易县发掘之始末》（《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1935年5月）等，则是参与者向所属机构和学界同仁的汇报。稍后发表的滕固《燕下都半规瓦面上的兽形纹饰》（《南京金陵大学学报》1936年11期），已有专题研究的意味。

新中国成立后，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与考古研究得到持续推进。经过近百年前后相继的工作，出土了十余万件各类文物，学术成果不胜枚举。燕下都遗址1961年3月4日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0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考察期间，易县文物部门的同志告知，他们提出的建设燕下都考古遗址公园的项目已经获批，正在着手分期分批实施，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在更优越的条件下得到保护和传承。

燕下都的历史地理环境

燕下都考古发掘显示，城墙勾勒出的城市轮廓是略向东偏的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6公里。中部纵贯南北的运粮河，把全城分为两部分。东城是人口聚居区域和社会生活重心，可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墓葬区、古河道五个部分；西城是为保护东城而设的附城，结构相对简单。四围开挖的城壕及城内的运粮河与北易水、中易水相通，构成了完整的交通和防御体系。东城中部的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与城外的老姆台一线，是宫殿建筑布局的轴线所在。（图1）

考古遗址一旦与地理环境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就能生动再现历史的场景。昔日的宫殿、城墙，成为后世命名村落的地理依据。以武阳台为名的当代村落，指示着燕下都的核心区域；东贯城、西贯城、城角村、东斗城、西斗城，直接标明了城邑、城墙、城门的所在方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易水》，对燕下都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特征做了简要描述，例如：

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渎。武阳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诱云：“易水迳故安城南城外东流。”即斯水也。诱是涿人，事经明证。今水被城东南隅，世又谓易水为故安河。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逮《述游赋》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茫。”盖谓是处也。[1]

图1 燕下都遗址平面图

（选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在以山区和丘陵为主的易县，两山夹一谷的地形约束了河流的摆动与走向，地理环境的古今差异远不像平原地区那样巨大。对照《水经注》的上述引文，历史地理的线索清晰可见：

易水，指今天的中易水，自易县西部山区东流，过县境南部的燕南长城附近，再向东抵达渐离城之南。渐离城是燕太子丹为高渐离建立馆舍之处，综合文献记载、地理环境、考古遗址推断，应在今易县西南的西高村、中高村一带。易水继续向东，过武阳城南。在武阳城以西，易水曾经穿过“武夫关”东流，因此亦称“武水”。武夫关究竟指称何处，所见文献大多避而不谈或笼统处理。我们注意到，《水经注•易水》开头的“易水出西山宽中谷，东迳五大夫城南”，隐含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从河流与地形的关系看，“西山宽中谷”就是今天“白沙河”的宽阔河谷，位于易县西南，是易水的上源。就在这个谷地之内、白沙河北岸的方岗村东，晚近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城邑遗址，与郦道元所记“五大夫城”的位置完全相符。在此基础上可以推知，“五大夫城”之“城”与扼守河谷通道的“关”性质相同，“五大夫”在口语中省读为“五夫”进而写成“武夫”也并不突兀。据此可见，“武夫关”是“五大夫城”的音转与别称，其地即今方岗村东发现遗址之处。

武阳城在今燕下都遗址区内的武阳村，位于武水之北，按照“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的命名原则称作“武阳”。武水以北，有濡水（北易水）支流经行的故道。《水经注》又载，武阳城“东南”有一座小城，是西汉故安县旧治，申屠嘉被汉文帝封为故安侯，这里就是他的食邑所在。东汉经学家高诱是涿郡人，熟悉本地风土。他认为易水在故安县的南城外向东流去，此说应当准确无误。易水因为在故安城的东南漫流，于是又俗称“故安河”。从地名和地理的古今对应观察，故安城应在今武阳城“西南”的东贯城、西贯城一带。村名中的“贯城”，必是“故安城”在大众口语里约定俗成的音节重组，也就是把两个音节的“故安”（Gù/ān）读成一个音节的“贯”（Guàn）的结果。据此看来，《水经注》称故安在武阳“东南”稍有不确，实际应作“西南”。武阳城建于燕昭王时期，城周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述游赋》提到的“武阳”也是这里。

燕国五都的源流和位置

易县的燕都既然称作“下都”，与它对应的至少应有“上都”。实际上，燕国先后有过五座都城（图2），下面对其来龙去脉与地理位置略作梳理。

燕国始封之都，即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古城遗址之所在。历史研究已经证实：《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只是习惯上把周初的功业全部归于武王的一种笼统表述，燕国实际上是武王之子成王所封，时间比武王伐纣晚了不到十年；前来就封的第一代燕侯不是长期辅佐周王的重臣召公奭，而是他的长子克。考古报告认为：“在西周晚期，琉璃河城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也就是说，琉璃河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的使用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6期。）经过多年探究，这些已是学界认同的基本史实。

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史记•周本纪》与《礼记•乐记》都记载，这里原本是蓟国之都。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燕山，指今房山区的大房山；蓟丘，原在西便门外白云观以西，1960年代才被夷平。强大的燕国吞并了衰落的蓟国，接着把国都从琉璃河旧址北移蓟城，“燕山”随之用以指代今天的燕山山脉，与大房山的关系被后世逐渐淡忘。经过这样一个“鸠占鹊巢”的过程，蓟国之都变为“燕都蓟城”。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就已经指出：“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水经注》卷十三《㶟水》）北宋沈括出使契丹时看到：“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由于农业垦殖的推进，植株展开之后大如车盖的大蓟早已退到北部山区，但并不影响地名语源“大蓟—蓟丘—蓟城—蓟国”逐次递推的逻辑关系。琉璃河燕都旧址在西周末期已是普通居民点，燕国之都北迁蓟城也应在此时。与战国后期才有的“下都”相比，蓟城就是历史悠久的“上都”了。

图2 燕国都城示意图（底图取自《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第9页）

临易，一望而知是因为滨邻易水而得名。从先秦文献《世本》到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都有“桓侯徙临易”的记载。北魏郦道元称“燕文公徙易”（《水经注》卷十一《易水》），略与诸书不同。关于临易的所在地点，东汉宋衷（或作宋忠）称：“今河间易县是也。”唐代李泰《括地志》说：“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徙都临易是也。”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归义故城，在雄县西北三十五里，唐武德五年以故易县地置，属涿州。”（卷十四《保定府三》）由于历代行政区划频繁变动，上述定位用语看起来差异很大，所指地点实际上差相仿佛，清代定位的“雄县西北三十五里”尤其被广泛引用。随着当代政区界线的调整，临易故城的定位在几十年前已是“容城县东南三十三里古贤村”。燕桓侯迁都临易，应是为了躲避北方戎狄诸族的侵扰。一般认为，此事发生在东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正处在燕桓侯在位的公元前697—691年期间。

燕中都，较早见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卷六十九《幽州》）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明代中期所编《大明一统志》等，都有此类记载。自1957年至1992年，考古工作者数次发掘房山窦店镇的古城址，判定其中的大城建于战国早期，很可能是燕国为防御齐国和赵国而修建的中都城；战国晚期继续加筑，汉代开始作为良乡县治所。北魏时期废弃大城而在其西北角修建小城，五代后唐把良乡县移治今良乡镇后，这处城址逐渐被夷为平地。（《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8期。）

燕下都，战国晚期燕昭王所建，《水经注》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等有详细记载，也是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燕国自西周成王时期在今琉璃河地区始建，到西周末期国都北迁蓟城，春秋早期又南退临易，战国早期北来修建中都，战国晚期选定易县再筑下都，移动空间都在燕国传统的核心区域。尽管经历了这样的变动，最具影响的政治中心依然要数蓟城。

蓟城才是北京之源

琉璃河燕都、广安门内外蓟城、易县燕下都，是燕国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节点，其形成过程与彼此关系并无疑义。惟有追溯北京城的起源时，才出现了以蓟城为源头还是归结于琉璃河燕都的分歧，还有的甚至以石景山一带作为北京之源。2023年3月24日，北京社科联在房山区党校召开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学术研讨会。承蒙主办方邀约，我在会上报告了《关于北京城市之源的认识问题》。所谈的内容都是些基本常识，不料却在会上与会后引起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响。现在将这次发言稍加整理，为蓟城才是北京城市之源添加一个口语化的注脚。

北京城市的源头到底应该在哪里？这本来是早已解决的常识问题，或者说是学界大多数人已经形成共识的问题。但是，现在由于多种媒体与相关单位的宣传，似乎变得又不免令人狐疑。因此，感觉有必要再说一说。

（一）蓟城定位与城址有无问题

早在二十年前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时，在原来的宣武区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已经竖立了一个“蓟城纪念柱”。上面明确标示：“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以推翻这个结论的、符合学理与事理的论证。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考古学界同仁们在广安门一带所做的关于东周至战国时期陶井、瓦井等考古工作，都证明了“蓟城纪念柱”竖立的地点以及上面的十六字铭文完全可以成立。

大约在西晋华芳墓发现之后，考古学者提出了“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假设，但仍然没有否定广安门内外是蓟城最初所在地的结论，这里也就是北京城发源的地点。比如，考古学者陈平先生认为，大约在三国曹魏至西晋时期，前期蓟城的东部被高梁河（车厢渠）的洪水冲毁，这才导致城址向西扩展，形成了所谓“后期蓟城”。但是，“前期蓟城”的东半部被舍弃之后，它的西半部随即做了“后期蓟城”的东半部。也就是说，前后两期蓟城有一半区域是相互重叠的关系。尽管如此，也并不妨碍广安门一带的蓟城是北京城市之源的基本结论。陈平先生的许多论文和专著，尤其是他前几年的著作《古都变迁说北京》，都是这样的思路。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北京大学岳升阳先生做了历史地理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认为蓟城并未由于汉晋之际遭受洪水而“东废西扩”，东部略有收缩是战争等人为因素所致，汉代以后的城址与战国时期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有这些学术问题，都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

一般认为，蓟城的西界在今天的会城门一线。这就意味着，它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石景山。我们可以高度赞赏所有热爱自己的地方文化、期望自己所在地方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研究者、爱好者、管理者的满腔热情，但是，谈论学术问题，就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做出符合学理、符合事理的论证。比如：

第一，不能以今天已被永定河挟带的泥沙淤积或扫荡了不知多少遍的地理环境，去硬套古代的地形；不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始终处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区域地理环境。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古代蓟城与蓟丘的所在地已经被淤平，或者因为蓟丘在上个世纪已经被铲除，就把它们向西平移到今天有山丘的北京西山山麓，例如石景山的某个地方。

第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不能擅自把古人非常笼统的关于某个地物所在方位的记载指实，然后强行拉到自己的地域范围内，更不应该夸大某些论据的作用。比如，石景山区的“模式口”是民国年间对“磨石口”的近音异写，有人从地名语音出发，据此推论燕国的“磨室宫”就在这里，继而又进一步宣称燕都蓟城也距此不远。但是，只要稍微翻翻书就可看到，《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乐毅报燕王书，提到自己当年率军伐齐的战果之一是“故鼎反乎曆室”。对于其中的宫殿名称，《战国策》写作“歴室”，唐代《括地志》与《史记索隐》均作“磿室”，清代康熙年间编选的《古文观止》与《史记》写法相同。当代以简化字排印的《战国策》之类，更是把读作lì的“曆”与“歴”或“磿”径直写成了“历”。由此可见，将燕国的“曆（歴、磿）室”误作“磨室”甚至把“磿”当成“磨”的异体字，原本就是今人粗枝大叶造成的“形近而讹”，据此一再辗转引申无疑更是错上加错。地名的作用毕竟有限，不宜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言过其实，何况对地名的“音”与“形”还存在着种种误读与误认呢？

第三，最起码的学术规范不能违背，一要读书，二要考察，三要按照学理和事理去思考。谈三国以来的戾陵堰、车厢渠，不能只使用清末民国时期的材料，再加上不顾学术规范和学术逻辑的强词夺理。这些东西可能一时有些局部的宣传效果，但时间一长就肯定要露出破绽。

（二）琉璃河遗址与北京起源无关

琉璃河燕都遗址，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在符合学理与事理的范畴之内，怎么宣传都不过分，怎么开发利用都有其合理性。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要问：拒马河流域的这个燕都，与今天永定河流域的北京城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那就只能坦率地说：人与人之间有关系，城与城之间没有关系；有“人缘”，没有“地缘”。这样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蓟城是北京之源的论证，到现在为止仍然成立。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只有蓟城，才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最本质的代表者。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先生，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过这样的文章，对此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至于蓟城没有发现遗址而燕都有遗址，这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前者因为历史上永定河挟带的巨量泥沙反复冲刷和淤积，再加上三千多年来在适宜建都的同一地点多次改建新城，剧烈的环境变迁导致迄今没有发现遗址；后者原本就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废弃后迅速变为普通居民点，地下埋藏的城址也不再被人类扰动，就像地质时代的昆虫被保存在琥珀里一样，直至近现代的考古使它重见天日。不论是唐晓峰先生还是陈平先生的论著，都早已对两地有无遗址的原因做了说明，只要读过就会一目了然。

第二，燕的历史要晚于蓟，二者并非同时建国。司马迁《史记》说：武王伐纣之后，“褒封”黄帝的后裔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先秦史领域的学者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这只是笼统的记载，燕国是成王分封，比武王伐纣之年晚了将近十年。还有一点更需要注意，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说：“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这两句话是在强调，某个国家已经存在，帝王只对它予以政治上的承认，这叫褒封；某个国家原本不存在，现在划出一片地域用来建立一个国家，这叫分封。二者之间有着显著差别，这就是司马迁为什么称蓟国为“褒封”而燕国为“封”或“分封”的原因之所在。至于第一代燕王是召公奭还是他的儿子克，蓟国之君是黄帝的后裔还是如《礼记•乐记》所言是尧帝的后裔，都属于另外的枝节问题。上面的讨论表明，蓟国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否则，武王伐纣之年怎么可能在未占领蓟国的时候给它以政治上的承认呢？可见，先有蓟国的存在，然后才有武王“褒封”的行动。

第三，燕国离开琉璃河的都城之后，如果直接迁都蓟城，时间可能在西周后期或春秋时期。但是，今人对《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蓟为国、以河为境”的理解，几乎都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以为燕国这时“才”迁到蓟城。实际上，但凡再多读两页原作而不是只把这一句话摘出来，就根本不会得出这样的错误认识。在这句话前后，《韩非子》还列举了楚庄王、魏安釐王、齐桓公的事例，用以阐述执政者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兴亡这个道理。“以蓟为国、以河为境”，讲的是燕襄王在怎样的地理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建立了下一句的“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等功业，绝不是说燕国这时才“开始”迁都蓟城。

此外，有人因为不清楚古代的礼制，也不知道“燕襄王”是谁，查对《中国历史纪年表》也没有发现“燕襄王”，于是就把他误作年代更早的“燕襄公”，进而认为燕国是襄公在位时迁都蓟城。甚至还有从事历史或考古专业的学者，不去阅读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1976年整理出版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就斗胆篡改《韩非子》原文，直接说“燕襄公以蓟为国”。事实上，只要看看《战国纵横家书》以及整理者的注解就会很容易知道，“燕襄王”或“燕昭襄王”就是战国后期大名鼎鼎的燕昭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国时，国君谥法常用两个字，而后来记载往往略去一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83页。）《战国策•秦策》把燕国的“昭襄王”省称为“昭王”，《韩非子•有度》省称为“襄王”，都符合惯例而并无不妥，其间更不存在所谓古人把“燕襄公”误书为“燕襄王”之误。今人为表明自己预设的结论正确而直接改动古籍，这显然完全不符合学理与事理。

第四，燕国迁都蓟城后，带来了燕国的人与文化，这一点毫无疑问，至少燕国的统治者来到了蓟城。但是，蓟城与琉璃河燕都之间相隔八十多里，这样的空间距离显然不能用“缩地法”予以消除。无论如何，今天的北京城绝无起源于八十多里之外的另一座城的道理，就像西安的起源不能从附近的咸阳说起一样。极而言之，我们能够因为朱棣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就认为明北京的起源要从南京去追寻吗？天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把琉璃河燕都遗址视为北京市境内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这当然毫无问题。但是，如果因为它今天处于北京市的辖境之内，就一定要与北京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那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与基本的逻辑。这是因为，在1958年3月之前，琉璃河一带还隶属于河北省房山县，这又应该作何解释呢？

由此看来，对于琉璃河燕都遗址的价值和意义，该宣传的要宣传，该利用的要利用，但前提是不能违背学理、事理和历史的逻辑。不论是学术、科普还是宣传，都不能脱离实事求是的精神。这里还需要强调，任何观点都有可能随着学术进步而被修正甚至推翻，关于北京城市之源的探索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在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远不足以否定已有共识之前，历史上的北京城只能以广安门一带的蓟城作为它的起源。至于所谓北京早期城市的“多源论”云云，显然是把文化问题与区域历史或历史地理问题混为一谈。二者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范畴，因此也就无需予以置评了。

蓟与燕的流风遗韵

古代北京在辽代以后的崛起，促使后来者高度重视蓟国、蓟城以及燕国的历史文化，燕下都也因为与北京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影响水涨船高。从文学艺术、地名渊源、世风民俗等方面，都可看出蓟与燕的流风遗韵。

历史上的蓟国、蓟城虽然渐趋沉寂，具有文学色彩的“蓟门”却成了古代北京的代名词，笼统指代作为燕都与汉唐幽州治所的那座城邑，甚至可以延伸到周边更广阔的区域。从北朝时期的庾信，到唐代的孟浩然、李白、祖咏、高适、杜甫、李益，再到明清等朝的诗人，吟咏蓟门的边塞诗层出不穷。元代的燕山八景之一，称作“蓟门飞雨”；明代的北京八景（京师八景、燕台八景），清代的燕山八景（燕京八景），都有“蓟门烟树”。燕下都的武阳台以及久负盛名的黄金台，则是燕下都甚至整个燕国的文学象征。

秦代以后，“燕”成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称谓，可用来指称封国、城邑及其周边区域。最能标志北京早期历史的城名“燕京”，始于唐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以范阳为燕京”（《旧唐书•史思明传》）。命名者的叛将身份严重削弱了这个名称的正统地位，但契丹提升幽州为陪都南京后依然同时称之为“燕京”，并且一直延续到随后各朝。直到当代，还有以“燕京”为名的建筑、机构、大学等。以“燕京”或“燕都”为名的古今著作不乏其例，“燕都”在几十年前还曾是北京燕山出版社编辑的一份历史文化期刊的名称，这些都显示出北京文脉的源远流长。

区域文化与世风民俗的形成和积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唐代韩愈赞扬“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序》），明代方志称这里“士轻生而尚义，有荆轲之遗风”（《弘治保定郡志》）。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这一地区都具有质朴坚劲、勇敢豪迈的英雄气派。这样的文化精神和地域风格，以燕国的蓟城和下都、赵都邯郸以及二者之间的中山国都为中心不断塑造，最终结成了支撑当代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发展的历史文化纽带。

本文原载于《北京文史》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