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2024-8-2 19:1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张勃龚卉|来自: 北京学研究基地

摘要: 【摘要】北京中轴线的学术研究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并呈现出深受政策影响、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的明显特征。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共同努力，在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性质、形态、功能、文化内涵、价值（包 ...

【摘要】北京中轴线的学术研究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并呈现出深受政策影响、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的明显特征。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共同努力，在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性质、形态、功能、文化内涵、价值（包括遗产价值）以及保护思路等方面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未来需要加强以下四方面的研究：1.加强对北京中轴线的起源和流变研究；2.加强“虚实结合”的北京中轴线研究；3.加强“北京中轴线”概念史和内涵研究；4.加强国外学者对北京中轴线述评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研究

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脉、古都脊梁。北京中轴线申遗是北京中轴线保护乃至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北京市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汲取其中的智慧，既是进一步深化北京中轴线研究的必要步骤，也对“北京中轴线”申遗具有重要价值。

一、北京中轴线研究的发展脉络

北京中轴线指北京城市的南北中轴线。由于北京城市的变化，北京中轴线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学者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是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并主要引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以“北京的城市格式———中轴线的特征”为标题，对北京中轴线作了阐释。其实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北京中轴线，比如在他于“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便提出“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平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的观点。后来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再次强调：“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它的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一个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钟楼鼓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为清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1—1944年期间，为预防北平古建筑被战火焚毁，经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谋划，由建筑师张镈主持，绘制了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主要古建筑实测图。这些实测图当时是否已经使用“中轴线”笔者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但200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对实测图的出版是将其命名为“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的。2017年由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编、故宫出版社出版的以这批实测图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命名为“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张镈在回忆此次测绘行动时撰写《故宫及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测绘回忆》一文，也使用了“北京中轴线”一词。当然，这些“事后”的命名很难说明当时已经出现这一概念，但是当年将实测对象确定于此本身则是意味深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中轴线成为城市建设规划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了了解“旧城中轴线的实际情况”，1952年5月，当时的北京市房管局测量队就对它进行了实测。1964年9月，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又进行了重测。结果，“在以后的定线中，将其分为三段实施。除‘故宫中轴线外’，将天安门以南称‘南中轴’，景山以北称‘北中轴’。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天安门广场改扩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轴线保护和发展被纳入历次北京城市建设总规之中。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肯定北京“城市格局具有中轴明显、整齐对称、气魄雄伟、紧凑庄严等传统特点”，规定：“从前门往北至北二环，是城市南北中轴线的主要地段，其景观要着重保护，两侧一定范围内，建筑高度要严加限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进一步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角度提出“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不仅在《第七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重申“保护从永定门至钟鼓楼7.8公里长的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色”，而且在第六章“中心城调整优化”之“城市轴线的保护与发展”条中要求：“中心城以旧城为核心，继承发展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轴向延伸的十字空间构架。”最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继续坚持保护发展的思路，并明确将中轴线申遗纳入规划。总体来看，进入新千年后以北京奥运成功举办为契机，北京转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正式提出了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

在学术界，1960年，王璞子在《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中讨论了元大都中轴线的问题，赵正之则从研究元大都都市规划的角度提出“如何划定元大都的中轴线，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80年，无园发表《中轴线·千步廊·朝房》一文，文章虽然不足千字，但详细罗列了清代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亭、两座牌楼、三座楼、六座桥、八座宫殿、十九道门共39座建筑，并认为它是“千万劳动者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明代宫殿最初的设计者蒯祥、主持施工者陆祥以及后来增建外城的设计者等建筑大师们的精心杰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历史地理、历史文化、城市规划方面的多位重要专家学者，如侯仁之、单士元、李准等都对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发展发表了文章或讲话。

国外学者也很早就对中轴线进行了关注和评价。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就在其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高度评价北京城的规划“达到了中国城市在一切方面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的水平”，并引用墨菲的话说：“这条轴线在今天世界上是最伟大的”，“这个建筑群的布局整齐的组合并不是用生硬的对称来标志的，而是采用标准的平衡感，这正是所有中国艺术的特征。”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路易吉·戈佐拉从中轴线分析北京城的结构，并引用P.库内奥的观点：“中轴又恢复为一条笔直的道路，越过皇城的北端，结束于另外两个实体要素，即鼓楼和钟楼。……两座塔楼结束了沿中轴的一系列建筑布局，再次证实这条中轴作为理想轴的特征，而不是一条普通透视轴。”他认为：“这个中轴结束于距离北面城墙不远的地方，表面上看，它作为一个控制周围各个部分的设计要素，似乎完成的不是那么精确。以后我们会看到，对待这个设计要素的这种处理体方式，并不影响城市整体设计。这种不连贯并非仅此一例，就像其他地方的‘不精确’或特殊情况一样，应当到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中去找解释。”李约瑟和路易吉等学者对中轴线的讨论，除了从城市设计和建筑结构角度之外，还特别强调中轴线与中国古代世界观和传统思想间的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文章明显增多。截至2022年4月30日以“北京中轴线”为关键词在“篇名”中搜索得到文献158篇，其中154篇发表于这个时段，显示相关研究成果在2005、2012、2015、2019 年形成四个高峰，尤其 2012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当年发表32篇。根据2022年第一季度的发表情况，今年应该即将成为一个新的高峰。

除了学术论文的不断发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北京中轴线为研究内容的专著成果也陆续出版。如李建平的《魅力北京中轴线》，郭超的《北京古都中轴线变迁丛考》《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我与中轴线》编委会主编的《我与中轴线》，于大武的《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联合编著的《北京中轴线》，郭欣的《当代北京中轴线史话》,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著的《古都北京中轴线》等等。

整体上看，北京中轴线的学术研究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呈现出深受政策影响、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的明显特征。比如2005年1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该规划对中轴线的保护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2005年北京中轴线研究成果较为多出，不能说与此无关。2011年6月11日，即第六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北京市正式启动“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次年“北京中轴线（含北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成为当年相关研究成果出现显著增长的关键原因。

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并就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责任。”“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这使北京加快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步伐，加大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力度，并实现了从“建设中求保护”到“保护中谋发展”的根本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中轴线作为列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倍受重视，兼以2017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多次实地调研中轴线保护工作，这些都激发了全市上下对北京中轴线的普遍关注，与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有关的各项活动蓬勃开展，并在2019年形成又一个研究高潮。2020年，学者们继续保持着对北京中轴线的高度关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9月25日-26日，一直将“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作为学术宗旨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了以“北京中轴线内涵挖掘与文脉传承”为主题的第22次北京学学术年会，这次会议聚合了60多家单位的100多位来自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文学、新闻与传播学、艺术学、哲学、美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地方文化研究工作者，围绕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重要价值、保护利用、申遗难点、文脉传承，北京中轴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重要建筑的历史变迁、保护传承，以及中轴线的起源，元明时期的都城营建等问题进行学理研究和实践探讨，发表了相关报告近20篇，进一步深化了对北京中轴线的认知与理解，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它反映了北京中轴线研究与北京中轴线保护工作之间其实是一种深层互动关系。

二、北京中轴线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成果

综观目前已有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诸多进展。

（一）关于中轴线和北京中轴线的渊源

北京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集大成者，北京中轴线也是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集大成者。对于北京中轴线渊源的认识需要置于中国都城中轴线发展史的演进过程之中来认识。

有学者认为城市中轴线设计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萌芽，夏商周时期已经初步确立。有学者明确提出二里头遗址宫殿群当中已有明显的择中立宫的布局，宫城的中轴线自然地成为全城规划的中轴线。还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的都城，或整体、或局部，或单体建筑已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中轴线格局。还有学者认为应该用动态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都城，提出了从先秦时代“双轴线”到战国宫城中轴线再到秦汉之后都城中轴线的发展过程。刘敦桢先生则指出“春秋战国的若干都城将宫室置于中轴线上，并有了较整齐的街道和控制居民的闾里制度”。沈加锋认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记载就包含明显的城市中轴结构，在考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东汉洛阳城的营建显示这一时期《考工记》的择中思想影响力扩大，对全程布局产生影响，“确认了宫城或宫殿群的轴线与城市干道轴线的结合”。

但也有学者认为先秦时代并不能看到明显的城市中轴线设计。如杨宽先生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徐苹芳先生主张“曹魏邺北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三代秦汉以来以宫庙和宫殿为主体的城市布局，开创了有城市中轴线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并进一步指出北魏洛阳城“形成了一条更为明确的中轴线”。王世仁也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遗迹，商、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都尚未发现中轴线的遗存，而周代都城情况复杂暂时无法判断，“真正开始有中轴概念的都城是在东汉洛阳基础上完成的魏（曹）晋洛阳。裴雯等人也质疑西汉之前已有城市中轴线设计的观点，认为“南北中轴线设计体现于城市设计是东汉以后随着专制集权统治的日益加强而逐步实现的”。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时间之链上。”北京城在“时间之链”上不断发展变化，今日北京城以元朝统治者选定的城址为基础，经过明、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长期经营而如其所是地存在，北京中轴线则随着北京城的改建、扩建同样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侯仁之先生曾经指出现存北京城市建设经历了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明朝皇城、紫禁城的修建，第二个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东西长安街的贯通；第三个是中轴北延长线的建设。从中可见中轴线变迁与北京城市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李建平、王屹、王世仁较早梳理了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变迁史，后来李建平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历史贡献，认为明代在建设和布局上有五个方面的创新，清代则在明北京城市中轴线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他同时也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中轴线的延伸纳入讨论范围。李琛也从元、明清、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陈晶将元大都以来北京中轴线分为形成期、完善期和拓展期三个阶段。张宁重点考察了元明清时期北京城中轴线的传承和变迁。刘仲华对清代顺治朝至乾隆朝对中轴线的营建史进行了详细勾陈。王建伟梳理了民国时期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

在讨论北京中轴线发展变迁过程时，由于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复杂的空间承继关系，一个十分关键、却又棘手的问题是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关系问题。目前至少存在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以王璞子、姜舜源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元大都中轴线偏西，位于今天旧鼓楼大街至武英殿偏东一线。如王璞子在考证元大都宫城位置和布局时提出：“元代的钟鼓楼所在，由今日鼓楼西侧的旧鼓楼大街还可以引为研究的线索。根据这个假设，试自旧鼓楼大街画一直线，使与大都城东西两面的城垣平行，引而向南，元宫城的中轴，正当现在故宫武英殿附近，恰与旧鼓楼大街至今钟鼓楼间的距离相等。如以此线作为元代宫城的南北中线，或较《梦余录》‘一里许’说法，更为切近。”姜舜源在“经反复查阅历史文献，考察历史遗迹，参考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元大内较明代紫禁城即今故宫偏西北，“元大都中轴线应在今北京城中轴线偏西约150米左右处，它南起元大都丽正门，经崇天门和门外周桥，穿越今旧鼓楼大街，直达大都城北城墙”。

第二类观点以赵正之、侯仁之、王灿炽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中轴线是同一条线，但具体到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点，三者又有不同看法。赵正之在《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中，专门针对王璞子等人的观点就“元大都的中轴线”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代的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正对着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而不对着钟鼓楼”。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钟鼓楼与城市中轴线的关系问题，并主张：“宫城后面正对钟鼓楼的形式，始自明永乐。在明永乐之前，宫城后面多正对寺庙。”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发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同样主张这一观点：“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这也是徐苹芳的观点。侯仁之也持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中轴线重合的观点，但与前面将中心阁视为元大都中轴线起点的观点相左，他认为“元朝设计大都城以‘中心台’为起点”。

王灿炽也根据史籍记载和实地探访明确提出：“元大都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但是他不同意元大都中轴线北端正对大天寿万宁寺或中心台、中心阁的观点，而认为“正对着钟鼓楼”。岳升阳、王岗等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第三类观点以武廷海等人为代表，他们提出元大都规划存在都城轴线和大内轴线两套体系。其中元大内轴线方向为从独树将军到齐政楼，走向为北偏西2.14°；元大都城市轴线方向为独树将军与燕山山谷连线，走向为北偏东0.36°。与今故宫—钟鼓楼轴线重合的是元大内轴线。孟凡人也提出“元大都和明北京城宫城中轴线重合，二城规划中轴线不重合”，也是将包括宫殿主体建筑的宫城和都城整体的规划中轴线区分为不同的系统。

由于古代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差异以及现代学者的不同理解，再加上元代考古发掘的不足，在北京中轴线的上溯年代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是申遗工作中确定遗产历史年代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古代都城和城市变迁等研究中要梳理清楚的学术问题。目前以元明清北京中轴线为同一条线的观点支持者较多，这一结论综合了历史文献解读、现实遗存等多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未来如能在考古方面进一步发掘则能获得进一步突破。在现有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的梳理，能够突出北京中轴线在延续传统、传递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充分了解其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营建之“集大成者”的内涵。

（二）关于北京中轴线的形态与功能

北京中轴线的形态和功能，是认识北京中轴线的基本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中轴线是一条非物质形态的虚拟线或“不是实体”，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它的物质形态。有学者提出：“北京中轴线是由空间上若干个有不同的南北长度和东西宽度的空间单元共同组成。”也有学者提出：“在时间与空间的界定方面，‘北京中轴线’是以‘轴线’为线索联系起来的元、明、清及近现代北京老城核心区域不断累积叠压的历史城区，是经过规划与长期持续建造而形成的连续的空间序列与城市景观整体。”

显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北京中轴线的形态是有所差别的。以明清北京中轴线为基础、兼及当下是当前形态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据此将北京中轴线划分为永定门、天桥、天坛、先农坛、正阳门大街、正阳门、棋盘街、宫廷广场、天安门、端门、太庙、社稷坛、紫禁城、景山、地安门、地安门外大街、钟鼓楼等十六个单元，分属南、中、北三段，并将其喻为“一曲气势磅礴、波澜起伏的乐意”的序曲、高潮和尾声。有学者将北京中轴线分为前区（序幕区）、高潮区、收束区三部分，并分别阐述三个区的建筑及其特色和功能用途。也有学者通过对《康熙南巡图》的分析，展示清代北京中轴线“由序幕、发展、高潮和尾声组成的完整空间序列”，并反映了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上轴线上重点建筑“千变万化”与轴线两侧附属建筑“千篇一律”辩证统一的特点。

北京中轴线的当下形态认定关系申遗大事，目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北京中轴线（包括北海）”项目主要包括永定门、正阳门、天坛、先农坛、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太庙、社稷坛、紫禁城、景山、鼓楼、钟楼、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历史文化街区、北海水系等。2018年7月，北京市文物局又公布了14处遗产点，即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有学者基于对北京中轴线价值的理解，进一步提出：“除了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14处建筑和相关要素外，应将地安门外大街两侧临街建筑及烟袋斜街纳入遗产区以体现后市的格局，同时也应将前门大街和珠市口大街两侧的一部分民居商铺和相关建筑纳入北京中轴线的遗产区作为遗产要素对待。此外，由于天安门广场继紫禁城后成为国家的象征其左右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以及国旗杆都应成为北京中轴线的构成要素。”在北京市文物局于官网上公布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被界定为“始于元代从钟楼、鼓楼到永定门城楼的传统城市轴线，由一系列建筑群、历史道路、桥梁及其遗址共同构成的富于层次和秩序性的城市空间综合体。”2022年5月25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条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是指北端为北京鼓楼、钟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北京老城，全长7.8公里，由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和居中历史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包括北京鼓楼、钟楼、地安门外大街、万宁桥、地安门内大街、景山、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天坛、先农坛、永定门御道遗存、永定门等。

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性质和功能，梁思成曾经这样说：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在这里，梁思成主要强调了北京中轴线在城市布局和审美上的作用。随着对北京中轴线研究的展开，对北京中轴线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刘勇等学者认为：“中轴线凝聚了北京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精髓，它不仅是城市的脊梁———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以及空间的分配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更是关乎北京人文历史、道德教化、风俗民情乃至社会发展的一条命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城市格局和建筑风貌，塑造着北京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中心意识。”张妙弟则提出，在空间布局上，中轴线是北京城的基准之轴；在文化内涵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轴；在城市功能上，它是体现首都第一功能的政治之轴；在时间进程中，它是历久弥新的历史辨证之轴，具有多种面相。秦红岭认为，北京中轴线具有作为城市“中心之轴”的强烈可意象性、作为城市“文化之轴”的丰富人文性和作为城市“审美之轴”的有机和谐性，是体现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标识和北京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的重要魅力之源。单霁翔则将北京中轴线视为思想文化轴线、文化艺术轴线、民族融合轴线和发展创新轴线。

作为城市规划建设之轴，北京中轴线在当前的北京城市建设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认为城市中轴线是北京城市格局中最值得保持、最富有原创精神的传统，“沿中轴线方向建设新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中心，并围绕新的中心组织与旧城体系相对独立的外延体系，是21世纪北京作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在空间格局上应该具有的意象。”也有学者主张，北京中轴线“不应设置终点，而应留给后人以不断探索与想象的空间。”

尽管各家分别从城规规划、遗产保护、文化审美等不同角度提出了中轴线作为实体或文化意象在不同层面的功能和形态，但中轴线必然要依托于一定的有形物质，再结合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阐释才得以完整。同时北京中轴线应当强调其“线”性遗产特点，而非“以偏概全”将散布在中轴线上的具体遗产点等同于中轴线。只有将其视为“虚实结合”的完整“线性”整体，才能正确把握北京中轴线的功能和形态，也才能对后续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进行充分挖掘。

（三）关于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与文化内涵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讨论也是当前各界讨论的重点话题，这也是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根据规定，世界遗产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入到北京中轴线价值尤其是遗产价值及其阐释方法的讨论之中。

吕舟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出的框架和“历史城市景观”概念为依据，提出认识北京中轴线价值的不同角度：“可以从类型的角度比较分析它作为一种城市规划方法所具有的价值；可以从时空的角度比较分析它在产生、延续的时间上，以及所处的东亚文化范畴内所具有的价值；也可以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分析它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礼制’思想的价值。”赵幸主张“以动态传承的眼光看遗产”，在认识北京中轴线变化的前提下强调它的“万变不离其宗”，由此提出：“承载北京中轴线核心价值的不仅仅是串联其上的物质遗存,更是以中轴线为体现的城市建设理念的传承与延展。”这一观点对于认识北京中轴线的性质、形态、价值均具有积极意义。之后，吕舟也提出北京中轴线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尽管北京中轴线不断地发展、演变，但“从未背离中轴线规划的原则，尽管主题经历了从帝王到英雄再到人民的过程，但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却从未改变”。他借此提出北京中轴线在申遗策略上应当考虑“活态遗产”的特征，从而将“中轴线的时间区段”延伸到“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李飞借助廊道遗产理论，将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概括为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和生态价值。张婧等研究者则从生态文明教育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强调了北京中轴线的教育意义。

郑军特别注意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讨论北京中轴线的价值问题，认为“不仅要阐释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特点，也应了解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李建盛则从历史发展、空间构成、文化内涵、城市功能等多个维度对北京中轴线与巴黎、柏林、华盛顿、巴塞罗那、堪培拉等著名城市的中轴线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性和价值，认为北京中轴线与巴黎等世界名城的中轴线相比有相似性，但有其独特之处，即具有历史悠久、结构完整、内涵深刻、功能明确等四大特点，从而“在世界城市中轴线坐标体系中具有独一无二性。”

文化内涵是北京中轴线的精神核心。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彰显北京中轴线价值的重要方面，对于价值认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王世仁就提出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就是“这条线上承载了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括疆域统一的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政令通达的理念、平正和顺的理念、至善至美的理念和循序发展的理念。北京市文物局的署名文章，也从“北京中轴线”是“独具魅力的城市特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两个方面予以价值阐释。

在文化内涵的提炼方面，刘庆柱提出包括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在内的古代都城承载着中华历史文化的“中和”基因，张勃更详细地分析了“中和”思想的含义，即中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和谐；致中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执中尚和是致中和的保证；成己成人是致中和的径路等，并认为北京中轴线是中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李建平将中轴线与五行、五镇、阴阳、古代天象、九门宫阙、围合空间等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理解，并不断思考，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归纳为“中正和谐”。高福美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总结为政令所处的政治文化、敬天法祖的礼制文化、前朝后市的商业文化和移天缩地的园囿文化。靳宝从梁启超所说的“壮美秩序”出发，将其进一步阐释为北京城中轴线的四美，即天人合一的神圣之美、礼乐合一的秩序之美、以和为贵的包容之美和水城相融的自然之美。此外，还有学者从“皇权至上”与北辰崇拜、“象天设都”、“平正和顺”等角度进行解读。

目前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阐释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2012年北京中轴线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后，相关研究更加活跃和丰富。从总体路径来看，这一类研究多从内外两个角度切入，“外”即依照国际规定、阐释北京中轴线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价值；“内”则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深入挖掘北京中轴线对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的呈现方式。上述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性、中国都城营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都有重要意义。

（四）北京中轴线保护的路径与对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北京中轴线相关保护实践不断加强。除了历次北京城市总规中有相关规定外，还出台了《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方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等保护规划和设计文件，成为对中轴线实施整体保护的重要依据。目前，保护立法工作也在进行之中，2021年4月15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

与此同时，基于北京中轴线保护的目标与挑战，学者们也从城市空间规划、文化景观保护、历史街区保护等多个角度围绕北京中轴线保护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如李建平提出尽可能保护和恢复传统布局、应当保护与中轴线呼应的个体建筑、管控新建筑物高度、综合讨论保护与利用等建议。吕海虹主张将“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视为资源整合的过程”，通过分解轴线上的各个元素，运用轴线构成知识以及城市设计原理进行选择，从而补充、重新组合，形成完整的轴线风貌系统。王屹则提出“旧城中轴线的保护，关键在于中轴线附近新建的建筑物，在体量、风格上是否能与中轴线相互协调。也就是说要从名城整体保护的角度，来分析中轴线的保护内容和范围。”李飞思考如何将北京中轴线这一“廊道遗产”与旅游业建立良性关系，庞书经等依据“锚固层积效应”原理提出北京中轴线沿线街道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的总体原则是凸显轴线统帅、展现活态历史风貌，强化整体风貌联系。文化景观、景观传记、眺望景观等新理念和方法也被引入到中轴线的保护讨论之中，将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景观来讨论。张宝秀特别强调公众的感知和参与对中轴线保护的意义。李诚强调要利用新科技手段加强数字化建设、通信网络覆盖、融媒体手段展示。单霁翔则总结了“整体保护、有序保护、综合保护和发展保护”的原则，可视为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原则、措施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随着时代发展相关理论和措施也在发展。但这一问题与现实的关联极为紧密，不仅关系到各职能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更直接影响到了众多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如何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应当是今后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北京中轴线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北京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灵魂和脊梁、需要精心保护已成社会共识。北京中轴线申遗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既是这种共识的体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共识。通过对当前研究的梳理，北京中轴线研究未来应该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对北京中轴线的起源和流变研究

学者们多采用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形成于明”的说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指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始于元代”。目前学界对于元代中轴线与明清中轴线之间的关系讨论较多，由于对于传世文献的不同理解，对文献与现实遗存对应关系的不同阐释，也使得北京轴线的起源流变问题争论较多。

不论是从当前北京中轴线申遗的现实需求，还是古代都城研究学术要求来看，北京中轴线的起源流变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争论，需要考古发掘上的突破进展。但是当下北京中轴线的特殊位置决定了短期内考古发掘的突破进展难以实现，因此需要学者一方面借助于其他古代都城中轴线的考古发掘成果来推进对北京中轴线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在文献发现和整理上着力，在数量庞大的明清档案、文献中汲取有效信息，推动相关研究。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加强北京中轴线考古工作。

（二）加强“北京中轴线”概念史和内涵研究

尽管当前中轴线的概念已经广受认可，但对北京中轴线的名称和内涵定义仍存在问题。有学者质疑中轴线的合理性。也有学者关注了梁思成使用的“中轴线”一词的来源，认为他最初使用的是“中线”，后来才使用“中轴线”，从“中线”向“中轴线”的变化，“可能是根据英语axis所作的发明”。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1948年朱启钤还使用过“中心轴线”的概念。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发展，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也略有涉及，但这一概念究竟是如何提出来、如何发展的，并没有梳理清楚。目前由于对“北京中轴线”的定义不同，对历史文献和现实遗迹的理解不同，出现了诸多分歧，进而模糊了“北京中轴线”的内涵对象。因此，厘清“北京中轴线”概念史、在充分凝结共识的基础上对其给出明确的、得到广泛认可的正式定义，是北京中轴线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内涵和价值认知也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强研究。

（三）加强“虚实结合”的北京中轴线研

北京中轴线并非零散的物质景观的简单缀合，而是一条完整地“线”性景观遗迹附着于其上的精神、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在明确北京中轴线的线性完整形态前提上，进一步加强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挖掘。

从“虚实结合”的角度来看，目前对于物质物质景观的研究较为丰富，因此需要在明确北京中轴线的定义和内涵的基础上，突出北京中轴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存在内在相互依存关系。”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北京中轴线不仅承载着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承载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表现为民间文学、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美术以及民俗等多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北京中轴线更具风韵和内涵。已经有学者提出：“中轴线的保护，既应考虑到与文物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考虑到生存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强北京中轴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厘清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类型和传承状况，阐释它们与北京中轴线形成、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思考如何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保护和互相支撑，应该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

（四）加强国外学者对北京中轴线描述、评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人对于都城理想图式与北京自然环境完美结合的产物，不断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作为文化的他者，他们的积极描述、正面评价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和申遗具有意义。国外学者的成果，提供了观察北京中轴线的局外人视角，可以超越局内人容易产生的情感偏向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误判；能够为更全面地认知和理解北京中轴线提供参考与启发；有助于增强外国专家学者和民众对北京中轴线的认知和认同，也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前文已经提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但总体看关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较少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观点，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北京中轴线连接了北京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凝结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追求，不仅是中国都城营建的高峰，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中外众多专家和广大民众的认同。充分动员多元主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北京中轴线，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