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代京师胥吏的富

2024-8-3 11:1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乔|来自: 燕舍谭

摘要: 清代京官的穷是出了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代北京胥吏的富也是出了名的，而且其致富之道也很有特点。　　胥吏是干什么的？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载：“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 ...

清代京官的穷是出了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代北京胥吏的富也是出了名的，而且其致富之道也很有特点。

　　胥吏是干什么的？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载：“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之曰书办。”此外，有时还称作书吏。这里所言之吏，与一般所说的官吏不同，官吏是有品级的衙门负责人，胥吏只是具体办事人员。北京是朝廷所在地，衙署甚多，所以胥吏也甚多，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

对于清代北京胥吏的富，时人多有记述。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曾将吏富与官穷作过这样的对照：“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赀巨亿，衣食享用，似于王者。”（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记)胥吏拥有厚资，就形成了奢侈的生活方式，夏枝巢《旧京琐记》卷一说：书吏“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塾师），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晚清做过北京巡城御史的陈庆溎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述了两个他认识的书吏，一个叫史松泉，一个叫李秋宾，两个都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们可以作为清代北京胥吏之富的典型。

史松泉“家资数十万”，“房屋连亘，院落数层，皆四面廊厢，雨雪不须张盖，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如“自造南豆腐，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鲜明不忍下箸”。李秋宾的豪富也很令人吃惊。陈庆溎有一次到戏园看戏，“开戏半日后，忽见有仆数人，携豹皮坐褥、细磁茶壶，白铜光亮水烟袋，尚有二三优伶，拥一肥胖老者登楼。少顷，年少名优，相继上楼陪侍，园主人周旋殷勤，送茶点者络绎不绝”。一打听，才知此肥胖老者是国子监经承李秋宾。清代北京的胥吏多住在正阳门以东和崇文门外，由于他们生活富足，“恒多华宅”，所以清代北京流行“东富西贵”的说法，其“东富”就是指胥吏和富商。(《清稗类钞·胥役类》)

这些胥吏是怎样致富的呢？概括地说，靠熟悉例案公务，挟制堂官（尚书、侍郎）、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从而放手作奸，大肆索贿——这就是胥吏的致富之道。以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例，这些衙门每天要办理全国大量的刑名钱谷、任免官吏、兴办工程等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但对于这些案牍之事，堂司官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四书五经八股文)，尤其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要谙熟繁多、灵活的“例”（诸如“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余条之多)，对这些“例”，堂司官更是极为生疏。而胥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又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司官”。其具体情况，如《清碑类钞》“各部书吏主案牍”条记载：“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一记某京吏在酒肆里向人夸耀说：“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由此可见胥吏的权力之大。

胥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六部衙门的公务不同胥吏索贿也就各有特点。如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胥吏，胥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如果多人同时行贿，则根据行贿数目的多寡，在铨选名单上“开列其先后”，如果“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所以求官者都肯花大钱巴结吏部胥吏。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由于军费报销往往出入很大，可在一百几十万两银之间，所以户部胥吏索贿的数目也都很大，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于是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候”的说法。

史松泉就是户部银库的胥吏，外省每个月都要往京中解饷银和汇票庄银券，他一任数年，遂至巨富。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还记载了这祥一个生动的例子：福郡王征西藏归，户部某书吏索其军需报销费，福王大怒说：小胥竟敢向大帅索贿！书吏答道：若不赏我以巨资，报销之事就要办三年，皇上怪罪下来，必兴大狱，我这是为您着想呀。福王听罢，果赏以巨资。其他几部衙门虽不如吏、户二部油水大，但也有利可图。如工部事虽较简，“然遇大兴作，书吏辄大获利”，礼部向称穷署，但在会试或大婚国丧之年，仍可获大利，刑部书吏则总是盼着外省发生大案，到时定有油水可捞。总之，凡有公务可办，就有索贿发财之机。

　　胥吏作奸索贿有不少手法，伪造公章、涂改文书、写匿名索贿信就是其中几种。据《狱中杂记》载：“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同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胥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其受了斩刑。何刚德《春明梦录》还记述了广西提督冯子材参奏部吏给他写匿名索贿信的事。

　　尽管胥吏很富，实际权力也很不小，但社会身分却是微贱的，而且名声也不光彩，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极看不起他们。冯桂芬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诸隶仆。”(《显志堂稿》卷九《易吏胥议》)李慈铭则称胥吏是“黑衣下贱之流”。但由于胥吏一业“为之易而得钱多”，所以许多重利轻名者宁愿放弃举业而充当胥吏，《凌霄一士随笔》就记载北京“土著入塾读书之人，多趋于斯”。有许多胥吏还是世代相袭的。

　　就官贵而穷，胥吏贱而富，这一清代官场中的“怪现状”，充分暴露出清朝统治的严重弊端，而这些弊端又恰是清王朝自身所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