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避暑与海滨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

2024-8-3 13:5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潘淑华海上倾城|来自: 空间记忆研究

摘要: 摘要：本文通过位于河北省临榆县的著名海浴场北戴河，分析民国时期海滨及海浴在中国城市菁英及民众新兴的休旅文化中之位置。由于清末铁路发展及西方人的经营，北戴河从无人知晓的地理「空间」，逐步演变成为拥有独特 ...

摘要：本文通过位于河北省临榆县的著名海浴场北戴河，分析民国时期海滨及海浴在中国城市菁英及民众新兴的休旅文化中之位置。由于清末铁路发展及西方人的经营，北戴河从无人知晓的地理「空间」，逐步演变成为拥有独特性格、名闻中外的「地方」，中国人对海滨的用途和价值有全新的认知。1910 年代，以朱启钤为首的中国城市菁英，组成「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在联峰山建构富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文景观及休闲文化，赋予北戴河一层新的意义及地方感。1920 年代，北戴河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海滨旅游胜地。虽然能够到北戴河旅游避暑的主要是上流人士，但随着有关北戴河的旅游指南及游记愈来愈多，未能亲身到北戴河游览的民众，也能通过旅游出版物想象北戴河的景观和意义。而公益会所经营的空间，既象征阶级的排他性，同时也发挥了民族认同的融和性。本文指出，北戴河的休旅空间的经营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感之演变，不单反映当地中国人及西方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参与塑造城市菁英的民族及阶级身分认同。

关键词：北戴河、海浴、朱启钤、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旅游指南

一、前言

1924 年，时年 27 岁的徐志摩（1897-1931）在文坛渐露头角，于《文学旬刊》发表〈北戴河海滨的幻想〉。此篇短文中，徐志摩并不着意于细述北戴河的风光，而是要向读者剖白在北戴河海滨上的思潮起伏。因为左眼发炎，没有跟随同伴到海边逐浪；徐志摩独自坐在海滨屋前，一边感受清晨的海风，一边远眺「浴湶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北戴河似乎是让他无所事事暂时逃离现实各种烦恼的空间，海洋则成为他的人生隐喻。他写道：「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命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清翳」。他最后说，北戴河可以让他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以及「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文人逃离市井的烦嚣，以净化心灵，通过重投大自然以回归自我，在中国有悠长的历史，这种文化倾向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而海滨从大自然空间，转化为中国上流社会以至普罗大众的消闲活动空间，是值得深入探讨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崭新文化现象。

海滨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但人们对海滨的态度，却是一种集体的文化建构，并且因时地而异。无论是在中国或西方文化中，海洋及海滨最初皆被视为令人惶恐不安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自然领域。把海滨转化为闲暇空间，源自西方数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阿兰．柯班（Alain Corbin）在《海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Sea）一书中，追溯西方文化从恐惧海洋到拥抱海洋的历程。他指出，海洋令人联想到圣经中上帝用以惩罚人类的大洪水，同时也被视为各类不知名的妖怪的居所，是满布危机的异域。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对海洋的恐惧出现变化：海洋学（Oceanography）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海洋的了解和认知，海洋遂变得不如过往般危险和神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亦改变了西方文化对大自然的态度。诗人开始到海边寻找创作灵感，画家笔下的海洋，也从波涛汹涌逐渐变得波平如镜。

第得耶•尤班（Jean-Didier Urbain）在《海滩上》（At the Beach）中，分析了海滨文化意涵在西方的转变。他指出在十九世纪开始出现的海滨渡假风气与传统的旅游文化有明显差异。停驻在海滨上的「渡假者」（vacationer），并不像不断进行空间移动、寻幽探秘的「旅客」（tourist）般，以探索大自然或了解异文化为目的。这些来自城市的静态渡假者（sedentary vacationer）到海滨去，只是为了找寻难得的宁静环境及单纯简朴的氛围，并通过旅程进行对自我身分的觅寻与重构。艾丽斯·加纳（Alice Garner）的《多变的海滨》（A Shifting Shore），细致描绘了法国海滨渡假胜地阿卡雄（Arcachon）从小渔村被改造成为海浴胜地的过程，以及当地渔民如何在此海滨休旅文化中，被「物化」为旅客的海滨想象的一部份。旅客的出现更改变了海滨的人文景观：当旅客与渔民在使用海滨的权益上出现矛盾时，渔民的活动空间受到愈来愈多限制，最后甚至被赶走。

西方的海浴及海滨休旅文化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被移植到亚洲，慢慢改变了中国人对海滨的空间概念。传统中国社会视海滨为荒芜无用之地，充其量只是作为盐场或捕鱼的经济场域。到了二十世纪初，一些中国人慢慢接受了海滨的休闲用途，视之为可用作避暑及疗养的地方。西方海浴在华人社会所带动的海滨地理景观及文化变迁，已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笔者有关殖民地时期香港著名海浴场浅水湾的研究，从殖民地的空间政治的角度，探讨 1920 及 1930 年代香港海滨与海浴文化的发展。指出由于英国「公共卫生」及「闲暇」等概念以及商业利益的考虑，香港政府及资本家在 1910 年代推动海浴文化，共同把位于南岸的浅水湾，营造成上流社会海浴及闲暇胜地。然而社会及种族界线并非固定不变的，在舆论压力下，浅水湾最终成为不同阶级及种族人士共享的消闲空间。马树华有关民国时期青岛海浴场的研究，分析政府对海浴场的管理及控制，以及海浴如何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份。其认为海浴场体现了政府的市政成就，并为城市赢取声望，海浴场亦「构筑起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

以上的研究，展示了推动海滨空间的文化意义变迁之不同力量。海滨空间虽然是远离现代都市的「荒野」（wilderness），但它被塑造成休闲空间却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城市居民逃离被现代化发展，弄得污烟瘴气的都市短暂安身之所。可以说，近现代的海滨有着含混的意义，它既是「现代」的，也是「反现代」的。另外，「渡假者」虽然被海滨朴实的大自然风貌所吸引，但由于他们的终极关注是追寻自我身分及满足对异域的空间想象，因而不惜改造海滨的大自然以至人文景观，以满足自己的预设与想象。西方海滨休闲文化在华人社会的移植，引申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及民族差异与交融之问题。香港及青岛海浴场的迅速发展，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人欣然接受并积极实践来自西方的海滨与海浴文化，海浴场甚至成为体现「现代性」及政府管治成就的指标。

本文集中探讨位于河北省临榆县的著名海浴场北戴河，以了解民国时期海滨及海浴在城市菁英及民众新兴的休旅文化中之位置。北戴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1949 年后，北戴河成为中共政权领导人的消暑胜地，也是非正式的政治决策中心。毛泽东（1893-1976）在 1954 年写成〈浪淘沙‧北戴河〉，当中他面对白浪滔天，咏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似乎视北戴河为中国急遽的政治变化的缩影。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末北戴河被「发现」后，一直铺展着海滨、休闲与国家政治三者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在民国时期，如徐志摩等城市菁英分子到北戴河海滨渡假，这既是对自我身分的反思和寻觅，也是阶级身分的呈现，更是体验及体现「摩登」文化的途径。而北戴河作为由西方人开发及管理的闲暇空间，同时又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缩影，勾起中国人的无力感与无能感。因而要了解北戴河多层的、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矛盾的含义，以及北戴河作为休旅空间所带动的社会及文化变迁，我们必须追溯其建构过程及在不同媒介中如何被再呈现。就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强调要理解空间如何塑造人们的文化与活动，必须先弄清楚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当中的权力关系。他认为空间并非自然生成的理所当然的存在（absolute space），空间既是由社会关系塑造而成的产物，同时也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项重要元素。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亦强调，由于人们的参与及塑造，空间的意义不断在转化。他把「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区别开来，有别于「空间」的开阔与广袤无边，「地方」拥有较具体的地域及文化身分。人在「空间」移动，在「地方」停驻；「空间」代表自由，「地方」则给予安全感。因而我们必须关注「空间」如何转化成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地方」，并被赋予独特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与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及体验又如何相互影响。地方感对身分认同的形成因而有密切关系，人们在闲暇空间所塑造及体验的地方感，帮助他们重新发现或加强自我身分认同。

有关民国时期北戴河的研究成果不多，其关注点主要有二：一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论述管治北戴河的困难及成效；二是考察民国时期的画报对北戴河海浴文化的再呈现。本文则强调北戴河的休旅空间的经营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感的演变，这些变化又如何反映及重塑当地中国人及西方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中国城市菁英的民族及阶级身分认同。文章首先分析清末铁路发展如何令北戴河进入在华西方人的视野。在西方人的经营下，北戴河从无人知晓的地理「空间」，被经营成为拥有独特性格、名闻中外的「地方」，中国城市菁英因而对海滨的用途和价值有全新的认知。文章的第二部份分析北戴河在进入华人城市菁英的视野后，其景观及所代表的休旅文化的转变。1910 年代，以朱启钤（1871-1964）为首的中国城市菁英组成「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凭借与北洋政府的密切关系，确立中国人在北戴河海滨的控制权，并在其控制的联峰山（又称莲蓬山、西山）建构富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文景观及休闲文化，北戴河因而被赋予一层新的意义及地方感。

第三部份通过多本北戴河旅游指南，再辅以多篇不同时期出版的北戴河游记，分析北戴河休旅空间的再现，以及印刷媒体对北戴河休旅空间的再现与塑造。这些旅游指南包括由京奉铁路管理局于清末开始编制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徐珂（1869-1928）撰写并于 1921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戴河指南》、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干事管洛声（1867-1938）于 1925 年写成的《北戴河海滨志略》，以及北宁铁路管理局与中国旅行社于 1935 年出版的《北戴河海滨导游》，13结论部份以北戴河个案引申出「城乡对立」论述的局限性，以及远离城市现代文明的海滨对城市人想象与体验「摩登」的重要性。

二、交通网络与北戴河海滨的「发现」及开辟

究竟是谁首先「发现」北戴河？「发现」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词汇。在还未成为海滨渡假胜地之前，现被称为北戴河的海滨区域已存在于清朝的管治版图中，隶属河北省临榆县，位于戴家河的出海口，邻近山海关及秦皇岛。根据光绪四年（1878）的《临榆县志》，北戴河海滨附近有不少村落，如刘家庄、草厂庄、丁家庄、单家庄等（附图 1）。虽然濒海地区人烟稀少，但村民对邻近的海滨绝不会陌生；因而从中国的角度，并不存在谁「发现」北戴河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北戴河作为休旅空间的潜质在西方人「发现」后，才得以转化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海滨渡假胜地。1899 年 7 月，《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刊登一篇名为〈中国的疗养地：北戴河〉（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的文章，来自英国当时居于天津的作者马莱绪（William Mcleish, 或译麦莱绪、麦赖斯）对北戴河推崇备至，认为其美丽如画的景色绝不逊色于欧洲的著名海滨。文章中提出谁发现北戴河的问题，但认为由于不少人争着追认自己是北戴河的发现者，所以最好还是避免提出这个容易引起纷争的问题。不过他指出，铁路的兴建及参与其中的西方工程师，是令北戴河被「发现」的主要原因。

图1 北戴河、联峰山和各村庄位置

资料来源：《(光绪)临榆县志》，卷首，图，页8

海滨度假胜地一般位于远离城市的边陲地带，由于地理上的边缘性，才使其得以成为城市人逃离繁嚣的短暂避难所。但另一方面，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和经营，有赖现代交通网络将海滨与城市连系起来，使大规模之人的流动成为可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及欧洲，铁路网络是海滨度假胜地发展的关键，在中国亦有类似的发展。北戴河能够被营造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海滨闲暇胜地，契机是清末京奉铁路（1928 年后称为北宁铁路，又称宁渖铁路）的兴建，使偏远的北戴河进入西方人及中国人的视野。兴建京奉铁路的最初目的是发展经济而非休旅文化。为了开发煤矿，清朝于 1881 年开始于河北唐山兴建以运煤为主的唐胥铁路（连结唐山与胥各庄）。其后由于军事需要，清朝于 1890 年在山海关驻兵，因而决定延伸铁路（即津榆铁路，于 1894 年落成。津为天津，榆为榆关，即山海关）。其后铁路陆续向东北延伸至奉天（沈阳），向西延伸至北京；1907 年此铁路被命名为京奉铁路，全长 844 公里。京奉铁路上有北戴河站，北戴河因而得以与北京及天津等大城市连系起来。从天津到北戴河车站只需 6 小时。16不过由于京奉铁路的北戴河站与海滨相距颇远，民国初年，在经常到北戴河渡假的上流人士（当中包括外国使节）要求下，铁路局决定建北戴河支线，以连接北戴河站及北戴河海滨（新建的车站名为北戴河海滨站）。并于 1914 年动工兴建，1917 年筑成通车，全长约 10 公里。

在此必须说明，在清末民国时期，「北戴河」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而是泛指戴家河以东的海滨区域。根据《中国的疗养地：北戴河》，北戴河之名源自当地的「北戴河村」，此村落并非濒临海滨，但由于京奉铁路在此区域兴建的车站邻近北戴河村，因而名为「北戴河站」。结果，北戴河从一个村落的名称，演变为泛指当地的海滨区域。铁路不单把北戴河与天津和北京连结起来，也令北戴河的海滨通过命名，从没有名称的地理「空间」，变为有独立名字及被赋予独特「地方感」的「地方」。

但为何清政府在京奉铁路上建立北戴河站呢？这很可能是参与铁路工程的西方工程师的影响。在此铁路计划中被委任为总工程师的英国人金达（Claude W. Kinder, 1852-1936），因勘察铁路地点而发现了偏远的北戴河，一些英美教会人士亦相继到该地游览，北戴河因而进入在华西方人的视野。在夏天，北戴河的平均气温约摄氏 25-28 度，比北京及天津动辄 33 度或以上的气温凉快得多。西方人发现北戴河的美景及怡人的天气后，把该处开辟成为他们的避暑及海浴胜地。1893 年由于兴建山海关的一段铁路，西方工程师吐纳耳（F. B. Turner）遂居于北戴河。铁路于 1894 年完成后，往来北戴河较以前方便，到北戴河建屋作为避暑居所的西方人愈来愈多。《北华捷报》指出北戴河为住在闷热的天津之西方人提供了避暑海滨胜地，他们为同一目的涌至北戴河，就是在海边找寻合适的位置建房子。中国人亦开始了解北戴河发生的变化，1898 年上海《申报》报导：「津榆铁路自通山海关后，西人络绎趋北带河［按：即北戴河］购地建屋，以为逭暑之区，盖其地抱水环山，夏时凉颷飒然，不似津城之热恼」。当地村民对于西方人愿意以可观的价钱，向他们购买并不肥沃的土地，最初心存疑虑。外国人不但购地建屋，并且在岸边各自搭建铅皮小屋，作为海浴时用的更衣室。

1898 年是北戴河发展的转折点。由于根据清廷规定，只有教会得到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购买土地，因而其他外国人也只能通过教会在北戴河购买土地建屋。221898 年 3 月，总理衙门奏请开辟位于北戴河以北的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奏折指「北戴河至海滨之秦王岛隆冬不封，每年津河冻后开平局船由此运煤，邮政包封亦附此出入，与津榆铁路甚近……殊于商务有益」。同年4 月，美国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呈请「由秦王岛至戴赭河［按：即北戴河］洋人建屋处沿海岸往内三里地方及往东北至秦王岛对面地方均划归通商地界」。被清廷委托对此探究可行性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清政府「自开商埠」可保自主权，此有异于「约开之通商口岸」。清廷遂把秦王岛至北戴河沿海划为自开口岸，并订立土地政策，「凡自开口岸，其地亩愿卖与否，均听民间自便，外人不得强勉」。25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后，到北戴河避暑及建屋的西方人更多。

1896 年西方人兴建的房屋有二十多间，1899 年已增加至近百间，人数约有 400 人，房屋的价值亦暴涨。这些西方居民意识到需要成立自身的组织，以有效管理此海滨避暑地。1906 年，《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主编撰文认为在北戴河置有产业的西方人，应联合制定管理规条及卫生章程，并向中国政府申请在当地建立民政厅；此提议并没有落实。但亦有西方人心存怀疑，认为作为「自开商埠」的秦王岛及北戴河，并不能成立如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但这无碍在北戴河不同区域居住的西方人分别成立团体，管理北戴河各个海湾（附图 2）。除了早于 1894 年由英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成立的「石岭会」（Rocky Point Association）外，1910 年代在北戴河相继出现了「东山会」（East Cliff Association）、庙湾会（Temple Bay Association）及「灯塔会」（Lighthouse Point Association）等西方人团体。

附图2 北戴河区域图

资料来源：Peitaiho Directory1924(Tientsin:La Librairie Francaise,1924),无页码。

由于铁路交通逐步改善，不单侨居于北戴河的西方人日多，以致「海滨之土，几无隙地」，不少中国人亦慕名而至。政府高层官员及熟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享有社交网络及经济资源条件，得以较早知悉及实践这种新的海滨避暑文化概念。其后，报章、旅游指南及游记等出版物成为重要的推广媒介。

例如在 1900 年代先后出任天津海关道及顺天巡抚的唐绍仪（1862-1938），因患肺病，于 1909 年到北戴河养病，报章指他「自易地养病后，甚有功効，近日回津，其病已大愈矣」。过往官员回乡养病的传统已出现变化，把海滨视为疗养地的西方观念慢慢为中国政客接受及模仿。女作家吕碧城（1883-1943）是另一位早年到北戴河的少数中国旅客之一。311910 年，她到北戴河养病，并探望在当地联峰山顶建有别墅的英国友人甘德璘（Candlin, 亦译作甘林）女士，之后在《妇女时报》发表〈北戴河游记〉一文。她在文章中描述了西方人在当地的海浴盛况，把海浴中的女性形容为「簇拥芙蓉，彷佛浴神化身千百，作水国之嬉游也」，她对此为之「目眩神移」。文章末段总结此行的感受：「吾国人当炎夏之际，褦襶汗喘于市井之间，国有胜境，不知辟而游之，乃为他人捷足先登，反宾为主」。吕碧城在此把民族情感注入海滨的休闲空间，表达了洋人在中国土地上「反宾为主」的慨叹，文章同时反映出两种观念的变化：（一）认为中国人应如西方人一样，在炎夏时需要离开城市∕「市井」避暑；（二）海滨是避暑的「胜境」。炎炎夏日不单是对季节的客观描述，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感知方式，炎夏是一直存在的，中国过去亦存在不同的「消暑」或「消夏」方式，但城市的炎夏变得难以忍受，而要到海滨避暑的心理需求，则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西方的海滨避暑文化，逐渐模塑了中国人对暑热的身体经验的敏感度及反应，可见身体或感官的觉知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

三、休旅文化与空间政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

吕碧城于 1910 年慨叹北戴河这胜境被外国人捷足先登占有。1918年由朱启钤为首的一群中国商人、政客，组成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在其 1925 年出版的《北戴河海滨志略》中，把公益会的成立，解释为中国人夺回北戴河主权之义举，指摘「石岭会骎骎行政之权，乃行政官放弃不问耳」，以至「石岭会组织，最早几有喧宾夺主之势」，「今以公益会团体之力，斤斤争主权」。书中进而指由于「公益会成立急起直追，以经画巿政保存主权，虽财力限之，未能多所兴举，而地方顿改旧观」。今天，北戴河的一个海滩上竖立着一座朱启钤的铜像（附图 3），基石上的解说延续着公益会重夺北戴河主权的民族主义论述。36海滨是休旅的空间，但海滨空间的控制与管理，却被赋予了民族意义，休旅空间因而也成为了塑造民族认同的场域。令人费解的是，石岭会早于 1894年成立，为何朱启钤在 1918 年才采取行动抗衡石岭会？究竟朱启钤凭借甚么政治及文化资源，通过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下称「公益会」）以「斤斤争主权」？朱启钤所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群体？此群体以甚么理念经营北戴河？他们所管治的海滨，与西方团体所管治的地域有何差异？这种差异是什么因素造成？又蕴含了什么文化意义？朱启钤是公益会的关键人物，自 1918 年至 1927 年间任会长一职。他在民国初年为北洋政府要员，曾任交通总长，是「交通系」重要人物之一。37「交通系」与袁世凯（1859-1916）关系密切，朱启钤亦是袁世凯的支持者，更出任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的处长。袁氏称帝失败并于 1916 年病死后，朱启钤被通缉，仕途似乎已走到尽头，因而视北戴河为归隐之所。这解释了为何朱启钤在翌年于北戴河海滨购地置屋，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其在 1917 年「经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自食其力，又与室人偕游北戴河海滨，买山筑室作终焉之计」。结果他在联峰山建成「蠡天小筑」，其后甚至把逝世的家庭成员也安葬在北戴河住所旁，坟地名为「朱家坟」。

附图3 北戴河海滨朱启钤铜像

资料来源：潘淑华摄于2013年8月4日

事实上，退隐北戴河的朱启钤与北洋政府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密，他自清末开始与徐世昌（1855-1939）关系密切，1918 年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的徐世昌，于 1919 年委任朱启钤出任北方总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朱启钤与北洋政府的政治联系，亦使北戴河成为重要的非正式政治空间。早于 1918 年，北洋政府不同派系间的议和活动已在北戴河举行。1918 年 8 月，上海《申报》的一篇杂评，指出了北戴河由归隐场所转变为政治中心的微妙政治角色：

北戴河为向来避暑之佳地，亦即为欲避政潮者之归隐所也。然而今日之北戴河则已一变而当政潮之冲，官僚政客麕集河上，所谓京津方面和议之活动，以北戴河为中心者。

可见，北戴河虽然在地理上远离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却是重要的政治场域，是当时非正式的政治谈判场所。

在 1918 年《申报》指出北戴河的政治重要性之时，朱启钤正着手成立公益会，积极发展改造北戴河的大计。暂时没有足够数据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两者的关系，以及朱启钤成立公益会以发展北戴河，是否其政治计划的一部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朱启钤成立公益会后，到北戴河建屋避暑的名流政客愈来愈多。朱启钤刚到北戴河时，在联峰山南麓一带建有别墅的，只有「交通系」领袖梁士诒（1869-1933）。朱启钤积极吸引其他名人到北戴河建屋，联峰山一带出现的别墅愈来愈多。其女儿士朱洛筠回忆说，「先父这种做法无非是设法引起他们对海滨的兴趣，并来此建筑别墅，然后好捐资开发」。1919 年，公益会拟定章程并正式成立时，上呈内务部的文件共有 15 人签署，当中除「交通系」的朱启钤、梁士诒、施肇曾（1867-1945）及周自齐（1871-1923）外，也有其他军政商界重要人物，如段芝贵（1869-1925）、周学熙（1866-1947）及曹汝霖（1877-1966）等。朱启钤的推动及公益会的成立，促使北戴河成为中国政商名流的重要休闲避暑空间，并继续作为非正式的政治谈判场所。

公益会着手发展北戴河的休旅空间，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公益会拥有北戴河联峰山南麓的一大片土地，联峰山前是理想的海滨（后被开辟成 3 个海浴场）。前文提到，过去中国社会对海滨抱持漠视的态度，令吕碧城慨叹中国人「国有胜境，不知辟而游之」。西方人既已纷纷在北戴河买地建屋，朱启钤如何获取土地以构筑其理想的休旅空间？首先，他所发展的联峰山南麓本是德国军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接让朱启钤得到发展北戴河的机遇。德国在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中，通过参与八国联军介入中国事务，并在北戴河一带建立军营。1906年清廷接收德军的北戴河军营，但根据协定，德国仍可向中国借用军营作避暑用途。德国政府随即在 1907 年为其驻北京使领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别墅，可见并不愿意放弃北戴河的使用权。44直至 1914 年 8 月，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鉴于因战事无暇兼顾军营，驻华德国使领把军营交还中国。后中国于 1917 年向德国宣战，德国战败最终未能取回北戴河军营。朱启钤凭借他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加以利用此难得的时机，以发展地方公益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借用面积共约 147 亩的德国军营。

此外，在 1919 年朱启钤上书内务部成立公益会的同时，成功要求内务部禁止西方人在其打算发展的范围内进行土地买卖。他期望政府「遇有外人欲租联峰山及鸽子窝范围以内之地，其契一律不准投税，以杜纷争而保存地方名胜古迹」。由于他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呈请很快得到批准。公益会此举可说是以「公益」及「保存地方名胜」的话语，把原来属于当地人拥有的土地，不费分毫纳入公益会的控制及发展范围。

其后，公益会又从在北戴河拥有大片土地的张叔诚（1898-1995）手上得到联峰山的部份土地。张叔诚并非北戴河村民，他的父亲张翼（即张燕谋，1846-1913）在清末曾出任工部右侍郎及总办路矿大臣。张翼以张积善堂的名义，于1897 年购买北戴河联峰山上联峰寺（即观音寺）的公产。根据公益会干事管洛声的《北戴河海滨志略》中解释，联峰寺及其寺产原为当地名为「十三牌」（「牌」又写作「排」）的村落联盟共同拥有。并非所有「十三牌」村落成员皆同意这次土地交易，引致其后「十三牌争讼不已」。张翼在1913年因病去世后，张积善堂在北戴河的土地，由其子张叔诚继承。张叔诚愿意把联峰山的土地捐给朱启钤的公益会，相信与两人在中兴煤矿的关系有关。1899年张翼在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筹办中兴煤矿公司，其去世后，发展一直不顺利的中兴煤矿公司改组，北洋政府重要人物徐世昌成为董事会长。上文提到，徐与朱启钤关系友好，因而推荐朱启钤出任董事，更让朱代其履行董事会长的职务；当时仍然年幼的张叔诚则出任监察人一职。朱启钤因而可说是张叔诚的长辈及中兴煤矿的合作伙伴，两人关系密切。公益会成立后，张叔诚不单捐献1,000 元给公益会作经费，更在朱启钤的倡议下，把张积善堂名下在联峰山的土地捐出，建成莲花石公园。把「争讼不已」的土地捐作「公益」用途，转化成为向公众开放的闲暇空间，或许是中止争议的有效解决方法。连同原来的德国军营，公益会得以不用花费分毫而把联峰山的土地纳入管理范围。可见，公益会获取土地资源的过程并不涉及向北戴河的外国力量「争主权」，当中成功的关键是与北洋政府的密切政治联系。公益会在北戴河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导致当地西方人不满。1924 年，《北华捷报》报导公益会自视为北戴河的合法行政机关，随意制订规则，例如禁止任何人取用沙滩上的沙石；当地人盖房子，需要向公益会缴纳每个房间 10 元的费用。庙湾会因而向天津的外国领事投诉，希望当地政府保护北戴河公众的权利。

公益会的影响力，亦反映在北戴河景观及地方感的变化。公益会进行一系列的空间改造工程，包括修桥筑路、建医院和学校、植树造林、在海滨开辟海浴场，重修联峰山上的观音庙及兴建莲花石公园等。公益会的工程对北戴河原有的景观及空间带来意义深远的变化。首先，公益会接受了西方的海浴文化，在海滨开辟海浴场，指海浴有益于健康（见下文），但同时亦锐意为北戴河西式别墅建筑为主所构成的海滨景观加入了中国元素。观音庙及莲花石公园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莲花石公园内有形似莲花的大石，公益会在公园内广植松树，并建一草堂，名「松涛草堂」；游人可在公园内欣赏奇石及静听松涛，这些都是过去中国文人雅士喜好的活动。其次，公益会亦为其工作赋予浓厚的民族自强及与帝国主义抗争之意味。例如在 1933 年公益会的一次会议中，一位会员说：「本会于民国 7 年中国加入欧战后成立，并非为个人娱乐起见，完全是为争国际地位，不忍坐视地方事业经营之权落诸外人之手」。但事实上，「争国际地位」的民族主义论述，并不见于公益会早期的文件，例如上文提到于 1919 年公益会成立时给内务部的呈文，并没有提到任何对北戴河「主权」的关注，其所凭借的理据，是保存山川名胜及兴办公共事业的政治意义，指「山川草木之菁英，实为国民高尚之精神所寄」，至于「公共事业之兴举与否，尤为居民自治能力的表示」。可见空间的意义，是随着不同时代兴起的政治论述而不断被建构的。这亦反映了对公益会来说，纯粹作为「个人娱乐」的闲暇休旅并不足以令北戴河的空间及他们对北戴河的经营变得有意义，而必须辅以更高尚宏大的理据。公益会在早期利用培养「国民高尚之精神」及展示「居民自治能力」等论述，以支持开辟海滨为休旅空间的发展计划。但当民族主义在中国日益高涨时，发展及管理北戴河亦被赋予了「争国际地位」的意义。休旅的空间，同时也成为体现及加强民族认同的空间。

四、想象北戴河；旅游指南中的海滨与海浴

1910 年代，北戴河海滨站落成及公益会成立，缩短了北戴河与中国社会在地理及文化上的距离。1920 年代，北戴河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海滨旅游胜地。虽然能够到北戴河旅游避暑的主要是上流人士，但随着有关北戴河的出版物（包括旅游指南及报章杂志上的游记）愈来愈多，即使民众未能亲身到北戴河游览，也能通过这些旅游出版物想象北戴河的景观和意义。中国人的旅游地图及空间概念地图已被重绘，地图上的「北戴河」变得愈来愈耀目。不能忽略的是，为旅客提供游览信息的出版物并非在民国时期才出现。过去以商旅为对象的「商人书」，为出门经商的旅者提供各种路程的信息，当中亦包括各地旅游名胜的介绍，例如明朝的《新刻士商要览》及《天下水陆路程》。同时期也有名为「便览」的旅游手册出现，如《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所代表的旅游文化，其内容及目的与帝国时期的路程书及便览之类的出版物，主要差别在那里？

推广北戴河的英文及中文旅游刊物自清末已出现。上文提到于 1899 年刊行的《中国的疗养地：北戴河》，是有关北戴河的英文旅游资料的好例子。而最早有关北戴河的中文旅游数据，相信是京奉铁路管理局于 1910 年开始编制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下称《京奉路指南》）。此指南每半年出版一期，为旅客介绍京奉铁路的基本资料及各铁路站的名胜古迹、物产、货币、交通、学校、旅馆、银行等资料。《京奉路指南》与过往的旅游手册有何不同？是否反映了新式旅行文化的出现？铁路无疑是新颖便捷的交通工具，它大大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感，并且引入了现代时间概念，旅客必须依从铁路所定下的时间节奏，根据时刻表乘车及规划行程。这是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规范。其次，《京奉路指南》的出版，不单是为了方便旅客利用铁路进行活动，而且是为了推广铁路的应用，鼓励旅行。京奉路局总办陆绪声在序中如此解释出版目的：「各国铁路皆有发明交通情事之纪载，所以谋路政之繁盛，便行旅之取携，用意良善」，他因而派人搜集数据，编成指南，「非敢谓振兴路政之一端，亦聊以报商旅之出于其涂者，俾日趋于便利而已」。序中特别指出「非敢谓振兴路政」，恰恰反映此点非常重要，希望藉此彰显京奉铁路管理局在发展现代化交通网络的贡献。为推广铁路运输以增加盈利，京奉铁路管理局当然希望更多旅客乘搭此铁路。指南的序言亦反映了其针对的读者为「商旅」，当中固然包括以旅游闲暇为目的的旅客，但相信乘客中占多数仍是以商务为目的。不过由于北戴河并非商业重镇，因而可以肯定乘火车到北戴河的旅客，绝大部份是为了休闲娱乐。上文提到，1914 年开辟北戴河海滨站，也是由于到当地避暑的旅客人数不断增加。

京奉铁路局为了商业利益，锐意推广北戴河铁路旅游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在出版旅行指南之前，铁路局曾制作一幅旅游招贴广告画，画中是一名身穿无袖上衣及短裤的女士，她打着太阳伞，悠闲地骑在驴上（附图 4）。据说此图是 1896 年英国传教士甘林在别墅（即前文提到吕碧城于 1910 年到访的房子）的落成典礼上，由甘林的一名友人即兴创作。京奉铁路总工程师金达把此画作制作宣传画，在夏天张贴于各火车站及外国人居住的地域。女士骑驴的意象其后在不同媒体得到强化，例如一首题为「西女骑驴」的北戴河竹枝词：「得得行来不用扶，倒骑侧坐弄娇躯，看她一样纤纤质，华女如何魄力输」。此作品载于管洛声的《北戴河海滨志略》，为北戴河海滨竹枝词 15 首之一，作者不详，创作时间为「辛酉」，估计即 1921 年。同书亦刊戴了京奉铁路局女士骑驴的广告画，并名之为「仕女骑驴图」。

附图4 仕女骑驴图

资料来源：管洛声，《北戴河海滨志略》，页192。

1917 年北戴河海滨站落成，成为京奉铁路 88 个车站之一。是年出版的《京奉路指南》，除了原有的北戴河站外，亦加入了北戴河海滨站的旅游资料，不过只有聊聊数句：「北戴河海滨为中西人避暑之地，本支线系民国六年筑成，自北戴河站至海滨站计长四十三里（按：此为华里），由北京天津奉天等站往海滨之游览票只售头等二等」。《京奉路指南》同时提醒读者，北戴河并没有旅馆，不过每逢夏季，天津裕中洋饭馆设在联峰山的支店会兼营为旅馆，接待旅客，「每日房饭洋六元，过时即闭」。可以想见，1910 年代在北戴河若没有房舍别墅或亲戚朋友接待，到当地旅游并不方便。大概一般读者不会因为《京奉路指南》中如此简单的解说，而决定到北戴河旅游，至于已有计划到北戴河旅游的人士，这些简短的数据所能提供的帮助亦颇有限。

鉴于北戴河在 1910 年代的重大发展，包括北戴河海滨车站落成及中国人组成的公益会的成立，上海商务印书馆在 1921 年出版《北戴河指南》便变得容易理解。当然，《北戴河指南》只是同时期出版的众多旅游指南之一。民国时期涌现大量旅游指南，反映了旅游文化的蓬勃，而当中不少由商务印书馆及中国旅行社出版。59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戴河指南》是第一部专门为介绍北戴河而撰写的中文旅游指南，作者是徐珂。序言写于 1921 年 6 月，可以假设指南亦是在 1921 年完成。徐珂为浙江杭县（即杭州）人，1889 年成为举人，曾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最为人熟识的著作是汇集了清朝各类掌故的《清稗类钞》。除了《北戴河指南》外，他亦撰写了多个地区的指南，包括《西湖游览指南》（1913）及《实用北京指南》（1920）等，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戴河指南》全书 76 页，书后另附有 11 页的《秦皇岛指南》，徐珂解释由于两地相距甚近，「汽车顷刻可至，客之在河避暑者，辄以暇日往游」，因而同时收入《秦皇岛指南》，以方便读者。然而他亦承认，秦皇岛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以北戴河而牵连及之，得闻于世」。那又为何多此一举，为乏善可陈的秦皇岛撰写旅游指南呢？原因是他期望秦皇岛日后有所发展，「足以独立于世，不必依附北戴河之末光，亦若吾之所望于吾政府吾人民也」。这句话显然是徐珂针对北戴河得力于西方人开发，进而抒发内心的无奈及对中国未来的寄望。

《北戴河指南》提供的数据比《京奉路指南》详细得多，当中包括北戴河的历史、当地各类交通工具（包括汽车、驴车、马车、人力车、轿子）的收费、旅馆、酒馆、浴堂的名称、所在地及收费，以及北戴河的名胜及物产等。除了文字外，《北戴河指南》亦附有 22 幅北戴河各处的摄影图片。这些数据是如何搜集得来的？现今的旅游指南，作者往往标榜他们在当地旅游的亲身体验和经历。徐珂在《北戴河指南》中间接表明了他并没有到过北戴河，他在凡例中说，指南中的数据「搜罗宏富，有采自古籍者，有译自西文者」。我们可以推论，《北戴河指南》是由来自中国地方志及有关北戴河的英文资料汇集而成。因此，不单读者通过《北戴河指南》想象北戴河，作者徐珂事实上也是通过第三者的资料来想象北戴河。然而，就如其他旅游文本，《北戴河指南》的文化意义超越了个人的层面，它既参与塑造中国人对北戴河的集体想象，同时亦反映了 1910 及 20 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海滨旅游文化的选择性接受。

首先，《北戴河指南》所呈现的北戴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何独特之处？更准确地说，它被赋予了什么独特的形象及地方感，使其有游览的价值？《北戴指南》序言的第一句，便指出了北戴河的优越之处在于其临海的地理位置：「海滨之地多爽垲，空气恒洁，于夏尤宜」，因而是很理想的「海滨避暑之地」。而「我国海岸线之长，虽逊于英日，而欲求海滨避暑之地，易易耳，今乃惟以北戴河闻」。上文提到，传统中国有「消夏」及「消暑」的概念。至于暂时离开居住地，到凉快的地方「避暑」，清皇室于夏天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是一个好例子。然而视海滨为避暑胜地的概念，在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因而《北戴河指南》所推广的是非常新颖的旅游观念（尽管吕碧城在 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倡到海滨避暑），并且把北戴河视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指南》所提供的住宿数据，反映 1920 年代初的北戴河已出现较多的旅游设施。旅客可在当地找到两所常设的旅馆，分别是位于东联峰山海滨的同福祥旅馆，及西联峰山海滨的金山旅馆。选择租屋的旅客亦可委托西方人组成的石岭会代觅屋宇，因为一些在当地建了房屋的西籍住客会通过石岭会把房屋出租。徐珂亦不讳言，到北戴河旅游的都是「富贵中人」，此可见于往北戴河的火车票，只分头等及二等，「以非避暑之人不往也，非富贵中人，亦安有闲暇以避暑耶」。

《北戴河指南》虽然是一部旅游指南，但徐珂并未视北戴河为纯粹的休旅空间，在序中可见他为北戴河赋予的民族意义。他一方面庆幸西方人发现了北戴河：「为北戴河幸，幸其遇西人而得闻名于世也」，但另一方面，他亦如吕碧城一样，认为中国人的地域要依赖西方人开辟经营，反映了中国民族性的缺憾：「何吾国人之乏自觉性，不为主动，而皆为被动耶」。他不单责备其他中国人缺乏自觉，也责怪自己后知后觉，到现在才为北戴河撰写指南：「予至今日而始为北戴河指南，以谂游者，亦被动也可耻也」。徐珂认为北戴河标志着中国人的被动与可耻，但亦强调华人在北戴河发展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指出「数年以来，华人之富者，亦争往卜居，平治道途，气象一新」。徐珂赞扬公益会在北戴河建筑马路、医院，但并没有视之为中国「争主权」之举。他指「华人西人经营之事业颇多」，视西方人及华人在经营北戴河上皆付出了努力。徐珂形容北戴河为中国唯一「海滨避暑之地」，其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风景之清旷，海岸之蜿蜒」。然而在《北戴河指南》中，有关海滨活动的篇幅不多。这与西方有关北戴河的旅游介绍有极大差异，此反映了徐珂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及推介。在西方海滨休旅文化中，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海浴。自十八世纪开始，海浴被视为具有疗病功效的活动，能够令人精神振奋，因而在西方日渐流行。到海滨海浴及避暑成为深受资产阶级欢迎的闲暇活动，后来亦在劳工阶层中普及起来。上文提到刊登于 1899 年《北华捷报》的〈中国的疗养地：北戴河〉中，海浴是西方人在北戴河的重要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包括野餐、钓鱼、骑驴、踏单车等）。作者强调海浴的医疗及娱乐功能，指海浴可以去除皮肤的皱纹，保持皮肤幼嫩。而在北戴河海浴有一可取之处，就是可以男女同浴（mixed bathing）。当时英国的一些海浴场，仍实行男女分泳。作者指出在北戴河，妇女在她们男性朋友的指导下学习游泳，他们在海水中无伤大雅地一起嬉戏，使在北戴河海浴成为一大乐事。作者亦提醒泳者在北戴河要提防不速之客，就是那些在七月及八月联群出现、会螫人的水母。不过作者认为不应过于夸大水母的杀伤力，并认为它们只在北戴河西面的海滩出现（当时西方人主要在北戴河东面的海滩活动），要找一处不受水母滋扰的海滩进行海浴并非难事。美国记者卡尔．克罗（Carl Crow, 1884-1945）在 1913 年出版的中国旅游指南中，唯一提到的海浴地点是北戴河。克罗对北戴河推崇备至，指其海沙幼细，风景怡人，是深受旅居北京的外国人喜爱的消暑胜地。北戴河海浴的重要性亦见于不少西方人的游记，例如英国画家利德尔（Thomas Hodgson Liddell, 1860-1925）于 1908 年到中国各地旅游及寻找绘画灵感，其后把经历写成题为《帝国丽影》（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的游记，当中有关北戴河的章节，指出「海浴是极重要的事情，差不多所有在那里的人都参与其中，海水颇为温暖，因而人们留在海里的时间比在英国海浴时略长」。

《北戴河指南》对于西方人所热衷的海浴活动，却只有聊聊数句的描述，指「海滨之可就浴者又甚多」，但并没有提醒读者在北戴河进行海浴时要注意的地方。徐珂指他参考了西文数据，因而他对西方人在北戴河的海浴活动一定不会陌生，只是很可能他认为中国人对海浴兴趣不大。可见在 1920 年代初，中国人虽然紧紧跟随着西方人的步伐，把北戴河视为旅游及避暑胜景，但对西方海浴文化的接受算不上热切。《北戴河指南》另有两处提到「浴」，一是位于北戴河车站之西、提供沐浴设施的「浴堂」（名为辅海泉），二是北戴河附近的汤泉山中的温泉，二者均不是海浴活动，亦非在海滨上进行。徐珂介绍汤泉山有汤泉寺，「寺外有泉，冬夏常温，旁筑小屋数楹，引泉为二池，就浴者多」，并且对此地的风景极为赞赏，指这里「烟云林壑，境绝幽邃，春季梨花盛开，一望如雪」。《北戴河指南》中的这些数据，与《（光绪）临榆县志》有关汤泉的描述以至遣词造句也大同小异，显然是抄录。温泉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不过《北戴河指南》对温泉的形成为读者提供科学的解释：「泉水较其他温度高且能保其温度，或因地热，或因含有矿物质而热者，曰温泉，一曰矿泉，可治疾」。此是《北戴河指南》结合新旧知识的一个明显例子。在传统中国，海洋既代表危险与不可预测，但海洋的雄伟浩瀚，又成为文人观赏及歌咏的对象。简单来说，「泛海」是令人畏惧的生死考验，而「观海」及「望海」，则可以开拓胸臆。《北戴河指南》反映了在 1920 年代初，西方的海滨休闲文化并未被中国人全盘接受，海滩仍然是宜于远观的大自然景观，多于是游乐的空间。徐珂亦从《临榆县志》转引了不少咏叹北戴河的诗词，如清初诗人赵景徕的〈莲蓬山观海歌〉，当中有「海光山势相争雄、怒涛隐隐凌太空」之句。北戴河的海洋胜景，还包括被乾隆《临榆县志》誉为「榆关十四景」之一的〈联峰海市〉（即海市蜃楼）。《北戴河指南》从《临榆县志》中抄录了明朝谢鹏南在联峰山看到海市蜃楼后撰写的〈海市记〉，并加上详尽的数据解释海市蜃楼的形成原因。可见过去的地方志是《北戴河指南》的重要数据源，过去的「胜景」观念，仍然影响着民国时期的休旅文化。中国旅客到北戴河，他们所「消费」的，不单是自然景观，还有这些自然景观所承载的、由过去文人所赋予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过去一连串的人与景观之间的互动，「自然地景」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载体的「文化地景」，这同时亦增添了北戴河景观的赏玩价值。

上文提到的尤班以法国为例子，认为到海滨的「渡假者」为的是停驻在海滨，而非到处寻幽探秘。但《北戴河指南》所展示的，并非静态的海滨避暑文化，其所提供的游览信息，以到北戴河附近的山岭或河川游山玩水为主，可见北戴河的玩赏性主要在于山峦，而不在于海滨。《北戴河指南》中有〈北戴河之名胜〉一章，当中介绍的名胜有被形容为「北戴河之最胜处」、依山而建的公园、联峰山、临渝山、尖山、南天门山、金山嘴、鸽子窝、汤泉山、背牛顶、劳岭、西联峰山上的仙人洞及莲花石及联峰山东的说话石。虽然《北戴河指南》有关胜景的描述多来自《临榆县志》，但地方志的目的只在于让人知悉境内各地的名胜，而并非提供游览这些名胜的方法及信息。而《北戴河指南》在这方面有异于过去的地方志，对旅游路线及逗留时间作出详细的建议，当中有 4至 6 天的行程，旅客于晚上可在附近的寺院留宿。这些行程中在不少地方名字下以小字注明「译音」，例如「高家甸译音，大米集头译音」，反映这些资料是翻译自外文的，笔者暂时未能确定其来源。旅客的行程及行程的节奏当然不一定由旅游指南所主宰，然而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的书写目的及方法有异于过往的地方志及商人书，对旅客的旅游经验构成的影响较大。到北戴河海浴，在华人社会逐渐成为重要的休旅活动，不同时期出版的北戴河指南，反映及参与造就了这个变化。上文指出，1921 年出版的《北戴河指南》并没有向读者介绍海浴活动，由公益会出版的《北戴河海滨志略》，在「胜事汇记」篇则介绍了海浴的好处，指「能增皮肤之蒸发，利血液之循环，爽健精神，增进食欲，故病在滋养不足者，如神经弱病、皮肤病……皆可用之」。《北戴河海滨导游》，不单介绍联峰山的名胜及附近的山景，还特别推介读者到海滨进行海浴，指「海水浴至有益于人，游客若自问堪于一试，幸勿失此良机」。因为海水含有盐分，「能清洁皮肤，杀灭菌类，故浴后精神爽适，食量大增」。若「海浴日浴风浴得同时行之，为益更大」。可见西方有关海浴疗效的医学论述逐渐为中国人接受，并通过旅游指南向各界推广。《北戴河海滨志略》及《北戴河海滨导游》更附有地图和图片，清楚标示了联峰山附近 3 个浴场的地理位置及浴场的面貌。这些图像数据超越了文字的限制，让读者更具体地想象北戴河的空间及所能得到的旅游体验。

由于数据缺乏，我们难以考究读者如何接收及利用旅游指南中的内容，以及旅游指南如何影响他们对旅游北戴河的想象。我们惟有借助当时的报章资料，了解北戴河对一般民众所负载的意义。从一些报章上的文章，可见在 1920年代初开始，「北戴河」一词已进入了普罗大众的知识范畴，甚至成为阶级差别的象征。1923年，上海《申报》题为〈热谈〉的一篇文章，认为消暑文化暴露了社会的不平等。作者说：「热天最可以表现社会的不平等……那富商巨贾、政客官僚，北戴河咧、牯岭咧，避暑的避暑去了」。1925 年《申报》的另一篇文章，向上海城市人介绍消暑的方法；指上海人口密集，工厂林立，空气污浊，疾病容易传播，因而向富人推介四个消暑地方，包括莫干山、北戴河、庐山及鸡公山，77当中只有北戴河位于海滨。至于没有经济条件离开城市避暑的「中产阶级」，作者提议他们可以在居所附近搭建凉棚「邀月迎凉」，亦可与邻里在凉棚下一起看看报、唱唱歌。这样看来，难怪〈热谈〉的作者认为炎夏中消暑方式的差异，充分暴露了社会的不平等。西方的避暑文化形塑了中国人最理想的避暑方式的想象─到北戴河去！

然而，公益会在空间建置及景观上，为北戴河的地方感带来深刻的变化，其营造的休旅空间，除公园及寺院外，还包括将北戴河海滨的其中一段转化为华人的海浴场所。这进一步改变了过往北戴河由西方人主宰的印象，使北戴河成为有多层意义的空间。北京大学历史系女教授陈衡哲（1890-1976）在 1910年代留学美国时学会了游泳，于 1926 年游北戴河写成了〈北戴河一周游记〉；1932 年重游旧地发表了〈再游北戴河〉一文。后文中，起首便指出北戴河的特质：「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然而她细致地点出了北戴河不同地域蕴含的情感认同（affective identification）的差异。对喜爱游泳的她来说，在北戴河西面的公益会海浴场游泳的感觉特别愉快，这并非由于公益会海浴场的海沙或海水与别不同，而是在于她在这里游泳获得的民族自尊心。她写道：

西部以联峰山为中心点。住在那里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国的富翁，与休养林泉的贵人。公益会即是他们办的。我们虽然自度不配做那区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红唇肥臂，或是秃头油嘴，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我们便不由得要感谢这些年高望重，有势有钱的公益先生们，感谢他们为我民族保存了一点自尊心。我们在公益会的浴场游泳时，心里觉得自由，觉得比在中部浴场游泳时快乐得多了。

可见公益会所经营的空间，既象征阶级的排他性（因而陈衡哲说她「自度不配做那区域的居民」），却同时发挥了民族认同的融和性，海浴空间成为了体验民族情感的空间。陈衡哲的北戴河旅游文章，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北戴河的想象。

五、结语

十九世纪末，在华西方人的休闲活动及现代交通建设促成海滨避暑文化在中国兴起，并带动海滨自然景观及文化景观的变化。自1920 年代开始，北戴河被朱启钤的公益会经营成为城市上流人士消暑（及消费）的胜地。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西方人及中国人各自在北戴河海滨进行的各种规划及建设，以及形形色色的旅游指南和游记，赋予北戴河多层「地方感」，令北戴河从不为人知的临海「空间」，成为同时负载阶级及民族意义的休旅「地方」。北戴河个案所反映的空间及地方感的见解，可归纳为以下数点。首先，空间及地方的意义并非永恒不变的，当中的建构过程展现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包括西方人所凭借的帝国主义力量，并及公益会所借助的北洋政府力量及民族主义论述。其次，不同群体根据自身的利益与文化需要规划空间，并为北戴河的海滨空间赋予意义及地方感。北戴河在中国地图上出现，绝非是冷冰冰的地理名词，而是负载着西化、摩登、高尚、自由，甚至是中国人争取民族尊严的载体。其三，「地方感」与个人体验及感受息息相关，这种体验及感受成为建立身分认同的基础，徐志摩及陈衡哲的游记便是佳例，而他们的游记同时又参与北戴河「地方感」的再生产。其四，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旅游指南也参与了地方感的塑造，为旅游空间赋予了具体的性格和价值。从没有到过北戴河避暑的城市民众，可以通过旅游指南想象北戴河海滨景观及休旅文化。北戴河的演变亦引申出中国近现代「城乡关系」的重要课题。有关民国时期的城市研究，强调「城乡断裂」或「城乡对立」。如上海等大城市象征「摩登」与「文明」，标示着国家的将来，城市以外的地方则代表「贫穷」和「落后」。二十世纪都市文化的兴起是不容置疑的，各种新式娱乐及消费文化在城市涌现。及至 1930 年代「农村破产」出现，城市与乡村往往被理解为文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此观点忽略了与这种二元对立同时存在的，是城市文化向周边地区的延伸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城市没有固定的边界，亦非孤立及自足的空间，而是不断向四周延伸，海滨是展现这种关系的其中一个空间。

海滨的发展与城市是息息相关的，海滨的变迁不单反映了城市的变化，而且由城市的变化所带动。远离城市但又通过现代铁路交通网络与城市接连起来的北戴河，成为西方人及中国城市菁英逃离闷热的北京及天津的休旅场所，这反映了城市人的闲暇空间向城市周边扩展。在城市编写及印制的北戴河旅游指南，制造并强化了旅游的论述，为北戴河赋予了让城市菁英逃避暑热的存在意义，以及建构现代城市生活的空间与文化。因此，民国时期海滨及海浴所承载的「现代性」，可以让我们反思「现代性」并非局限于城市。作为现代产物的海滨「原始感」，令城市人的现代生活变得完满，而海浴也被中国人视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形态，到海滨海浴成为体验「摩登」生活及营造「摩登」身分的途径之一。由此说明要超越「城乡」二元对立之城市概念，才能充分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及城乡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