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林徽因、梁思成奋力保护的，不止是北京中轴线

2024-8-3 16:23| 发布者: weiwei |来自: 人民文学出版社

摘要: 2024年7月27日，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北京中轴线”终于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是整个北京城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梁思成先生是最早对北京中轴线准确描述、定义并充分认识其宝贵价 ...

2024年7月27日，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北京中轴线”终于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北京中轴线是整个北京城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梁思成先生是最早对北京中轴线准确描述、定义并充分认识其宝贵价值的学者。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晚年为保护古都北京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的呼吁和主张被淹没在喧嚣之中，他们的理念超越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在他们身后，时间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们当年论断的正确与科学。

这里，我们择选《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中的相关内容以飨读者，同时表达对梁林两位先生的怀念。

《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于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林徽因挚爱古都北京，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座美丽的古城度过的。她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论文，许多都同这座古城血脉相关。抗战时期颠沛流离，这座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古城让她日思夜想，梦绕魂牵。归来之际，她贪婪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穿起她记忆中那断了线的珍珠。对于古都的未来，她与梁思成充满信心：“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20世纪50年代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新林院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两位解放军干部带着一份地图来到清华新林院，请梁思成在上面标出“若不得不使用大炮时”必须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梁思成和林徽因由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就这样转而“一见倾心”了。

在解放后的一年中，人民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卫生进行了彻底清理，从城中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梁思成对此感慨万千：“只讲这两个数字……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它（北京古城）曾经是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旧京，也曾经是忍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沦陷城，现在它却是生气蓬勃地在迎接社会主义曙光中的新首都。”（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北京市做远景规划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心情是极度兴奋的。1951年7月，他们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提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唯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当时，北京的建设飞快发展，到处都在起楼房。林徽因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为没有规划地盲目盖楼而焦虑。她急切而诚恳地对来到家中听课的学生们说：“现在这样没秩序地盖楼房，捂都捂不住，将来麻烦就大了！要赶紧规划！”当时，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对北京市规划建设高度关注的责任感使她忘记了病痛，她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解放两年以来，北京已在以递加的速率改变，以适合不断发展的需要。今后一二十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的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将要划分出来。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我们对这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应如何处理？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首都的人所关切的问题。”“今天所存在的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所没有的。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敬佩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

林徽因告诉世人，北京当时已有“四环”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一个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则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交民巷衔）。这几环中，虽然有多少尚待展宽或未完全打通的段落，但极易完成。这是现代都市计划学家近年来才发现的新原则。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它们的弯曲杂乱或呆板单调的街道中努力计划开辟成环道，以适应控制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这的确是伟大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余荫’。”（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1949年，苏联专家团提出了北京市规划的设想，建议参照莫斯科经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将北京建设为以强大工人阶级为主要人口的大工业城市。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指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农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完全停滞了，但是需要介绍首都北京时，她从来不惜笔墨：“这是一个愉快的任务，让我来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首都是这样多方面的伟大和可爱，每次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事务来介绍和说明它，来了解和认识它。我们的首都是一个最富于文物建筑的名城；从文物建筑来介绍它，可以更深刻地感到它的伟大与罕贵。”她和梁思成以《我们的首都》《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为题，为《新观察》杂志连续撰文，介绍这座伟大的古城，讲述它无与伦比的骨肉和精神。林徽因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与众不同，优美的讲述中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深情中更富于现代科学的思考，乃至超越时代的认知。

……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中轴线（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上半叶的钟楼（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上半叶的地安门和鼓楼（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上半叶由景山南望故宫（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上半叶的天坛（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上半叶的永定门城楼、箭楼

1949年10月，建筑规划专家陈占祥抵达北京。刚一落脚，他便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多年后，陈占祥回忆起当年他从上海赴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倍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陈占祥：《忆梁思成教授》）王军认为，梁思成与陈占祥能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和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1950年，林徽因与营建系部分师生合影

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方案，其中，他们提出了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平衡城市原则，也即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同时保留旧城，保护文物遗址，突出古都风貌，将其建成风景优美、宁静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心。内外城墙和护城河可改造为环城立体公园。他们还主张，把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出了站就可以感受到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遗憾的是，这些浪漫、科学的构想在之后的岁月里一一被粉碎。“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唯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哲文答记者问）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说到北京的城墙，林徽因的文字中透着沉重与感伤，也带着自豪与期待：

但是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首先特别提到。苏联人民称斯摩棱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颈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北京峋峙着许多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览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十九点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梁思成、林徽因对有效利用北京城墙的设想图：《北京的城墙还能负起一个新的任务》

林徽因与梁思成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进行“消灭旧世界”的“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的需要，结果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这样的案例在国外已经不胜枚举。然而最终，“梁陈方案”和梁林的建议被全面抛弃和否定。

1952年9月14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

梁再冰回忆：“那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到家中，总感觉爹爹和妈妈十分压抑。他们与我聊天的时间也少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的规划问题上，感觉他们非常苦恼，总在讨论、揣摩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他们关于北京市的都市规划的意见赞成与否。后来得知，他们的方案提出后，未经太多讨论，中央便直接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方案，重新成立了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并迅速开展工作，后来便组织形成了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那以后便再没有听说爹爹、妈妈参与这方面意见的消息了。”

接下来，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妨碍’现代建设的古老建筑物被一座座铲除，一处处富有民族特色的王府和充满北京风味的四合院被拆平，而一幢幢现代建筑又‘中心开花’地在古城中冒出。继金水桥前三座门、正阳门牌楼、东西四牌楼、北海金鳌玉桥等建筑被拆除之后，推土机最终兵临‘城’下，五百年的古城墙，包括那些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在北京全面展开的“大范围的拆除与重建”中，一向平静沉稳的梁思成变得坐卧不安，焦虑万分。他一反平日的沉静不语，秉笔直书，拼尽全力把本已打算拆掉的北海团城、三海等地完整地保护下来。他无法容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城就这样被摧毁。

林徽因更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四处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林徽因与梁思成深知，北京城墙一旦被毁，就永远无法恢复，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然而，他们的艰辛努力却得到这样的答复——城墙是封建帝王镇压人民对抗农民起义的象征，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一定要推倒！还有人动员三轮车工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控诉城门、牌楼等阻碍交通、酿成车祸的罪过，例数“城墙欠下的血债”。

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做的一切，最终付之东流。林徽因在绝望中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沧桑，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下抢救出来的稀世古城，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反而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那么精心地保存起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同时却又要亲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这处雄伟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1953年8月20日，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吴晗副市长主持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中央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领导及一些专家参加会议。据到场出席会议的罗哲文回忆：“思成、徽因师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特别是徽因师的发言内容最为丰富。”林徽因说，保护文物古建筑与新城建设及发展是统一的，不应当成必然的矛盾，解决矛盾不是首先考虑“拆”。“她特别举了在欧洲国家雅典、罗马、巴黎等大都市中，古文物建筑与新建设相互交辉的情况，认为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的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拆掉了，一切都没有了……谈到这里，她已经显得很疲倦，吴晗副市长请她喝口水，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发言，对北京市保护文物建筑工作提出了批评，她谈到民间建筑，特别是民居的四合院、作坊、铺面等等的价值和重要性……”（罗哲文：《难忘的记忆，深刻的怀念》）在座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先生听着林徽因的发言，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虽然那时她（林徽因）肺病已重，喉嗓失音，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她生长在北京故都，又与梁先生长期外出调查古建筑，她对古建筑是处处留恋，一砖一瓦都滴过汗，这种难以遏止的声色，我们是同情她，钦佩她的。”（陈从周：《怀念林徽因》）

这回发言，林徽因为了他们挚爱的古城北京，为了他们无限珍惜的民族文化传统，慷慨陈词：

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模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地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

1954年12月，王栋岑和陈占祥前往清华大学探望病中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王之后将谈话内容以书信形式向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做了汇报：

薛秘书长：

十二月三日梁先生病了，我和陈占祥到清华去看他，林徽因谈到：

1．有人说梁思成是复古主义，我觉得梁先生真冤枉。

2．有人说专家和他（指梁思成）相同的意见，他就引证，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说了。

3．民族学院和海司（海军司令部）何尝是梁思成给他们搞的？而且民族学院的大屋顶也增加不了那么多造价，汇报不真实，不知是谁汇报的。

此外，她还提到什么大学生两层卧铺等等。我觉得很可疑，为什么那天晚上在市委所谈的她都知道了？……

最后林徽因说：梁思成爱护文物不同于张奚若等，张是单纯爱好，而梁思成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学习上很努力，比如对这次《红楼梦》的研究，我们都很认真，哪一个文件都没有放过。

…………

林徽因谈话时态度方法很镇定，不像每次那样激动……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

蜡炬即将成灰，自知已经时日无多的林徽因，为自己，为丈夫，为他们共同挚爱的事业最后申辩。（王军：《城记》）

然而，1954年后，北京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形势陡然逆转，城墙最终被决定拆除，牌楼被决定拆迁。关肇邺回忆：“在尽了最大努力争取不成而最终拆除了天安门前的三座门之后，我看到了她（林徽因）无比痛苦的表情。那时报载东西二门各由一个建筑公司负责拆除，并进行竞赛，看谁拆得快。”（关肇邺：《1953年春的片段回忆》）

图片正在被拆除的东长安街三座门

1955年2月12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治疗。此前，梁思成也因感染肺结核被送进同一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