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远征奥运

2024-8-3 17:3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黄加佳|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是中国奥运代表团中唯一进入复赛的选手。他比赛时使用的竹竿，还是向日本运动员借的。刘长春，作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人而被人们熟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刘长春参加了两次奥运比赛。第二 ...

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是中国奥运代表团中唯一进入复赛的选手。他比赛时使用的竹竿，还是向日本运动员借的。

刘长春，作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人而被人们熟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刘长春参加了两次奥运比赛。第二次参赛时，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跟随着一个庞大的中国奥运代表团。

那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山雨欲来，由纳粹德国举办的这届奥运会，在奥运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载入另册。

在这届奥运会上，国民政府破天荒地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

此时的中国，东北已被日本侵占五年，更大的外患危机正在迫近。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屡被外敌侵略凌辱，老大帝国背负“东亚病夫”的污名已近百年。当国际奥委会正式发函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国人对奥运代表团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殷殷期盼着中国在奥运会这个国际舞台上能扬眉吐气一回。

这支140余人组成的奥运代表团，参加了足球、田径、举重、游泳、篮球等八个项目的比赛。肩负着重塑国家形象的队伍，在赛场上却一败涂地，颗粒无收。一时间，愤懑、羞耻、伤感，国人的各种情绪瞬间被点燃，报纸上对于奥运代表团的口诛笔伐连篇累牍。

体育之兴衰与国运相伴随。80年前奥运竞技场上的失败，其实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积弱已久的国家和民族，难以赢得奥运赛场上的喝彩。

筹款

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主席王正廷开宗明义，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的问题。所谓“世界运动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奥运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它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扮演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举凡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都由体协出面组织。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因此，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花落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

在柏林奥运会之前，中国在奥运赛场上已经有过一次未竟的展示。1932年，刘长春作为唯一一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当时，九一八事变余波未平，国民政府本来无心参与奥运，但听说日本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赛，国民政府只得仓促组团，拼凑出一个只有6人的代表团，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人。中国的奥运首秀仅仅11秒就结束了，在男子百米短跑预赛中，刘长春被淘汰出局。

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也许是看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的巨大作用，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极高。国府二把手汪精卫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

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体协决定参加足球、田径、竞走、举重、游泳、拳击、篮球七个项目的比赛（后来又增加了自行车）。与此同时，体协还打算派出一支国术队（即武术队）作为表演项目，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代表团名单虽然尚未确定，但已经可以看出这次出征奥运阵势不小。

组织这么大一支代表团，头一个要落实的就是经费。此前，汪精卫话虽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据民国档案记载，体协曾先后向行政院提交过两份预算书。这两份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留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

两份预算的报价相差不多，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第一份预算中代表团人数为100人，第二份预算中人数降为90人。然而，后来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既不是90人，也不是100人，而是140余人。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人呢？原来，德国将在奥运期间举办3个国际性会议，因此体协决定派出一支37人的考察团，与运动员一起前往柏林。后来，这支考察团饱受非议，很多人攻击它是一支公费旅游团。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评价有失公允。考察团到底有什么研究成果暂且不论，单从体协对团员的要求来看，还是相当严格的。体协规定，各省推荐的团员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或体育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服务体育界三年以上，且仍致力于体育事业，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谙熟英、德、法三国语言之一。客观地说，当时全国满足这些条件的体育界人士并不多，纯属滥竽充数者也不太容易蒙混过关。

但不管怎么说，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

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法币，其余的让体协自己想办法。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王正廷甚至把告急信递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提出，经费还差5万法币，请求支援。蒋介石看罢信后，大笔一挥，从行政院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各地官员、社会名流也赶紧认捐。“你一千，我八百”，截至1936年6月，体协共收到捐款4万多元。

然而，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5万元。据时任上海教育局官员邵汝干估计，中国代表团赴德参赛，以及赛后考察团考察，共花费法币25万元以上。

就在体协进退维谷时，中国足球队站了出来。也许您想不到，当时的中国，足球是唯一能与世界强队一较雌雄的体育项目。在举办过9届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得了9届冠军。就连体协的奥运筹备书中也称：“我广大中华沃土，惟有足球，尚能一搏”。

中国足球队在东南亚有着大批球迷，队长李惠堂更被誉为“球王”。为解中国代表团的燃眉之急，李惠堂表示，足球队可以提前两个月出发，到东南亚各国举行巡回表演赛，用门票收入补贴资金缺口。

泱泱大国出征奥运，却要靠自己的足球队一路卖艺，才能凑足路费。如今想来，令人不胜心酸。然而，这就是80年前中国的现实。

选拔宁缺毋滥

虽然资金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体协选拔运动员的工作却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今天的奥运预选赛相比，当时的选拔工作要简单得多。那时，中国的现代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能称得上运动员者并不多。有些项目能拿得出手的运动员，甚至只有一两人。

比如游泳，根据近期比赛成绩，体协从全国只选出了三名运动员，分别是上海的郭振恒、香港的陈振兴和杨秀琼。经过测验，陈振兴和杨秀琼分别打破全国纪录，被录取为正式队员。后来才加入的自行车项目，参赛选手何浩华乃是一名荷兰华侨，曾经获得过荷兰全国自行车比赛冠军。据说，荷兰队有意邀请他代表荷兰参加奥运，可何浩华“不愿代人作嫁”，主动向中国驻荷兰大使提出要代表中国参赛。因此，中国自行车队也只有何浩华一人。

相比之下，田径、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选拔就要复杂一些。赛前，有人提出中国选手的成绩与世界一流选手差距太大，选拔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哪怕不参加也不要出去丢丑。翻阅档案可以看出，体协确实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选拔的。以田径为例，男子百米的及格线被定为11秒，200米为23秒，400米为53秒。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个成绩并不算高，甚至还达不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但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中国的顶尖水平了。1929年，刘长春在这三个项目上创造的全国纪录分别是10秒8、22秒4和52秒4。也就是说，没有冲击全国纪录的实力，运动员连报名预选赛的资格都没有。

1936年6月7日，奥运田径预选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体协严格标准的筛选下，各省只推荐上来男选手50人、女选手9人。

田径选手程金冠晚年回忆，预选赛的竞争相当激烈。当时，他虽然是东吴大学的大学生，但已经在许多国内外大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甚至有人把他与刘长春并称为“南程北刘”。即便是程金冠这样的体坛名将，面对预选赛也感到压力巨大，因为体协规定每个项目只有冠军才能入选。程金冠报了100米和400米中栏两个项目。他记得，100米决赛时，发令枪打了5次才成功，总是有人抢跑，可见运动员们压力之大。据当时新闻报道：“马来西亚华侨选手傅金城出脚甚快一马当先，过了50公尺，程金冠速度猛加，几乎与傅并肩，但到终点，程以一胸之差居亚军。”100米失利后，程金冠只得倾全力参加400米中栏比赛。幸亏这次他发挥正常，以58秒3的成绩取得第一名，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如今看来，这个成绩比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还慢了4秒，但是在当时已经打破了全国纪录。

经过两天的比赛，刘长春、符保卢、程金冠、郭洁、傅金城等15名田径运动员入选奥运代表队。程金冠记得，当他入选奥运代表队后，东吴大学沸腾了。一个名为蒋建镐的高大男生尤为兴奋。当他知道程金冠还在为出国经费发愁时，骑着摩托车把程金冠拉到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面前，替他要了一笔款子。一个大学生怎么有如此能量？原来此人正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

比起用成绩说话的田径预选，选拔篮球队员就不那么简单了。多年后，时任篮球教练董守义仍对选拔工作颇有微词。他回忆，开始体协通过1935年全国运动会选拔了20名队员，经过集训，其中14人入选国家队。董守义认为，此阵容至少不会给国家丢脸。

可是不久，体协董事沈嗣良专程从上海来到北平找到董守义说，体协决定篮球队要重新选拔。选拔方案是华北、华东、华南各组成一支队伍到上海比赛。董守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如果准备工作充分，再选拔一次当然也没什么坏处。可事起仓促，有些优秀运动员正在国外比赛不能参加选拔，华南干脆都没拉起队伍，参赛队中只有上海队最为齐整。上海队原本就是一支篮球队，队员之间配合默契，而华北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比赛中自然落于下风。结果几场比赛下来，上海队完胜，入选国家队的上海运动员最多。重新选拔后，国家队的实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受损了。后来沈嗣良才悄悄告诉董守义，他们选拔的国家队名单一出，各方面意见很多，所以体协才不得不重选一次。这也给日后篮球队在奥运赛场上的糟糕表现埋下了伏笔。

柏林凶氛

就在中国人为筹集资金、选拔运动员忙得不亦乐乎时，奥运会的举办地德国柏林也正经历着一场危机。此时，国际奥委会还要不要将奥运举办权交给柏林，都要打一个问号。

熟悉二战史的人，对于1933年这个年份不会陌生。这年年初，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政权，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国由此诞生。上台后，希特勒马上开始推行其迫害犹太人的政策。起初，他对奥运会毫无兴趣，甚至认为与犹太人和黑人同场竞技是对雅利安人的亵渎。不过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却看到了奥运会的巨大政治潜能。他认为，奥运既能提升德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德国热爱和平的形象，又能推销“雅利安人种优势论”。希特勒显然被戈培尔说服了，他一改之前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下子给柏林奥运会拨款2000万马克。事实上，柏林奥运会的总投入是这个数目的十倍。占地131公顷的“帝国体育广场”上，不但建了奥林匹克体育场、五月广场，还有露天游泳场、曲棍球场、德意志体育大楼、奥林匹克广场和按古希腊风格设计的露天剧场。希特勒更口出狂言：1944年往后，奥运会将永远在柏林举行。

德国一方面在用前所未有的热情筹办奥运会，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加紧迫害犹太人。此时，犹太人不但早已被排除在政府、法律、教育、新闻等诸多行业之外，甚至许多体育协会和比赛也不准许犹太人参加。犹太人被禁止使用游泳池，禁止与雅利安人同场竞技，到后来连犹太人之间的比赛也被取缔了。德国各地都贴着“犹太人与狗不得在此”、“犹太人进入此地安全自行负责”的标语。1935年9月15日，纳粹推出的《纽伦堡法》，干脆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

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很快便传到了国外。1933年4月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公开表示，如果德国继续进行反犹宣传，1936年奥运会就不应该在德国举办。为了了解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真实情况，1935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亲自来到德国考察。然而，几天考察下来，巴耶·拉图尔竟然被德国井然有序的筹备工作和希特勒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回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后，他成了德国人的传声筒。他表示，对柏林的抵制是基于政治偏见，是不对的。

为了平息这场危机，纳粹也确实在国内做了一些调整。希特勒要求，1936年1月1日之前，全国各地将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标志、旗帜全部撤下，暂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殴打。纳粹要求国民对外国游客中的犹太人，也要像对待雅利安人那样和蔼热情。纳粹甚至让身为犹太人的德国奥委会主席莱瓦尔德报告国际奥委会，德国犹太运动员将获得平等的参赛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事实上，德国奥运代表团中唯一一位犹太运动员是已经定居美国的击剑运动员海伦·玛雅。她只不过是临时被找回来，装点门面而已。

虽然国际社会对于柏林奥运会的抵制之声仍相当炽烈，但是奥运开幕在即，国际奥委会的天平显然完全倒向德国。与其说他们是被纳粹德国刻意营造的友好气氛所蒙蔽，不如说谁也不想节外生枝让一场体育盛会在自己手上流产。就这样，物议沸腾中，柏林奥运会的序幕缓缓拉开。

对于这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民众和中国运动员毫不知情，他们正怀着最饱满的热情整装待发。

出征柏林

1936年奥运会期间，柏林华侨欢迎中国代表团。

经过几个月的选拔和训练，一支由78名运动员、37名体育考察团员和26名职员组成的中国奥运代表团组建起来。1936年6月，除22名足球运动员已先行出发外，其余近120名团员就要起程了。为了在全世界面前塑造中国人的新形象，体协为每位团员订制了一套队服。男女均着统一的藏青色法兰绒西服，男团员上穿白衬衫、黑领带，下穿白裤子、黑皮鞋；女团员着白色旗袍、棕色平跟皮鞋。为了加入中国元素，每人头戴一顶国产草帽。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这身装扮英姿飒爽、现代气息十足，一扫中国人长袍马褂的陈旧形象。

除了在外形上对团员们精心包装外，体协还编辑了一本“出国须知”。代表团成员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国。为了能让他们顺利适应国外生活，“出国须知”对出国路程、应带行李、旅途气候、大会情形等作了详细说明，唯恐团员们在国外进退失据。体协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国民政府对这次出征奥运也高度重视，出发前蒋介石亲自给代表团成员训话。大概是知道中国运动员与世界一流水平差距巨大，蒋介石一上来就表示，胜败无关宏旨，此次参与奥运主要是向全世界展现“我国家民族固有礼义廉耻之精神”。“一切态度行动……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

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出发前的欢送会上，好几个社会名流表示，胜利虽不可奢望，惟愿能表现出大国民的精神。近代以来，“东亚病夫”的帽子压得国人喘不过气来，中国人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机会来重塑自身形象，奥运显然是最好的舞台。可期望虽好，但世事之残酷确为国人始料未及，这当然是后话。

6月26日，中国奥运代表团带着国人的殷殷期望，登上了意大利邮轮康悌浮地号。那天码头送行的场面，可谓盛况空前。随行的《中央日报》记者储安平这样写道：“船在正午十二时半左右，慢慢离岸，军乐声，欢呼声，鞭炮声和天空中的飞机声，混成一片……这一整团声音里潜藏着无限的热情，无限的希望，无限的鼓励。”

中国奥运代表团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流。后来，许多运动员回忆起这段海上时光，都颇多抱怨。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暴，大家吐得七荤八素。这直接影响了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据说，篮球运动员牟作云全程竟瘦了9斤。不过，从随行记者储安平和冯有真写的通讯看，刚刚出海时船上的气氛还是蛮轻松的。

中国代表团统一住在二等舱，运动员们有的看书，有的打牌，颇为自得其乐。篮球队的14名选手总是形影不离；生活讲究的程金冠嫌船上洗衣太贵，路过香港时买了一个大熨斗，自力更生；竞走运动员张造九弹得一手好曼陀林，时不时地为大家弹奏一曲；生性活泼的撑杆跳选手符保卢随着琴声跳起草裙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船过香港，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运动员杨秀琼上船了。在所有队员中，杨秀琼是当之无愧的明星。1930年，年仅12岁的杨秀琼第一次参加全港游泳大赛，就获得50米、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上，她又包揽了全部女子游泳金牌。她不但泳技超人，长得也美，连宋美龄也被她征服了，当场认她做干女儿。一时间，杨秀琼成为京沪交际场上的风云人物。因此她一上船就引起了一阵小骚动，大家都争睹她的芳容。

7月9日，船抵孟买，中国足球队按预定计划上船了。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足球队的小伙子们走了6个国家，共踢了27场球，取得23胜4平的好成绩。如此辉煌的战绩，不但让足球队赚了20多万港币路费，也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可是上船时足球队员们心里却说不出的别扭。原来，听说足球队赚钱了，体协马上派干事周家骐前来要钱。

足球队员孙锦顺回忆，两个多月来，队员们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睡大统间，打地铺，吃最便宜的饭菜，怕主办单位贪污票款，全员出动到入口处监票。奥运经费本应由政府提供，可政府不但不给充足，反而惦记起足球队辛辛苦苦赚的钱。很多队员想不通，不同意把钱给对方。队长李惠堂开导大家说，足球队虽然有钱去柏林，可其他队伍的旅费还没有着落呢，中国代表团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顾全大局。他的一席话感动了队员们，大家一致同意给体协汇去10万港币。（1936年中国足球队出征奥运的故事参见本版此前刊发的纪事《1936：国足西行》）

7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中国奥运代表团终于抵达柏林。当中国体育健儿走下火车时，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德国政府代表，还有300多名中国留学生早已等候多时。储安平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当我们一行人走入月台时，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爱的空气，真是令人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李惠堂手举国旗，带领中国代表团列队走出车站。统一的服装，整齐的队伍，令在场的各国记者不禁为之惊叹。第二天德国报纸无不用赞许的口气表示：没想到，中国会派出这么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健儿们在柏林的首次亮相，非常成功。

祥和掩盖了狂热

1954年，国际奥委会曾公开声明，1936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是一场错误。但是仅就赛事组织的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国人的高效和严谨名不虚传。

一进奥运村，中国运动员就被眼前景象惊呆了。奥运村位于柏林市郊，占地40英亩（约合16公顷）。运动员的宿舍是一幢幢小房子，每幢房子有11个房间，每两人一间。房间里设备十分齐全，大到写字台、衣橱，小到牙刷、牙粉、浴衣、毛巾，一应俱全。奥运村中服务员都能说英语，服务非常周到。

奥运村中有一个四层高的大饭厅，可以提供全世界的美食。中国厨房的菜品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东道主显然经过精心筹备。至于鸡蛋、牛奶、咖啡、水果则不限量，即便是在宿舍里也随叫随送。记者储安平不由得大呼“享福”。

奥运村中以德国前总统兴登堡的名字命名的兴登堡大厦，每晚9点后都会上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许多德国著名演员都曾登台献艺。奥运村中还配有两座医院，除了给运动员们提供医疗服务外，医院中经常放映关于体育生理方面的纪录片，指导运动员科学锻炼。

此外，奥运村中供运动员训练用的游泳池、篮球场、田径场、拳击场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园内绿树掩映，碧草成茵，小桥流水，一派宁静和谐。身处其中的储安平只觉得如在油画中一般。

不仅奥运村中奥运气氛浓厚，柏林城中也犹如过节一般。柏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沿街店铺住宅粉饰一新，到处都悬挂着奥运五环旗和纳粹党旗。奥运尚未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逾400万，柏林城内酒店旅馆一房难求。为了更好地引导游客、服务记者，柏林政府挑选了180名志愿者。他们仪表堂堂，态度友好，做事有条不紊。随团记者冯有真感慨道：“真是‘无人无事、无事无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决不会看见挂着徽章而不做事的人。无论有什么事情，也决不会找不到人接洽办理。” 然而，这些态度友好办事高效的志愿者，却有一个今天看来无比尴尬的名字——“希特勒青年团”。

其实，类似的尴尬在柏林奥运会上无处不在。到处飘扬的纳粹党旗，柏林市民对希特勒的狂热，还有随处可见的纳粹举手礼，无不宣告这是一届属于希特勒的奥运会。

这种气氛在8月1日的奥运开幕式上达到顶峰。当希特勒步入会场时，全场欢声雷动，几十万条手臂平伸向前行纳粹礼，直到希特勒坐下才放下。

更令人尴尬的是，身处现场的储安平竟然被这一场面感动得热血沸腾。在他看来，德国仅仅用20年时间就从一个一战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国家，与希特勒和纳粹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分不开。“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

如今看来，这一看法显然非常荒唐，但在当时的中国却颇具代表性。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遭西方列强欺凌，国人深受刺激。一战后，德国的处境似乎与中国相类，但德国很快就走出了战败国的泥沼，迅速壮大起来。从民国政府到国内知识界，许多人都认为应该以德为师。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中德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蒋介石不但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帮他整编军队，而且对于希特勒推行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极权统治也相当推崇。在他看来，中国只有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才能激起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而他自己就是那个领袖。

二战之前，“法西斯主义”尚未露出本来面目，它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颇有市场。奥运开幕式上，不仅储安平深受感染，就连列队入场的加拿大、墨西哥、奥地利等国运动员，也都行起了纳粹举手礼，甚至连与德国有世仇的法国队在经过主席台时也举起了手。如今看来，这是多么荒唐的一幕。另一方面也说明希特勒希望通过奥运会为自己塑造和平友好的假象，收到了效果。

颗粒无收

1936年奥运会上中国队对英国队足球比赛现场。

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在旗手李惠堂的带领下走入会场。运动员们步伐整齐、精神焕发，“所受的热烈欢呼，不下奥匈等国”，但是第二天到了比赛场上，中国代表队的尴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上午10点半，最先进行的是男子100米预赛。当时全场最耀眼的明星是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欧文斯一上场，全场就欢呼起来，他也不负众望以10秒03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获得小组第一。此后，杰西·欧文斯一人独得四块金牌，成为这届奥运会上最耀眼的明星，粉碎了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论。而与欧文斯同组的中国选手傅金城表现很不理想，只跑出11秒05，甚至不如国内预选赛的成绩。在另外两组的程金冠和刘长春，也相继落败。刘长春虽然起步极快，但还是被人追了上来，最终以11秒02的成绩列小组第五，无缘决赛。

比赛第一天，其他项目也纷纷铩羽。男子800米预赛，贾连仁以小组第四名落选。男子跳高预赛，吴必显两跃未过及格线遭淘汰。男子铅球预赛，陈宝球三试未达及格线出局。

随后的几天中，这样的失败一次次上演。王士林参加的马拉松，成绩为3小时25分36秒，与第一名相差近一个小时；竞走项目，蔡正义、周余愚、张造九分列第21、23、24名，远不及在国内的成绩；国内独领风骚的“美人鱼”杨秀琼，在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竟然落后同组第一名15米；代表中国参加自行车比赛的何浩华按说最有希望出成绩，可是无奈预赛中遇到了上届奥运冠军，以1厘米之差被淘汰。

几天下来，只有符保卢在撑杆跳预赛中越过3.8米的及格线，成为中国代表队中唯一闯入复赛的选手。不过，当天下午他未跃过4米，最终在比赛中落败。

国人最看重的足球和篮球比赛也先后传来失利的消息。最有实力的足球队，一上来就抽了个下下签，首场对阵“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当时，奥运会足球赛制与今天不同，一上来就是淘汰赛，输的当场出局，没有第二次机会。因此，英国对这场比赛也相当紧张。据《申报》报道，赛前英王特意发来专电，鼓励队员“保持国技荣誉”。

举行中英大战的康姆逊体育场距离柏林市区很远，但当天有一万多名观众前去观赛。现场的中国人有五六百名之多，中国政府代表戴季陶、驻德大使程天放也赶到现场助阵。

赛前英国队显然做过功课，一上来就有两名运动员死盯李惠堂。球一到他脚下，马上上来抢。开场十多分钟以后，“铁腿”孙锦顺带球绕过几名英国队员，凌空抽射，球应声入网。不料，裁判却判孙锦顺越位，进球无效。多年后，孙锦顺回忆此事仍愤愤不平。上半场以0：0结束。下半场中国队体力明显下降，开场20分钟便连输两球。最终，中国队以0：2输给英国队，惨遭淘汰。

中国足球队虽然失利，但他们出色的表现仍赢得了欧洲观众和媒体的认可。欧洲媒体一致认为，中国足球队的技术不弱于欧洲各国。赛后，英、法、德、瑞等国纷纷邀请中国足球队进行友好比赛。这也是对他们球技的一种肯定。

与足球相比，中国篮球队的比赛着实让人大跌眼镜。8月7日中国篮球队首战对决日本。当时正值七七事变前夕，日本觊觎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之间火药味十足。比赛前一天，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纷纷赶到奥运村，慷慨激昂地要求篮球队必须战胜日本，以雪日本占我东三省之耻。就连大使程天放也对队员们说：“输给别的国家可以，但决不能输给日本。”

当时正因病躺在医院里的篮球队教练董守义，一听说这些情况，立刻大呼：“坏了！坏了！”赛前，董守义就非常担心队员们的心理素质。那时社会上热捧球技高超的球员，因此球员在场上每每只求炫技，不讲配合。胜则骄，败则馁，重大比赛往往紧张。论技术中国队员不输于日本，但在如此重压下难保不出岔子。

果不其然，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一度以6：5领先，在场的中国啦啦队欢呼声震天。这时日本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防守，中国队几次进攻失败，乱了章法，失误越来越多。再加之教练董守义因病没有到场，队员们更没了主心骨。中国队全场得到18个罚球，但是只罚中了3个。每失误一次，中国观众们就叹息一声，有的甚至痛哭起来。最后中国队以19比35惨败给日本队，这成为国人诟病最多的一场比赛。

中国军团的全线溃败，使得国人如堕深渊。惟一给中国挣回点面子的，是作为表演项目的中国武术。

上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武术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都开起了国术馆，武术人才辈出。经过选拔，体协派出了由六男三女9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一名助理组成的“国术队”。

奥运会期间，武术队参加了很多场演出。中国武术虽然是首次亮相欧洲，却得了一个满堂彩，特别是最后一个节目“空手夺枪”，每次都把观众的热情推向最高潮。武术队在奥运期间的正式表演被安排在11日夜间，节目有太极操、单刀对拳、器械、飞叉等，历时近一个小时。今天网上仍能找到一段武术队在那场演出中的视频。只见暮色中，一身白衣的武林高手辗转腾挪、上下翻飞，即便是80年前的影像，也看得人如痴如醉。中国武术绝技赢得在场三万多名观众的激赏，欢呼声、掌声响彻云霄。

国内舆论炸了窝

1936年10月3日，一无所获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总领队王正廷的带领下，乘船回到上海。虽然上海市政府也组织了乐队和欢迎队伍，代表团成员们还是从报纸上的言论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虽说出征前，国内舆论对中国运动员的成绩并不抱期望，但是真捧个“鸭蛋”回来，国人的心还是被深深刺痛了。1936年9月的《上海漫画》杂志刊登了一幅名为《中国世运选手争光归国图》的漫画。画面中，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驶进码头，岸上站满了欢迎世运会选手归来的人群，站在船头的运动员高举着一枚画着奥运五环的大鸭蛋，已下船的运动员则举着一个比“0”还圆的大桃子。

报纸上的言论从单纯讽刺挖苦，发展到对参加奥运会整件事的质疑。《益世报》一篇名为《我国参加世运的动机之检讨》的文章写道：“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不惜费二十余万的巨款，资送一百五十几个自知必归落选的选手，去参加奥林匹克大会，以证明其失败的真实性，并暴露其弱点于全世界。这种变态的心理与动机，颇有检讨的价值。”

还有人认为，国难当头之际，“与其白费精力，白费钱财，去到国际舞台上去买丑，不如以此精力钱财从事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这比少数几名选手的“荣誉”伟大得多，也迫切得多。作者大声疾呼：“不要做无益的努力吧，怎样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才是正经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路人皆知。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逼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收缩至长城一线；1935年，日本又炮制出“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此观之，国人发出以上言论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苦难中的中国人太需要一针“强心针”来振奋民族精神。

然而，当时孱弱的中国体育却担不起如此重任。正如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赛后报告中写的那样：“体育为整个国家之事业，非少数优秀运动员所能代表，对于国民体力、民族复兴关系至巨也。”期待一个濒临危亡的国家在体育赛场上一展雄风，期待运动员担负起振奋民族精神的重担，这无疑是镜花水月。

直到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重新回到奥运赛场，许海峰实现“0”的突破，国人心头多少年的郁积才得以一吐，而这时中国已然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