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南郊一重城——明嘉靖朝北京外城原规划方案考

2024-8-13 23: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纬文建筑史学刊|来自: 北京桥梁

摘要: 明嘉靖时期北京修筑外城，在多种限制与考虑之下，最终仅包裹城市南郊，未能实现最初规划中的四面围合。但中西方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在规划方案发生变更之前，外城工程的实际施工已触及东郊一面。尽管随后被舍弃，但 ...

明嘉靖时期北京修筑外城，在多种限制与考虑之下，最终仅包裹城市南郊，未能实现最初规划中的四面围合。但中西方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在规划方案发生变更之前，外城工程的实际施工已触及东郊一面。尽管随后被舍弃，但其遗迹直到近代仍存。此外，外城城垣并非一道一次成型的包砖夯土城墙，而是带有二次加厚痕迹的夹心墙。

1 众说纷纭的东郊土城

2 北京外城：从“四面王制”到“不可枉做一番故事”

3 昙花一现的四面外城方案

4 外城城垣的双层夹心

5 结语

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桃李计划和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李纬文

LI Weiwen

1 众说纷纭的东郊土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学者逐渐获得了通行北京城、郊的权力与闲暇，这是18世纪在京耶稣会学者不曾享有的便利。庚子国变之后，整个京畿包括皇家领域更是完全对其敞开，使得北京史地研究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高峰。多位学者对北京城、郊的史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试图结合文献来探索北京历代城址情况，找寻北京城市史的源头。

在当时受到关注的众多相关史迹中，北京东郊的一道南北向夯土城垣遗迹引发了各种推测与假说。这道土城总体沿行北京内城东垣外侧，但略有曲折，并不完全与内城东垣平行。与文献记载较丰富的北郊元大都城垣遗址和西南郊金中都城垣遗址相比，东郊土城的缘起在文献中较难找到记载。当时的西方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推测。

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Alphonse Favier）于1897年在其《北京：历史与描述》（Péking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中提出，“一些学者认为，在今日北京东墙外两里有余之处，从连接通州与齐化门的运河开始，与东墙平行延伸的一道土城遗迹，可能是汗八里东墙的一部分”。他主张，假如采信这一假说，即元大都东垣比明清北京内城东垣更靠东，或许可以解释文献中关于元大都城垣周长六十里的记载（和当时的许多学者一样，樊国梁认为，元大都城垣实际周长与文献记载的六十里之间存在差异。他试图通过重新定位元大都城垣四至来弥合这一差异）。在该书的“北京历代城址图（Plan de Péking sous les diverses dynasties）”中，樊国梁将东郊土城理想化地表现为虚直线，以表达元大都东垣假说。

樊国梁并非第一个关注这段土城的西方人士。早在1879年，俄国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就在其《北京及其周边的考古与历史研究》（Recherch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 et ses environs）中详细描述并分析了这段土城：“在北京东侧，存在着一道南北向的古老城垣。它从通州运河的北岸、东便门东侧约一英里处开始，与北京东城墙平行向北延伸的走势相同，直到齐化门外通往通州的石板大道为止。现在仅供外国人使用的跑马场就坐落在这道城垣附近。目测这道城垣比北郊土城还要古老，它比北郊土城低矮，损毁也更加严重，它的其中一些段落甚至完全消失了。我们很难在北郊土城和这道墙垣之间建立联系。一条小河流经这道墙垣的东侧，或许是曾经的城壕。石砌大道通过一座石桥跨越该河。艾约瑟先生（Joseph Edkins）将这道古墙认定为元代都城的东墙，但我认为此假说毫无根据。非常奇怪的是，《日下》完全没有提到这道东郊古墙。当我们向当地居民询问这道墙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它可以上溯到辽代萧太后的时代。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辽代都城其实位于今日北京的西南，而当明代的作者们提到京西南的一些古迹时，他们也往往说起这位太后。”

出于谨慎，尽管否定了元大都东垣假说，但贝勒并没有在他的北京城址图上对这段土城的身份提出明确的推断（图1）。他也对京畿地区动辄将各种高台、夯土类遗迹归于萧太后的传统表达了疑惑。贝勒是唯一一位提到这道墙垣遗址可能曾配备城壕的学者，得益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断该墙垣是历史上某个城垣体系的东面。

图1 贝勒《北京及其周边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中的北京城址图

20世纪初，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以极大的热忱对整个京畿地区进行了细致的测绘，形成了一套由20幅1∶25000画面组成的测绘图集《北京周边地区组图》（Cartes des environs de Peking），覆盖范围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北至清河，南至南苑。该组图精度与1907年德人测绘图《北京附地》不相伯仲，测绘范围则较之更大。在这一组图的“京北”“京南”两图上，东郊土城得到了明确表现，只不过被切割得更为零散，其走向已湮没于东郊密集的阡陌之间。可以推知，从贝勒的时代到普意雅的时代，东郊土城走向了最后的湮灭。

基于测绘与调查成果，普意雅于1929年发表了《北京地区历史及北京各处城址简报》（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rique du territoire de Peking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该文对东郊土城的描述颇可与贝勒和樊国梁的记载相参照：“在现状北京东城墙东侧，存在着一处土城遗址。这道土城从通州运河开始，人们可以很容易跟随它的走向，其间仅有几处中断。土城的高度约为元大都东土城的一半，它向西转出一个直角，最终抵达元大都土城。

这处土城遗址激起了关注它的各路考古学家的想象，但没有人能将它认定为元大都的东墙。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这道墙并不像是一座城市的墙垣，因为在它的各处我们都看不到墩台的痕迹，而在燕京和元大都西、北土城的城垣遗址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墩台的痕迹。此外，这道墙的走向并不是直线，而我们完全确定元大都的城垣走向是规则的几何形态。更何况它也并不与元大都东北角相连接。

那么这道墙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推测它曾经是金代夏宫的苑墙，甚或有可能在辽代既已存在，当时即用作苑墙。事实上，这道没有得到任何中文文献（即便是其中最全面的一部——《日下》）记载的墙垣，被一种民间传说归于辽代萧太后。”

普意雅的论述部分承袭了前人说法。但他以工程师特有的敏感，没有轻易放过东郊土城在贝勒与樊国梁描述中被一笔带过的曲折形态。他在该文所附的“辽燕京与金中都城址图（Emplacements des villes de Yen king,des LIAO de Tchung tu,des KIN）”中细致表现了东郊土城的曲折，并将其假设为一座周回巨大、沿行北京四郊的金代夏宫苑墙（Mur hypothétique du Parc d’été）的东面（图2）。

图2 普意雅《北京地区历史及北京各处城址简报》中的“辽燕京与金中都城址图”

至此，东郊土城尚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一座将明清北京包纳其中的金代夏宫或许过于离奇，然而普意雅的推测却无意间触及了历史上一次真实的、意图以墙垣将北京四面环绕的尝试，即明嘉靖北京外城的修筑。

2 北京外城：从“四面王制”到“不可枉做一番故事”

筑造京师外城的构想早在成化、弘治、正德时期就已被多次提出，但均止步于奏议。嘉靖二十一年（1542），这一提议再次出现。彼时北边防务日益紧张，京畿地区开始承受直接的战争威胁。该年七月，“湖广道御史焦琏等建议：请设墙堑、编铺长，以固防守。兵部议覆：请于各关厢尽处各沿边建立栅门、墩门”，可以视作北京外城的最初方案。这一方案的实质在于重新勾勒北京城市化区域的边界，因为明代定鼎北京以来，各城门外关厢地区的街区形态与密度已经与城内类似，成为北京城市空间的一系列溢出式生长点。确保这些街区的防务安全是建立外城的基本理由。

这一从实际防务需求出发的规划很快便被赋予礼制内涵，上升到都城标准配置的高度：“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等复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卫君，郭以卫民。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既建内城，复设罗城于外。成祖文皇帝迁都金台，当时内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预防，岂容或缓？臣等以为，宜筑外城便’。疏入，上从之。”在北京建都之初，对洪武南京制度的继承是城市政治地位的基础。到明世宗之世，京师的政治地位早已稳固，但南京之制对北京的城市实践依然有范式作用，例如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兴建即附会南京建置。毛伯温等倡议者一方面强调南京规制，推动世宗以其惯用的完善祖制的建设名义作出决策，而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城市化动态的现实。“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的描述或有夸张之嫌，但毛伯温作为都察院长官，其说法应有相对可信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

世宗随即批准了外城的建设，然而此时朝廷土木工役繁巨，尤其是嘉靖二十年（1541）太庙灾毁，重建工程正在鸠工集材之际，若庙工、城工同兴，恐有难于措手之处，于是世宗又在劝谏之下将工程推迟，“诏候庙工完日举行”。然而等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太庙重建工完，外城之议并没有即刻继续，而最初焦琏等提议的“栅门、墩门”等简易工事也未见实施。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攻入关内，京畿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当时斋居西苑不出的世宗甚至不得不视朝以安定人心，京师外城的规划才重新得到讨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外城之议一开始仿佛是二十一年（1542）故事的翻版。首先是时任兵部尚书丁汝夔重提焦琏之议：“城外关厢居民稠密，猝有警报，遽难敛避。宜令巡捕参将等官于临郊街口筑墙治濠、结立栅门，以遏冲突。门内伏勇敢善射者各数十，严以敌待。”此议的执行情况如何，《明世宗实录》中未见记载，而丁汝夔随即便因守御不力而被斩首。再加上俺答汗亦很快率部退出京畿，这些简易工事很可能最终没有兴工。

随着京畿局势趋缓，关厢工事规划又再一次上升为重大城建项目。当年年底，夏邦谟提出“筑关厢之城。谓京师南三城关厢之城应筑外墙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一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宜定于来春兴工”。

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提供了关于明代中叶北京南郊人口规模的数据，即约万户。根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末的统计计算，彼时每户人口平均6.59人。明代历朝实录中人口统计的可信程度本文不作探讨，但其每户人数终有明一代基本保持稳定，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假如采信这一数据，便可推测彼时北京前三门关厢人口规模约六万余人。夏邦谟所提议的为保护这些居民而设立的城垣以“南三城关厢之城”为名义，其性质介乎于焦琏、丁汝夔在战时所提出的临时工事与毛伯温等人提议的礼制导向外城之间。这一规划随即得到世宗批准，这是北京外城实际施工之始。

《明世宗实录》没有详细记载夏邦谟方案的细节。“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既可理解为三座独立的关厢城——即如大同三门关厢城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一座对南郊形成统一围护的城垣。而“建楼五座”则可能意味着这一城垣一共设立有五座城门。假如夏邦谟方案为三座独立城池，那么三座关厢之间的交通会被极大牺牲。若每城至少有两座城门以确保交通，三城五门也不易布置。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方案应是一座一体围护南郊的城垣，在其南面设置三座对应京师前三门的城门，其东西两面各开一门，形态与最终实际建成的京师外城基本相符。其墙垣总长，暂以1明嘉靖营造尺合32厘米计算，约为18496米。这一长度甚至在最终实现的京师外城墙垣总长15860米之上。

迫切寻求城垣围护的南郊关厢居民对夏邦谟方案抱有很大期待，“本厢监生宗良辅等奏称：筑城夫役，三关居民自愿量力出办”。然而嘉靖三十年（1551）初，工程甫一开工便被叫停。对此，《明世宗实录》仅仅解释为财用问题，因民间尽管有在官方指导下自行组织劳动力施工的意愿，但压力较大，难于确保完工：“先是，诸臣建议筑城。上以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待来秋农隙举行。后因居民宋（宗）良辅等奏愿自出财力，乃择日兴工。及时，特召掌锦衣卫事陆炳，问以筑城便否？炳对：‘南关居民稠密，财货所聚，筑城防卫未为不可。但财出于民，分数有限，工役重大，一时未易卒。宜遵前旨，俟来秋行之。’上以为然，命即停止。”

但从事情的后续来看，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两年之后，停工的原因才在兵科给事中朱伯辰的上疏中得到解释：“迩因虏警，圣上俯俞言者之请，修筑南关，臣民甚幸。缘将事之臣措置失当、毁舍敛财、拂民兴怨；且所筑仅正南一面，规制偏隘，故未成旋罢。”可知夏邦谟方案停工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工程组织不当，官民之间未能在征地、安置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激发了社会矛盾。此外，该方案仅仅围护南郊，在规划上被认为不完备。能够在已经奉旨开工的工程规划上做出如此判断的，似应是世宗本人。可以推测，停工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工程开工之后，擅长制礼作乐的世宗对京师外城的期待突然超越了“关厢之城”的程度，下定决心将它重新上升到完善都城规制的高度。而工程运作中发生的问题则正好为修改项目内容提供了事由。

朱伯辰是四面外城规划的又一推动者。他一方面重拾毛伯温论调，强调金陵城郭故事以及北京各门关厢人烟辐辏的现实，另一方面更对北京外城的筑造进行了初步可行性分析，提出利用京师周边的金元城垣遗迹：“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统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对此，阁臣严嵩一方面肯定朱伯辰方案“亦一劳永逸之计”，而另一方面则不忘提醒世宗，“南关一面，昨岁兴筑，功已将半。今若因原址增筑，为力似易”。严嵩的这一提议说明，夏邦谟方案当时尽管被终止，但实际上已经有相当可观的土方夯筑进度，可以直接沿用。然而此时世宗正醉心于城郭完备的理想，没有理会严嵩的提议，坚持“今须四面兴之，乃为全算。不四面，未为王制也”。

很快，一份详实的四面外城修筑方案便摆在了世宗面前。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外城工程前前后后所采取的名义有多种，如早期的“栅门墩门”、仿照南京或理想中都城名义的“罗城”“郭城”、强调围护关厢的“关厢之城”、后期定案名义“重城”，而“外城”仅是多种工程名之一。关于四面外城方案的具体内容，留待下文讨论。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十九日，外城正式兴工。开工之后，世宗非常关注工程进展，频繁向监督工程的严嵩、陆炳、陈圭等人询问。严嵩于是在奏疏中介绍了筑城的工程原理，即“先从地底掘深沟，累石作基”，然后再版筑夯土。施工从南面开始，将整面南墙垣分为“六十八号”即68个标段执行，各段因地势不同，施工量不同，进度也不相同。文献并没有记载南墙的施工是否利用了嘉靖三十年（1551）“工已将半”的基础，但仅从这一时期的大量筑基工程推测，嘉靖三十二年（1553）规划中的外城南墙位置未必与夏邦谟方案相同。

这一年春季，京畿地区降雨较多。严嵩对此一方面安慰世宗称“得雨土润不燥，工力易施”，另一方面也婉转承认，随着墙垣转入地上施工阶段，“目今则宜晴矣”，如降雨仍然持续，将对夯筑造成影响。很可能即是当春的多雨让世宗对于外城城垣的工程质量产生了疑虑，他谕称“重城之作，必果持久方可，但土质恐未坚”。世宗之所以有此担心，是因为在四面外城方案中，“原议用土坚筑，其垛口腰墙及各城门始用砖砌”，即城墙内外两面均不包砖，仅有墙顶面、雉堞等以砖砌筑。世宗意识到，“如下用土，上以砖石，必不堪久。须围垣以土，坚筑门楼，以砖包而可承重”。外城之修筑投入甚大，能够永垂后世才可称得上美谈，假如仅仅速成四面而无法确保工程质量，则恐怕“罔力伤财，枉作一番故事”而已。

世宗君臣由此开始了对外城规划的全面重新审定。严嵩再一次体现了他老成的政治敏感度，及时提醒世宗“前此度地画图，皆系四周之制。所以南一面东西横阔用二十里方得周正。若止筑一面，只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克完。报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

从文献记载中回顾，京师外城规划的修改是一系列极为紧凑的决策过程：当年闰三月工程开工，四月十六日严嵩第一次以奏疏回应世宗对城工的关切，四月二十三日四面改一面的决策即作出，大量的君臣意见往来集中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由此可以窥得嘉靖朝重大工程决策的模式。世宗本人在频繁关注城工之始，很可能即已对外城规划的修改作出决策。但他从来没有直接提出缩减四面之制为一面，只是像在其他重大工程中一样，通过提出各种疑虑与要求，引导臣工主动提出解决方案。而严嵩等人也完全体现出了这种老练的君臣默契，迅速制作了最契合世宗期待的提案。能够达成这种颇为类似甲乙方之间往来的高效互动，显然是群臣通过大礼之议、郊坛、九庙、西苑等大工程磨炼出的素养，是嘉靖朝的一种较为独特的营造图景。

当年十月，更改规划的外城完工，世宗亲自为外城各门命名，但《明世宗实录》中却没有记载任何臣工因此得到升迁赏赐。翌年（1554）五月，严嵩上“论城工完诸臣加恩”疏，可知宣力众臣还是得到了赏赐，《明世宗实录》未予记载，或许是因为外城之制终究没有实现君臣所畅想的四面周回，留下了一些遗憾，论功行赏的环节被低调处理了。然而即便如此，朝野上下依然对外城的完工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例如当北边防务再度承受压力，希望增调有作战经验的边兵以支援营兵时，兵部怡然覆议称“往岁调取边兵者，以京师重城未完，南关居民繁富，闻警恐易动摇……今屹然重城即足自固，而营兵操练日久又非不教之兵，以此待虏，虏必不敢复萌深入之计”，对京师外城的军事作用颇为倚重，将外城认作是扭转北边防务局势的关键。

然而外城工程至此并未结束，它的规制与后世所熟知的那道城垣还相差甚远。嘉靖四十二年（1563）末，“工部尚书雷礼请增缮重城、备规制，谓永定等七门当添筑瓮城；东西便门接都城止丈余，又垛口卑隘，濠池浅狭，悉当崇甃深浚”。雷礼是嘉靖末年的大匠，曾在西苑殿亭、西内永寿宫重建等工程中多次襄助世宗的营造创想，颇得世宗信任。他提出的加强外城、增筑瓮城计划很快得到实施，翌年六月，“京师重城成”。在草创完工的十年之后，外城再次宣告竣工，而这一次，《明世宗实录》明确记载了众位参与工程的臣僚们所获得的升赏，似乎外城终于具有了完备的功能与礼制内涵，可以就此写入典章了。而同样是在该年，外城最早的城市发展政策也随着城垣规制的完备而发布：“募民有愿筑室重城者，官与之地，永不起租。仍禁各门税课额外重征诸弊，以通商货。”至此，京师外城已经不仅仅是一道围护关厢的墙垣，而是明确成为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开始释放其人口与经济活动承载力。至清代，京师前三门关厢终于成为连片发展的商贸重地，构成了外城街市的主体，而北京标志性的“凸”字形老城轮廓，乃是嘉靖一朝在北京城市史上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记之一。

3 昙花一现的四面外城方案

明世宗规划北京四面外城而最终仅成南郊一面，东郊又如何会留下一段土城呢？《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一件往事：天顺七年（1463）北京贡院失火，九十余位考生遇难。明英宗收殓遇难者遗骸，在朝阳门外葬为六大冢，总称“天下英才之墓”。至明孝宗时又加修葺恢廓，增置祭亭。此事多见于史家记载，但沈德符进一步观察到，到世宗时，往事已经无人凭吊，“至嘉靖末年，增筑外城，则并六冢遗址，俱夷平陆矣”。这段故事表明，嘉靖时期的京师外城工程尽管最终仅成南面，但当时的施工的确已经触及了朝阳门外的东郊。

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在对京师外城修筑的密集讨论中，为了实现世宗关于“不四面，未为王制”的期待，兵部尚书聂豹等人迅速制定了一版四面外城方案。这一方案中的外城格局被全文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

“一外城基址：臣等踏勘得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基止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间有迁徙等项照依节年题准事例拨地给价，务令得所。一外城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道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每门各设门楼五间，四角设角楼四座。其通惠河两岸各量留便门，不设门楼。城外每面应筑敌台四十四座，每座长二丈五尺，广二丈，收顶一丈二尺，每台上盖铺房一间，以便官军栖止。四面共计敌台一百七十六座，铺一百七十六所。城内每面应筑上城马道五路，四面共计马道二十路。西直门外及通惠河二处系西湖玉河水出入之处，应设大水关二座，八里河、黑窑厂等处地势低洼，潦水流聚，应设小水关六座。城门外两傍工完之日拟各盖造门房二所，共二十二所，以便守门人员居处。一军民夫匠役：臣等议得修筑工程除地势高低修补不一临时另计外，查得先年筑城事例，每城一丈计该三百余工。今周围外城该七十余里，及门楼外水关、敌台、马道运送物料等项工役颇繁，应用夫匠人等数多，所有运料车辆并人夫匠作合令工部雇募……疏入得旨，俱允行。”

该方案提到的城垣节点地名，有若干已经无考，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沿用至近世，可以帮助定位规划中的外城走向。不难发现，该方案对于外城东垣走向的描述，与19、20世纪之交各种实测与描述中的东郊土城基本相符。有理由推断，北京东郊的这段土城，即是嘉靖修筑外城时东面留下的施工痕迹（图3）。

图3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886年《北京及其周边地图》局部

1886年的《北京及其周边地图》（“Map of Peking & the environs”）中，东郊土城的走向得到了最早的完整体现（图3）。尽管其总体精度有限，但该图将东郊土城的南端起始点——难于查考的“荫水庵墙东”——明确表现在外城南垣东延长线上，这一细节为20世纪之前的其他测绘或调查所未载，印证了实际建成的外城南垣是将原“东西横阔用二十里”的设计两端截断后的结果。进入20世纪，德国远征军的两种测绘，即1903年的《北京全图》（“Peking”）及1907年范围更大的《北京附地》（“Peking und Umgebung”）则以目前已知史料中最高的精度表现了东郊土城，包括这道城垣在朝阳门、东直门外绕行关厢、连接元大都光熙门遗址的细致走向，进一步补充了文字记载的空缺（图4）。

图4 《北京全图》中的东郊土城部分遗存（由作者突出显示为浅绿色）

结合聂豹奏疏以及上述近代测绘，亦可以在现代城市肌理上大致勾勒出外城东面的走向：外城东面计划从今松榆里一带起始并随即向西收紧，由神木厂向北跨越通惠河，约略在今东三环中路西侧北行，并渐次向西收缩，包裹朝阳门关厢，在今东大桥街口与朝阳门外大道相交。此后继续向西收缩，沿今工人体育场西路、春秀路一线向北，在东直门关厢处又轻微向东，包纳整个二里庄地区，然后回缩至左家庄西街一线，并在柳芳北街处转向西，与元大都光熙门遗址相接。从此处起便沿用元大都城垣遗址逆时针行进，直至肃清门遗址，即所谓“北一面势如椅屏”。

可以看到，从外城兴工至外城规划发生大变更的时间其实很短，但就在这段时间中，规划外城南面的68个标段已经全面开工并且进入地上施工阶段。当世宗开始疑虑外城工程质量时，众臣曾经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提出一个调整工序的折中方案，即“惟西面地势低下，土脉流沙，稍难用工。宜先完南面，由南转东、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上允之”。这一提议说明，当外城兴工时，虽然南面因紧迫性最强而率先集中施工，但规划中的外城另外三面也作了踏勘和开工准备。此时南面的土方工程已经近半，按照逆时针推进的策略，“先完南面，由南转东”，则外城东面应随着南垣的推进成为下一个施工重点。很可能即是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外城东面的大部分也进入了地上施工阶段。然而外城规划的重大调整随即到来。外城南面立即按“十二三里”的长度收束并转北，以连接内城东南、西南城角。从外城东面留下的夯土至近代仍有元大都城垣遗址一半的高度可知，彼时东面的施工进度已经相当可观，接近聂豹方案中的设计标高，至此全部弃置。在任何城市尺度的项目中修改规划的代价都绝不会小，现实远远没有严嵩所谓的“庶不虚费财力”那样理想。而外城东面既然没有再继续施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雉堞或包砖，乃至于如几个世纪之后普意雅所观察到的，连墩台也没有来得及建。这也让后世在对它的身份认定问题上难于措手。

外城东面固然没有完工，但它对北京东郊地理格局的影响却是切实的，并非无迹可寻。假如外城东垣得以实现，贝勒所描述的朝阳门关厢尽头的东大桥即成为朝阳关窎桥，标识外城城壕对朝阳门外这处东郊最大的城市化区域的双重围护。而在1907年德人《北京附地》一图中，东直门外二里庄尽头通向东坝的斜街上亦有一座位势相仿的桥梁。此地早已没有河流，该桥可能亦属于规划中的外城附属设施。此外，在清高宗关于燕京八景之一“金台夕照”的论述中，提到传说中的燕昭王黄金台遗址所在众说不一，而“今朝阳门东南岿然土阜，好事者即以实之。所传古迹，大率类是”。清高宗对许多京畿史迹传说的考古真实性均持不必置信的态度，此即一例。御制“金台夕照”碑已于2002年出土，从其位置来看，当年这处著名的“岿然土阜”是否与嘉靖时期未能实现的外城东垣有关？不妨保留这一猜想，留待验证。

嘉靖外城原方案的南、东、北三面实际上均可较为清晰的定位，仅有西面没有留下有记载的施工痕迹。北京西郊水域、湿地较多，城垣需要在多处迂回避让。从聂豹的规划文本推测，今之动物园、紫竹院地区在明代均为湿地环境，规划外城西面在其北段延伸至今三虎桥地区，以从两片湿地之间穿过，随后又向东缩进，相对贴行阜成门关厢，以避免行经今玉渊潭区域的湿地。在其南段，则又主动西折以利用金中都西南角相对完整的城垣遗存，至少在彰义门处已经沿行金中都城垣。上文提到的普意雅之“金代夏宫苑墙”假说，除其南面以外，竟颇与嘉靖外城规划走向相吻合，可谓是触及东郊土城谜团答案的第一人。

至此，可以大略将嘉靖外城原方案的轮廓勾画出来（图5）。

图5 聂豹四面外城方案中的城垣走向推测复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聂豹的方案虽然表述详尽，但在里程统计上却有一定的模糊性。他一共提出了三种统计方式，分别是按段统计、按面统计、按是否有旧址堪因统计（图6）。

图6 《明世宗实录》中聂豹外城规划方案所提供的三种城垣里程统计方式（单位：里）

这三种统计方式均主张外城周长70里，但在细节上则出现了一些有待解释的不一致。例如按段统计时，从元大都光熙门遗址（“广禧门”）至肃清门遗址（“小西门”）共19里，而按面统计时，“北一面势如椅屏”则是18里。按段统计时，从肃清门遗址到外城西南角为15里，而按面统计时，西一面则为17里，两个数据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按规划外城西南角到内城西南角的距离大于规划外城东南角到内城东南角的距离，而规划外城西垣更是远绕三虎桥一带，在外城东垣没有显著迂回的情况下，规划外城西垣不可能较东垣更短，15里的数据或因统计方式有所不同。但如果将15里理解为从肃清门遗址到利用金中都城垣段落北端点（彰义门一带）的长度，则规划外城利用金中都城垣的长度又未单独开列（仅能从第三种统计方式中推算出利用金中都城垣段长3或4里，并由此确认规划外城西南角较金中都西南角靠北，两者不在一处）。此外，聂豹的统计主张从正阳门外道口（即永定门之选址）向东向西至城角均为9里，然而实际上，从该道口向东至今松榆里一带、向西至金中都西南角均不止9里。与聂豹的南面18里相比，严嵩随后提出的“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似乎更加切近事实。这些统计数据上的不一致尚待进一步探究。

4 外城城垣的双层夹心

近代以来，学界不仅开始关注北京各处城垣的格局、走向与历史沿革，也开始着意观察城垣的具体建筑形态。1924年，瑞典人喜龙仁在其《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中简略测绘了北京内外城城垣的几个段落，并将城垣分段，观察记录其结构与包砖层特征，可谓视角独到且颇有远见。但是在20世纪前叶，解剖城垣的机会尚不多，受限于测绘手段，对于城垣剖面尺度的了解较为粗略。孔庆普先生记述，当喜龙仁编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时，“要求绘制几份城墙和城台断面图，只好按想象估计绘制”。新中国建立后，围绕北京城垣的一系列工程以更高的精度留下了外城城垣较为丰富的建筑数据。尽管外城城墙的拆除非常迅速，工程组织也相对松散，使得它没有获得如内城城墙那样被逐步揭开、详细勘察节点段落内部构造与遗物的机会，但在北京外城进入无序拆除阶段之前，在其城垣上已经系统性地开辟了多处道路豁口，其情况均在孔庆普先生的《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中得到记录和整理（表1）。

表1 北京外城城垣整体拆除前所开辟的豁口

注：根据孔庆普《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制作。

这些正式豁口的开辟提供了了解外城城垣结构的机会，它们在外城四面均有分布，外城不同局部的情况均得以揭露。不妨在此将聂豹方案的设计数据、喜龙仁测绘数据与孔庆普先生测绘数据作一对比（表2）。

表2 聂豹、喜龙仁和孔庆普北京外城城垣尺度数据（单位：米）

表中的数据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在墙厚一项上近现代实测数据与聂豹的设计数据存在巨大的差距，喜龙仁的实测数据几乎是聂豹数据的两倍。喜龙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差距，他指出“这些（聂豹文本中的）数据都不甚准确，例如外城城垣的高度与底厚决然不是相等关系。事实上，在许多段落，城垣的底厚都接近高度的两倍”。

其次是喜龙仁与孔庆普先生的实测墙厚数据之间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两种数据在外城南、北两面墙厚上吻合度较高，而在东、西两面墙厚上则差异极大。喜龙仁数据主张外城四面墙厚基本一致，而孔庆普数据则显示外城东西两面墙厚远小于南北两面。有趣的是，孔庆普数据在外城东西两面墙厚上却与聂豹的设计数据体现出较高的吻合度。两组相差30年的实测数据何以有如此差异？哪一种更接近事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再往前追溯。

在20世纪50年代外城密集开辟道路豁口之前，外城城垣上已经存在三个早期豁口。这三个豁口都是庚子国变后西方列强为铁路敷设进入北京而开辟的，其中永定门西侧豁口最早，为永定门内临时车站服务。龙潭湖西侧豁口略晚，为正阳门东车站服务。外城南面这两处豁口均为英军开辟。1901年，法军建设保定府至北京正阳门西车站铁路，以爆破方式在外城西面开辟第三座豁口（图7）。法军《中国工兵报告（1900—1901）》[Le génie en Chine(1900-1901)]详细记载了这处豁口，法军工程人员对豁口处展露出的城垣内部结构进行了测绘，提供了近代较早的一则北京外城建筑数据（图8）。

图7 法军《中国工兵报告（1900—1901）》中的保定府至北京铁路卢沟桥至北京段总平面图

图8 法军《中国工兵报告（1900—1901）》中的北京外城城垣剖面图（单位：米）

这一爆破口位于广安门以北、外城西北角南侧第一墩台以南A。法军测得的剖面尺度明显更贴近喜龙仁数据。但是，从剖面图可见，在该段城墙夯土中，还存在着一道规模较小的砖层。《中国工兵报告（1900—1901）》明确记载并探究了这道砖墙：

“当豁口被打开并清理之后，发现在城墙夯土体中间还存在着一道墙，我们于是猜想设置它的目的是什么。经过检测，我们发现这道中心墙体的材料和砌筑方式与城墙外侧包砖层是相同的，而城墙内侧包砖层则为另一种尺寸的砖，并体现出不同的砌筑方式。我们于是得出结论：这道城墙原本即现状外包砖层至这道中心墙体的厚度，在其建成之后又被加厚。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还曾经积极探讨过另一种猜想，这一猜想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是以它的构思之精妙以及我们能从中获得的教益，很值得在这里得到转述。该猜想的提出者发现，城墙的夯土呈黏土质。假如发生崩塌，土方将在挡土墙一侧呈圆台状倾泻。所以在这种体量的夯土体中，一道中心墙将是均衡受力的，因为它两侧土方的推力相等，而它又能极大地减小崩塌发生时崩积堆的底面规模，因而减轻作用在城墙外包砖层上的推力。这样一来，人们便以很小的成本提升了包砖层的稳定性。

中国人是平庸的营造者。如果是他们发明了这个系统，我们却并没有在他们的任何其他建筑上观察到同样的娴熟。所以这一系统的发明者便要顺理成章地归于从这一营造个例中获得独到见解的军官，即德库第（Descourtis）指挥官。”

从这段分析可知，1901年法国工兵已经明确了解了北京外城城垣的一大特征，即其某些段落呈现“3+2”式砖-土结构，而这一结构是外城完工后在其内侧再次加筑的结果。如果将法人实测数据中加厚之前的外城剖面单独提取出来，便不难发现，这一原始外城的剖面尺度与孔庆普先生外城东西两面的实测数据基本契合，亦与聂豹的设计数据相差不多。考虑到聂豹的设计方案中本无包砖层，如果进一步剔除其包砖层，则土芯的剖面尺度与聂豹的设计数据更为契合。

那么这种“3+2”结构是否只是外城东、西两面的特征呢？事实上，尽管英军在开辟永定门西豁口时没有留下同样详实的数据，但也有一系列影像资料展示了豁口处的城垣断面。从这些影像可知，外城南面城垣同样也体现出这种加厚痕迹，在夯土层中包夹的砖层清晰可见，而这一砖层两侧的夯土节理也有所不同（图9，图10）。

图9 英军开辟的永定门西豁口，可见城垣截面中包夹的砖层（砖层由本文作者以红色箭头标识）

图10 永定门西豁口所展现的夹层细节

至此，便可以调和上述四种数据，还原北京外城城垣分期建设的史实。

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聂豹的无包砖四面外城方案获得明世宗批准。这一方案实施至当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旨在确保工程质量、坚筑南郊一面的重城方案取代。已在施工中的外城东垣被放弃。这一方案实现后，实际完工的重城剖面即是在聂豹的原设计尺度上两面包砖的结果。

嘉靖四十二年（1563），雷礼提出重城过于薄弱，尤其是在一东一西与内城的两个接口处，顶宽仅丈余的重城城垣显得极为不称。于是重城便被加厚到后世所见的宽度，使得重城的接口得以与内城墙体较好契合。加厚之后，原有的城垣内侧包砖便被包裹在新筑的夯土内部。这一状态此后历经维护与修缮，直到近世。

但雷礼的增筑工程直接在原有城垣内侧添筑夯土，新添层与既有包砖层之间没有形成有效拉结。法军工兵注意到内侧与外侧包砖层在用砖和砌法上皆有差异，喜龙仁在调查外城城垣时也注意到，其外侧包砖层用砖仍多嘉靖时期戳记，而内侧包砖层则在崇祯时期经过整体重修，并间杂以乾隆等时期修缮痕迹。这说明新添层的稳固程度有限，平添了大量维护需求。

近代以来，随着北京城垣疏于维护，新添层逐渐趋于崩坏，在一些段落上出现整体剥离的情况。20世纪中叶，在用砖取土等需求下，外城城垣开始逐渐解体。从航拍影像可见，1951年外城城垣依然整体完整，而在1959年影像中，外城城垣已经遍布扒拆痕迹（图11）。其中相当一些段落的扒拆痕迹明显显示出城垣的双层夯土结构仅余一层、城垣原厚度被减半的情况，说明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有组织或民众自发的扒拆活动曾以外城城垣内部结构中的分层为界。当孔庆普先生记录外城豁口数据时，外城东、西两面开辟豁口处的新添层已经整段消失，展露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原初状态。这即是聂豹、法国工兵、喜龙仁、孔庆普四组数据之间不尽吻合，但又呈现复杂互文性的原因。

图11 1959年航片中北京外城局部城垣上扒拆痕迹所呈现的分层节理

5 结语

嘉靖朝北京外城工程，理想中的四面外城形态最终仅建成南面，“凸”字形成了北京老城留在华北大地上的永恒印记。但原初设计中的四面城垣并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外城东垣彼时也已经粗具规模，其遗迹直到20世纪初依然清晰可见，在中西方史料中均留下记载，并曾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北京外城营造留给这座城市的并不仅有南郊一重城。

外城城垣在设计上先天薄弱，因而在嘉靖末年曾经加以增筑，形成3层砖、2层夯土的复合结构。这一结构特征在近代以来对外城城垣的拆改中被重新认识，但不久之后，外城城垣便荡然无存。在未来，外城城垣基址的一些局部或许仍有机会得到考古发掘与展示。当那样的机会到来时，人们或许就不会再一次错过了。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舒丹女士在本文涉及普意雅的文献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