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北京中轴线

2024-8-14 19:32| 发布者: weiwei |来自: 北京参事室文史馆

摘要: 北京是一座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现代之城，更是一座文脉绵长、底蕴深厚的历史古都。2024年春季一个烟雨蒙蒙的下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带领二十余位青年学子开启了一 ...

北京是一座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现代之城，更是一座文脉绵长、底蕴深厚的历史古都。2024年春季一个烟雨蒙蒙的下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带领二十余位青年学子开启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北京史研究”选修课。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为青年学子讲授北京历史文化。

他们选取北京中轴线上的一段漫游讲学，从景山公园出发，一路经过万春亭、寿皇殿、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雁翅楼中国书店等地，最后到达万宁桥。其中的四位青年，以各自视角记录了这次走读北京中轴线的见闻与思考。跟随他们的脚步，可一窥潜山隐市的古迹背后所蕴藏的北京历史文化。

航拍景山张肇基摄影

《雨访景山》王溪绚

进入景山前街，便置身于邓云乡先生所怀念的全国最美的一条路了。散步在宫墙外阔而长的石道上，便是一种愉快。即便天公不作美，游客们的好兴致却丝毫没受影响，角楼与神武门前更是人头攒动、游人如织。高穹下的故宫博物院屹立于眼前，整齐的女墙垛口与天际线完美重合，阴天氛围包裹中的宫城褪去了晴天下的金碧辉煌，肃穆的模样更添一份清冷与凛然。景山红宫墙内的桃花以孤芳之姿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它们未受墙外车马喧嚣的干扰，自在地绽放烂漫的旖旎。不知芳菲此中来，似乎连你的脸色和衣衫也都会映上粉色的笑影。墙外的人发现了这些花树们未经意间显露的春意，便更好奇这宫城内的几许深深了。

景山南门入园，我便直奔东山坡处的那棵有名的槐树。此树非原树，是1996年新植。崇祯自缢于此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扬新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对这位前朝的皇帝进行了追封，还将“罪槐”锁上了一条沉沉的铁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室贵族仓皇而逃，侵略者将城内洗劫一空，连铁链也被掠夺而去，老槐最终未能逃脱枯死的命运。如今我行至此处，读着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兹者，故都人士，眷怀先烈，雅具同心。幸逢十世之期，永作千秋之鉴。爰以殉国之日，定为纪念之辰，翕集群伦，虔申祷拜，博征遗事，用示表彰。” 1944年的北平正饱受日寇的铁蹄蹂躏，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敌机的轰鸣在北平的天空消失，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块汉白玉碑自1944年立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不禁令人唏嘘感慨。

景山公园内明崇祯帝自缢处左普摄影

天色渐暗，浓云深处正酝酿着一阵大雨，我自觉加快了上山的步伐。景山并不算高峻，却因五座亭的对称分布气势格外不凡。中间最大的四方重檐亭名曰“万春”，是整个紫禁城的制高点，在这里眺望，可将九城烟树尽收眼底。慢慢地，雨开始下大了。白色的山桃在风雨中摇曳着，迎面的冷风却未影响我登高远眺的心。目光由近至远，神武门洞外人群纷纷鱼贯而出，像一只张嘴的鱼吐出一串串泡泡。雾锁重楼，在雨中只可依稀辨认出中轴线上的三大殿的身影。流动的风、浓重的云，晃动的树、建筑凝固的都城气象让我极感华瞻肃静。春天的雨是比油还珍贵的，所以我并不嗔恼，快步走到辑芳亭避雨。

辑芳亭与景山东侧的观妙亭相对而建，其建筑形式和彩绘完全相同，均为翡翠绿琉璃瓦覆顶、黄琉璃瓦剪边的重檐八角攒尖古亭。雨顺着下檐滴落，流过戗兽、小狮子、凤凰、龙和骑凤仙人，密密地形成了几道动态雨帘。我沿着紧闭的亭门绕了亭子一周，目光被窗门上精美的蝠纹所吸引。堆叠的蝙蝠盘旋在窗棂上，张开的长翼泛着金色的光芒，寄予着皇家对于福寿的美好想象。然而，寓意吉祥的蝠纹却没能守护亭内古物的安宁：辑芳亭内原供奉一尊铸铜镏金佛像的阿弥陀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去，透过窗缝窥探发现里面已是空空如也。物犹如此，更何乎人？亭前有棵向外蜿蜒的古树，末代皇后婉容就曾在此树前留影过。时光荏苒，辑芳亭前已无斯人的游踪倩影。

雨渐渐歇了，云虽没完全散去，但天色渐渐亮起来了。目及之处可见翠绿的新叶与滴水的松针，让人顿感清新。走在湿漉漉的古道上，我来到了景山背后的寿皇殿。作为北京城五坛八庙之一，寿皇殿是中轴线上除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也是皇家重要的祭祖建筑。《日下旧闻考》记载：寿皇殿旧在景山东北，乾隆十四年（1749年）奉命移建。移建之后寿皇殿便主要作为供奉列帝列后御容圣像的神御殿，神御殿是奉清代历朝皇帝神像的处所。殿内还安置有大龙柜，柜内收贮着清代帝后妃嫔的各类画像。可惜寿皇殿大殿未对外开放，我无法亲近一睹全貌。

雨后的寿皇殿显得格外寂静，让人每每听见鸟衔枝归巢扑棱的声音。随着最后一位清代皇帝离开紫禁城，这座家庙也因缺少供奉而烟火不再。许地山在《上景山》一文中写道：“寿皇殿锁闭得严严地，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再也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墙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原是帝王家庙的寿皇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迎来了唱歌的孩子。1954年，这座宫殿变成了属于孩子们的少年宫，寿皇殿前的小广场也变成了晚会的舞台。五亭所处的山林间，也飘荡出“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童声，这大概是清王朝统治者所不曾预料到的。

景山北门外地安门内东西曾各有一段黄瓦墙。192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拆卖皇城墙，东墙大部分被拆除，西墙的一个段落由著名的学者、《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藩购得而保存未拆。陈的私宅便是地安门内大街西侧的米粮库胡同1号，他在此设计出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别墅“淑园”。20世纪30年代的米粮库是新文化人的聚居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曾在淑园居住。3号住有梁思成、林徽因一家。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时，其私宅在米粮库4号，他将《独立评论》编辑部设在这里。胡适在此生活了六年，是其在京居住最久的一处住址。“我的朋友胡适之”在这条胡同里也留下了许多学术佳话——胡适的大弟子魏建功与好友钱玄同书写，还写了一篇别开生面的白话章回小说体寿文“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几十年过去，胡同中古老的院落还大多保存着，但历史的遗存正在渐渐消逝，摆在人们面前的多是“钢筋混凝土”，以及密不透风的砖墙和紧闭的铁门，丝毫看不出数十年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景象，这不禁令人感到些许的抱憾和失落。

景山公园与地安门内大街

天色渐晚，下午的行程也到了尾声。郑振铎先生曾言：“溜达，是北平人生活的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同一的水边，城墙下，溜达整个半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这座城如同一位年老有德、饱历世故、火气全消的学士大夫，以宽怀的心胸接纳着来此的游人。行走本身也是在城市中建立空间感与时间感的过程——你会走进城市的心脏与肺腑，亲身触摸它的肌理，五感交互之间，人与城间的距离便消融了。无论是阴凉的门洞、苍老的华表还是闹市中的烟火、旧书店里的宁静，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都吸引着人们走进它、了解它。在四季与晴雨变换之间、历史与现代之间，这座城也会在新时代的脉络中焕发更迷人的生机。

《傅增湘所书<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蔡哲宇

景山正对故宫神武门，是贯穿北京城中轴线的制高点。在傍晚登上最高处的万春亭，可以看见层叠的宫阙闪烁着金光，几只乌鸦绕着亭檐盘旋俯落。而漫步红墙黄瓦之间，苍柏郁郁，树影婆娑，在公园的东麓道旁，两尊石碑静立在往来如织的游人之中。其中一块上书“眀思宗殉國處”，字体是工整的楷书，甩着胳膊遛弯的老人会不由自得地讲解道，书者沈尹默避开通行之“明”字，是为表达“目中无日”的民族立场。相形之下，另一通碑刻洋洋千言，字迹风化漫漶，背后的故事近乎消失在记忆之中。

万里晴空下的景山左普摄影

1944年的初春，中国远征军尚在缅甸流血成河，盘踞华北的日军则正酝酿豫中会战，然而此时的北平又是另一番光景。在纷飞的战火中，北平一直以来“不只不紧张，简直平静得很：大街上往往有两三个人摆棋，神态悠闲，风趣盎然”。三月余寒犹厉，城市里一排排灰色的屋顶“就像冬日里灰蒙蒙的海洋被止住了向前翻滚的波涛”。

自沦陷以来，前清翰林傅增湘一直寓居于他的书斋“藏园”之中。早至卸去北洋教育总长一职后，傅增湘便全身投入古籍搜访与校勘，专精目录版本之学。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傅氏毕生过目版本多达两千四百余种。而在战争爆发之后，文献事业更是成为他的精神寄托。“龙蛇起陆，蜚鸿满野，独北平恬然，如在异国。先生顾不乐，日惟隐几读书”，每日校书，以三十页为度。对此，傅氏不无自嘲为“孳孳以考史拾遗为事，真所谓乾坤一腐儒”。

有时，傅增湘也召集翰林诸老创设诗社，发行月刊。他还常与好友郭则沄、夏仁虎、姜忠奎等会于北海团城西北角的沁香亭，谈古论今，一起凝望红日沉沦于起伏的西山之后，仿佛忘却外界的现实。这如他将书斋名为“藏园”，正取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不过就在这天，他收到了一封落款为“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的延请，冀求为之撰写碑文。

筹备会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救济总会理事孔际庭所发起，并由其主持一切会务，经费亦由其筹措捐助。孔氏所属的慈善救济会似近于民间自治团体，会长胡观生战前即是红十字会负责人，自七七事变以来有功于灾民救济。于孔际庭而言，之所以举办这一纪念活动，是因为近年“人人蔑弃道德，忘廉鲜耻，以致邦分离析，国几不国”。对于“忠君”的重新召唤，寄托着对于“挽回人心于万一”的期待。依照计划，筹备会事先将在景山建立碑楼，陈列思宗遗迹，并于绮望楼、万春亭、观德殿三处启建道场。届时，中外各慈善团体及宗教人士都将出席到场，共同举行纪念典礼。

筹备会的办公地址设于西四北沟沿翊教寺，附设七个义务会务组。每组又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其中，总务组负责统领与会计，秘书组负责文书的相关事宜，弘化组负责诵经追荐，设计组负责劝化教导，讲演组负责宣传道德伦理，工务组负责景山工程计划，交际组负责与各机关团体联络及搜集有关明末的历史文物。

一切似已准备就绪。按照规定，故宫博物院还必须将相关函请转呈华北政务委员会批准。对此，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以“物力维艰，非当务之急”作推脱，这一理由也许不假，但其更深的顾虑或在恐生事端。筹备会则以“各节碑文业已镌就”为抗争，最终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活动应予缓办，仅在崇祯自缢的槐树下立傅氏所撰碑。此时是5月中旬，距离原先计划的4月11日已过去了月余。

晚明历史向来是多种政治话语竞相斗争的场域。晚清民国以降，崇祯的死不断浮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成为或是排满革命，或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思想资源。值此明亡三百周年之际，晚明历史再次成为多种政治话语竞相斗争的场域。在遥远的重庆，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李自成农民军队，一系列左翼人士进而借明廷暗讽国民党腐朽专制，投降外敌。国民党方面则针锋相对，丝毫不肯退让。

而身处沦陷北平的傅增湘则遵照了清朝历代对于崇祯的书写。在清代的官方叙事中，顺治首先通过祭祀肯定了前朝的正统地位，并为崇祯加谥改葬。雍正为平抚人心，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清朝乃为前明报怨雪耻。乾隆、嘉庆则将明亡之祸根推溯至万历，并竭力描绘崇祯为有心无能。历经百年，崇祯的面貌终于以崭新的形象得以稳固。在碑文中，傅增湘也正依此逻辑，首先提出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并同样将明亡的肇因归于万历，逐代分析各朝积弊。其后，他又回顾了崇祯拒绝南迁、以身死国以及“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以“烈”作为评价贯穿终始，表达了提振世风与济世救民的愿景，从而阐明了筹备会举办的宗旨。及至议论的结尾，碑文才流露出一丝个人感情色彩：（余）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

这样伤悲的语调经常在傅增湘的这一人生时期出现，就如同他也曾如此嗟叹自己所致力的文献事业：“景迫桑榆，经国难，一平生志业尽付东流，然此身亦为长物，即使精力所聚，少有留贻，文字之缘，妄思传播，而藏书万卷，石室难求，校籍千编，名山谁付！”古老的文献珍贵且脆弱，在战争的动荡下流落散佚，更是难以保存。安身立命之所犹如空中阁楼，而在乱世之中，人的命运也悄然如此。

撰碑不久，傅氏即中风不起，曾经一起畅谈的老友姜忠奎也于次年被日伪杀死。自此之后，《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一直悄然旁观着北平的星移物换，直至1955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抹黑农民起义”为由下令拆除。又过了半个世纪，在仓库角落吃满灰尘的石碑被重新找出，作为一件文物立于原址。对于这一切，傅增湘的另一位老友夏仁虎似乎早已作出了某种预言：

时无变也，变于人心而已。

《展翅腾飞——记游览“中轴双塔”与雁翅楼》陈子恒

游览风雨中的景山，最吸引我的既不是山脚下那块总会引人唏嘘的“明思宗殉国处”碑刻，也不是向南看去朦胧却壮观且依然游人如织的紫禁城，而是北望视野中矗立于寿皇殿之后颇为独特的“中轴双塔”。或许正是因为风雨带来的视线受限，这两座绿顶白身的建筑成了彼时目之所及最为清晰的景观。若是晴朗之日从景山北望，想来更吸引眼球的会是笔直的地安门内、外大街端点的巍巍钟鼓楼，那里有着更加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与故事。可我此时还是将目光和思绪停在了这两幢对称矗立的精美楼宇上，它们宛如两位庄严肃穆的卫士守护着地安门大街烟火人间的生生不息，为古老的中轴线恰到好处地点缀上现代意味。

我们知道，东侧是地安门内大街40号院，属于总政；西侧是地安门内大街41号院，属于总参。这样的布局也正对应着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东文西武”之道。“中轴双塔”还蕴含着中外结合的文化意涵，它修建于1954年，如同彼时大量建筑一样，也显现着浓厚的苏联风格；但在门窗、阳台等细节处，设计师大胆引入汉白玉、琉璃砖等材料，突出了北京城的厚重文化符号。这后一层进一步体现在屋顶设计上，阁楼顶被设计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攒尖、歇山与重檐，并以大小不同的两种形式出现，规整中又多了层次丰富的美感。而说到它的设计者陈登鳌先生，这背后的故事更加让人感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登鳌从上海调来北京，投身于首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仔细勘察，缜密思考，大胆构想，既吸取“古”精华，又体现“今”风格，精心设计出了这两幢与中轴线完美适应的塔楼。前人有言：“或许是弥补地安门被拆除的遗憾，1954年在地安门路口南，两座极具民族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地安门的新地标。如今，站在景山公园的万寿亭向北眺望，马路东西两边的地安门大楼格外耀眼，灰色的楼体，绿色的琉璃瓦屋顶，精致的门窗，令人过目不忘。”然而不久之后，建筑界掀起针对“大屋顶”的批判，“中轴双塔”的设计者陈登鳌受到点名批评和处分，他也公开刊登自我检查的文章。幸运的是，不久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对“中轴双塔”的评价也来了个逆转，陈登鳌得到平反，并受《建筑学报》之邀著文介绍自己有关“民族形式”的设计体会。“中轴双塔”以其古今、中外、民族和世界的多元融合性与包容性，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历经七十载风雨，为今日我们所见之中轴线，添上了别具一格的壮美一笔。

带着这些思绪，我们已从景山上移步至它的面前，得以站立楼下抬头仰望。宽阔宏伟的两层屋檐，恰如其分的碧绿与金黄点缀并分层，亮白庄严的外墙，整体上可谓高大壮观和金碧辉煌。但若打量细处，古旧的木窗、斑驳的油漆、洞开的阳台门、零落的空调外机……无不体现着岁月留下的衰败痕迹。它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不同的故事，今天的我们虽无法改变，但除了怀念，也能通过努力为这些建筑书写新的篇章。我们之后游览的雁翅楼书店，正是这一点的完美体现。

据考证，地安门内大街南、北两端原有的四座雁翅楼自清末开始逐渐被拆除，先北后南，1953年位于南端的最后两座雁翅楼被拆除，一年后在这里拔地而起的即“中轴双塔”。今天复建的雁翅楼仅能在北端的东西两侧，因为种种因素限制还无法做到对称，颇为可惜。但在有限范围内的努力已经值得称道：建筑外观主体为红色，顶部采用黑火布瓦，瓦下采用压五墨绘制有牡丹、祥云等图案，雁翅楼每间房的正面由格子窗相连。楼里是以收藏古籍旧册为特色的中国书店，为复建新生的楼宇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表里呼应，相得益彰。

从整体来看，如今的地安门内大街，南端是修建于建国初期高大宏阔的“中轴双塔”，北端为本世纪初复建精巧风格的雁翅楼。如果说曾经的雁翅楼平稳修长，好似大雁舒展开来的翅膀，那么原址上如今矗立着的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则更像是鸿雁高飞时前起后伏的振翅之姿，这也正对应着当今高速发展的首都和奋进腾飞的中国。建筑的命运跟随历史的变迁，既定的结果难以更改，那就在感慨之余以更加发展的眼光去对待，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地安门内大街上的建筑群落，始终与北京中轴线相伴而行，它们所见证的不单单是一段城市建设的历史，更是北京城市发展中参与者、经历者为这座城市留下的巧思妙想，与那份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对时代发展的创新。

《水韵京城：不朽万宁桥，长存北京城》马榆雅

烟雨登山本已有别样风味，而所登之景山又曾是清帝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置身主峰万春亭上不禁陷入历史的追忆，感慨时代演进之奇妙。南望故宫，红墙金瓦即使没有蓝天的映衬也依旧引人注目，雨雾掩盖人影更显出建筑群的庄重肃穆；西望北海，高耸的白塔将现代建筑挡在身后，目光所至只有古朴建筑与树木交错相映；北望钟鼓楼，地安门内的“中轴双塔”与寿皇殿各以其高度、颜色占据视野绝大部分，地安门外的现代化高楼难觅踪影，甚至鼓楼都只得以剪影形式出现在视野最北端。绵绵细雨似乎有意略去现代化的痕迹，专注于展现城市的过去，行走在北京城的土地上，我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它的故事，思绪渐渐飘远，纵长中轴在烟雨时分只望得见皇家建筑，那北端的市民空间又是如何？

恍然间，烟雨散去，京城在微弱阳光下褪去朦胧，我们也迈开脚步向北探索。走到景山后街一处隐约可望见北海公园围墙的胡同口，对照地图才发现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曾是一条河流，由积水潭引水经此处汇入紫禁城的护城河，保障皇城水源。以往我对水的执念大多停留在江南地区，想探访烟雨江南，感受水乡魅力，可看过了烟雨京城、得知了京城护城河引水工程后，我对这座北方之城的水愈发感兴趣，更想探究水之于北京城的意义。

恰巧我们最后的终点在万宁桥，虽是由于雨中游的步履受阻打乱了原定的路线，但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最好的安排。以万宁桥作结，既能继续北看市井中轴，满足登高时对朦胧处的好奇，又在课堂之外进一步补充了有关北京运河文化的知识，感知水、感知水韵京城。

万宁桥与大都城同时修建，可以被视为元大都城的奠基石，正是以万宁桥为中心，确立了大都城中轴线的基点。左普摄影

北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大运河上漂来的北京城”，足见北京城的出现与发展与大运河有着密切关系。北京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地名蓟，是燕国的都城，在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由于其地处中原王朝的边境，在历史演绎过程中多处于边缘地位。隋唐时期，大运河南连余杭，北抵涿郡，中原政治中心、北方军事中心、南方经济中心因水而联，北京也得此契机逐渐被纳入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序列，靠近历史舞台的中心。元代时，郭守敬裁弯取直，引水入积水潭，再至通州，使得南方的漕船可直抵大都城下。积水潭由此成为京杭运河北端的码头，一时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元世祖大喜，亲自将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命名为“通惠河”，而从万宁桥至大通桥的河道后来被称为“玉河”，也即“御河”。万宁桥对于通惠河工程有着重要的界定的作用，著名地理专家侯仁之也曾提出，元大都城的建设就是以万宁桥来确定自北向南纵贯全市中轴线的位置，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进行规划。处于“市区”中心地带的万宁桥不仅充当着陆上交通枢纽，还为商贸水运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集散于桥下码头的货物与来往的游人一同勾织出万宁桥的繁忙商业图景。明清及民国时期，积水潭的水量逐渐减少，后被称为什刹海，玉河河道也因缺水而逐渐废弃，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舳舻千里”已是过往，而万宁桥却依然屹立在地安门外大街。尽管万宁桥的下半部分桥身已被掩埋在路基下，融入城市主干路，甚至许多游人都没注意到道路上还有着这样一段桥。

万宁桥始建于1285年，初为木桥，后改成单孔石桥，成为北京中轴线北段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但在历史的演进中“消失殆尽”。20世纪初的一次修缮最大限度地拂去其岁月伤痕，展现出它的原貌，桥尾的燕翅连接着公路，不复白皙的汉白玉护栏更增其历史韵味，望柱与栏板上的雕刻虽有磨损但依稀可见其精美纹路。在桥的左右两侧还有着名为“蚣蝮”的镇水兽，它传说为龙九子之一，头顶鹿角，身有龙鳞，形似麒麟，因善水性而常常被用来镇水护河。万宁桥两侧各有两尊镇水兽，其中东北侧的一尊为元代雕刻，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只存有模糊样貌，剩余为明朝时期所作，保存相对完好。但据说水面之下还有两尊镇水兽，它们隔着中间的宝珠与岸上的镇水兽相望，形成二龙戏珠的场景。这些古物不仅寄托着古人镇水祈福的愿望，还以其精美雕刻装饰着河道。实际上，它们还充当着水位勘测仪的作用：如果水下的镇水兽已经完全裸露于地面那便说明水位过低，水位线在宝珠的位置则说明水位正常，如果水位到达了岸边镇水兽的位置，那便预示着会有水患的可能。我们游览的这天自然是看不到水中的镇水兽，只望见岸边的镇水兽趴在水边尽守着职责，它们与万宁桥一同从遥远的过去走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同时也向未来走去，留下更多与北京有关的故事。

梁思成曾赞美道：“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条始建于元，发展完善于明清的中轴线展现了古都北京的气魄和底蕴，而在现代进一步充实的过程中，北京的过去与现在进一步融合，共同走向更好的未来。水造就了北京城，纵然繁盛漕运之景不再，但流动之水依然存在于历史长河。中轴线上的万宁桥作为“北京老城的脊梁”的一部分，在七百多年的坚守中沟通城市南北，见证北京城的历史，也见证中国大运河的历史。万宁桥连同流经此处之水承载着流动的、鲜活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城市记忆，在奔腾不息中展现着古人的智慧，也启发着我们在古今变迁中留住记忆，在水韵文化中探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