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宣告这一中国古代理想都城营造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所认可。 那么,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笔直的动线吗?它的设计要遵循什么原则?作为建筑空间,它有怎样的生活属性?在城市空间坐标中它具有什么样的定位?对于这些问题,《隐没的皇城》一书作者李纬文博士将在本文中进行介绍。 一、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笔直的动线吗 暂且忽略门阙、殿堂、亭阁、河桥等具体建筑形式,北京中轴线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通过性空间和实体占位空间构成。其中大部分建置均属于前者,它们都可以被直接穿行,其使用方式由礼法进一步规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毫无阻碍地笔直在中轴线上行进,因为也有部分建置属于后者,它们无法被径直穿行。这些空间的中心可能是宝座、孔子神位、真武大帝的塑像,以及清人所崇奉的萨满神等实体,即便是天子,到了这些地方,也没法直接踏过去。 中轴线的使用方式是空间性的,使用者在它所串联的序列空间之内或之间移动。历史上,与中轴线有关的仪式均包括在轴线空间上移动,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头至尾在中轴线沿行。在某个地点,中轴线的使用者必须绕行。在一般情况下,狭义的中轴线为某个常驻者及其代表所专属,而其他参与者只能伴绕。 因此,尽管理想中的中轴线是一条直线,但作为动线的中轴线并非直线。比起沿行,伴绕才是中轴线使用图景中的常态。在蒙古传统中,大汗宫帐前方任何人不得设置自己的帐篷,亦不得任意横穿;在大部分中原王朝传统都城的轴线上,朝仪大殿也都是从南至北第一个实体占位空间。在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并不在中轴线上,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接近它,如大朝、常朝、参与祭祀祖社、跪迎御驾、围观会试张榜、前往钟鼓楼街区的市集,等等。 图片 《观榜图》中的御街场景 二、沿行、逊避与遥瞻 北京中轴线的空间设计本身就有伴绕、逊避,尤其是在皇城段落。从元代以来,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殿堂大多不止一个入口。而居中的、位于中轴线上的入口必定是使用率最低的。 在元代和明清两代,从进入京师开始直到朝仪大殿之上,行经各个门阙的不同门道,存在成千上万种可能的通行方式。这些理论上的通行方式,绝大部分都不在礼法所规定的范畴之内,具有实际意义的仅有很小一部分。但这些各具礼法内涵的通行方式已经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如元大都丽正门尽管有三个门道,但“正中惟车驾行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析津志辑佚》)。这些可能性依然极大扩展了中轴线空间的内涵与使用模式。如元人尚右,科考结果在内前红门或棂星门揭榜时,蒙古、色目在右,汉人、南人在左,而考取进士者则有权力从棂星门左道走出皇城。至于明清时期,揭榜在长安左门之外,而考取三甲者则可以从午门中道走出宫城。 明清两代,仅有一些高等级的仪式或仪仗,如开读、皇帝亲郊、皇帝大婚和梓宫发引会使用整条御街,而其他大部分仪式或仪仗则仅使用其北段。门道的选择也构成了多个级别,如在天子纳后仪中,使者身负纳采之命出宫时取道各门中门道,而回宫复命时,使者则身为媒妁,不再取中门道;与太子相关的礼仪则往往取东侧门或者各门东门道,以取其东宫、青宫之意;而在奉天门(皇极门)常朝时,仅有捧敕官可以径直走下奉天门当中的丹陛,领敕官在御路石上跪接,其他场合下臣工均不得使用奉天门中道。此外,当皇帝使者手捧诏书出宫时,有权行经各门中道,即便如此,他也不能直接踩在御道石上行进,而要略偏一些。 《徐显卿宦迹图》 之“金台捧敕” 明清中轴御街上的一些高等级礼仪往往需要整条御街上不同段落之间进行人、物与建筑之间的配合。在颁诏仪中,皇帝升奉天殿,百官入拜,然后先走出到承天门等待。与此同时,奉天殿上下旨颁诏,诏书被放在云盘上,由云盖遮护,从殿东门出,至午门外,诏书登上彩舆,被三品以上高官迎至承天门,在宣读案前宣读,然后放在云匣中从承天门城台上降下,再放在龙亭中,迎入礼部颁行。在诏书颁布的整个过程中,皇帝仅只在御座上下旨,当诏书离开他的视线,他便以遥瞻的方式参与剩下的流程。在诏书从奉天殿层层向南,先后由云盘、彩舆、云匣和龙亭运载的过程中,每一段旅程都有专人负责。百官已经先赴承天门等待,没有人能够目睹仪式全程,而当大家在承天门下聚齐,聆听宣读,目睹颁降的时候,天子只能坐在一公里外的奉天殿上体会某种视觉以外的参与感。 三、中轴线上的市民生活 元代以来,北京中轴线亦并非全线处在严格的礼法典章管控之下。中轴线皇城以北的段落(中轴线北街市段)被塑造为市民商业活动的舞台。在某些场合,皇家仪仗会选择通过中轴线北街市段,尤其是元代车驾从上都返回大都时。明清以来,中轴线在该段亦无御道铺装,市民在这一段落有沿行与穿行中轴线的自由。但明代以来,随着长安街的开辟,皇家仪仗在重大场合(视学、躬祭山陵、帝后发引等)优先选择东西长安街通行,清代车驾往来西郊“三山五园”则多由皇城西侧径出,不再有通行中轴线北街市段的安排,这一段落便更彻底地成为市肆繁华之地。 中轴线皇城以南的段落(中轴线南街市段)亦是中轴线市民生活的重要区域。由于北京皇城迫临城市南端,在城市正门与皇城之间空间节奏紧密,没有街市空间的一席之地,市民商业活动因此向城外延伸。在北京外城于明嘉靖时期建立之前,这一段落的城市化程度有限。在元代,丽正门外的中轴线延长线大道已是市民活动集中之地,被传为中轴线经度原点的“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即“独树将军”)成为民间组织节日灯会的集会中心。至明代,京师前三门外关厢已经连片发展,成为新的城市化生长点。明世宗决定建筑外城,将其纳入城市范围,为这片区域的防务安全建立了保障。嘉靖四十三年,当北京外城各门增建瓮城、规制足备时,官方将外城作为城市增量集中布局的区域,对中轴线南街市段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城市空间坐标系的无限绵延 乾隆十五年的一个早上,清高宗从南苑大红门回銮。他在诗中描绘从大红门看到的景色:“五凤楼高直北望,居庸遥列玉为峦。”事实上,且不说视线从地势平阔的大红门能否穿过层层门阙,清晰地看到午门(五凤楼),南苑正门大红门根本也并不处在狭义的中轴线上,而是明显偏东,且朝向东北,“直北”显然是看不到五凤楼的。然而乾隆以一种超乎肉眼的方式看到了,因为大红门是北京中轴线空间序列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与宫阙的空间互动是真实的。 京师与南苑的方位关系是这种空间绵延的体现,而中轴线向北亦以同样的原理在国土上绵延。有多种研究指出,元代奠定北京中轴线,有将上都、大都遥相联系的用意。这种联系是切实的,但它不一定要体现为某种测绘般的精度。当中轴线走出城市后,便自然进入山水化育之中,其直线形态便让位于一种更加灵活的实际动线。元代以来,北京城池无正北门,北行要道从健德门/德胜门出,远赴居庸关。元代大都北郊有北苑之设,为皇帝梓宫发引之所经,可视作南海子的对应建置。至居庸关,以大宝相永明寺之过街塔(今之云台)为整个京畿轴线空间的收束。 北京中轴线的序列并不止于其城市段,亦不仅以其直线段为载体。中轴线所组织起的东西序列以街区为尺度,城市空间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夹持,在形态、礼制内涵等方面凸显轴线的存在。而中轴线所组织起的南北序列则以国土为尺度,它绝不仅仅是北京城市空间的对称轴,而是来龙去脉显著的国土治理脉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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