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古都中轴线的重要历史地位及文化内涵

2024-8-16 12:4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岗|来自: 北京史学

摘要: 摘要：北京古都中轴线被称为北京城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古都文化被称为北京城市的灵魂，也是当之无愧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的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延续了中国古都的一些基本要素，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 ...

摘要：北京古都中轴线被称为北京城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古都文化被称为北京城市的灵魂，也是当之无愧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的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延续了中国古都的一些基本要素，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巅峰。因此，北京古都中轴线也就是中国古都中轴线的集大成者。在北京古都中轴线上，集中着许多重要的设施，从皇城和宫城，到坛庙衙署，从皇家园林到会馆和民居，再到钟鼓楼，等等，其中皆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皇城和宫城体现出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族融合的观念，左祖右社体现出的忠孝、仁义等家国观念及其辩证统一，钟鼓楼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等，均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古都中轴线历史地位文化内涵

北京古都中轴线作为整个城市的核心部分，目前正在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这条中轴线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古都中轴线，也是当代新的政治和文化轴线，被人们称为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这条中轴线保存比较完好，既保留了古代中轴线上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既见证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也代表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光辉形象。因此，进一步阐释这条古都中轴线的重要历史地位，发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一北京古都中轴线的历史地位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城的发展则是各个朝代(特别是统一王朝 )辉煌文明顶峰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辽宋金西夏时期、元明清时期。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的都城模式，其中又以汉唐时期的长安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城及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为代表。

这三种都城模式，都有着明显的时代文化特征，汉唐时期的儒学发展以经学为标志，从五经、六经到十三经。辽宋金西夏时期的儒学发展则是以宋儒理学为标志。而元明清时期的儒学发展达到了古代集大成的程度，使得都城模式也融合了前两种都城模式的文化特征，从而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集大成者。而这三种都城模式，皆以中轴线为最主要的核心，因此，北京古都中轴线乃是中国历代古都中轴线的集大成者，是中华古都文明的珍贵结晶。

1 . 中国古都中轴线的第一种模式—— 长安城的中轴线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及不断发展、逐渐成形的时期，都城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最早的一统王朝为夏朝、商朝及周朝，史称“三代”。夏朝和商朝历史久远，都城皆多次迁徙，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遗迹。到了周朝，都城基本固定，形成了西京镐京(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的两都格局，而在两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尚无统一的模式。西周的镐京与东都洛邑皆已废毁无存，仅留下一些遗迹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已经把天上星宿的分布与地上城市的建设联系在一起，认为地上的行政区划是对应着天上星宿的布局的。特别是在都城的规划建设中，更是突出了这一观念。到了秦汉时期，在都城的建设方面这种联系更为明显。如《三辅黄图》中记载西汉长安城的建设时称：“(汉惠帝六年)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文中“ 城成 ” 即指长安城建成。而指出的“ 南斗形 ”“北斗形 ” 即与先秦时期早已形成的北斗星崇拜有直接联系。

在古人看来，北斗是一组星星的统称，最早是由九颗星星组成的，被称为北斗九星，位于天体中央。随着天体运行变化，有两颗星星的亮度逐渐减弱，已经看不见了，于是剩下的就被称为北斗七星。南斗则是由六颗星星组成的，又被称为箕星，位于北斗星的东南侧、天体东面青龙七宿的尾部。古人曾认为南斗掌管人们的生存，而北斗掌管人们的死亡，故而对这两组星星十分重视。

《汉书 · 天文志》称：“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在这里，北斗七星的地位极为重要，文中称“运于中央”，与地上的都城位于全国中央是一致的。这种观念，到隋唐时期长安城建设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与北斗七星密切相关的又有北极五星，也都位居天上北部，因此，自汉代至唐代的长安城中，皇宫大多也被设置在都城的北部。

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有一部叙述都城建设的《周礼·考工记》，虽然托名《周礼》，但是经过专家考证，成书时已经不是周代，而应该是汉代。在这部书中提出的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是：皇宫位于都城的中央，以其为中心而形成“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然而，一直到人们建造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时，也没有实现这种都城的理想模式。这时的长安城只有一条贯穿都城的中轴线，却因为皇城和宫城皆位于都城北面，也就没有形成全城统一的中轴线。而在都城中轴线两侧，也没有大致对称的重要礼制设施（即“左祖右社”），缺少了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内涵。又因为皇城设置在都城的北面，也就没有办法在更北面设置市场了。

2. 中国古都中轴线的第二种模式——开封城的中轴线

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继春秋战国及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个分裂割据时期。这时的政治局面，主要是两宋王朝与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其中，又以两宋的文化发展繁荣程度超过辽金，居于领先地位，在都城建设方面也是如此。北宋的首都并没有继续使用长安或者洛阳(这时为宋朝西京) 的旧址，而是定在了河南开封，称东京。新建立的宋朝，不仅在都城规划的传承方面与汉唐时期完全不同，而且在许多重大的文化礼制上也抛弃了唐代的典制，探寻更加久远的文化源泉。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都城规划的模式。

与汉唐时期的皇城及宫城大多设置在都城北面的模式完全不同，北宋东京的皇城(又称内城)及宫城皆设置在都城的中央，形成了都城套皇城，皇城套宫城的回字形都城模式。显然，这时北斗星崇拜的文化观念没有得到传承，而《周礼 · 考工记》所体现出来的都城居天下之中、皇宫居都城之中的观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北宋东京规划建设的主题。这时的北宋东京开始出现都城、皇城、宫城皆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新模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中轴线模式。只有皇城和宫城皆居于都城中心的位置上，这条中轴线才能够贯穿整个都城。

北宋末年，金朝崛起，接连攻灭辽朝及北宋，很快就占据了江淮以北的半壁江山，北宋的首都东京城也被金朝占据。南宋迁都杭州，时称临安，一直想要收复失地，重回东京，也就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而金朝在巩固半壁江山的统治过程中，把首都从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境内)南迁到了燕京(今北京)，称金中都。此时金海陵王在扩建燕京的过程中，是以北宋东京的都城模式为范本的。这个扩建的过程，就是金朝向宋朝文化学习和模仿的过程。

在扩建后的金中都城，出现了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几乎和北宋东京的中轴线一模一样，贯穿整个宫城、皇城及都城。这时的北京城，已经不再是北方地区的军事重镇，也不再是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而是提升为北方的统治中心。这时金朝的文化发展速度也很快，逐渐缩小与南宋之间的差距。与这条中轴线相对应，金海陵王在这里设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机构和礼制设施，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都城体系。金中都的中轴线正是这个都城体系的核心。金中都城中轴线的出现，表明北京的都城发展已经达到这个时期的顶峰，与北宋东京并驾齐驱。

在这个时期还建造有两座都城，一座是辽朝的中京城(今内蒙古宁城)，一座是西夏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辽朝最初的都城是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皇宫，是契丹统治者生活的区域；南部为汉城，是来到这里的汉族人士生活的区域。此后迁都辽中京，其完全是按照唐朝都城长安城的模式来建造的，皇城和宫城皆位于都城北面。西夏都城兴庆府也是模仿唐朝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这座都城已经废毁多年，无踪迹可寻了。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的都城发展中，一方面是以回字形为核心的、北宋新创建的东京模式，体现了以皇权至高无上为主题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在金海陵王扩建中都城时被全盘加以继承，成为一种新的都城建造模式，也就是一种新的主流模式。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都城中轴线模式，这条中轴线贯穿整个都城、皇城及宫城。另一方面是汉唐时期的都城模式，即皇城及宫城位居都城北面的模式，被辽朝及西夏所继承，然而这已经是一种走向衰落的都城模式，此后再也见不到了。

3 . 中国古都中轴线的第三种模式—— 北京城的中轴线

元朝崛起，再次一统天下，并且建造了一座新的统一王朝的都城 —— 元大都城。这座都城与隋朝建造的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一样，是在一片平地上重新规划和建造的，没有受到任何旧都城的影响。这座新都城的建造，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从规划设计到建造过程的最高文化水准，以及严格的施工程序，是中国古代都城建造的划时代的新里程碑。

元大都在建造之前，是有过周密规划设计的，其标志就是中心台的出现。整个都城由此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都城中的各种设施几乎皆是围绕着中心台建造的，而大都城的中轴线的最北端也是在这里。在它前后，设置有鼓楼和钟楼，是全城中心的标志。大都城的正南门称丽正门，则是都城中轴线的最南端。而在这条新的中轴线的中间，设置有皇宫正殿大明殿及其北面的延春阁。同时在大都皇城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太庙及社稷坛，即《周礼 · 考工记》所说的“左祖右社”。在皇城前面设置有中书省 (一度为尚书省)的衙署，在皇城后面的钟鼓楼一带则设置有众多商市，即“面朝后市”，充分体现了都城建造的理想模式。

在元大都城钟鼓楼这一中心点之外，还有一个中心，就是皇城的中心太液池。在太液池东岸，设置有大明殿和延春阁两组建筑，大明殿是帝王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延春阁则是皇后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两组建筑坐落在大都城的中轴线上。在太液池西岸，又设置有隆福宫和兴圣宫两组建筑，隆福宫是皇太子的居所，兴圣宫是皇太后的居所。在整个大都城，中轴线体现了中华农耕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太液池为中心的皇城则体现了大草原上游牧文化的主题—— 牧民逐水、草而居。

元朝灭亡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把大都降为北平府，又把大都城的宫殿全部拆毁，都城北面向南压缩了五里，并封皇子朱棣为燕王，使其镇守此地。明太祖死后不久，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权，史称明成祖，随即把这里改称北京，定为首都。然后重新建造宫殿，设置各种礼制坛庙及政府衙署，又把都城向南面拓展二里。经过这番调整，在没有大规模改变整座都城格局的情况下，基本恢复了都城中轴线的核心作用。

明北京的都城中轴线北端仍然是钟鼓楼，但是南端的正阳门向南延伸了二里。除此之外有几处大的改动，其一，皇城和宫城都向东迁移，特别是新建造的宫城紫禁城，整个迁移到了中轴线上。其二，由于整个都城的北面向南压缩，南面又向南拓展，原来占据都城中心位置的钟鼓楼偏离了中心位置，而皇城和宫城占据了都城中心的位置，同时也占据了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其三，对原来设置在皇城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加以迁移，使之位于皇城南面的中轴线两侧，更加突出了“左祖右社”的文化主题。

明北京的中轴线与元大都的中轴线相比，形制上的变化比较小，而文化上的变化却很大。其一，更加突出了农耕文化的主题，而消除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在元大都的中轴线上，游牧文化的特色十分突出，表现为皇家的宫殿和园林是融为一体的。而在明北京的中轴线上，皇家的宫殿与园林已经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功能空间，宫殿为坐落在中轴线上的紫禁城，而园林则是以太液池及后来的中南海为中心的西苑。

其二，突出了农耕文化中帝王为尊的政治主题和内外有别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元大都的宫殿中，如皇宫正殿大明殿中，帝王和皇后的座位是并排设置的，表明皇后有着与帝王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草原游牧部落原始共有财产观念的体现，而明代的皇宫正殿奉天殿里，只有帝王的宝座，而没有了皇后的座位。在元大都的皇城里面，没有明确的内外不同的区别，每座宫殿的正殿后面都连接着寝殿(又称暖殿)。而在明北京的紫禁城里，出现了外朝与内廷的严格区别。

其三，明北京的中轴线两侧，出现了更多重要的对称设施，这一特点则是元大都所没有的。明北京的中轴线上出现了三殿两宫的主体建筑，突出了中轴线的政治内涵。而在外朝三大殿的两侧建有文华殿与武英殿，文武对称，又扩展了帝王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内廷两宫的两侧建有东西六宫，作为皇太后、嫔妃及皇子们的活动空间。而在紫禁城的南面设置有百官衙署，以中轴线为界，东侧的衙署皆与“文”的功能相关，西侧的衙署皆与 “武”的功能相关。

到了此后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又大兴土木，拓展外城(又称南城)，使得北京的中轴线进一步向南延伸，其南端到了外城正南门永定门。在这时，明世宗又把郊坛的合祭制度改为分祭制度，以紫禁城为中心而分设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至此，北京古都中轴线大致定型。明朝灭亡后，清朝定都北京，全盘继承了明代北京的格局，在中轴线上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改造，只是突出了景山的居中标志，建有万春亭等五亭及寿皇殿等建筑。

在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天体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北斗七星不再占据主导位置，而是以“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及天市垣为中心，尤以紫微垣中北极五星之太乙星代表帝王，取代了北斗七星中的天枢星。故而帝王所居之处为紫微垣，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北京城里的皇宫又被称为紫禁城。及清朝灭亡，帝制消失，清废帝被驱逐出皇宫，紫禁城才失去了政治核心的地位。而这时的北京古都中轴线，仍然被比较完好地保留下来。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产生了上百座不同模式的都城，其中，又以统一王朝建造的都城影响最大，这些都城皆经过周密的规划设计，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文化特征。大致而言，主要有三种代表模式，即唐代的长安城、宋代的开封城及元明清的北京城。而在这三种模式的古都中，北京城是前两种模式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又形成了文化内涵各不相同的三种中轴线模式，而北京古都中轴线则是这三种模式的结晶之作。可见，北京古都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发展的结晶，而且是整个中国古都中轴线发展变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发展兴盛变化的结晶。

二北京古都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北京古都中轴线，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典范，包含极为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重要的政治理念，它们大致可梳理为六大核心理念，代表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智慧结晶。北京古都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和北京历史文化的灵魂与脊梁，还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与脊梁。

1. 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典型象征

在北京古都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当数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这些宫殿，是明清王朝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三座大殿的名称，自明朝至清朝，有过两次变更。在明成祖营建北京紫禁城时，三大殿的名称与南京是保持一致的，为奉天、华盖、谨身。奉天表达了对上天的敬畏，华盖是对创建者黄帝的尊崇，谨身是帝王对自己的告诫。到明世宗时，三大殿的名称改变，为皇极、中极、建极。用当时人的解释：皇者，大也；极者，中也。也就是说，皇极殿是至大至中之殿。至大者表明皇朝要一统天下，至中者表明要对天下臣民一视同仁。

到了清代，仍然定都北京，保留了三大殿的格局，但是，三大殿第二次变更名称，称为太和、中和、保和。这次改变，是把三大殿名称中原来的“极”字皆改为“和”字。这个“和”字，不仅保留了“极”字的主要内容，而且有了进一步升华。在古人看来，整个宇宙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而宇宙要正常运行，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平衡如果被打破，世界就会出现灾难。阴阳平衡就是最大的“和”，即太和；五行中的水与火、木与金要以土为中心保持平衡，也是“和”，即中和；这种阴阳五行的平衡需要人们来维持，就是保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就是最大的“和”，反对国家分裂、消除民族矛盾，就是中和与保和。

在三大殿两侧还有两座大殿，在论及中轴线时其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中轴线东侧的文华殿和西侧的武英殿。实际上，整个紫禁城的外朝部分应该是由五大殿组成的。天子之尊，必用九五之数来代表。九是单数中最大的，五是单数中居中的。明成祖时的五大殿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英的五殿组合，是十分完美的。在中轴线两侧的文华殿与武英殿，衬托出了中轴线的平衡，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才能够达到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这两座大殿与“左祖右社”一样，皆是中轴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元素。

2 . 政治伦理高度一致的家国观念

在皇城前面北京中轴线的两侧，各有一组重要的礼制设施。在东侧的是太庙，在西侧的是社稷坛，并称“左祖右社”。这两组礼制设施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上至京师，下至穷乡僻壤，皆可以见到。早在西周时期，就推行重要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天子(即后来的皇帝)为天下大宗，他祭祀祖先的场所被称为太庙，也就是最大的宗庙。被分封的同姓诸侯尊奉天子为共同的大宗，而他们自己祭祀祖先的场所被称为宗庙。古代“都城”的意思，就是有祭祀祖先宗庙的城市。在诸侯之下则有士大夫，他们祭祖的场所被称为宗祠，普遍存在于乡镇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生产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在农业生产中有两大要素，即土地与粮种。社稷坛实际上祭祀的正是代表这两大要素的神灵，即社神(代表土地)和稷神(代表粮种)。因此，社稷坛最初也被分为两个祭坛，到了明代合为一坛。在中国古代，从乡村到州县再到京城，皆设置有社稷坛，只是等级有高低的不同，内涵则是一样的，都是重视农业生产，希望社神和稷神给人们带来丰收。随着历史的发展，社稷从代表农业生产逐渐转变为国家的象征。

自秦汉以来，都城的太庙和社稷坛就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举行由皇帝来主持的祭祀活动的最高礼制设施。太庙，不仅代表帝王自己的小家，而且代表了全国的大家。祭祀活动，也是帝王代表全国民众举行的尊祖敬宗活动，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一个“孝”字。汉代帝王就突出了以“孝”治天下的主题。而社稷坛的祭祀活动突出的核心文化内涵则是一个“忠”字。不论是君王还是文武百官，对国家都要尽忠。太庙在东、社稷坛在西，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五行观念中，东方属木，是万物生长的方位，在处理家族关系时，是以孝、以文为准则的，故而太庙放置在中轴线的东侧。西方属金，是万物肃杀的方位，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是以忠、以武为准则的，捍卫国家利益一定要用武力，故而社稷坛放置在中轴线的西侧。把太庙和社稷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表明二者的利益是共同的，保家与卫国是同等重要的，国在家在，国破家亡。这种家族与国家的政治伦理高度一致的家国观念，是中华民族屡经灾难又屡次克服困难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

3 . 敬天重农的民本思想

在北京古都中轴线最南端的东西两侧，各设置着一组重要的礼制设施，即东侧的天坛与西侧的先农坛。这两组礼制设施虽然在地理方位上是对称的，但是在文化内涵上完全没有对称的关系。这两组礼制设施均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建造的祭坛先是采用天、地分祭的制度，分设天坛和地坛等设施。其后不久，改为天地诸神合祭的制度，仅设郊坛一座。明成祖迁都北京，尊行南京之制，在正阳门外仅设郊坛一座。到明世宗时，再改为分祭的制度，原郊坛改为天坛，又在安定门外设置地坛、朝阳门外设置日坛、阜成门外设置月坛。就文化内涵的关系而言，天坛对应的不是先农坛，而是地坛；日坛对应的则是月坛。

先农坛在明成祖时称为山川坛，主要是祭祀山川神灵的地方，其中的一部分是先农坛，用于帝王举行“藉田”仪式。到明世宗时，将山川坛改称为神祇坛；明神宗时，再将神祇坛改称先农坛。就先农坛而言，在文化内涵方面对应的，应该是先蚕坛。明世宗时，最初是在地坛的西侧建造有先蚕坛，由皇后主持祭祀仪式。其后不久，将先蚕坛迁到西苑中，皇后率嫔妃及百官命妇举行祭祀活动。这两组祭祀场所皆应该设置在城郊，而在明世宗扩建北京城之后，就都被括入南城(又称外城)之内。

不论是天坛还是先农坛，祭祀活动的主题均为敬天、重农。敬天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神灵的天，主宰国家和帝王的命运；另一层则是自然的天，掌管风雨旱涝，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果。重农的含义只有一个，就是全民都要重视农业生产，从帝王到三公九卿，虽然高高在上，但要做出重视农业生产的表率，即帝王在先农坛里的藉田举行亲耕仪式。农业生产的丰收，其结果是国泰民安；而歉收则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天坛和先农坛被设置在中轴线两侧的显著位置，也就表明了它们在整个国家运行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4 . 遵行宇宙运行规律的天人合一观念

在北京古都中轴线的北端，没有设置重要的礼制设施，而是设置有鼓楼与钟楼。这种都城的规划格局，是从元大都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宋代，著名儒学家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的重要哲学观念。“天”指宇宙，“人”指社会。宇宙运行有规律，即“天道”；社会发展有秩序，即“人道”。而人的“道”一定要合于天的“道”，社会发展才能够达到国泰民安的境地。宇宙运行规律是通过观测得到的，观测是在司天台(即今天文台)进行的，而观测的结果则是在鼓楼与钟楼公布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尺。

元大都建造的钟鼓楼击鼓鸣钟依据的是官方颁布的《授时历》，而《授时历》依据的观测标准则是元大都的时间及气候，故而当时的鼓楼被称为“齐政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城门和坊门几点开、几点关，城里的商店(即市)几点营业、几点歇业，也就是说，整个都城的运行体系，都要按照统一的时间尺度运行。例如，大都的所有居民都是住在坊内的，对于坊门的开闭，管理极为严格，坊门开了，人们才能出来活动；坊门闭了，人们如果还没有进入坊内，就是触犯了禁律，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

显然，宇宙运行规律与社会运行秩序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不能正常运行，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例如，春天不下雨，冬天不下雪，夏天过热，冬天过冷，就是宇宙运行出问题了。帝王和大臣不按时上朝，农民不按时种庄稼，商人不按时开店经营，就是社会运行出问题了。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当代也是如此。

5 . 内外严格有别的人伦界限

在中国古代，血缘与政治一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即所谓的“亲亲尊尊”。以帝王为中心，谁和他的血缘关系最近，谁的社会地位就最尊贵，这是一条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但是，又有一条重要的人际关系准则与之并存，即内外有别。这条准则在中轴线方面的表现，就是紫禁城建造时产生的外朝与内廷的界线。以乾清门为界，以南为外朝的五大殿，是帝王处理公务的场所；以北则为内廷，是帝王私生活的空间。这条界线如果出现混乱，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恶劣后果。

在中国古代，出现过三次内外不分的混乱现象：第一次是在汉代，其表现为“外戚专权”和“宦官干政”，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第二次是在唐代，“宦官干政”的现象更加严重，由此导致唐朝的灭亡；第三次是在明代，也是“宦官干政”极为严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汉、唐、明三个朝代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强盛的，最后却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内外”关系而灭亡了。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引起今天的人们足够的警惕。内外不分的要害实际上就是公私不分、家国不分。如果说，一个大臣或者普通百姓是比较容易区别公、私，家、国的话，那么，一个国君就很难做出区别了。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清代在景山北侧建造了一座寿皇殿，这座建筑沿袭了明代奉先殿的模式。明朝在帝王代表国家举行祭祀祖先的隆重仪式的场所之外，在紫禁城北面的东侧又建造有奉先殿，作为帝王私人祭祀祖先的场所。清朝帝王将这座建筑迁移到了中轴线上，表示对这处场所更加重视，由此也就更加突出了以 “孝”治国的观念，以及太庙作为国家祭祀祖先场所的重要地位。

6 . 中华复兴与时俱进的红色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艰难的全面民族复兴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轴线的核心位置上出现了一组新的庞大建筑，即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当代建筑组群，体现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红色精神。位于广场北端的天安门取代了古代皇宫紫禁城，成为新中国政治核心的典型形象。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凡是国家有重大庆典活动，如国庆大游行、胜利日大阅兵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皆在这里检阅游行队伍和人民军队。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则用一组浮雕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自 1840 年以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历程。这一百多年的拼搏、奋斗历程中，有着太多热泪与鲜血的奉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了共和国的今天，当然应该在北京古都中轴线上留下辉煌的见证。而在纪念碑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则表现出广大人民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

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则是展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最权威的地方，与它北面的太庙遥相呼应，一方面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祖先的尊敬是通过文明传承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一百多年来广大民众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奋斗精神是用鲜血写下的，这种红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伟大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雄浑动力。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与社稷坛遥遥相对，是众多人民代表讨论国家大事的主要场所。人民当家作主是新时代的核心理念。

一条中轴线，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太丰富了，完全可以占据中华民族灵魂与脊梁的地位，也完全可以承担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