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宰辅修史制度考论

2024-8-21 21:1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田志光|来自: 中国历史研究院

摘要: 《资治通鉴》书影中国传统史学有着以史镜鉴、以史资政、道德评判、服务现实的意识，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功用。历代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前代历史，并着重体现在编修前代史上。宋承五代，有鉴于五代之乱，统治者十分重视以 ...

《资治通鉴》书影

中国传统史学有着以史镜鉴、以史资政、道德评判、服务现实的意识，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功用。历代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前代历史，并着重体现在编修前代史上。宋承五代，有鉴于五代之乱，统治者十分重视以史为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积极修史。宋代设有专门修史机构，如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会要所、日历所等，沿袭唐、五代以宰相贴职监修国史，负责修国史、实录、日历、会要、起居注、时政记等类史籍。目前学界对于宋代修史的研究多集中于修史机构、修史官、成书，对宰辅修史虽有涉及，但专论研究尚付阙如，如宋代宰辅是否皆可修史？具体的修史机制如何？宰辅修史有何权责？如何评价宰辅修史？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宋代宰辅修史诸多相关问题，进而对宋代宰辅政治以及修史制度研究有所补益。

一、宋代宰辅修史机制之演变

宋代宰辅修史机制贯穿两宋始终，伴随中枢机构设置和宰相名号的演变，宰辅修史机制也在不断调整，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宋代宰辅总领国史、实录、日历、会要、圣政等史书修纂，在保证修史方向和基调符合帝意、选任史官、过局商议修史事宜、进呈史典等方面承担了重要职责，促进了宋代史学的发展。

1.北宋时期的宰辅修史机制

首先，宰相贴职“监修国史”负责修史。唐、五代行宰相兼“监修国史”之制，开展修史工作。如后晋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赵莹，史载：“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足见宰相赵莹在修史时出力甚多。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中的“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亚相带监修国史，末相带集贤殿大学士”，但是一般来说，“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仅次相带监修国史贴职是有实际职掌的，即“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可知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贴职监修国史实际负责修史工作。

北宋第一位史馆相是后周旧相王溥，入宋继续贴职监修国史只是太祖顺势安置后周旧臣的临时措施，直到王溥罢相，制书载：“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溥”，可见其一直贴职监修国史，并记有编修会要的活动：“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监修国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三十卷”。但其所修唐、五代会要仅是个人行为，非宋太祖下诏所修。王溥罢相后，宰相赵普于乾德二年（964）正月壬寅由集贤殿大学士改贴职监修国史，但立国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平定叛乱、统一战争、完善国家政权建制，故史馆相赵普并没有实际组织修史工作。真正由官方下诏的第一次修史工作是开宝六年太祖下《修五代史诏》，命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同年九月己巳，薛居正升任宰相贴职监修国史继续修五代史。到元丰改制前，贴职监修国史的宰相还有沈义伦、李昉、吕蒙正、吕端、李沆、毕士安、王旦、向敏中、刘沆、王安石、韩绛、吴充、王珪等13人，加上王溥、赵普、薛居正，他们贴职监修国史的时间总计约有46年10个月，占宋朝建立到元丰改制这122年的38.36％。此间由宰相贴职监修国史负责修史，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史馆相沈义伦监修《太祖实录》，咸平元年（998）史馆相吕端、李沆先后负责重修《太祖实录》，景德四年（1007）史馆相王旦监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熙宁十年（1077）史馆相吴充提举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

其次，宰相同时贴职“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负责修史。元丰改制前，宰相不单独贴职监修国史时，大部分时间由昭文史馆相负责修史活动。北宋第一位同时贴职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的宰相是丁谓，天禧四年（1020）七月庚午，丁谓由枢密使拜昭文史馆相。同年十一月，“辅臣请中书、密院取时政记美事别为编录”，真宗便令“枢密副使钱惟演、参知政事王曾编次，丁谓等参详”，此时丁谓为昭文史馆相，负责参详执政修纂的圣政。之后，昭文史馆相冯拯修史的记载更突出了监修国史一职的特殊。仁宗乾兴元年（1022，未改元）十二月，“命司徒兼侍中、监修国史冯拯专切提举监修《真宗实录》”。此时真宗刚刚去世，仁宗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即命昭文史馆相冯拯提举监修《真宗实录》。之后冯拯因病罢相后，继任的昭文史馆相王钦若继续提举编修《真宗实录》。王钦若去世后，王曾于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癸丑继任昭文史馆相，史载：“天圣五年二月命宰臣监修国史王曾提举修《真宗国史》。”

史馆相阙则由昭文相或集贤相负责修史。自宋朝建立至元丰改制，宰相不贴职监修国史的时间近20年，即近20年时间里没有专门负责修史的宰相。这种情况下，国家修史工作由昭文相负责，如昭文相也阙，则由集贤相负责。如景德三年（1006）二月戊戌，权领史馆事的王旦自参知政事升任集贤相。史载：“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参知政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王旦……可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可见，王旦拜相制书中未有“监修国史”的表述，但史载：“景德二年……（王）旦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及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其领史职如故。”则又指明王旦以集贤相身份依旧负责史馆修史工作。大中祥符五年（1012）二月王旦由史馆相升任昭文相，直到天禧元年王旦罢相，史馆相一直未除，昭文相王旦依旧负责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的修纂，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两朝国史》修成，“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因此时无史馆相，故昭文相负责监修史籍。熙宁元年（1068）曾公亮时为集贤相，史载：“熙宁元年以宰臣曾公亮提举修《英宗实录》”，《宋史·神宗本纪》记熙宁元年正月“丁酉，诏修《英宗实录》”，可知集贤相曾公亮提举修《英宗实录》。按熙宁元年昭文史馆相韩琦已经罢相，此时中书仅有集贤相曾公亮一人，修史工作自然落在其身上。元丰三年（1080）三月乙丑，史馆相吴充被罢。此时中书仅有集贤相王珪，“（三月）甲戌，命王珪提举修《两朝国史》。”可见，若无宰相贴职监修国史时，昭文相、集贤相也可以负责修史。

最后，执政参与修史。元丰改制前参知政事与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称为执政。宋代执政也参与史书修纂工作。北宋参知政事参与修史最早是薛居正监修五代史，至于枢密院长贰官员参与修史则始于景德四年（1007）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与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史载：“是枢密院可以预文史之事也。”此后执政多带“修国史”衔参与修史。真宗景德四年（1007）八月丁巳，“令宰臣王旦监修国史，以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参政赵安仁并修国史”，在这次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时，参知政事赵安仁，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即以“修国史”衔参与修史。此次修史，真宗较为重视，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丁巳“诏知制诰朱巽、直史馆张复同编排两朝日历、时政纪、起居注、行状、诸司文字，委钦若总领，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官改正。”可知从景德四年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与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开始，期间领导史官编排史料文字，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关于进呈所修成的《纪》，史载：

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真宗）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余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为漏室，窑务为甄官，岂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邪？”

从中可知，修史官将修成的《太祖纪》进呈给真宗审阅时，真宗发现有二十余条事例记载不当，并提出修改意见，令王旦、王钦若改正。王旦时为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并修国史。王钦若将修史出错的责任推给翰林学士晁迥、杨亿，真宗一句“卿尝参之邪？”恰好说明知枢密院事王钦若是参与修史工作的。此外，执政也有修史建议权，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庆历新政初行，君臣求治，枢密副使富弼“请考祖宗故事可行者为书”，然后“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希望以史明鉴，达到“颓纲稍振，敝法渐除”的目的，仁宗采纳了富弼建议，命其总领此事，最终修成《三朝圣政记》。

北宋元丰改制后，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相）为宰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此时期，宰相不再带监修国史贴职，国家修史工作主要由宰相提举的方式进行，执政修史工作减少。

以左仆射提举修史为主。王珪由史馆相转为左仆射后，继续提举修《仁宗英宗正史》，还提议修纂《仁英两朝宝训》。王珪之后提举修史的宰相是左仆射蔡确，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乙丑，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同年闰二月庚寅蔡确罢相，司马光自门下侍郎拜左仆射，于本月丙申日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逝世，同月癸丑日命“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直到元祐六年三月癸亥进呈《神宗实录》。之后，哲宗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丙申，左仆射章惇提举修《神宗实录》和《神宗国史》。徽宗大观四年（1110）四月左仆射何执中提举《哲宗史纪》。以上皆是左仆射提举修史。右仆射提举修史的情况较少，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月，吕公著由门下侍郎升任右仆射。十月，右仆射吕公著“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

北宋哲、徽两朝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哲宗元祐时曾设平章军国（重）事，徽宗政和时曾设太师（太傅）总三省事，其地位和权力在宰相之上，他们也会提举修史。哲宗元祐三年（1088）四月，右仆射吕公著升为司空、平章军国事，继续提举修《神宗实录》。此时吕大防也升为左仆射，并没有负责修史。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逝世后，左仆射吕大防才兼管史事，提举修《神宗实录》。徽宗大观三年（1109）十一月，蔡京守太师致仕时“仍旧提举编修《哲宗实录》”，在政和五年（1115），“太师、鲁国公、提举修史蔡京等奏：‘重修到《哲宗皇帝玉牒》，已具进纳’”。可知蔡京为太师时也负责修史事宜。

元丰改制后，执政鲜有参与修史。不同于元丰改制前执政可以带“监修”“修国史”等衔参与修史，此时期的修史工作主要由宰相提举，文学之士执笔。对此，程俱指出：

后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

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中亦言：“元丰、绍圣国史悉隶秘省，而修史则以别曹、翰学为之，同修则以侍郎为之。”可见执政不再参与修史。即使执政修史也是由于其在升任执政前就参与修史，升任执政后继续参与而已。如蒲宗孟在元丰五年四月由翰林学士升任尚书左丞，在此之前神宗“称其有史才，命同修两朝国史”，升为副宰相尚书左丞后继续担任修史官，在元丰五年六月进呈仁宗、英宗《两朝国史》时，与其他修史官一起“进读纪、传”。

元丰改制后，除了特殊的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太师蔡京二人提举修史外，宰相修史主要以左仆射提举，左仆射阙，则任用右仆射。即吕颐浩所言：“（宰相兼馆殿之职）自元丰年间更改官制以来并罢，但以左仆射提举修国史，左仆射阙，即差右仆射，由元祐至于宣和遵用此制。”

2.南宋时期的宰辅修史机制

南宋初以稳定政局为主，修史工作实际开展于高宗绍兴三年（1133）八月，诏“复置史馆，以从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馆、检讨”。以宰相负责修史则略早于复置史馆，绍兴三年六月庚戌，左仆射吕颐浩提举修国史。九月戊午吕颐浩罢相后，左仆射阙，十二月由右仆射朱胜非兼监修国史。绍兴四年五月，右仆射朱胜非兼监修国史与高宗谈论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认为“《神宗史》缘添入《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蔡京、蔡卞之手，议论多不公。今蒙圣谕，命官删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绍兴五年，《神宗实录》先修成五十卷，由左仆射监修国史赵鼎进呈，绍兴六年，《神宗实录》成，赵鼎撰进书表将“《神宗实录》二百卷，并《考异》二百卷，除已各先进五十卷外，其余卷帙谨随表上”。绍兴六年十二月赵鼎罢相，右仆射监修国史张浚负责修史，绍兴七年五月，监修国史张浚“论奏史事……自赵鼎去位，有言《神宗实录》改旧史非是者”，与高宗商议改修《神宗实录》。九月，赵鼎复相以左仆射监修国史，继续负责重修《哲宗实录》，绍兴八年六月，赵鼎上重修《哲宗实录》。赵鼎罢相后，右仆射秦桧监修国史负责修日历，绍兴九年二月兼提举修实录院，修《徽宗实录》。因此一般认为“监修之名废于元丰，而复于绍兴”。然而，此时的监修国史已非北宋贴职原意，只是借其名称，因为南宋时人一般认为绍兴时期国史特指日历，费衮在《梁溪漫志》谈论吕颐浩辞提举修国史一事时说“盖是时但修日历，例指为国史”，潘自牧同样认为“当时国史但指日历”。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也认为“监修国史者，指日历也。提举国史院，指正史也”。虽然此时期国史但指日历，但如上所述，宰相带监修国史衔依旧负责修日历、正史、实录。此时期，秦桧独相17年，修史工作多由秦桧及其儿子提举秘书省秦熺负责，执政参与修史的机会不多。史载：“（隆兴）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可知南宋孝宗朝隆兴二年前副宰相参知政事是不参与修史的。自秦桧一人总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后，宰辅修史大致有规可循，史载：

自是而后（即秦桧之后），凡两相则首相监修，次相提举。或首相缺而次相已提举，则命参知政事权监修。迨次相转厅，则改充监修，而命右相提举。或不拜右相，则命参知政事权提举。相位皆虚则监修、提举悉以参政摄事云。

李心传认为秦桧之后，自左仆射沈该兼监修国史、右仆射万俟卨提举实录院后，宰辅修史则：

左相领日历，右相领史院，若止命一相，则参知政事权提举国史，如是有年。乾道九年十月，曾钦道以右揆提举国史院，而郑仲一以参政权监修国史、日历。盖循制以史院命相，而非以史院为重。自是并置二相，则复旧制，以监修国史命首相。止置一相，则宰相领史院。所谓监修国史者，以首参权领焉。迄今遂为永制。

以上观点大体一致，首先，都认为若置两相，则左相监修国史（即领日历）、右相提举实录院（国史院）；其次，阙首相但右相提举时，由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再者，阙右相，则首相监修，参知政事权提举；最后，二相皆阙，则由参知政事权监修或权提举。这一时期执政自孝宗隆兴二年参知政事钱端礼权监修国史后才逐渐负责修史。此时期宰辅修史机制大致如下：

若置二相，左相兼监修国史、右相提举修国史或提举实录院，圣政、玉牒之类则无明显区分。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壬寅，“参知政事沈该为尚书左仆射，万俟卨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四天后，“尚书左仆射沈该监修国史。右仆射万俟卨兼提举实录院。先是秦桧以监修兼提举。自该、卨并相。始分监修及提举为二。”万俟卨致仕后，右仆射汤思退接任提举实录院，并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八月“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此后，左相监修、右相提举成为惯例。

若仅置左相，则左相监修国史，参知政事权提举实录院，即“或不拜右相，则命参知政事权提举”。宁宗“绍熙元年（1190）七月八日，诏左丞相留正监修国史，提举编类圣政”，此时仅有左相留正，便命参知政事葛邲权提举实录院，十二月十三日则命继任的参知政事胡晋臣权提举实录院。绍熙五年正月，右相葛邲罢，仅有左相留正，留正一直兼监修国史，此时则由参知政事陈骙兼提举实录院。若左相阙，则右相提举修国史或提举实录院，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如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左丞相虞允文兼监修国史，右丞相梁克家则兼提举国史院、提举实录院，此时符合二相皆置的修史惯例。六个多月后，虞允文罢相，此时仅有右丞相梁克家一人提举国史院和实录院，便由参知政事曾怀权监修国史、权提举编修玉牒。

若二相皆阙，则首参（排名第一的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权提举编修玉牒，次参权提举修国史、权提举实录院。孝宗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后，“孝宗未置相，参知政事钱端礼行丞相事”，即由首参钱端礼兼权监修国史，次参虞允文则权提举三朝国史。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叶衡升任右丞相，提举国史院、提举实录院，以参知政事龚茂良兼权监修国史，合右相提举、参政权监修之例。淳熙二年（1175）九月叶衡罢相，至此二相皆阙，参知政事龚茂良以首参行相事，继续兼权监修国史，参知政事李彦颖则权提举国史院、权提举实录院。龚茂良罢首参后，李彦颖按资历为首参，改权提举国史院、实录院为权监修国史，新任参政王淮则权提举国史院。

理宗端平二年后宰辅修史机制有所变化，如虽置二相，但一相领多史职，端平二年（1235）六月戊寅，左相郑清之与右相乔行简并拜相，一反首相监修、次相提举的惯例。左相郑清之提举国史、提举编修玉牒并加兼监修国史、提举日历，右相乔行简则仅提举编修国朝会要。乔行简于端平三年十二月进拜左相后兼监修国史，在嘉熙二年（1238）六月右丞相崔与之罢免后，乔行简在兼监修国史的基础上加兼提举实录院、提举编类圣政、提举国史，一人兼众多史职。此外，还有二相同提举修史，淳祐十一年（1251）左丞相谢方叔兼监修国史，但史载：“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尚书省劄：‘十月十七日，奉圣旨，谢方叔、吴潛并提举国史实录院、提举日历所’”，左丞相谢方叔在兼监修国史的前提下与右丞相吴潛同时提举国史、实录院、日历所。

宋代宰辅修史机制因宰相名称变化而呈现阶段性特征，史料常见如“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凡两相则首相监修，次相提举”等记载，只是描述了宋代宰相修史机制某一时期的大致情况，且对执政修史很少涉及，并不适用于整个宋代宰辅修史机制演变的实况。

二、宋代宰辅修史之权责

宋代宰辅修史按照一定的机制进行，然有记载认为宋代宰辅监修仅制定大纲，不参与具体撰写工作：“宋朝宰臣虽号监修，然一字之易听史官自执，则凡所书者非私意也”。成书于南宋理宗朝的《群书会元截江网》有提到：“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马端临也认为：“宰相监修，但提大纲”。那么宰相监修史书是否只是制定大纲吗？有学者指出宋代宰执修史职责总体有六类，也有学者指出宰执修史有统筹全局、协调人员经费、过局处理事宜等职责。但是，这些论述多立足于南宋宰辅修史情况，有些职责多见于南宋，不足以概括整个宋朝，通过梳理两宋史料的相关记载，宋代宰辅修史主要有以下权责：

1.宰辅监修把握修史方向和基调

宋代官方修史离不开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作为宰辅，需要理解皇帝意图并使所修之史符合皇帝意图，这就要求宰辅能准确把握修史的方向和基调不偏离为政治服务、对皇帝负责。如宋太祖要求通过修五代史“正褒贬于一时”，史馆相薛居正就领会宋太祖的意图，创立《僭伪列传》突出北宋立国的正统性。如修《唐书》时，先后有昭文史馆相贾昌朝、参知政事丁度、参知政事王尧臣提举，或罢相、或逝世，最后无宰辅提举修《唐书》，以至于刊修官宋祁上《乞宰相监修唐书疏》言：

臣先奉诏修定《唐书》，是时贾昌朝罢执政，丁度以参知政事嗣总其任，度比罢免，而书局不解。今度不幸薨谢，臣又远守边郡，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至今编纂迟延，纪志俱未有草卷，诚恐书无统制，诸儒言论不一，淹引岁时，欲望朝廷许依前例，以宰相监修……其间褒贬是非出史臣等，须籍当国大臣商确订正。

宋祁指出当下修《唐书》人员不足，进度迟缓，无宰辅统领，担心“诸儒言论不一”，请求依例任命宰相监修，于是，嘉祐三年六月参知政事曾公亮提举修《唐书》，于嘉祐五年（1060）七月修成。可见，当修史工作无人统领陷入困境时，由宰辅提举，可以统一史书论调，加快修史进度。南宋政局稳定后，也将修史工作提上日程，绍兴四年（1135）五月，在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基调下，高宗选用元祐史官范祖禹的儿子范冲重修《神宗实录》，表示：“神宗、哲宗两朝史，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著《唐鉴》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来令兼史事。”皇帝已经定下修史基调，宰相监修史书只得严格遵守，监修国史朱胜非表示：“神宗史录添入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蔡京、蔡卞之手，多不公。”朱胜非罢相后，监修国史赵鼎依旧言“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绍兴六年（1137），监修国史赵鼎在上《重修神宗皇帝实录缴进表》时说：“朱书新录，墨本旧文，凡去取不同，皆存留于考异，详原私意，灼见奸言。”监修国史朱胜非、赵鼎皆严格遵循高宗定下“最爱元祐”的基调主持修史。可见，宰相监修史书，就要遵循皇帝意愿，牢牢把握修史方向和基调。

2.选任史官、明确修史分工

咸平元年（998）九月，真宗曾在《命吕端钱若水再修太祖实录诏》中指明宰相监修国史需要“共访闺台之士，精求良直之徒，采摭见闻，补缉遗逸，明其铨配之理，授以刊缀之方”，即宰相监修史书要选任稳重正直的史官，分配修撰任务、指导编写删削原则。宋仁宗在天圣五年（1027）听从昭文史馆相王曾的请求，置宝训局修《三朝宝训》，在第二年六月宰相王曾便“奏委李淑修纂，宋绶、冯元看详”。昭文史馆相贾昌朝提举修《唐书》时，“举王畴编修”，史载王畴“文章雅正，立朝严介”，符合史官条件，贾昌朝荐举其参与修史。庆历三年（1043）九月，枢密副使富弼向仁宗请求：“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即《三朝圣政录》）”，富弼支持修圣政，把“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秘阁校理孙甫、集贤校理欧阳修”汇集在一起“同编修祖宗故事”。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未改元）七月，昭文史馆相韩琦言：“史院日历未修者积十余年，今将修先朝实录，而日历未备，检讨阙官，请以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吕夏卿、太子中允秘阁校理韩维兼职。”十二月“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编修《仁宗实录》史官中就有韩琦举荐的吕夏卿、韩维二人。南宋秦桧独相期间，甚至自己辟任史官，绍兴九年（1139）二月，高宗命右仆射秦桧提举实录院修撰《徽宗实录》，同时下诏“修撰、同修撰、检讨官令秦桧辟差”，于是秦桧选用“礼部侍郎范同为修撰，礼部员外郎刘昉为检讨”。此外宰相负责修史时，还会依据修史任务繁重程度向皇帝请求增置修史官，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六月，右仆射蒋芾提举修四朝国史，因“国史院编修官旧系四员，后来裁减其半”，出于修史任务量考虑，请求“量事添置一员”，其后在乾道五年九月，孝宗“诏国史院添置编修官两员”。

宰相负责修史期间除了选任史官外，还要给史官分配任务，督促其修史。如王曾主持修《三朝宝训》的时候，安排李淑修纂，宋绶、冯元二人看详内容。苏轼撰写的张方平墓志中提到庆历年间“（张方平）兼史馆修撰，章得象监国史，以日历自乾兴至庆历废不修，以属公。”昭文史馆相章得象把修仁宗朝前期日历的任务交给张方平。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六月，右仆射蒋芾提举修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即亲自部署“将诸志分委所属纂修”。此外，宰辅还负责监督史官修史，仁宗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上书：“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七月史官洪迈请求朝廷把应当撰写的人物传记中“其未毕者，乞诏提举率臣量立程限，责本院官并力修纂”。宰辅考核史官、确立修史期限也是其职责。

3.过局与史官聚议，沟通修史信息

宋代宰辅监修、提举修史时，需要亲自到修史场所处理修史事务。宰臣在修史场所亲阅史书，如韩琦自言：“琦常总领史局，观所载公之文武大节颇亦详矣”。可见韩琦在监修史书时，是有亲自查阅史书的，不然不会清楚张咏的事迹。史载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左仆射吕大防与太皇太后议事时曾云：“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可见是时监修宰臣隔天亲赴史馆，与修史官见面。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四月十日规定：“监修国史官每月定日过所”，明令规定宰辅修史每月必须于固定日期亲赴史馆，处理各种修史事务。如孝宗淳熙五年三月，陈骙修成《中兴馆阁书目》准备上呈时说：“今来书目成书，欲候缮写毕，于参知政事过局日，一就观阅讫报本省承受官投进。”淳熙十六年（1189）三月国史日历所上言：“所修圣政文字，欲乞每月就监修国史过局日，聚议供呈。”因南宋绍兴十年后秘书省下辖国史日历所、会要所以及后来的圣政所，故南宋宰辅过局日在秘书省道山堂与史官商量修史事宜，孝宗乾道四年（1168）十二月秘书少监汪大猷有言：“本省编修《国朝会要》，每遇提举官过局，乞就本省道山堂充聚呈文字位次”，即为例证。可见宰辅过局审阅史书、商议史事是为常态。

同时，宰辅过局也是皇帝与史官沟通的一条路径，史官可以把关于修史的意见写在劄子上，在宰辅过局之日交给宰辅，再由宰辅进呈皇帝。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五月“十三日，宰执进呈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劄子”，并与皇帝商量李焘所提修史推恩问题，提举修四朝国史蒋芾表示若皇帝同意李焘的意见，可以“激勉贪鄙之士”，最终孝宗采纳了编修官李焘的意见。同样，宰辅也负责把皇帝的修史指导意见传达给史官。孝宗淳熙十二年二月六日，“宰执进呈右司员外郎尤袤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曰：‘李焘去后，史院未有修史官。若李焘在此，不知今已成书否。’王淮等奏亦未遽成，更有诸传未毕，如妃主等传阔略尚多。上曰：‘若无所据，姑阙之。’因顾梁克家曰：‘可以此意宣谕史院。’”在这次宰辅推荐史官时，左丞相监修国史王淮向皇帝汇报了修史进度，指出其中以妃主等人的传所缺最多，皇帝亲自指示，并要求右丞相提举国史梁克家把这个旨意传达给史院。可见宰辅在负责修史过程中，过局既要与史官商量修史事宜，也发挥着皇帝与史官交流桥梁的作用。

4.进呈史典

史书修撰完毕后，由宰相进呈皇帝。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两朝国史》修成，“（王旦）率史官诣崇政殿以献”。天圣八年（1030）六月，吕夷简提举修的《真宗国史》成书，随后“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明道元年（1032）二月癸卯，“监修国史吕夷简上《三朝宝训》三十卷”。庆历四年（1044）四月已酉，“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熙宁十年（1077）七月辛未，吴充将完成的仁宗英宗正史之《纪》初稿呈神宗审阅，史载：“上（神宗）御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纪草》进呈。上服靴袍，内侍进案，敏求进读，上立听顾问，终篇始坐。”北宋宰相进书比较简单，且多为国史、实录，不过是“宰臣率史官诣崇政殿以献而已”。到了南宋，进呈史书仍由宰相负责，但进书仪式增多。绍兴六年（1137），监修国史赵鼎重修《神宗实录》成，撰进书表将“《神宗实录》二百卷，并《考异》二百卷，除已各先进五十卷外，其余卷帙谨随表上”。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的宰相秦桧在礼仪使的引领下，按照各项进书流程，向高宗进呈《徽宗御集》一百卷。宰辅完成进书后，负责修史的职责才算履行完毕。

三、宋代宰辅修史的积极意义及局限性

宋代宰辅修史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它促进了宋朝史典编排修撰工作，许多珍贵典籍得以保存流传，推动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宰辅监修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史官直笔，“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南宋人史孟传也说“国朝之史，自时政记、起居注、国史、日历、实录、玉牒、圣政、宝训等书，凡皆经历宰辅始得上闻，故载笔者不得直书。”如此，评价宋代宰辅修史还需作进一步分析。

1.宰辅修史促进史籍编撰和史学发展

首先，宋代宰辅修史为史典修撰工作顺利进行提供良好保障。宰辅主持修史可以调动国家行政力量指挥相关机构，进行统辖调度、史料搜集、校对勘正、组织编撰，极大的提高了修史的效率和质量。由于修史工作任务繁冗，所需人力、物力众多，依托宰辅职权，能够更加高效地选用史官、调配人手，在编修时可以“差中书枢密院编文字官，及乞于三司、审刑院、大理寺属官内选差一员，各令应副检寻文字”，从而提高编修进度及效率。此外，部分史料的采征还需以榜文下达各府州县，晓示人群，收集相关事迹、名件、行状、墓志等，加以校对勘正，借此汇集编纂相关内容。该流程涉及范围甚广，调动机构颇多，依凭宰辅职权，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史料的搜集。宰辅重视修史，常以职权之便为修史工作谋求更多政治、经济资源。如咸平一年（1000）十月，“监修国史李沆请命修通典。己未，诏翰林承旨宋白、知制李宗谔编修”。依托于皇帝、宰辅的支持和重视，宋代修史工作经费充足，编撰人员的薪俸待遇较高，如史馆负责抄写的吏卒，其俸禄就为“月给钱千五百、米二石，春冬衣赐”，且享有较好的政治待遇：“实五选，候年满日授外官，勒留，遇恩重与迁转，永不出外官。”此外，修史工作完成，相关修撰人员也均有封赏。大中祥符九年（1016），《两朝国史》修毕，真宗特下旨：“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赵安仁、晁逈、陈彭年、夏竦、崔度并进秩，赐物有差，王钦若、陈尧叟、杨亿尝预修史，亦赐之。”可见，宰辅修史可以依托国家行政力量充分保障了修史经费投入和编撰人员的薪俸待遇。宰辅作为中枢机构权力核心，充分发挥其行政职权，处理和协调修史的大量事务，同时以职位之便向皇帝申请更多的修史资源，为史典修撰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

其次，宰辅修史促进了宋代史学发展，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宰辅重视史学编撰工作。一些宰辅本身就是史学家，具备忧患意识。司马光意识到“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希望治国者能够以历史为鉴，故“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在宰辅推动下，官方修史得到发展，国史、实录、日历、会要、起居注、时政记的修撰均制度化。实录内容较为公开，允许传阅和抄录，很受宰辅重视，如《神宗实录》由于政局变化，前后改易四稿。日历内容庞杂，篇幅大，如《高宗日历》和《孝宗日历》内容均在千卷以上，仰赖宰辅根据修史方向和基调抉摘内容。起居注纪录皇帝言行，欧阳修曾“同修起居注”。时政记记录宰辅与皇帝的私密对话，开宝七年（974），参知政事卢多逊撰录中书时政记。由于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分掌文武之政，“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宰辅监修史籍遵循惩劝后世的原则，如薛居正修《五代史》时，太祖下诏“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宋真宗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编纂《册府元龟》，亦明确惩劝后世基调，“原夫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著为典式，垂之来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宋仁宗明确要求监修国史王曾，“先朝美政甚多，可谕史官详载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力求简明，以编年纪事克服史书繁杂之弊，为后世效法。他“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特意删削符瑞谶纬之事。宋神宗为之赐名并作序，引用“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明确史籍镜鉴功用。《资治通鉴》中保存很多历史典故，如负荆请罪、孙权劝学、口蜜腹剑等，都是具备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富含传统文化智慧，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2.宰辅修史限制史官史权的正常发挥

首先，宰辅修史是对史官史权的侵占，是君权压制史权的延申。史权，可以认为是史官修史时的具体职权，还可以理解为通过撰写史书权衡人物的品评权。就中国传统史学来看，“史官直书君主言行以示监督，既是史权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史权的关键价值所在”，故宋人苏辙言：“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但是，在皇权政治下，史官品评历史人物，时常会被皇权压制。宋太宗以后，时政记、起居注、实录、国史等史书进御制度形成，史书由皇帝亲阅后方能交付史馆，“君不观史”的传统被破坏，更有甚者，太宗亲笔削删《太祖实录》、真宗亲改《两朝国史》，君权对史权的压制逐渐增强。但是君主欲留名青史，就不能完全干预史官修史，这即是史权对君权的一种制约。那么君主为了更好却又不留把柄地掌控修史的话语权，就会另辟蹊径，而宰辅监修就是一个合适的方法。皇帝通过任命宰辅修史，授予其史官应有的史权，南宋高宗朝中书舍人张纲言“今著作局，古之史馆，祖宗时尝以宰臣兼之，故史权增重”；宰相赵鼎在进《神宗实录》时也称自己“谬膺撰路，兼领史权”；孝宗不允参知政事范成大辞监修国史时，即以“恭惟真宗，眷礼王旦。粤以参豫，假之史权”来劝诫，由此可见，宋代宰辅监修制度下，宰辅在君主的支持下侵占了史官的史权，代替人君观史，即“监修国史、提举实录、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月过局，省阅所修书。”

其次，宋代宰辅监修制度下，宰辅有权决定史料的选用与否，进而干预修史。宰辅可以选用对自己有利的史料，如北宋新旧党争时期修《神宗实录》，在哲宗元祐更化期间，反对新法的旧党占据上风，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等旧党首领先后提举修《神宗实录》，修纂之时“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记闻》”。等到哲宗亲政后，新党上台，宰相章惇提举修《神宗实录》，则“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改焉”。因为政见不同，宰辅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史料用于修史。除了决定选用史料，宰相还会焚毁、篡改史料，徽宗朝宰相蔡京负责修史时，“尽焚毀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南宋宰相秦桧负责修史时，直接改写绍兴年间议和事件中对自己不利的史料，李心传“尝细考《日历》绍兴七年八月所载和议本末，凡遣使议论，悉是赵鼎所奏……臣详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还焚毁对自己不利的记载，“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此外，宰相也会为维护皇帝形象而删减史料，南宋绍兴初，宰相赵鼎遵循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基调负责重修《神宗实录》，赵鼎罢相后，高宗于绍兴七年（1037）七月又采纳张浚和秘书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张嵲的建议改修《神宗实录》，但张浚改修实录实则是为王安石辩解，史载：“去岁浚独相，自以黄潜善乃王黼之党，每持邪说，以司马光为非，以王安石为是，至再修《神宗实录》。”十月，赵鼎复相后向高宗询问改修一事，“上曰：‘止修讹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笔如此。’上曰：‘乃宰相（即张浚）拟定者’”。面对赵鼎询问改修《神宗实录》一事，高宗竟矢口否认改修是经自己同意，将责任推到时任主持改修的宰相张浚身上。面对宰相赵鼎“起居注载著作郎张嵲所得圣语亦然”的证据，高宗不再坚持，向赵鼎询问如何处置，赵鼎表示：“俟他日修《日历》，当谕史馆除去之”。宰辅监修可以直接要求史官删除某些记载，维护皇帝形象，为皇帝服务。

综上所述，宋代宰辅修史有着比较成熟的机制，这也是宋代官方史书修撰成果斐然的一个重要因素。宰辅修史为史籍编纂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对资料收集，场所安排，编写机构设立，经费保障等方面均有所助益，在此情况下，宋朝官方撰成不少史学巨著部。但是在宋代皇权场域中，宋代宰辅修史是皇权压制史权的延申，宰辅在君主支持下以监修、提举的方式侵夺史官的史权，掌握着史料的选用，甚至通过销毁、篡改史事来美饰自己或皇帝，干预史官修史，特别是南宋权相当政时期，滥用提举修史之权肆意歪曲史书所记史事，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信史”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