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旧址 老北京年间,除了公立、私立和教会医院之外,最多的就是私人诊所。私人诊所有传统的中医,也有西医。今天我们把西医称为现代医学,中医称为传统医学。民国后,中西医之争日趋尖锐。就拿公立医院来说,最早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引入了X光的检查手段,西医的力量逐渐加大,中医影响力渐渐削弱。私人开业的医生也由原来以中医居多,变成西医居上。人们开始认为西医更科学、更现代,而中医就相对落伍。大概是1912年的时候,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取缔中医的主张,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没有推行。但是到了1929年,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颁布政令明文取消中医。 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的中医派出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北京的请愿代表领袖是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率团到南京请愿。后来京沪两地的中医联手,在京沪多次联合行动,上海的中医界代表就有后来写过《银元时代》的陈存仁。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国震惊,最后的结果是以中医胜利告终,汪精卫不得不废除了这个政令,中西医可以并行。同时严格了中医的考试制度。 还有一个论争就是西医内部之争,这个争端不亚于中西医之争。 民国初年在西医界已经开始了德日派和英美派之争,这个争执不仅在医务界,也波及患者,我家人的观点也有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歧。所谓的德日派,是清末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的留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传统的和医(日本医学),明治维新之后到德国学习西医,所以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学习日本人从德国引进的现代医学。也就是说,中国留日的学生多是在日本学习的现代医学,真正留德学医的不多。 因此可以说是舶来的“二手西医”,这一派被称为“德日派”。英美派认为德日派学习的是日本学德国的余唾,不够先进。但是那时候德日派是主流,英美派很少,德日派在民国初期的影响非常大,举个例子,我们看过《雷雨》,周朴园动不动就请一个叫“克大夫”的给繁漪看病,这个克大夫无论是哪国人,肯定是个德日派,民国初期的大官僚和实业家家里请的基本上都是德日派大夫。具体到我家,我祖父在东北黑龙江住过一段时间,给我父亲接生的就是日本医生,据说是两口子,姓伊藤,专门以产科为业。早期来我们家看病的也都是德日派医生。德日派和英美派的举止、做派都不一样,就跟吃菜似的,北方菜和南方菜一目了然。 英美派基本上分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去英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还有一类是在像协和医学院、燕京医学院学习的毕业生,甚至从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再到英美去深造。也有少数留法或其他国家,比如著名的内分泌专家邝安堃,就是留学法国的。但多数是以英美为主,例如林巧稚大夫,就是先后在英美两国深造的。20年代初发生的英美派与德日派的两派之争,牵扯到20年代以后出现了“在朝”和“在野”的状况。(西医的“在朝”与“在野”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没有这样的称呼。)意思是说,在20年代以后,能够进入公立医院、外国医院或者大医院的主流西医基本都是英美派,而私人开业的西医基本上都是德日派。 鲁迅和周作人在早期绝对是德日派的拥趸者,他们在北京常去看病的一家医院叫山本医院,兄弟俩都很相信这家医院。直到有一天,周作人的女儿被山本医院误诊致死,周作人打算上诉山本医院,鲁迅持反对态度,这也是造成兄弟失和的原因之一。《鲁迅日记〉里屡见鲁迅到山本医院看病、检查、拿药,甚至1926年还有住入山本医院的记录。山本医院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西单以北的第二条胡同内。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社会阶层比较高一点的人都是信服外国医院的,1926年“三一八”之后鲁迅也开始避难,3月到5月有两个月时间住在医院,先是在山本医院短暂住了几天,后来分别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住院。这两家医院都有八九十张病床,那时候,一些下野的政客、军阀也都会在这两所医院住院。直到40年代末,我母亲还常常住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小病大养,检查、治疗、疗养兼而有之。其中法国医院的西餐非常好,是出了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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