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北大的华表么？燕园华表考略

2024-9-3 12:1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高勇张剑葳|来自: 建筑史学

摘要: 燕园华表是圆明园安佑宫遗物。安佑宫原有四根华表，燕京大学于1925年拉运三根到燕园，直至1931年才将其中两根竖立于燕园办公楼前。该文利用档案、历史照片、三维数据等一手资料梳理了燕园华表的迁建历程，考证了华表 ...

燕园华表是圆明园安佑宫遗物。安佑宫原有四根华表，燕京大学于1925年拉运三根到燕园，直至1931年才将其中两根竖立于燕园办公楼前。该文利用档案、历史照片、三维数据等一手资料梳理了燕园华表的迁建历程，考证了华表迁建的时间节点、原构件数量、原构组合等史实，探讨了燕园华表的拉运背景、搁置原因、保管权争取等问题，认识到：燕大拉运安佑宫华表时和华表所有者(逊清)之间不存在购买协议，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阻拦，第四根华表被运到了天安门；燕大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之际，转交一根华表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以此获得了市政府对其华表保管权的认可；燕园华表和国图华表分别是安佑宫前牌楼南侧的一对华表和北侧的一对华表，组合一致，并非错配。

华表，也称望柱、擎天柱[1]，是中华传统营造中具有标识、指引、装饰作用的一类构筑物，往往成对设立。燕园是北京大学校园的别称，原为燕京大学校园所在地。燕园主体是在圆明园的附属园林淑春园基础上建造而成的，燕园华表则是圆明园安佑宫遗物。

燕园华表于民国十四年（1925）从安佑宫拉运而来，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才被立在办公楼（原贝公楼）前的空地上，这一过程涉及燕京大学、逊清内务府、北京（平）市政府、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记录资料分布零散，刊布情况不一，致使学界对燕园华表迁建过程认识不明，甚至认为两座华表原本不属于同一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单位，特别是燕京大学早期校园建设工程负责人相关档案进一步公开，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资料。我们以此为契机，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燕园华表进行了精细测绘勘察，获取了燕园华表详细完整的几何信息，两相结合，基本厘清了燕园华表的迁建史。

拉运：从安佑宫到燕京大学

安佑宫，又称“鸿慈永祜”，位于圆明园西北部，是乾隆在庚申至癸亥年间（1740—1743）仿景山寿皇殿建造、以供“敬奉皇祖御容”的家庙。[2]建筑群前端引导空间设一座三开间牌楼，四周立华表四座。清末，列强两次火烧圆明园，安佑宫建筑多数被毁，四根华表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见图1）。

图1 安佑宫华表旧照[3]

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依据清室优待条件，圆明园等前清皇家园林仍属于皇室私产，但此时逊清皇室已逐渐无力管辖圆明园事务。民国初期，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园内残留下来的遗存，尤其是各类建筑构件，陆续遭到了挪用拆毁。圆明园几乎成为军阀、权贵们的建筑材料厂。[4]

1922年，燕京大学新校园建设正式开始，设立建设工程处和工程委员会专司其事。[5]1925年，燕京大学从圆明园安佑宫拉运华表，建设工程处负责人翟博（John M.Gibb）在1月20日发往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办公室的诺思（Eric M.North）的电报中记录了这一事件：

你们所有人——特别是华纳先生（Mr.Warner）——听到我们至少从圆明园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非常精美的石质艺术品会非常高兴……工人们正在为放倒四根由单块巨石构成的壮丽宏伟的纪念柱——相邻的每一根重达二十吨——做准备……现在是（晚上）六点半，我正在连夜写这封电报，以便于明天早上可以抽出时间赶去现场并拍摄一些照片……[6]

事实上，这已不是燕京大学第一次觊觎圆明园遗址的建筑石材。早在1922年，燕京大学就曾致函逊清，希望拉运圆明园石子来建设校园，但被溥仪内务府拒绝。[7]此后几年中，来往圆明园拉运圆明园石材的队伍陆续从燕京大学校门经过，其中不乏精美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作军阀住宅的建筑材料。就在燕京大学搬运华表的前一周，一件燕京大学心仪已久的艺术品被运走了，此事给翟博等人带来很大的震撼，他们旋即下决心去圆明园拉运华表等构件。翟博在给诺思的信中写道：“等待就是在失去它们。”[6]实施这一行动以后，翟博在拍摄的安佑宫华表照片中标注道（见图2):

图2 燕大在安佑宫华表前支搭架木，准备放倒华表（翟博拍摄并注文，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四根大理石柱已经立在圆明园超过百年了，它们面临着被毁成大理石碎片的风险……这些战利品（trophies）重达数吨，只有在地面冻得结实的时候才能运输它们。[9]

此时的圆明园尚由总管、首领等人看管，燕京大学的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据园内佃户李玉声称，园内安佑宫石柱现正支搭架木，询据工人声称，係燕京大学拉运。[10]

圆明园随即向警察厅致函请求干涉，但阻拦无效：

本园当即致函北郊警察第三分署请求阻拦，遣李玉投处。是日（1月20日）晚间，复据李玉声称，投函后，赵署长带领警士暨李玉亲赴安佑宫，与洋人交涉阻拦无效，将本园公函退回各等情。[10]

同时，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北洋陆军的关切：

是日（1月22日）陆军第十一师稽查处邀本园（圆明园）办理文案候补苑副宗恩至该处，候补笔帖式存禧、帮办文案钰霖同前往，晤白处长，询及燕京大学拉运石柱曾否与本园接洽，宗恩等当将该学校拉运石柱未与本园接洽，并函请警察分署阻拦无效，退回公函情形详晰陈明。[10]

以京师警察厅和北洋陆军为代表的北洋政府的介入，影响了燕京大学从安佑宫移走全部四根华表的计划。1925年5月1日，京师警察厅专门在圆明园设立派出所来负责监察园内遗物，并成功阻拦了燕京大学拉运第四根华表，[13]燕京大学最终只能将其中三根华表运到了燕园。[14]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燕京大学对获得第四根华表的期望值逐步降低，甚至连已经搬运到燕园的华表也变得前途不明。燕京大学建设工程处在该年6月13日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已经争取到（secure）了一些古桥和其他纪念物。我们从满族议会（Manchu Councils）的高层人士中获得了从圆明园拿走一些石柱的口头许可。在我们能够完成这些拉运工作之前，这项工作被迫停工了，当地市政府正打算（propose）将这些柱子立在总统府的门前。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15]

安佑宫剩下的一根华表最终被北京市政府搬到天安门前，[13]但在北洋政府动荡时局的背景之下，将安佑宫华表立在总统府的设想未能实现。拉运到燕京大学的三根华表也因潜在的“来路不明”的批评以及不能“成双成对”而被搁置起来。

搁置：争取华表保管权

安佑宫华表被拉到燕京大学之后，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率先介入的陆军第十一师稽查处就质询圆明园为何未能阻拦燕京大学拉运华表以及圆明园是否将华表售卖给燕京大学。[10]同时，《清华周刊》还刊登了题为《绍英盗卖圆明园石柱》的文章，将矛头直指逊清内务府：

燕京大学，近在海甸，墨根菴园建筑新校舍，规模异常扩大。以重价购取中国旧时建筑品，以状观瞻。最近由该大学建筑主住（任），翟博Gibb氏，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接洽，购得圆明园雕龙大石柱四根，石狮子二个。圆明园石柱雕刻之美，柱身之大，比天安门石柱有过之无不及。该外人交价后，已将石柱三根，石狮子二个，先后运至该校建筑场。只有一根石柱，尚未运到……[18]

《清华周刊》提到的绍英姓马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辛亥革命以后担任溥仪小朝廷总管内务府大臣，常年保持记日记的习惯。1925年3月6日，绍英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已陈明报纸诬卖石柱事，应回京声明登报。”[19]两天后，绍英又让圆明园笔帖式存禧至燕京大学“问明有无卖石柱事”[20]。3月9日，存禧到燕京大学询问翟博安佑宫华表究竟为何人所售，翟博则回答道：

我看圆明园内石柱系属古物，恐有人拆毁，故运至本校保存。如中国用时，即可退还，并无人售卖，除工人运脚之外，并无人使钱……[10]

逊清皇室、内务府和燕京大学之间就安佑宫华表之间确实不存在买卖协议。虽然燕京大学就勺园、朗润园租赁购买事由和皇室成员溥伦、载涛等接触密切，并可能获得了他们关于安佑宫华表的口头承诺，但从未获得过任何书面许可（permission）。[6]翟博在拍摄的安佑宫华表照片旁这样写道：

所有我们咨询过的——不论是政府官员、满族勋贵还是其他人，都在说：“拿走它们吧，为了中国好好保护它们”，但没有人把这些话写下来……是（翟博）他自己的责任筹备了这一行动（his own responsibility arranged the taking）。[9]

尽管燕京大学乐于从校园建设的资金中拿出一小笔钱用来购买周边即将被破坏和拉走的艺术品，并认为这些艺术品带来的价值会远远超过它的花销，[24]但此时的圆明园是皇帝私产，皇室、内务府成员没有权力将其中遗物售卖给他人。虽然此时的溥仪被赶出皇宫，却也不至于沦落到需要贩卖圆明园内遗物，燕京大学自然也很难得到溥仪的亲自批准，所以也未能获得燕园华表的所有权。而翟博等人擅自将安佑宫华表拉到燕园则确实会给燕京大学带来非议，诺斯在给翟博的回信中强调燕京大学需要尽一切努力来避免遭受“劫掠（looting）”的指控。[25]此后，燕京大学亦在不断努力争取第四根华表以及官方对其已经获得的三根华表的合法性的认可。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包括圆明园在内的逊清皇家园林，并移交北平特别市政府管理；同年10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来负责具体事宜。[26]圆明园所属权的改变为燕京大学争取第四根华表提供了机会，燕京大学旋即以校长司徒雷登的名义致函北平特别市政府，请求将天安门前原安佑宫华表运往燕京大学来“废物化有用、破坏变建设”[13]。北平特别市政府则责成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就燕京大学运走安佑宫华表一事展开调查，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在回函中回顾了该事件的全过程，强调市政府已在先前的公文中提出准备将天安门前圆明园华表移至公园来点缀景色、保存古物，并指出燕京大学所掠去三根华表“现尚抛至校内，既未竖立亦未加修饰，是否诚心爱护亦别有用途实不敢臆断”[13]。燕京大学最终未能获得第四根华表，事态再次陷入僵局。

转机出现在1931年。时值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新馆建设完工之际，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政府，希望获得天安门前放置的安佑宫华表：

查天安门前……有雕花望柱一件、盘座二个，系圆明园安佑宫遗物散置无用，日久或经风雨剥蚀，殊为可惜。兹敝馆新建筑指日落成，拟恳贵政府将上项石柱及石盘座赠给敝馆，用资点缀庭除，而增观览之胜……[29]

同时，燕京大学也收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寻求转赠一根华表的公函，燕京大学自是乐意赞助，并以此为契机，致函北平市政府寻求其对剩余华表保管使用权的认可：

今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北平特殊之文化机关，闻该馆除请敝校转赠一件外，又拟将存天安门外望柱一件，一并移置该馆新屋门外，以名物配名馆，必可相得益彰，故该馆所请一节，敝校自当乐予赞助。今兹敝校拟将三柱之一移存该馆，其余二件仍由敝校保管，唯此项望柱既与我国之历史文化有关，敢请贵府加以认可以示郑重……[30]

北平市政府就燕京大学所提出的“加以认可”回复道：“事关保存古物，自无不可。”[31]这标志着燕京大学最终获得了华表的保管权。

立柱：燕园华表终得竖立

华表一般由蹲兽（石犼）、圆盘、柱身、云板、基座组成。安佑宫四座华表顶部的蹲兽在燕京大学拉运之前已全部被盗：翟博等人拍摄的现场工作照里，华表顶部均未见蹲兽；国立北平图书馆从天安门前、燕京大学拉运的华表清单中亦仅有石柱、盘座和云板，[32]未见顶部蹲兽；《燕京大学校刊》中介绍安佑宫石柱的文章中则写道，四根华表顶部原来雕琢精美的镇物早已无复存在。[33]

自1931年5月17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从燕园将“石柱一件、石盘二件、石云头四件”运走后[34]，燕京大学旋即着手准备配置蹲兽和竖立华表事宜，最终于该年8月[35]，至迟在8月12日[36]，将华表立在了贝公楼前的空地上。顶部蹲兽费和竖立华表人工费合计一千多元，由哈佛燕京学社拨付。[33]

燕园华表竖立当天，在劳动号子声中，工人们利用木轱辘绞车、木杆脚手架等设施把两根华表从男生体育馆[38]（今第一体育馆）拉运到贝公楼前的草坪上并成功立了起来。整个过程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施工方式（见图3），这给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康爱华女士（Lula Conover)[39]带来了极大震撼，她写道：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校园内贝公楼前的空地上观看了竖立华表（pillars）的过程。柯达照片为展示竖立这些笨重的大理石柱的困难之处——每一根华表重达数十吨——提供了一些概念[40]：必需的脚手架、将华表竖立成垂直状态所需的人力（manpower）等。但是在照片中我们不能记录工人们立柱时的号子声（song）——领班（head man）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工人们的动作和缓慢移动的石柱，嘴里唱着“Hai Lai Chui Lai”的旋律，直到最后完成这一明显不可能的事情，并将石柱立在它的大理石盘座上……[41]

图3 燕园华表竖立过程（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

竖立在燕园的两座华表测量数据基本一致。通高8.44米。顶部蹲兽通高103厘米，基座长67厘米、宽31厘米。蹲兽之下石圆盘直径129厘米、高35厘米，中部束腰雕刻仰覆莲和串珠，上部凿有长96厘米、宽54厘米的凹槽用以放置蹲兽。华表竖立过程中，南侧华表石圆盘顶上的长方形凹槽的轴线未与东西向轴线重合，所以顶部蹲兽朝向并非正西，而是正西略偏南。

柱身高5.83米，横断面为八边形，对边相距1.01米，远观时柱身基本呈圆柱体。柱身上部插有雕刻卷云纹的两块云板，大块为云头、小块为云尾，云头镂雕五处圆孔，云尾呈波浪状。两座华表云头均朝向中间。柱身底部底纹为草叶纹，中部、上部底纹为卷云纹，表面浮雕五爪蟠龙盘旋而上，龙头望向云头。北柱底部与基座交汇处呈圆弧状，南柱则为直棱形。

底部基座为八边形须弥座，对边相距1.95米，高1.21米，上、下枋素面，上、下枭为仰、覆莲，束腰每面两端雕马蹄柱、中间刻盘龙，圭角雕刻如意云。

纠误：燕园华表与国图华表并非错配

与燕园华表柱身底部情况类似，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两华表（以下简称“国图华表”）柱身底部形态亦不同：国图西华表柱身底部为直棱形，与燕园南华表一致；国图东华表柱身底部为圆弧状，与燕园北华表一致（见图4）。出于对这个细节的观察，有学者提出燕园华表、国图华表皆不成对[42]、错为一对[43]、并非原配[44]的观点，至今甚为流行。实际上，燕园华表、国图华表柱身的差异早在燕园华表竖立之初就被人们发现，《燕京新闻》曾写道：

贝公楼门口的石龙柱，是从圆明园搬来。据郭胖子[45]说：该柱原有两对，一对底是八角形的，另一对底是圆的……民国十七年冯玉祥搬一根八角底至前门。其余三根由燕大收买保存。送一根圆底的给北平图，以后移二根到男生体育馆……最后又由男生体育馆移回办公楼，并竖在办公楼前。[46]

图4 燕园华表、国图华表正立面及细部对比

这里提到的八角形底的，指的就是直棱形柱底；圆底的指的就是圆弧状柱底。但据我们考证，燕园华表、国图华表现存的组合方式，实际上与它们历史上在安佑宫前的组合方式是一致的。

安佑宫华表与天安门华表、明十三陵碑亭华表、清东陵碑亭华表、清西陵碑亭华表一致，均为四座，其方位规则一致：南面两座华表的蹲兽与柱身龙头所在面均朝南，北面两座华表的蹲兽与柱身龙头所在面均朝北，西侧两华表云板云头朝东，东侧两华表云板云头朝西。

安佑宫四座华表矗立于三开间牌楼的四周，可编号为华表A、B、C、D（见图5）。那么，究竟燕园的两座华表、国图的两座华表分别是其中哪两座？

图5 安佑宫华表方位示意（上为北，底图采自《御制圆明园图咏》[47]之“鸿慈永祜”）

从安佑宫历史照片（见图6、图7）来看：图6中两座华表的蹲兽后背相对，且云板云头均朝向右侧，据此判断，它们要么是西侧的两根华表（从南向北看），要么是东侧的两根华表（从北向南看），两座的柱脚均清晰可见为圆弧倒角；图7背景为西山，同时可见圆明园围墙，即由东南向西北拍，又因二者云板云头均朝东，且柱身底均呈圆弧状，可得出安佑宫西侧两座华表柱身底部为圆弧状。综合判断，图6两座为西侧华表无疑。那么，安佑宫华表的原状，即西侧两根华表底部均为圆弧状倒角，东侧两根华表底部均为直棱形倒角，换言之：南北两组中，均为一根柱脚为圆弧状、一根柱脚为直棱形。

图6 19世纪末的安佑宫华表及华表细部[48]

图7 燕京大学拉运安佑宫华表时拍摄的照片及其细部[49]

如图8所示，有三对参数可供判断燕园华表是其中的哪两座：(1)蹲兽朝向（必须与柱身龙头所在面一致）；(2)柱身龙头朝向（即云板云头的朝向）；(3)柱身底部形态（柱脚倒角形状为圆弧或直棱）。虽然四根华表的(1)(2)参数都可以通过朝向旋转90°、180°和变换位置来改变，但如果再加上参数(3)来控制，则实际上四根华表的相对位置是能够得出唯一解的。图8所显示的就是综合历史照片信息所得出的原状唯一解。

图8 安佑宫华表特征组合示意（底图采自样式房地盘图《安佑宫准底》[50])

前文《燕京新闻》记载，起初燕园三座华表柱身柱脚为“两圆一直”，结合现存燕园华表特征，可以推知1925年燕京大学是将A、B、D三根华表运往燕园，后又将华表D赠予北平图书馆。最终，燕园华表就是安佑宫牌坊中南面的两根华表A、B，国图华表为安佑宫牌坊北面的两根华表C、D。燕园华表、国图华表的组合均非错配，它们原本就分别是在安佑宫前大牌坊南、北成对竖立的，共同夹峙出中轴线。

结语

探讨燕园华表的迁建过程，不仅有助于厘清燕园建设史，更有助于理解圆明园变迁史，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史的认识。本文在史料分析和实物勘察的基础上，梳理了燕园华表从圆明园安佑宫到燕京大学的迁建过程，考证了华表迁建的时间节点、构件数量、原构组合等史实，探讨了华表拉运背景、搁置原因、保管权争取等问题，得到以下认识：

1.1925年初从圆明园拉运华表时，燕大和圆明园之间并不存在购买关系（尽管燕大试图购买华表，但一直未能得到逊清皇室认可），遭到北洋政府的阻拦，燕大最终只获得了三根华表以及第四根华表的云板，将其搁置在燕园内，并未竖立。

2. 安佑宫四座华表顶部蹲兽在燕大拉运之前就已被盗，且当时的清室已无力保护圆明园，圆明园被北洋军阀、权贵、匪徒等肆意破坏，燕大将华表拉运到燕园之后客观上发挥了保护华表文物安全的作用。1931年，燕大在将第三根华表和第四根华表云板赠予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得到北平市政府对其华表保管权的认可，最终将剩余两根华表竖立在燕园办公楼前。

3. 结合圆明园历史照片和形制组合关系考证，可知燕园华表、国图华表分别为安佑宫华表原组合的南侧、北侧的一对。燕园华表、国图华表并非错配。

燕园华表迁建之后终得竖立，这一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康爱华曾写道：“我们希望这一举动成为中国未来成功和胜利的一个标志（a symbol of China’s future triumph and victory）”[41]，但紧接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为这一夙愿蒙上一层厚厚的阴霾，直到抗战胜利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走向现实。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后，燕大各院系并入到不同高校，北大迁入燕园，燕园成为国家公立院校的一部分，在华表的陪伴和见证下，一代代北大人在燕园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题目：燕园华表考略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北京档案》2023年第02期

本文注释从略，完整版内容请订阅查阅《北京档案》202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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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高勇老师，张剑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