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这噩耗像一声霹雳，震惊了大上海。4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葬仪者，前后多至数万人。先生的遗言“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但这民众的葬仪，却胜似国葬。 在中国，鲁迅是一个象征，在当时的中国，鲁迅之死是一个象征。民族危亡之际，怀念他成了一种力量。至1937年底，纪念鲁迅的文章有数百篇，近百万字，这些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丰富的鲁迅。
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沙飞摄 最后的日子 1936年10月8日，是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也是鲁迅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在青年艺术家白危的记叙中，他穿了惯常穿着的蓝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呢，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迹。一顶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却还折叠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 瘦小的身影刚踏进会场，就给人包围住了。一片杂乱的笑声和问话，问他近来还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稍微好一点，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说到这里，一阵干咳把他的话尾卷了进去。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嗬，我是不能休养的。”他坚决地否认，“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不知谁提起鲁迅的孩子——7岁的海婴，提到“学校要打手板”，“救救孩子”的话匣子一经打开，鲁迅便不能住口。他虽然大病了6个月，气色变得苍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谈话，那矍铄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弱，而且他说得那么多、那么快，简直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那天的鲁迅“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沙飞拍下这一刻，这是鲁迅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少有的笑容满面的照片。 对这群凝聚在他身边的青年木刻艺术家，鲁迅的确像“一位母亲”，他帮他们出版画册，为他们宣传推广，把他们的作品送去苏联、法国展览，为他们请老师授课。很多受鲁迅帮助的青年，后来都成了中国美术界的骨干。 10月10日，鲁迅和许广平看由普希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最后那复仇的一枪，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简直逢人都要称赞一番。他自己刚写了《女吊》，也是劝人别忘了复仇反抗。 次日，鲁迅全家到法租界看房，他专门刻了个假名印章，迫切地想搬离虹口这个日本人聚集的是非之地。不过，此事办起来并不容易。17日下午，鲁迅在最后一封信中，向一生中通信最多的朋友曹靖华倾吐了此事： 闸北似曾吃紧，迁居者两三万人，我未受影响，其实情况也并不如传说或报章之甚，故寓中一切如常。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但我看这种紧张情形，此后必时时要有，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拟于谣言较少时再找房子耳。 他还谈到自己的病，“我病医疗多日，打针与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愈之一日”。 写完信，鲁迅穿上袍子，随胡风一起出门。在楼下，许广平见外面正刮着风，就提醒他说：“衣裳穿够了吗？”鲁迅伸手摸摸里面穿着的绒线背心说：“够了。”许广平又说：“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地就走了。 这次外出，是他最后一次出门，去的是日本进步青年鹿地亘家。 鹿地亘正在胡风的帮助下把鲁迅的杂文译为日文，因为遇到了疑难，胡风来找鲁迅请教，鲁迅怕传话说不明白，就亲自到鹿地亘家解惑。“他稀罕地戴了帽子，微笑着走上楼来。因为风吹进来，我想关闭窗门，他却说并不冷，阻止了我。” 他们那天的谈话几乎始终与“死”相关联，关于自杀，幽灵，冥鬼，鲁迅还问鹿地亘：“你看过了我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离开鹿地亘家时，他拒绝了两位青年的陪送，在风中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家前，他去内山书店转了一圈。自1931年1月，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逮捕杀害，鲁迅也被追查通缉，数次遇险，都是在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帮助下脱险。内山书店不仅代售鲁迅被禁止发行的20多种著作和刊物，还成了鲁迅对外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晚上，三弟周建人来，鲁迅再次同他谈找房子搬家的事。在最后一篇日记中，他简单记录了看似平常的行程，还把18日的“星期”俩字预先写好。 谁知17日夜便不能眠。天明后，鲁迅自知情势不好，亲笔致函内山完造，请他叫须藤医生来。许广平见鲁迅气喘太苦，劝他不要写了，他不答应，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了又改。写至中途，许广平再次劝他不要写了，其余的作口述由她记录好了。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了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字条。 鲁迅绝笔是潦草的日文：“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须藤医生来时，鲁迅仍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诊治报告是：“跪坐呼吸，颜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短微，热度35.7度，脉细实，120左右，时有停滞，腹部扁平，两肺时有喘鸣，应急处置后，始渐归于良好。” 其实，医生打了强心针，输了氧，但都没用。当晚，特请日籍护士田岛看护，鲁迅觉得没必要，对须藤说：“我病已如此严重了吗？”须藤说要注射，这才应允。 10月19日晨4时，天未晓，鲁迅以极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是他最后说的两个字，以后便进入弥留状态。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1936年8月，鲁迅描写自己在大病中，用濒死的眼光依依不舍地打量着熟悉的环境。他说：“这也是生活呀。我 要：看来看去地看一下。”言语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这个清晨，他抛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再没能醒来“看一下”。5时刚过，许广平匆匆下楼，叫内山书店的店员去请医生。三弟周建人急忙上楼，只见鲁迅在床上，双眼紧闭，头侧向里，痛苦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鲁迅走了，年仅56岁。至今，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故居，墙上的钟仍定格在5时25分。
许广平、周海婴母子送别鲁迅 被误诊的病 鲁迅去世后，须藤医生发表了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末并附录《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许广平看了，颇有疑问，她告诉周建人，这份病历中所写的，同实际治疗经过并不相符。 须藤说1936年3月开始抽肋骨积水，但多方资料，如鲁迅自述、周建人文章、鲁迅书信等，均显示，实际是在美国医生诊断后，到6月才开始抽积水。 须藤医生在病历上颠倒日期，无非是想掩盖误诊的责任。 1936年春，鲁迅的体重降到38公斤，须藤总说鲁迅是胃不好。的确，鲁迅从小患有龋牙，到二十六七岁正当年时，就将蛀牙拔掉，换了全口假牙。而且，如许广平说，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如此说来，消化不好，肠、胃有病，营养不良倒也合理。 不过，鲁迅的病主要在肺。他从少年时即患有的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还曾患重症肋膜炎。1936年初，旧病复发，5月中旬，持续高烧不退，先后请过须藤、松井、石井三位日籍医生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却未查明真正的病因。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来会诊，确认为肺结核。邓恩下了病危通知，并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 6月15日，松井医生为鲁迅照了一次X光，发现肺部除左肺有极小部分，右肺有一狭条部分完好外，其余部分均已重度结核。 大家紧急商议，要让鲁迅入院治疗或易地养病，鲁迅生气了，说：“当别的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吗？” 谁都知道肺结核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懂医，须藤要他静静地躺着，他却答：“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 茅盾捎来口信，请鲁迅去苏联休养。隔几天，鲁迅不等他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 去日本疗养的事，鲁迅先后同许广平、冯雪峰、胡风、姚克、萧军、黄源等人谈过。最终，他哪儿也没去，仍躺在那张硬藤椅上看书。 “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并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胡愈之记下鲁迅不肯离开上海的理由。 宋庆龄曾和鲁迅一起反法西斯，她在病中写了封诚挚的长信，劝鲁迅住院： 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连串惊叹号，没能让鲁迅住院，也没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吸烟是鲁迅的一大嗜好，他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三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帐内吸烟，把白色蚊帐熏成黄黑。会客时，烟一支接一支，手指里几乎没间断过。 鲁迅经常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客人。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一起喝茶，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新客人，谈话常常到午夜。 客人走了，鲁迅稍微阖一阖眼，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广平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海婴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鲁迅才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许广平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他还是坐着。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才睡下。 8月13日，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吐血。9月才写信给母亲：“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 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馆藏的鲁迅X光胸片请23位医学专家分析，在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开了一次“读片会”，专家们的结论是： 须藤对肺结核患者突然气喘，不首先考虑气胸，就是大错了。误把气胸当作支气管哮喘复发来治，继而又误以为是心源性哮喘，已属误诊。特别是18日凌晨3时，鲁迅自发性气胸发作，如果立即给患者抽气减压，是可能转危为安的。而且有20多个小时的时间，完全来得及采取引流胸膜腔排气解压进行抢救，但须藤没这么做。 须藤五百三是日军军医出身，退役后在上海行医，鲁迅去世后不久就失联了，周建人和海婴都认为，他有暗害鲁迅的嫌疑，可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 从1933年起，鲁迅就找须藤看病，有150次之多。一般人都认为，鲁迅未必不知道他是庸医，但医患往来久了，就有了友谊，一旦请别人诊断，就等于不信任，所以鲁迅才不请美国医生开方。 鲁迅的“发小”、30多年的知心密友许寿裳对此另有解读。他认为，鲁迅大病中所以不请美国医生开方，大病后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是因为经济窘迫。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经济来源。他被通缉多年，书被禁，上海期间用了100多个笔名发稿，版税常欠着，还常年资助青年，死前并无积蓄。
鲁迅的书房和卧室 敲丧钟的人 鲁迅病逝后，内山完造第一个赶到他家。之后，由内山书店的店员，挨家挨户报丧。很快，鲁迅的挚友和关系亲密的后辈青年陆续赶到。 海婴对关东汉子萧军的印象尤其深：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 萧军伏在鲁迅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鲁迅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 这样的场面不知持续了多久。最后，许广平说：“不要哭了。让我们做事吧！” 这个早上，胡风撰写了讣告式《小传》，青年画家楷人、力群等人为鲁迅遗容画了素描，日本美术家奥田杏花为鲁迅作了石膏遗容，欧阳予倩率领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队，拍摄了鲁迅的遗容和房间。 中午，闻讯而来的记者已经聚集在楼下，等候发丧的消息，当务之急是组织治丧委员会。许广平已经悲痛得没法主持大局了，真正拿主意的，其实是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也是鲁迅晚年和共产党联系的纽带。半年前，他从延安到上海，先在鲁迅家住了一阵，又隐居在周建人家的楼下。周建人报丧，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 考虑到国民党正在疯狂镇压共产党，冯雪峰公开出面料理鲁迅丧事，必然暴露。于是，他电联宋庆龄，请她出面主持大局，之后又联络哈瓦斯新闻通讯社编译胡愈之（特别党员），称鲁迅的葬礼应由救国会出面组织。 宋庆龄长期深居简出，和冯雪峰仅有一面之缘，但为了鲁迅这位敬爱的朋友，她当即承担了公开出面主持丧仪的工作。
宋庆龄劝鲁迅住院的信，亲切地称他为“周同志” 当时的报上曾说，因为许广平哀毁过度，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又很忙碌，凡是有关丧事的规划，另外由一个人全面负责。“这个人独居斗室，从不露面，只在幕后指挥，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指的就是冯雪峰。 当晚，上海各大晚报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共13人，排序是：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曹靖华、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 后两天，《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登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有变，仅为8人。名单中少了鲁迅的挚友曹靖华、许寿裳，学生和战友胡风、胡愈之，兄弟周作人、周建人，多了社会名流马相伯（时年96岁，复旦公学创办者）。而在鲁迅纪念馆保存的档案中，则有一张由冯雪峰手书的，列有毛泽东的9人名单，落款是10月20日。
冯雪峰手写的治丧委员会名单 对于名单谜团，1979年茅盾曾专门讲过，他说：“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冯雪峰作主的。当时我不在上海。在上海参加治丧的其他人认为治丧委员会有毛主席的名字，国民党就可以公开镇压，丧事不能顺利进行，所以最后发表的名单没有毛主席的名字。冯雪峰有时感情用事。鲁迅是伟大的，这并不在于治丧委员会有没有毛主席的名字。” 9人名单中，只有毛泽东与鲁迅是“神交”。在延安时，毛泽东曾遗憾地跟冯雪峰讲：“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冯雪峰知道，他们是精神上的知音。他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这个评价，让毛泽东哈哈大笑。1960年代，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里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 中共中央于10月22日同时发出三份电文：一份慰问许广平；一份致国民党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等8条主张；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唁电中，对鲁迅的评价包括“最伟大的文学家”“追求光明的导师”“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党人“亲爱的战友”“超人一等的功绩”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这些函电中的文字、语气，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留有明显的毛泽东气质和口吻。《毛泽东年谱》虽未说明是谁执笔，但收入了相关内容，应该是确认这些文件与毛泽东的直接关联。 在鲁迅的周年祭上，毛泽东首次把鲁迅抬到“圣人”高度：“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的这种“圣人观”到晚年都没变，还曾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 除毛泽东外，名单上还有3位不在上海，无法直接参与治丧工作。 茅盾正在家乡浙江乌镇探望母亲。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真如晴天一霹雳”，但他痔痛如割，没能回上海瞻仰鲁迅遗容。 史沫特莱因旧病复发在西安休养。“人们拿了几本杂志给我看，上面印着他的葬仪的摄影。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伟大的精神，一个以笔为刀而不知何谓恐惧的人物，与世长辞了。我曾经以得作他的朋友为荣誉。所以，也同在上海和不远处地方的数千万人一样，我掩着面哭了。” 萧参即萧三，曾是“左联”驻苏联的代表，当时人在莫斯科。 蔡元培那些日子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1936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王光祈和章太炎，又怀着悲痛与宋庆龄一起为鲁迅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正如郭沫若所说，蔡元培“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 宋庆龄有心将鲁迅的精神“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效法他”，就指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要将鲁迅葬礼朝群众运动方向组织。治丧委员会中的马相伯、沈钧儒，均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称鲁迅为：文坛巨星、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在鲁迅病逝第二天，挟着本《颜氏家训》走进教室，讲的是《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捧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暗。 人们也想起被鲁迅遗忘的朱安，她对安慰她的学生发牢骚说，“你们总说这些都是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好好保存一下我啊”。 鲁迅的遗嘱 鲁迅的葬礼如何操办？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言，但去世前一个月，曾写过一篇杂文《死》，在这篇文章里，写了7条“给亲属”的遗言：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忘记我，管自己生活，要不，那就是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手稿 这篇“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杂文成了谶语。但它其实不太像遗嘱，因为在这篇嬉笑怒骂的文章中，鲁迅那么轻松地、放肆地，戏谑了死亡，这并不是临终的心态，而是战胜死神后的欣快。 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他20余年来不曾间断的日记停了，直到7月1日才恢复。那时，他确曾预感过死。但临到写作《死》时，他的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 病情平稳后，他写《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三月的租界》《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立此存照》；翻译《死魂灵》，校《海上述林》下卷……简直是一个创作的小高峰，除此以外，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未完成。 他对冯雪峰说：“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1927年住景云里的时候，也生过一次像这次一样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要‘翘辫子’，但一愈就是十年。我不大相信西洋医生的话。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那么大概总还有十年吧。”说罢，胜利者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问起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像遗嘱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人都愉快地笑了。当时，他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气。 中国人忌讳提死，死却一直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母题。他这一生，曾目睹无数的死亡。父亲早死，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运动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一八”惨案学生陈尸执政府门前，到清党运动中年青革命者沉尸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诗人们被秘密地处决。每每这个时候，“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让自己虎口残喘”。 到1936年，“死”成了鲁迅自己的个人话题。从这7条遗嘱，足以看到，已经身患重病的他，依然锋芒毕露，充满着战斗力，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猛士。 这一年，除了身体，社会对他的打击也没间断过。这是关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左联解散连个声明都没发，他不同意；这一年，他对周扬等左翼政治家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极为不满；这一年，过去器重的青年，“趁我危难，大肆攻击”。 “两个口号”之争，是他参与的最后一次论战，对鲁迅的心力消耗尤其巨大。以前自以为与右派论争，鲁迅理直气壮；但这次是和“自己营垒中人”暗战，鲁迅不大擅长。那些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把他气得死去活来，想怼回去，又怕影响大局。 林语堂当过鲁迅的挚友，也当过鲁迅的靶子，他坚持认为鲁迅“非病死”而是“战死”。在林语堂眼里，那个骂他“畜生”的鲁迅，实为那让惊涛前赴后继的波浪。惊涛已经掀起，波浪虽死何憾！ 鲁迅对死、对历史地位这些事，其实看得比较淡然。 有朋友写信劝他写自传，鲁迅答，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7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他在回信中说，《阿Q正传》的本意，“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做也”。 鲁迅写作，是为了唤醒国人，1936年，恰恰是他最为心灰意冷的一年。如果说有什么遗愿，他大概是希望能出个全集吧。 从1935年瞿秋白从容就义后，鲁迅就着手编亡友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六十万字，分上下卷。鲁迅设计封面，选插图，购纸张，拟广告。“一百部皮脊麻布面，四百部蓝天鹅绒面，装帧和印刷质量是中国第一流的。”1936年5月，《海上述林》上卷问世，鲁迅笑着对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么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 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因他个性猖狂，树敌不少，身后出现各种诋毁，上海滩有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鲁迅为老师鸣不平，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第二篇回忆章太炎的文章，10月17日上午还在写，终究没有写完。 对于“章太炎”，许多人可能觉得陌生，多数人知道的也许是他的本名“章炳麟”。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为学者，渐入颓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鲁迅认为，应该给章太炎出合集，因为他曾经战斗过。“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愿罢，呜呼！” 7月间，当他同许钦文最后一次晤谈时，很郑重地说：“从搜集印在《坟》里的稿子起，我已经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有三百万字，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了吧。”当时，许钦文便暗自吃惊，以为这分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 人民的葬礼 “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杂文《死》中，鲁迅这样嘱咐亲属。为什么他要速朽？钱理群认为，这其实是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 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传统之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 但他是“鲁迅”呀，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的一生，“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的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并不仅在知识界，而在于普通民众。 虽然通缉令仍未解除，虽然有政府的严密监视，虽然报上仍有骂他带坏青年的社论，但这并不能阻止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怀着深沉的悲哀凭吊他。 萧乾在鲁迅灵堂担任了两天的“照料差使”，在一群小学生中，他注意到一位衣衫褴褛，腿下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他的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骸，然后，放下腋下的书册，深深鞠下躬去。 萧乾说：“我不信作了那么多纪念周，他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 第一天签名瞻仰遗容的有5298人，外加102个团体。其中包括文学界、艺术界、教育界、工人、学生、小店员、邮递员以及学徒等，尤其以学生为多。 治丧委员会本来预定在殡仪馆瞻仰遗容一天，由于人数众多，出乎意料，于是又决定延长两天。第二天前来吊唁的人，总数不下五六千，学生团体则增加到80多个。 巴金在《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中写道：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啜泣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第三天是鲁迅灵柩安葬的日子。一早，万国殡仪馆的门已经要被挤破了，人像决了口子的水，只顾往里冲。进来的就不再出去，草地上挤满人，甬道上挤满人，门外马路上更挤满了人，都等着送他一程。 救国会的音乐家们进行了挽歌的现场教学，“一句一句地学习着，这一批会了，再换那一批”。挽歌借用《打回老家去》的调子，重新填词：“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有人喊：“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数百人拥过去，顷刻间，就有了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
十二文学青年抬棺 画家司徒乔画的巨大的白布遗像展开来，鲁迅用那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紧跟着是鲁迅的灵柩，由蔡元培、宋庆龄等扶灵，鹿地亘、胡风、巴金、张天翼等十二个人抬着，从起灵到灵车，足足抬着走了20多分钟。 “由谁抬灵”一度引起争论。胡风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说：“先生的棺材应该由文艺界来抬，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章乃器认为先生属于世界被压迫的大众，更属于中华民族。最终出来打圆场的是沈钧儒，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起灵时文艺界抬棺材，到公墓时由各界人士来抬。” 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的直线距离大概4.6千米，而当天的实际游行路线超过了5千米，时间长达2小时20分钟。原定路线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地段，但是租界当局和上海市政府多加干预，派出大批军警，出动戒备，禁止在热闹马路通行。队伍只得改道僻静的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 虽然临时改了路线，但送葬队伍所经之处，无数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沿途不断有人加入送葬队伍，使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到了万人。 将近虹桥路时，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  宋庆龄亲自主持鲁迅的葬礼 到达万国公墓，已是下午4时半左右。沈钧儒讲，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但是，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他问：中国的政府哪里去了？人们高声喊道：“民众的葬礼！民众的葬礼！” 萧军几乎是冲上台，挥舞着手臂大声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逼死的……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 人们呼喊：“他的敌人绝对不会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空飘落的纸片不是纸钱，而是鲁迅先生关于救亡主张的字条。 叶圣陶详细描写了这一画面：大家动手铲土，把盖有“民族魂”大旗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情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 不肯走的人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缠绕在一起。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
鲁迅先生丧仪 沙飞摄 护送鲁迅灵柩到万国公墓下葬，成为救国会最后一次成功行动。11月23日晨，国民党悍然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风雨连天的暗夜，在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刻，怀念鲁迅成了一种力量。以前连鲁迅文章都不敢登的报纸，为悼念他，都出了专号或回忆文章的专栏。怀念他的巅峰之作，是萧红三年后写下的《回忆鲁迅先生》，三万字一气呵成，写日常的鲁迅、工作的鲁迅、病着的鲁迅，一口气叫了一百多次鲁迅先生。 上海陷落后，日军随时有可能占领租界。鲁迅先生的文稿，经过许广平的辛勤收集和初步整理，堆满了一屋子，岌岌可危。即便搬到国民党统制的地区也危险，毕竟鲁迅的书是被国民党禁止出版发行的。 纸张寿于金石。为了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胡愈之决心出版《鲁迅全集》。他四处奔走，用预付费的方式众筹资金，组织了百十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为全集的编排、校对印刷、发行出力。《鲁迅全集》20卷，多达600万字，仅历时4个月，就在“孤岛”上海问世，这是出版史上的奇迹。 1938年7月，《鲁迅全集》第一次出全，并特别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转送到延安。
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乙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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