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通信技术远未在线的时代,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公文奏请、决策,中枢管控危机的上意下达,都必须仰赖驿骑的接力传递。这就是所谓的驿传。 驿传的由来,说起来颇为传奇。西汉时有一位被班固记入《汉书.酷吏传》的王温舒。此人出任河内太守(置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针对郡内不法豪族及贪腐官吏严审快判,大多被定为死刑或灭族。由于以上严刑必须先报请朝廷批准才可执行,为了防止这些人动用在京城的靠山和关系止损、捞人,他先准备了50匹马,安置于怀县到首都长安沿途,判决之后,50匹马接力传送,两天就从长安拿回批文。那帮有恃无恐的家伙根本没有转圜的时日,也使得当地民众甚为惊恐。如此操作,到了年底,他把该杀的千余家人斩了个一干二净。 需要说明的是,王温舒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他以杀立威,又以酷行贪,最后劣迹败露,自杀身亡,不过是汉代酷吏政治的一个典型。但像他这样深知效率重要性并想出办法来对付拖延懒政的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他被史官作为特例记录下来。至于他算不算催生驿传提升效率的肇始者,或可存疑。但此后驿站的普遍设立,驿传的应运而生,其指导思想和运作理念,恐怕有相近似的历史印痕。 顾炎武的《日知录》专门辟有《驿传》条目。该条目引《续汉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一置(在主要的交通道路每隔30里设置一处驿站)。唐制亦然,《唐书.百官志》载,凡三十里有驿。白居易有诗唱道,“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四百多里路,经十三处驿站,每站间隔也是三十多里。岑参有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山,即六盘山。五六百里路程,朝发暮至,也大致可推算出驿站之间的距离。顾炎武的《驿传》条目中还特别举了一个边情快递的例子:天宝十四年(77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此时唐玄宗李隆基在华清宫,急奏驿传,人马不息,六日而达。从范阳到长安大约2200多里,陆上驿站快马一天可行180里,拼力奔跑最多500里。信息从范阳传到长安用时6天,这是三十里路换一次马,二百里路换一次人,才能达成的效率。 王温舒当年的成功,是因为河内离长安路程并不算远,奔走的路线又是一条很不错的交通要道。如果派他到甘肃的敦煌郡或者云南的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去做太守,那他需要准备的马就不是50匹,可能500匹也不够,恐怕还要包括行经水路的渡船。 中国的版图太大,道路之险阻或平顺不可一概而论。所以顾炎武说,“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曷一考之前史乎?”也就是说,驿传的设置及维护,可能是投入产出很不平衡的一种操作。升平日久,显现不出其深蕴的效益。但若一味地顺应节费之请,搞不合理的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结果只能是“马倒官逃”。当然了,这里面也有统治者的任性致驿传变味、遭人诟病的原因。唐玄宗动用专门驿骑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博杨贵妃一乐,就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恶举。 驿传的式微到了明代更加不堪。如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役,瓦剌进犯的边报、大同全军覆败的羽书均属姗姗来迟(大同到京师五六百里,快马驿传一日可达)。更令人不解的是,土木驿本应是过往驻足、补充休整的喘息掩蔽之地,竟然连饮用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明军绝水终日,人马饥渴,士无斗志。后又中敌酋“议和”之计,明军移营就水,阵势大乱,50万大军一败涂地。到了社稷存亡之际,再来检讨驿传的兴废,悔之晚矣!我们的先民修筑长城时,想到了借助烽燧狼烟,以可见光之速,报告边陲警讯。但那只是报警的简易信号,具体之敌我情势,兵力部署,应对决心等等,还需通过驿传详报。所以我们对长城的研究,应该和边陲的驿传设置联系起来,求得相互观照,从而充实长城体系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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