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处这座辽代古塔，是“大侠萧峰”建造的

2024-9-27 22:0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闫霞|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北京西山八大处是一座历史悠久、风景宜人的佛教寺庙园林，历史上这里曾经分布着从隋唐至明清时期的二十多座寺庙。时移世易，朝代更迭，至清末民初，八大处保存下来的仅有八座古寺了，即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 ...

北京西山八大处是一座历史悠久、风景宜人的佛教寺庙园林，历史上这里曾经分布着从隋唐至明清时期的二十多座寺庙。时移世易，朝代更迭，至清末民初，八大处保存下来的仅有八座古寺了，即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王堂、香界寺、宝珠洞、证果寺，八大处也由这八座古刹而得名。“翠微八大刹，灵光数第一”，这八座寺院又以保存佛牙舍利的灵光寺最为知名。但鲜为人知的是，灵光寺招仙塔竟然与中国古代北方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辽的崛起直接相关，此塔的建造者耶律仁先是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南院大王”“大侠萧峰”的原型。

西山八大处灵光寺内双塔

灵光寺始建于唐大历年间，初名龙泉寺，金大定二年（1162年）重修，改称觉山寺。明宣德三年（1428年）复修，成化十四年（1478年）再次修缮后改名为灵光寺。现今的灵光寺内百米左右一南一北矗立着两座佛塔，南塔低矮残破，青苔斑驳，间或还有一些稀疏的杂草，写满了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北塔高耸壮观，金碧辉煌，一看即近现代投入巨资、精心修建而成。

南塔名叫招仙塔，建于辽咸雍七年（1071年），是一座八角十三层的砖塔。据《日下旧闻考》载：“寺后有塔十层八楼，俗称画像千佛塔，绕塔基有铁钉龛十六座。塔西有井泉，深广约五尺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远在京西郊外的灵光寺因义和团在此设坛反抗，招仙塔亦受池鱼之殃，被侵略者的炮火焚毁。

次年四月，来自承恩寺的僧人圣安受灵光寺住持海山重托，率领僧众重修庙宇，在整饬维护招仙塔残存塔身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安置在塔基内的两件文物：一个石函和一个汉白玉承露盘。石函内藏有一沉香木匣，匣内镌刻：“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记、善慧书”等字，其中珍藏佛牙舍利一颗。木盒上题名的“善慧”，是五代时期的北汉僧人。承露盘底部刻着两行辽文和三列汉字：“大(辽)国公、尚父令公、承(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这些文字包含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此处提到的“天会”是北汉年号，“天会七年”，即公元936年，北汉是五代后期山西北部刘崇父子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后来为宋朝所灭；“咸雍”是辽道宗的年号，咸雍七年即1071年。而“大（辽）国公、尚父令公、承（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这里的“燕国太夫人郑氏”即辽国名臣耶律仁先的母亲，招仙塔是辽国丞相耶律仁先为其母燕国太夫人所造。

沉香木匣内的佛牙舍利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存留世间的两颗佛牙之一，在南北朝时由南朝高僧法献带回南京，隋朝建立后被送到长安。五代时中原战乱，佛牙舍利辗转传到辽代南京（今北京），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佛指舍利，稀有和珍贵程度堪称伯仲之间。《辽史》卷二十二《道宗耶律洪基本纪二》记载，咸雍七年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根据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考古二重证据法，即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印证，塔内出土的承露盘底部的文字与《辽史》的记载可相互印证。之后佛牙舍利作为佛教圣宝秘不示人，塔顶的石露盘被视为镇寺之宝。清末重臣端方，也是当时为人共知的杰出收藏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因为慈禧葬礼照相之事而贬官后，来到了八大处灵光寺，于灵光寺中金鱼池北修筑归来庵。端方见到石露盘后，“欲以三千金易之，圣安不肯，留镇山门”。

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在灵光寺原塔址西北重建一座新塔，作为供奉佛牙舍利的永久场所。新塔建在招仙塔塔基北边数十米处，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塔，高51米。新塔和附属殿堂于1958年夏季动工，1964年春全部落成。一经建成，就成为中外游客竞相参观游览、礼拜进香的胜地。

“大侠萧峰”化身建造者

金庸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人物形象，《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因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正气和豪情而深受人们喜爱。灵光寺招仙塔的建造者耶律仁先即萧峰的原型。耶律仁先为南府宰相耶律思忠（一作耶律瑰引）之子，辽代中后期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维护辽朝边疆稳定的名臣。

他精通兵法，功勋卓著，被尊为大辽国“尚父”“于越”。“尚父”是皇帝尊礼大臣的称谓，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尚父是姜太公、管仲和唐代宗时的权宦李辅国；“于越”是辽朝的最高官名，终辽210年仅有10位于越，其中尤以辽太祖阿保机和曾经在高梁河一战中大败宋太宗的耶律休哥最为知名。耶律仁先出身契丹皇族，在朝40多年时间里，他6次为将，5次封王，深受几代帝王器重。辽兴宗曾派耶律仁先为主帅，统兵迎战5个部落。耶律仁先以守为攻，使辽代西北地区得到稳定。辽兴宗曾赞曰：“唐有大亮（即唐朝大将李大亮），我有仁先，古今二人，彼此一时。”耶律仁先在兴宗时期曾赴宋朝谈判，重熙十一年（1042年），辽兴宗以强兵压境，命耶律仁先和辽代著名汉人、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朝。通过谈判，所争议的“十县之地”仍归宋所有，宋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向辽“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此后，宋辽再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直至辽国灭亡。

《天龙八部》中萧峰曾经帮助义兄耶律洪基平定了辽国南院大王联合皇太叔的叛乱，这虽然是金庸先生的艺术创作，但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辽道宗前往太子山秋猎期间，皇叔耶律重元父子趁机起兵谋反，在滦河围攻行宫，史称“滦河之变”。据相关史料记载，叛乱初起，道宗束手无策，一度想要逃离。在耶律仁先的坚持和组织下，在积极顽强抵抗的同时又秘密派人向外求援，他与南、北院大臣同心协力，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敌，成功射杀了耶律重元之子涅鲁古，扰乱了叛军阵脚。然后召集距离行宫最近的萧塔剌率军应援，叛乱最终以耶律重元自杀而告结束。因平叛有功，耶律仁先被道宗尊称“尚父”，晋封“宋王”，并获封北院枢密使。

宗教见证人文地标

自东汉明帝佛教进入中国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到宋代，达到鼎盛。与宋鼎峙而立的辽，在与宋的接触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相对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而此时中国化的佛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辽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契丹也正面临着由民族到国家的转型，为了确立和稳定其统治，其决策者势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稳固辖下各民族，尤其是居于人口多数的汉民族。因此，佛教作为各族共同的心理纽带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辽后来亡于金，金又亡于元，从金末元初起，就在士大夫阶层中流传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后人把契丹亡国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佞佛，虽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有辽二百余年，佛教确曾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辽太祖、太宗时期，佛教就备受重视，得到鼓励和扶持。辽太祖三年，“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耶律德光在帮助石敬瑭入主中原时，从潞州返回幽州途中幸大悲阁，指着白衣观音像说：“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此下令在木叶山建庙，“春来告赛，尊为家神”。其后兴宗对佛教更加推崇，“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兴宗之后的道宗皇帝，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史载：“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弘基虔心银铸。”

太康元年（1075年），道宗还“命皇太子写佛书”。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出使辽国，回国后在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群臣，执经亲讲。”道宗时代的佛事活动为辽历代皇帝之最，元朝史官曾对其作如此评价：“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受这些帝王的影响，整个辽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佛教趋之若鹜。辽代时期的北京佛刹林立，庙院遍布，契丹贵族上层慷慨向寺院布施捐赠。辽代的贵族还潜心钻研佛学，佛事活动众多，大量刊印和刻写佛经，并建造佛寺佛塔。

凡事过犹不及，辽朝上下对佛教的过度尊崇，将大量财物用于营建寺院和宗教活动，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这些都严重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加剧了社会危机。同时，佛教禁止杀生等教义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契丹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让这个原本骁勇善战、以武立国的马上民族变得文弱和萎靡。苏辙就认为“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由于过度佞佛，加上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严重削弱了辽的国力和统治基础，1125年辽被其曾经统治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灭掉。

佛教扎根中国，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辽代社会也是如此，今天所见辽朝文化遗存中有关佛教者众多。北京房山云居寺现存隋朝至明末石刻佛经14620版，其中属辽朝所刻者至少有五六千版。辽朝后期还以雕版印刷术刊印汉文《大藏经》，以帙简部轻、纸薄字密著称，号为“契丹藏”或“辽藏”。佛教建筑今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木塔、内蒙古宁城砖塔、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等，均具有很高的建筑学水平和文物价值。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的辽塔也是辽代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