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形胜表述的渐变轨迹

2024-11-6 12:5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孙冬虎|来自: 北京史学

摘要: 摘要：历史追溯与文献考证表明，关于古都北京地理形胜的表述，沿着以自然地理为基础同时深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轨迹发生渐变。早期的“燕京”时代从春秋战国持续到辽宋并峙，城市被隐于区域之 ...

摘要：历史追溯与文献考证表明，关于古都北京地理形胜的表述，沿着以自然地理为基础同时深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轨迹发生渐变。早期的“燕京”时代从春秋战国持续到辽宋并峙，城市被隐于区域之中，地理形胜的军事意义重于政治地位；后期的“京师”时代从金代延续到元明清三朝，表述者旨在以区域形胜烘托其独一无二的存在，将政治与风水范畴的解读放在首位，大多致力于显示本朝定都北京的地理适宜性与历史必然性。《大明一统志》提供的形胜表述范本被后来者广泛模仿，导致同类文字高度趋同，只有顾祖禹等认为燕京形胜优劣并存而且绝不可仗恃。由此积淀的传统文化，对认识古今人地关系等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古都北京形胜表述渐变轨迹

如何看待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山川分布大势，原本应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地理问题。但当表述者试图借此体现某种政治、军事、文化的取向时，就往往涉及对于人地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国家运势的综合判断。自然地理条件被表述者与社会人文环境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推测未来是否国祚长远的影响因素之一。在崇尚“天人合一”、信奉风水学说的古代，尤其重视对山川形胜及其社会意义的表述。这些认识经过长期的逐代积淀，凝聚为瑕瑜互见的传统文化。历史上的北京从先秦时期的诸侯国蓟燕之都到汉唐时期的中国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再到辽代陪都南京以及作为国家首都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民国北京（北平）直至当代北京，关于这座古都的山川形胜及其政治、军事、文化意义的解说，也在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历程、结合所处时代的形势而不断变化。梳理古都北京形胜表述的渐变轨迹，有助于透视区域人地关系的历史状况，从宏观上考察北京文脉的演进过程。

一、城市隐于区域、军事重于政治的“燕京”形胜表述

北京城的源头要从至少存在于商代后期的蓟国之都蓟城算起，但在传世文献中留下更多记录的是大约西周晚期“以蓟为国”的燕国，这座城邑因此也以“燕”相称。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兼并战争过后，燕国成为参与大国争霸的“战国七雄”之一，因此也是纵横家积极游说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对燕都或燕国山川形胜的表述。由此至辽宋时期为止，城市本身的地理形胜被隐含在关于区域形胜的解说之中，重在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形胜的军事意义，附带的经济地理优势则是保障其军事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主张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纵横家苏秦，北上游说燕文侯时说：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

苏秦强调了燕国的地理形势以及经济和军事实力，称燕国是“天府”。那么，燕都蓟城自然就是这个“天府”的中心。策士的用语当然不免夸张，但还没有到达过度吹捧的程度。此后的西汉司马迁《史记》，对蓟城与整个燕国的地理形势做了简洁的归纳：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上文首句的“燕”指燕国之都蓟城，惟其如此，才能说它是渤海至碣石之间的都会，即人员往来、财货流通的聚集之地。随后叙述燕国相邻的诸侯国与北方部族，分析境内外的地理形势，这些也就是蓟城之所以能够作为燕国都城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历史学家的笔调平实客观，没有纵横家惯用的那些形容与鼓动的辞藻。

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到汉唐成为北方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幽州。汉代以此作为封国的治所，十六国时期的前燕短期在这里建都。但是，对于国土广袤的中原王朝而言，这座军事重镇毕竟只是偏处东北一隅，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地位远远不及它后来作为国家首都的年代。因此，关于幽州形胜的表述虽然也把中心城市誉为“名都”或“都会”，侧重点却依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区域的军事意义和经济条件。西汉昭帝时期，桓宽记录朝臣政见之争的《盐铁论》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基本照抄司马迁的说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汉代流行的谶纬之学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通过解析地理形势去预测未来吉凶。《河图括地象》写道：“燕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书中指出了燕国北面靠近沙漠、连接长城边塞的地理特征，认为其山水格局与境内崎岖的地形交织在一起，预测未来命运并非易事。《唐六典》以广阔的视野考察地理形胜，河北道“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榆关、蓟门”。蓟门在幽州北部，也就是今北京一带。著名诗人杜牧，尤其推重黄河以北地区在自然环境、民风习尚等影响下形成的军事地理优势。他在《战论》中写道：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峉嶭相贯。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

上文的“四支”即“四肢”，“峉嶭”指山势峻拔。杜牧认为，河北之于天下，就是四肢之于人体，天下失去河北则不能活。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养成了淳朴厚重、勤于耕作、勇于作战的民风。如果河北被敌人占据，大唐就无从得到安定天下所需的精壮士兵、锐利武器、矫健战马。倘若有外敌入寇、迫近边疆，则将更加束手无策。这片战略要地进可攻、退可守，其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就是幽州城。

后晋石敬瑭把幽蓟等十六州献给契丹后，中原王朝的军事地理优势荡然无存。北宋与契丹南北并峙之初，数次进兵试图收复失地未果。原来可以作为天然防御屏障的燕山一线已经被敌所据，从北方山地迅速过渡到南方平原的地势，给汴京开封以居高临下的威压。契丹得到幽州后立即提升为陪都南京，自然是因为看重了它的政治作用和军事优势。在北宋一方，必须也只能强调幽州的军事价值，既以此激发出兵北伐的动力，又要顺应本朝早已定都汴京开封的现实。即使在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的和平年代，北宋对于幽州的渴望一直未减。北宋后期的李清臣（字邦直）《议戎策》，回顾了燕国与周朝八百年相始终、唐朝以范阳镇阻挡北方部族南犯的历史，继而痛陈失去燕山一线屏障之后的被动局面：

今以之力而不胜其劳敝，昔以一镇之力而不惮奚、契丹；今以天下之地而懔懔常为忧，其故何也？燕国有朝鲜、辽东、云中、九原、陉山、楼烦、易水以为之塞，范阳有卢龙、古北、松亭、狐门之要以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国一镇截然中立而不惮匈奴、奚、契丹也。自石晋割幽、蓟、檀、顺、妫、儒、武、应、寰、朔、涿、蔚赂戎以市天下，而营、平、易亦陷于虏。阻固厄束，我皆失之，而划沧、霸、瓦桥、信安、安肃、广信、保定、常山、忻、岢岚、火山、宁化千里平广之地以为界。戎军胡马驰突，去来如股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胜劳敝而懔懔常为忧也。虏侵之益易，我守之益难，故时平而屯戍之费不得息；虏之觇中国也近，中国备虏之处也多，故力劳而势益分。间有忧国之将，不过广塘水而已。……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对北方部族惯以胡虏、夷狄相称，宋辽和平年代的外交文件与往来使者互称南朝与北朝，但本朝内部对契丹的称呼则大多延续旧习。宋人军事形势的被动，正说明占据幽州能够取得何等重要的地理优势。燕山一线已归契丹，幽州以南的平原区只有白沟——拒马河可以作为两国之间的天然分界。如果此线不守而再向南退，下一道可以充当天然分界的地物只有黄河。但是，如此一来则使汴京开封兵临城下，这也是北宋断难接受的结果。因此，驻守雄州边界的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等人，提出并实施了修建塘泺以阻滞契丹骑兵南下的策略。这是虽然无可奈何却在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李邦直对这项政策的问难不免有些求全责备之嫌。

由于清代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标点排印本的流行，书中征引的《博物策会》关于幽州形胜的一段文字被今人广泛引用。但是，多数引用者既不知晓古文的义例，更没有领会编纂者已明确提示的史源信息，因此在作者、文献、时代、语义等方面都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谬误。兹录今本《日下旧闻考》相应段落如下，几处被于敏中等改动的《博物策会》原文括注于后：

范镇之赋幽州也，曰：绳直砥平，博大[形胜]爽垲。巴图鲁[木华黎]之传幽燕也，曰：虎踞龙盘[蟠]，形势雄伟。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究其沿革，唐虞则[皆]为幽都，夏殷皆入冀地，周[周则]封尧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正此地也。厥后汉曰广阳，晋曰范阳，宋曰燕山，元曰大兴，国[我]朝初谓之北平，而为燕府龙潜之地，寻建为北京，而谓之顺天焉。博物策会。按：巴图鲁，满洲语勇也。旧作霸突鲁，今译改。

出于对上述文字的误解，当代非止一种出版物言之凿凿地宣称有所谓“范镇之”撰写的“《幽州赋》”，并且把第一个“曰”后面的内容都算在这篇赋之下。事实上，上文最后的小字附注已经指出，它们都引自《博物策会》。该书是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戴璟撰，《日下旧闻考》征引时把“形胜爽垲”改作“博大爽垲”；“木华黎”改作“巴图鲁”；另外还有几处不伤及文义的微小改动。紧接上段文字的“臣等谨按”，即于敏中等所作的解释称：“宋范镇幽都赋作博大爽垲，绳直砥平。原书误作形胜爽垲，文义俚率，盖引博物策会之误也。谨依范镇原赋改正。”换言之：有宋朝人“范镇”作“《幽都赋》”，而不是“范镇之”作“《幽州赋》”；《幽都赋》原文是“博大爽垲，绳直砥平”，但清初朱彝尊《日下旧闻》（即上文之原书）误作“形胜爽垲”。这是因为，他没有直接采择范镇的原文，而是从戴璟《博物策会》对《幽都赋》稍显随意的征引中二次转引，遂致文辞俚俗、语义不确。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宋史》有传。他是活跃于北宋仁宗至哲宗时期的名臣，与司马光、苏轼为平生挚友。明嘉靖刻本《宋文鉴》卷四有范镇《大报天赋》、卷十一有《长啸却胡骑赋》，但与迄今可见的多种宋代文集以及今人辑录的《全宋文》一样，都没有《幽都赋》。幸运的是，初刊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征引了范镇《幽都赋》，而且恰巧是《日下旧闻考》据以纠正《博物策会》与《日下旧闻》错漏的两句：“过幽都以垂览兮，禹迹之经营；地博大以爽垲兮，亘绳直而砥平。”据此可知，于敏中等“谨依范镇原赋改正”，实际上也依然是取其大意而已。完整的《幽都赋》散佚的时间，无疑应在《日下旧闻考》修成之后的某个时期。

《日下旧闻考》根据《元史》，把《博物策会》的“木华黎”改为“霸突鲁”，进而又以清朝重新确定的译音用字改作“巴图鲁”。所谓“巴图鲁之传幽燕”，并非是说巴图鲁有所谓《幽燕传》。这里的“传”，是解释、注解之意，也就是对幽燕地理形胜的描述。以宽泛的尺度对照，《日下旧闻考》征引《博物策会》的上段文字，只有开头的“绳直砥平，博大爽垲”源于范镇《幽都赋》，“虎踞龙盘，形势雄伟”是巴图鲁之言，前后两个分句具有骈偶色彩。紧随其后的“以今考之”之“今”，则是戴璟撰写《博物策会》的明代正德年间。由此至“而谓之顺天焉”，都是《博物策会》的叙述，与范镇《幽都赋》毫无关系。至于其中朗朗上口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则是《博物策会》抄自前人文献的成句，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辽代的陪都南京本是后晋奉送的幽州治所，传世文献对它的评价不多。南宋时人称其“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在唐幽州基础上“既筑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也”。这样的表述依然侧重于经济与军事，用语也较少夸饰。

二、区域烘托城市、政治居于首位的“京师”形胜表述

从金中都作为北半个中国的首都开始，到元大都、明清北京持续作为大一统国家的首都，属于以区域烘托城市、将政治意义放在首位的“京师”形胜表述阶段。“京师”是天子所居之地，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首都最突出的特征是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相应时代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会论证本朝在此建都的天然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这样，城市从整个区域里脱颖而出，成为论述地理形胜的焦点。随着对国都自身政治意义的强调，地理形胜的表述与人地关系甚至风水学说之间的联系不断强化，直至变为对已经定都之城大同小异、连篇累牍、日趋夸张的极度揄扬。

海陵王准备迁都之前，兵部侍郎何卜年揣摩上意：“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狼主可迁都。”群臣上书亦称：“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应之。”在古代北京的历史上，这是把地理形胜作为建都论据之一的开端。金代最兴盛的世宗大定年间，梁襄上疏劝谏皇帝放弃巡行金莲川（今河北沽源西南七十里莲花滩），认为在燕都（中都）周围不仅同样能够纳凉习武，而且可以避免劳师动众等多种弊端。疏中写道：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

梁襄从地理形胜与人文风物的优越性出发，辅以辽代因为占据燕京而从北宋获得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实例，证明燕京是建都的首选之地。燕山一线的高山峻岭与大小关隘，原本是中原王朝用以限制北方诸族南下的屏障，此即北宋苏辙所谓“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但当金朝占据燕京以后主客随之易位，转而被女真人视为“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的天然阻隔，身份与时势的变更决定了看待山川形胜的不同立场。梁襄的表述用语已经比较凝练齐整，嗣后的元、明、清三朝继续追求骈俪华美，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语词体系和行文套路。

蒙古宪宗时期忽必烈率军伐金，天下稍定之后意欲返回西北，但被先锋元帅霸突鲁劝阻：“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嗣后忽必烈即位，即以燕京（中都）为都，继而又建新城大都。《元史》是明初宋濂等人纂修，霸图鲁是否使用汉语或汉文也未可知。不过，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对大都的地理形胜已有高度概括且相当规整的表述。此书是摘录前人文献分类缀辑而成，至少可以代表元代中前期的认识：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都，择此天府。

《南村辍耕录》有元末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本与多种明代刻本，传播范围应当比较广阔。此说既出，明清诸家纷纷加以效仿，形成了多种文献大同小异、令人颇感似曾相识的一套“表述系统”。到明代天顺年间纂修《大明一统志》，完成了关于“京师”地理形胜表述的“最后定型”：

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辽金元虽尝于此建都，然皆以夷狄入中国，不足以当形势之胜。至我太宗文皇帝，乃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会之盛，未有过焉者也。

在明代的历史条件下，视辽、金、元三代为夷狄无可厚非，对本朝的赞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大明一统志》的编纂者吸收了前代著作的精华，加上显示明代立场的概括提炼，再经过饱学之士的润色，形成了一套文辞简洁优美、节奏分明的“京师形胜颂”的范本。在此之后，就进入了对照范本“抄作业”的阶段。这里略举几例：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

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成祖文皇帝迁都于此，以统万邦而抚四夷，为万世不拔之鸿基。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黄训《读书一得》：

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者。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为我华造此形胜也哉！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有完全相同的表述：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

诸如此类的表述几近“千篇一律”，都是以元代初步提出、《大明一统志》最后定型的“范本”为源头。古人著述往往取其大意，笔记之类惯于掇拾前代成文，地方志尤其不免直接抄录而导致陈陈相因，关于京师地理形胜的表述同样延续着这样的传统。

三、泛滥的极度颂扬与少量的冷静分析

元明清相继定都北京（大都）以后出现的关于京师地理形胜的表述，绝大多数把基调转到了为既定之都寻找历史必然性与地理优越性方面。除了前面所列《大明一统志》及其典型的一脉相承者张爵、黄训、孙承泽等人的著述之外，这种极度颂扬已呈泛滥之势。举凡政论、笔记、词赋、方志等大率如此，兹略举几例以见其一斑。

元代李洧孙《大都赋》，赞扬大都千古未有、最称兴隆。他根据《周髀算经》天圆地方的天文观念，强调燕地与幽都处在天下之中，是最适合建都以统治四方的胜地：

幸哉！我生之逢吉丁辰也。千纪以来，是不一姓，惟今皇元为最盛；四极之内，是不一都，惟今大都为独隆。……昔《周髀》之言，天如盖倚而笠欹，帝车运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临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观天文，则北乃天之中也。维昆仑之结根，并河流而东驰；历上谷而龙蟠，向离明而正基。厥土既重，厥水惟甘。俯察地理，则燕乃地之胜也。

明清时人所作的《北京赋》或《燕京篇》之类，仅《日下旧闻考》辑录的就有二十篇左右。明代金幼孜、杨荣等人都有《皇都大一统赋》，颂扬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地理优势和政治意义。这些作品的主旨大同小异，兹节录金幼孜之文如下：

于是效古制肇建两京，以为北京，实当天下之中。阴阳所和，寒暑弗爽。四方贡赋，道里适均。且沃壤千里，水有九河、沧溟之雄，山有太行、居庸之固。玉泉之流，经纬乎禁御之中；碣石之壮，盘踞乎畿甸之内。故其山川之壮观，风气之清淑，真有以卓冠四方，为万国之都会，诚帝王子孙万万世太平悠久之基。

明成化年间丘濬《大学衍义补》，以《周易》八卦解释北京地理形胜的独一无二，论证建都北京是自古以来的最佳选择。作为明朝的大臣，也只能如此颂扬而不宜再有其它表示：

今日京师居乎艮位，成始成终之地。介乎震坎之间，出乎震而劳乎坎，以受万物之所归。体乎北极之尊，向乎离明之光，使夫万方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无不在于照临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

笔记类文献同样不吝褒扬之词，兹举两例。永乐年间，梁本之担任鲁王府记善之职。他代替鲁王拟定《贺建北京表》，称颂皇帝建都北京是“天人协赞”的盛举：

伏以两京肇建，创万年磐石之基；九译来王，恢一统太平之治。天人协赞，夷夏腾欢。……于是定鼎于兴王之地，建都效卜洛之规。瞻恒岳而控西山，跻居庸而挟滦蓟。壮九重于南面，运启文明；峙双阙于中天，高连营室。……

明末天启年间的朱国祯《涌幢小品》，根据山水形势尤其是水系的分布状况，以龙脉风水之说，解释永乐帝营建北京之后的地理形胜：

此得地脉尽处，前挹九河，后拱万山。正中表宅，水随龙下。自辛而庚，环注皇城。绕巽而出，又五十里合于潞河。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出西直门，高梁桥一带望之，隐隐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设。至我明始开天寿山，又足以配。帝王万万世之传，宁有极哉！

吟咏京师地理形胜的诗歌不胜枚举，而且经常归结到赞颂此地“乃王气所钟”的主题上来。例如，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的王廷相《帝京篇》云：

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气千秋涌蓟门。渤澥东波连肃慎，太行西脊引昆仑。九皇天运坤维奠，万国星罗北极尊。尧舜升平见今日，按图形胜不须论。

再如，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吴国伦《燕京篇》写道：

拟赋燕京胜，三都未足夸。霸图雄雁塞，古戍扼龙沙。北谷回阳令，西山拥帝家。天平恒岳迥，地险蓟门赊。秦楚惭鸡口，侯王属犬牙。重城开御气，双阙倚明霞。芳树华阳馆，高台易水涯。谈天曾碣石，望海即琅琊。带甲环三辅，梯航走八遐。……

地方志类文献对北京形胜的夸饰，以清代康熙《大兴县志》最为典型。编纂者放眼全国，把北京形胜与长城以北的盛京相联系，表现出具有清代特点的考察视角。迄今可见的清代抄本脱漏严重，兹以《日下旧闻考》节略征引之文转述如下：

东枕辽海，沃野数千里，关山以外，直抵盛京。气势庞厚，文武之丰镐不是过也。天津襟带河海，运道咽喉，转东南之粟以实天庾，通州屹为畿辅要地。北则居庸耸峙，为天下九塞之一。悬崖峭壁，保障都城，雄关叠嶂，直接宣府，尤重镇也。西山秀色甲天下，寺则香山、碧云，水则玉泉、海淀。而卢沟桥关门嶻立，即古之桑乾河，京邑之瀍涧也。畿南皆平野沃壤，桑麻榆柳，百昌繁殖。渐远则瀛海，为古河济交汇处，水聚溪回。若夫万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势。梯航车马，络绎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岂非古今第一形胜哉！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即使明清时期的此类表述已经近乎众口一词，但仍有学者对京师地理形胜做出了优劣并存的客观评价，最典型的当推明万历年间谢肇淛《五杂组》与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谢肇淛一方面从历代帝王定都的根本宗旨、历史规律和现实要求出发，认为“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而北京的地理形势“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国家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发达区域相隔遥远的重大缺陷，对转输南方漕粟的运河是否能够保持畅通深感担忧。在他所处的年代，以北京为“京师”早已成为定局，能有这样的客观分析已属不易：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一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北京形胜的重大缺陷。无论他主张效法汉唐建都关中的观点是否合乎时宜，即使仅就其借鉴历史经验纵论燕都形胜“不足恃”的反潮流勇气而言，就已经令人敬佩：

形胜未可全恃，而燕都之形胜，又不足恃也。……呜呼！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甚且藉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鸟喙攻毒，而不知鸟喙之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

数千年积淀而成的历史文化惯性，在帝制时代结束之后仍然保持着它的冲击力。从民国初年究竟建都北京还是南京，1928年应否迁都南京，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怎样确定城市性质和地位。在多种学术观点争鸣、多个政治团体争利的论战中，燕都形胜究竟“可恃”还是“不可恃”，早已超越了自然地理或历史文化的范畴，直接变成了时人如何对北京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予以重新解说的现实政治问题。

四、结论

南宋郑樵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如果仿照此语形容关于北京形胜的评价，大致也可以说：地理形胜千古不易，历代表述有时而更。贯穿古今的这个表述变迁过程，从早期对“燕京”自然地理的军事解读和经济解读，发展到后期对“京师”自然地理的政治解读和文化解读，在《周易》等古代典籍以及多种风水学说用于推测王朝命运的背景下，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越来越朝着“天人感应”的方向靠拢。从春秋战国到辽宋时期，是城市隐于区域之中、军事价值重于政治地位的早期“燕京”形胜表述阶段。即使是文化发达的北宋，也只能从军事地理角度评价已属辽国所有的幽州，而绝不会就其是否适宜建都发出只言片语，从而触及本朝以汴京开封为都的政治立场。从金代到元明清三朝，历史上的北京确立了作为“京师”的地位，由此进入了以区域烘托城市、将政治居于首位的后期“京师”形胜表述阶段。此前关于区域地理形胜是否适宜建都的议论，转变为如何阐释本朝定都在此的地理适宜性与历史必然性。本朝之人解说本朝的“京师”形胜，从“合乎时宜”与“自身安全”乃至“希图仕进”方面出发，势必尽力体现对朝廷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极力颂扬、空洞拔高的成分，最终得出定都于此必能使国祚绵长之类的结论。自元代初具雏形、《大明一统志》提供“范本”之后，表述者的立意基本相同，文辞高度类似乃至辗转相抄，也就成为著述者必然的选择。在不绝于耳的赞美声中，明代谢肇淛、清初顾祖禹等关于燕京形胜优劣并存的评价，已是极为难得的空谷足音。民国年间继其余绪，出现了几番更加激烈的争论。历代关于古都北京形胜的表述，就是沿着这样一条以自然地理为基础、同时深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轨迹逐渐发生变化，进而给当代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本文原载于《北京学研究》2022，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二级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北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从事历史地理、地名学、区域史研究，著有《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地名发展史》、《北京交通史》、《地名学基础教程》、《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纲要》、《地名史源学概论》、《古都北京人地关系变迁》、《话说长城》、《京津冀地缘关系史》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