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

2024-11-4 11:1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梁思成|来自: 建筑史学刊

摘要: 北平文物整理的工作近来颇受社会注意，尤其因为在经济凋敝的景况下，毁誉的论说，各有所见。关于这工作之意义和牵涉到的问题，也许有略加申述之必要，使社会人士对于这工作之有无必要，更有真切的认识。北平市之整个 ...

北平文物整理的工作近来颇受社会注意，尤其因为在经济凋敝的景况下，毁誉的论说，各有所见。关于这工作之意义和牵涉到的问题，也许有略加申述之必要，使社会人士对于这工作之有无必要，更有真切的认识。

北平市之整个建筑布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但更要注意的是：虽然北平是现存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它却不仅是历史或艺术的“遗迹”，它同时也还是今日仍然活着的一个大都市，它尚有一个活着的都市问题需要继续不断的解决。

今日之北平仍有庞大数目的市民在里面经常生活着，所以北平市仍是这许多市民每日生活的体形环境，它仍在执行着一个活的城市的任务，无论该市——乃至全国——近来经济状况如何凋落，它仍须继续的给予市民正常的居住、交通、工作、娱乐及休息的种种便利，也就是说它要适应市民日常生活环境所需要的精神或物质的条件，同其他没有文物古迹的都市并无多大分别。所以全市的市容、道路、公园、公共建筑、商店、住宅、公用事业、卫生设备等种种方面，都必如其他每城每市那样有许多机构不断的负责修整与管理，是理之当然。所不同的是北平市内年代久远而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多，而分布在城区各处显著地位者尤多。建筑物受自然的侵蚀倾圮毁坏的趋势一经开端便无限制的进展，绝无止境。就是坍塌之后，拆除残骸清理废址，亦须有管理的机构及相当的经费。故此北平在市政方面比一个通常都市却多了一重责任。

我们假设把北平文物建筑视作废而无用的古迹，从今不再整理，听其自然，则二三十年后，所有的宫殿坛庙牌坊等等都成了断瓦颓垣，如同邦卑（Pompeii）故城（那是绝对可能的）。试问那时，即不顾全国爱好文物人士的浩叹惋惜，其对于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影响将若何？其不方便与不健全自不待言。在那样颓败倾圮的环境中生活着，到处破廊倒壁，触目伤心，必将给市民愤慨与难堪。一两位文学天才也许可以因此做出近代的《连昌宫词》，但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市民必是不愉快的刺激及实际的压迫。这现象是每一个健全的公民的责任心所不许的。

论都市计划的价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现存）的平面配置与立体组织，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就是从现代的都市计划理论分析，如容纳车马主流的交通干道（大街）与次要道路（分达住宅的胡同）之明显而合理的划分，公园（御苑坛庙）分布之适当，都是现代许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美国都市计划权威Henry S. Churchill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现代的观点分析北平，赞扬备至。

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却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整个的故宫不必说，其他许多各个的文物建筑大多数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无论世界何处，人们无不以游览古迹参观古代艺术为快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这几天北平游春的青年们莫不到郊外园苑或较近的天坛、三殿、太庙、北海等处。他们除了上意识的感到天朗气清聚游之乐外，潜意识里还得到我们这些过去文物规制所遗留下美善形体所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启发及自信的坚定。）无论如何，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

在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北平当时市政当局有见于此，并得到北平学术界的赞助与合作，于二十四年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直棣行政院，会辖的执行机关为文整会实施事务处，由市长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正副处长；在技术方面，委托一位对于中国建筑——尤其是明清两代法式——学识渊深的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负责，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朱桂辛先生及几位专家做顾问，副处长先后为汪申、谭炳训两先生，他们并以工务局的经常工作与文整工作相配合。自成立以至抗战开始，曾将历史艺术价值最高而最急待整理的建筑加以修葺。每项工程，在经委员会决定整理之后，都由建筑师会同顾问先作实测调查，然后设计，又复详细审核，方付实施。杨先生在两年多的期间，日间跋涉工地，攀梁上瓦，夜间埋头书案，夜以继日的工作，连星期日都不休息，备极辛劳，为文整工作立下极好的基础和传统精神。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至抗战开始时，完成了主要单位有天坛全部，孔庙，辟雍，智化寺，大高玄殿角楼牌楼，正阳门五牌楼，紫禁城角楼，东西四牌楼，若干处城楼箭楼，东南角楼，真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等等数十单位。当时尚有其他机关团体使用文物建筑，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园，对于文物负有保护之责，在当时比较宽裕的经济状况下，也曾修缮了许多建筑物。其中贤明的主管长官，大多在技术上请求文整会或专家的协助。

北平沦陷期间，连伪组织都知道这工作的重要性，不敢停止，由伪建设总署继续做了些小规模的整理，未尝间断。

复员以后，伪建设总署工作曾由工务局暂时继续，但不久战前的一部分委员及技术人员逐渐归来，故又重新成立，并改称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仍棣行政院，执行机构则改称工程处，正副处长仍由市长及工务局长分别兼任。委员会决定文物整理之选择及预算。实施方面，谭先生仍回任副处长，虽然杨先生已离开，因为技术人员大多已是训练多年驾轻就熟的专才，所以完全由工程处负责；而每项工程计划，则由委员中对于中国建筑有专门研究者予以最后审核。

复员以后的工作，除却在工务局暂行负责的短期间油饰了天安门及东西三座门外，都是抽梁换柱，修整构架，揭瓦检漏一类的工作，做完了在外面看不见的。有人批评油饰是粉饰太平，老实说，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当时他们的确有“粉饰胜利”的作用。刚在抗战胜利大家复员的兴奋情绪下，这一次的粉饰也是情有可原的。

朱自清先生最近在《文物·旧书·毛笔》一文里提到北平文物整理。对于古建筑的修葺，他虽“赞成保存古物”，而认为“若分别轻重”，则“这种是该缓办的”，他没有“抢救的意思”。他又说“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朱先生所谓保存它们到“像化石一样”，不知是否说听其自然之意。果尔，则这种看法实在是只看见一方面的偏见，也可以说是对于建筑工程方面种种问题不大谅解的看法。

单就北平古建筑的目前情形来说，它就牵涉到一个严重问题。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所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失修倾圮的迅速，不惟是中国建筑如此，在钢筋水泥发明以前的一切建筑物莫不如此，连全部石构的高直式（Gothic）建筑也如此（也许比较可多延数十年）。因为屋顶——连钢筋洋灰上铺油毡的在内——经过相当时期莫不漏，屋顶一漏，梁架即开始腐朽，继续下去就坍塌，修房如治牙补衣，以早为妙，否则“涓涓不壅，将成江河”。在开始浸漏时即加修理，所费有限，愈拖延则工程愈大，费用愈繁。不惟如此，在开始腐朽以至坍塌的期间，还有一段相当长久的溃烂时期。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危害市民安全，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拆除的工作可能比现在局部的小修缮艰巨得多；费用可能增大若干倍。还不只如此，拆除之后，更有善后问题：大堆的碎砖烂瓦，朽梁腐柱，大多不堪再用（北平地下碎砖的蕴藏已经太多了），只是为北平市的清道夫和垃圾车增加了工作，所费人力物力又不知比现在修缮的费用增大多少（现在文整工作就遭遇了一部分这种令人不愉快而必须的拆除及清理废址的工作）。到那时北平市不惟丧失了无法挽回的美善的体形环境，丧失了无可代替的历史艺术文物，而且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负担。北平文物整理与否的利害问题，单打这一下算盘，就很显然了。

现在正在修缮中的朝阳门箭楼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楼于数年前曾经落雷，电流由东面南端第二“金柱”通过下地，把柱子烧毁了大半。现在东南角檐部已经倾斜，若不立即修理，眼看着瓦檐就要崩落，危害城门下出入的行人车马。若拆除，则不能仅拆除一部分，因为少了一根柱子，危害全建筑物的坚固，毁坏倾颓的程序必须继续增进。全部拆除，则又为事实所不允许。除了修葺，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的途径。文整的工作大都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抗战以前，若干使用或保管文物建筑的机关团体，尚能将筹得的款修缮在他们保管下的建筑。如故宫博物院之修葺景山万春亭古物陈列所之修葺文渊阁，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之经常修葺园内建筑物等等，对于文物都尽了妥善保管与维护之责。

但这种各行其是的修茸，假使主管人对于所修建筑缺乏认识，或计划不当，可能损害文物。例如冯玉祥在开封，把城砖拆作他用，而在鼓楼屋顶上添了一个美国殖民地时代式（Colonial style）的教堂钟塔，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因而开封有了“城墙剥了皮，鼓楼添个把儿”的歌谣。又如北平禄米仓智化寺是明正统年间所建，现在还保存着原来精美的彩画，为明代彩画罕见的佳例。日寇以寺之一部分做了啤酒工厂。复员以后，接收的机关要继续在这古寺里酿制啤酒，若非文整会力争，这一处文物又将毁去。恭王府是清代王府中之最精最大最有来历者，现在归了辅仁大学，但因修改不当，已经面目全非，殊堪惋惜。又如不久以前胡适之先生等五人致李德邻先生请饬保护爱惜文物的函中所提各单位，如延庆楼、春藕斋等，或失慎焚毁，或局部损坏。所举各例，都是极可惋惜的事实。反之如中央研究院及北平图书馆之先后借用北海镜清斋：松坡图书馆之借用北海快雪堂；清华大学之使用清华园水木清华殿（工字厅），以及玉泉山疗养院最近请得文整会的许可，将原有船坞改建为礼堂；乃至如几家饮食商人之借用北海漪澜堂、五龙亭等处，都能顾全原制，而使其适用于现代的需要。使用文物建筑与其保存本可兼收其利的。因此之故，必须特立机构，专司整理修缮以及使用保管之指导与监督。而且战前有力修葺自己保管下文物的机关团体，现在大多无力于此，因此文整工作较前尤为切要。例如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屋顶浸漏，午门历史博物馆金柱腐蚀，故宫太和殿东角廊大梁折断，北海万佛楼大梁折断等等，各该机关团体都无力修葺，文整会是唯一能出这笔费用并能为解决工程技术的机构。这些处工程现在都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中。

清华大学有一个工程委员会，凡是校内建筑与工程方面的大事小事，自一座大楼以至一片玻璃，都由该会负责。教职员学生住用学校的房产，无能力对于房屋的修葺负责，也不该擅自改建其任何部分；一切必须经由工程委员公办理。文物整理委员会之于北平市，犹如工程委员会之于清华大学，是同样负责修缮切实审查工程不可少的机构。

还有一点：北平文物虽不能成为不朽的化石，但文整工作也不是为它们苟延残喘而已。木构建筑物的寿命，若保护得当，可能甚长。我亲自实地调查所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建，至今已一千零九十一年；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辽统和二年建，已九百六十四年；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宋大中祥符元年建，已九百四十年。此外宋辽金木构，我调查过的就有四十余处，元明木构更多。日本尚且有飞鸟时代（我隋朝）的京都法隆寺已一千三百三十余年。北平文物建筑中最古的木构，社稷坛享殿（中山公园中山堂），建于明永乐十九年，仅五百二十一岁（此外孔庙大成门外戟门可能部分的属于元代），若善于保护，我们可以把它再保留五百年。也许那时早已发明了绝对有效的木材防火防腐剂，这些文物就真可以同化石一样，不用再频加修缮了。到民国五百三十七年时，我们的子孙对于这些文物如何处置，可以听他们自便。在民国三十七年，我们除了整理保存，别无第二个办法。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这一笔占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绝不能推诿的。

朱先生将文物、旧书、毛笔三者相提并论。毛笔与旧书本在本文题外，但朱先生既将它们并论，则我不能不提出它们不能并论的理由。毛笔是一种工具，为善事而利器，废止强迫学生用毛笔的规定我十分赞同。旧书是文字所寄的物体，主要的在文字而不在书籍的物体。不过毛笔书籍也有物体本身是一件艺术品或含有历史意义的，与普通毛笔旧书不同，理应有人保存。至于北平文物建筑，它们本身固然也是一种工具，但它们现时已是一种富有历史性而长期存在的艺术品。假使教育部规定“凡中小学学生做国文必须用毛笔；所有教科书必须用木板刻版，用毛边纸印刷，用线装订；所有学校建筑必须采用北平古殿宇形制”；我们才可以把文物、旧书、毛笔三者并论，那样才是朱先生所谓“正是一套”。否则三者是不能并论的。

至于朱先生所提“拨用巨款”的问题由上文的算盘上看来，已显然是极经济的。文整会除了不支薪津的各委员及正副处长外，工程处自技正秘书以至雇员，名额仅三十三人，实在是一个极小而工作效率颇高的机构，所费国币实在有限。朱先生的意思要等衣食足然后做这种不急之务。除了上文所讲不能拖延的理由外，这工作也还有一个理由，说起来可怜，中国自有史以来，恐怕从来没有达到过全国庶众都丰衣足食的理想境界。今日的中国的确正陷在一个衣食极端不足的时期，但是文整工作却正为这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若问“巨款”有多少？今年上半年度可得到五十亿，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不到二万元。我们若能每半年以这微小的“巨款”为市民保存下美善的体形环境，为国家为人类保存历史艺术的文物，为现在一部分市民解决衣食问题，为将来的市民免除了可能的惨淡的住在如邦贝故城之中，受到精神刺激和物质上的不便，免除了可能的一笔大开销和负担，实在是太便宜了。

许多国家对于文物建筑都有类似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机构和工作。英国除政府外尚有民间的组织。日本文部省有专管国宝建筑物的部门，例如上文所提京都法隆寺，除去经常修缮外，且因寺在乡间，没有自来水，特拨巨款，在附近山上专建蓄水池，引管入寺，在全寺中装了自动消防设备。法国有美术部，是这种工作管理的最高机关。意大利也有美术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以文物建筑作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自不待说，其他许多中世纪以来的文物建筑，莫不在政府管理保护之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莫不爱护自己的文物，因为文物不惟是人民体形环境之一部分，对于人民除给予通常美好的环境所能刺发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触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他们不惟爱护自己的文物，而且注意到别国的文物和活动，一九三六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中，英美法苏德比瑞挪丹等国都贡献出多件他们所保存的中国精品。战时我们在成都发掘王建墓，连纳粹的柏林广播电台都作为重要的文化新闻予以报道。美军在欧洲作战时，每团以上都有“文物参谋”——都是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其中许多大学教授——协助指挥炮火，避免毁坏文物。意大利San Gimignano之攻夺，一个小小山城里林立着十三座中世纪的钟楼，攻下之后，全城夷为平地，但是教堂无恙，十三座钟楼只毁了一座。法国Chartres著名的高直时代大教堂，在一个德军主要机场的边沿上，机场接受了几千吨炸弹，而教堂只受了一处——仅仅一处（！）——碎片伤。对于文物艺术之保护是连战时敌对的国际界限也隔绝不了的，何况我们自己的文物。我们对于北平文物整理之必然性实在不应再有所踌躇或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