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襄樊铭

2024-11-8 12:2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徐家宁|来自: 旧影志

摘要: 看到一张照片，是1899年4月28日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昌的总督府宴请来访的德国海因里希亲王，里面有些细节可以拿出来讨论。张之洞宴请海因里希亲王的现场，背景可见《襄樊铭》海因里希亲王（Albert Wilhelm Hein ...

看到一张照片，是1899年4月28日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昌的总督府宴请来访的德国海因里希亲王，里面有些细节可以拿出来讨论。

张之洞宴请海因里希亲王的现场，背景可见《襄樊铭》

海因里希亲王（Albert Wilhelm Heinrich,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1862-1929）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次子，他的哥哥继承了皇位，即威廉二世。海因里希亲王15岁时便被任命为德国海军军官，1895年升为海军少将，1899年任东亚舰队司令，同年升海军中将，1901年又升为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成为海军元帅的他任波罗的海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战争结束后携家人隐居。他一生嗜烟，和他的父亲一样最后死于喉癌。海因里希亲王是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直接参与者之一。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向清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同时派出东亚舰队从上海驶往胶州湾。德军谎称军事演习，登陆并强行占领了青岛。在清政府与德国交涉的过程中，德皇又命海因里希亲王率铁甲舰“德意志”号（S.M.S Deutschland）和两艘巡洋舰“格费欧”号(S.M.S Gefion)、“奥古斯塔皇后”号（S.M.S Kaiserin Augusta）前往胶州湾向清政府施压。1898年3月6日，由李鸿章和翁同龢代表清政府与德国公使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Freiherr von Heyking）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在访问汉口之前的1899年4月15-19日，海因里希亲王夫妇与友人从上海出发，游览了杭州和苏州后返回沪上；[1]4月22日，亲王妃独自离开上海前往日本；[2]4月28日，亲王从上海乘坐“格费欧”号抵达汉口；[3]5月4日从汉口返回上海，旁听了一次会审公廨的庭审；[4]5月5日从上海前往青岛。[5]

张之洞很重视这次德国亲王的访问，亲自上舰迎接[6]，然后在武昌的总督府内举行了欢迎宴会；次日，海因里希亲王赴武昌的总督府回拜，在品尝了简单的茶点后，张之洞请他去“牛马厂”[7]观看了新军的会操，然后又去湖北武备学堂[8]观看学生的操练。[9]接下来的几天，海因里希亲王出席了在汉德侨组织的数场活动，没有再与张之洞会面。

张之洞宴请海因里希亲王一行现场的照片我见过两张，其中一张能看到大部分主宾和室内的布置，宴会长桌背对门的一侧坐着中方人员，面向门的一侧坐着德方人员，张之洞与海因里希亲王紧挨着坐在德方一侧的中间；另一张是立体照片的形式，与上一张拍摄位置相同，可能出自同一摄影师，但取景范围缩小到只有张之洞和亲王两人。这里想讨论的是取景范围更大的那张照片。在长桌远端的背景中挂着几幅拓片，字很大，尺幅也很大，从屋顶垂下，颇有气势。从纸上的褶皱判断很可能没有经过托裱，至少没有裱在房间内的墙或隔板上。显然这并非陈设的常态，而是临时悬挂上去的。虽然拓片的内容没有全部收入取景框中，但仍然可以确定其拓自《襄樊铭》。[10]

《襄樊铭》是为纪念宋淳祐十一年（1251）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率兵收复襄（阳）、樊（城）两城的事迹，刻在襄阳古城外西南真武山东麓的一块巨石上。铭文楷书，阴刻，字径盈尺，其中序7行55字，铭辞4行24字，共79字。全文为：“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11]其中“岘”指岘山，明代在山上建有真武庙，故改称真武山。

联手灭金后，南宋军队从蒙军手中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失败，蒙宋战争正式开始。南宋政权内部认为无力主动进攻，转为采取防御的战略，将国土自西向东划分为四个战区，即以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府和利州府四个安抚使路构成的四川战区（川陕）；以京西南路、荆州北路、荆州南路构成的京湖战区（荆襄）；以淮南西路、淮南东路、江西西路、江西东路构成的江淮战区（两淮）；两浙西路、两浙东路和福建路构成的沿海战区。其中位于汉江北南两岸的樊城和襄阳两城对京湖战区，甚至对整个南宋来说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王朝在军事上最后的崩溃就始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樊、襄二城的失守。南宋端平三年（1236），襄阳北军主将王旻和李伯渊烧毁城郭和仓库后降蒙，虽然宋军后来收复了襄阳，但是没有恢复城防。时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贾似道将防守的中心从襄阳移至鄂州（武昌），南宋的防线退至长江一线，试图以大片淮河流域作为蒙宋之间的隔离带，这样的布局不仅使得原本的战区防线中央向南宋凸进，而且影响了与四川战区的呼应。南宋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他清楚地认识到樊、襄二城的重要性，因此上任伊始便派出六百士兵，从江陵出发，重新占据了这两座城，同时上书朝廷请求重建。在次年获得批准后，筹集了士兵、战船和粮草，经过短短数月的抢修重建了城防。南宋宝祐元年（1253），蒙军再次来犯，在襄阳的三千守军击退了十倍于己的蒙军，并缴获大批战马。《襄樊铭》正是诞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有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精神意义。

张之洞在接见海因里希亲王的外交场合临时悬挂《襄樊铭》一定是想要有所表达，表达他，或他所代表的清流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不满。他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德国，或者扩大来说的俄、英、法等列强国家的无理与贪婪。上一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海因里希亲王曾在北京觐见慈禧太后[12]和光绪皇帝。[13]张之洞从盛宣怀处得知要他进京的消息，以为是要去接待来访的海因里希亲王，便在闰三月初六（1898年4月26日）回电说：“屡电悉，德王[14]赴闽，乃看中国好说话，欲兼要三沙、金门耳，断不舍以胶换闽也，接待之说可怪。”[15]张之洞看出了德国想要福建三都澳（三沙）和金门的心思，推脱公事太忙去不了。茅海建老师在阅读张之洞档案时还注意到这份电报手稿在“屡电悉”后删除了“接待德王之说，真可尼可笑”一句。[16]

海因里希亲王1899年访问汉口，张之洞再没有了公事繁忙的借口，他不仅亲自上舰迎接，设宴招待，还在宴会上连续两次祝酒。第一次是祝福德皇威廉二世，没有找到张之洞的原稿，我粗略根据《字林西报》上转译自上海《德文新报》的报道翻译如下：“我举杯祝愿德意志皇帝陛下健康长寿。愿他和整个皇室享有长寿、幸福与健康；愿他的统治繁荣昌盛，人民安康幸福。我还祈愿中德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壮大，两国人民共享和平的福祉。”[17]第二次则是祝福海因里希亲王：“诚挚地欢迎亲王殿下莅临我治下的省份，我深感荣幸。长久以来，我便听闻过亲王殿下的杰出品德和辉煌成就。您在此次东方之行中必会见证大清帝国在与友好国家增进关系、促进互信方面的真诚努力。我深信，亲王殿下必定能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明辨是非，洞察真相。届时，您将能够向德国皇帝陛下呈交相关陈述，推动中德之间的良好理解，并切实促进两国友谊的发展。我举杯祝愿亲王殿下健康长寿，愿您万事顺利，好运相随，祝您的旅行愉快。”[18]简言之，就是希望德国以后能在国际上为中国站台说话。台湾学者李国祁在《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一书中认为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以胶州湾事件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伊犁事件开始，他主张结强援，以夷制夷，认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没有根本上的厉害冲突，即与中国隔海的英、日等国比陆地相邻的俄国安全，主张联络英日克制俄国。后一时期主要是胶州湾事件至日俄战争期间，他认为中国过分贫弱，利用列强间互相钳制不敢先发的均势，能使中国苟延残喘于一时。然而，对于海因里希亲王的来访，张之洞不知道的是德国正欲凭借海军的力量，在长江流域与英国分一杯羹。当时德国想与英国共同获得修建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19]特权，并把山东的铁路线接入其中，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势力从胶州湾延伸到长江一线。[20]

张之洞曾经非常信赖德国，认为德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无论是在两广、两江还是湖广总督任上，都曾引进德国军官训练军队，并购买德制武器装备，聘请德国专家探矿、建厂，但是胶州湾事件影响了张之洞对德国的看法。这种矛盾的心情也体现在接待海因里希亲王的宴会布置上，即悬挂《襄樊铭》。可是，这不免有些太过书生意气：想要德国人能感受到自己的抗议，需要亲王的随从中首先能有认识中文的，其次对金石有一定了解，能认出来是《襄樊铭》，最后要了解中国历史，知道铭文背后的故事，更别说还需要把这份抗议转告给亲王本人的勇气，在当时的场合下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说，张之洞向德国人“巧妙”地抗议，根本不会收到任何效果。中国人对“面斥不雅”的追求，绕圈子的表达方式实在不适合当时弱肉强食的外交环境。回看过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实现自强自立，把希望寄托在“友邦”身上是不现实的。这个道理放在个人身上也是一样，人终究要靠自己。

注释：

[1]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9年4月20日，第3版。

[2]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9年4月24日，第3版。

[3]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9年4月28日，第3版。

[4]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9年5月5日，第3版。

[5]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9年5月6日，第3版。

[6] “三月十九日（4月28日），德藩亨利到汉，南皮登彼舰迓之。”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10.第722页。

[7] 即今阅马厂。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苏继祖著；梁启超著；袁世凯著. 《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第116页。

[8] 就在总督府附近，址在今中南财经大学首义校区。

[9] 见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郑孝胥日记、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10] 比较原石刻，其中“奉天子”中的“天子”本是换行抬头，而这幅拓片将两行合并，仅在“奉”与“天子”间加了一个空格，不知是不是为了适应室内空间所做的调整。

[11] 姚建根著. 《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01.第96-97页。

[12] 海因里希亲王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在颐和园乐寿堂觐见慈禧太后。

[13] 海因里希亲王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初三（1898年5月22日）、初五（1898年5月24日）共三次觐见光绪皇帝。

[14] 即海因里希亲王。

[15] 赵德馨主编；吴剑杰，冯天瑜副主编. 《张之洞全集 9 电牍》. 武汉出版社, 2008.11.第310页。

[16] 《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0册，所藏档号：甲182-219。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57页。

[17] “I raise my glass and drink to the health of H.M. the German Emperor. May long life, happiness, and health be granted to him and to the whole Imperial House; may his reign be a prosperous one and his subjects happy and contented. I also pray fo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developed and strengthened. and for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to enjoy the blessing of pea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9年5月8日，第31版。

[18] “I sincerely thank Your Excellency for the toasts just giver in which you refer to the Emperor my Master, and myself. I further express to you my sincerest thanks for the friendly way in which you me me, and for the hospitality which you have shown me and which I have found all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where I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come in touch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I have also much at heart to further and strengthen the already exciting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With my sincerest wish for Your Excellency's good health and the assurance of my personal sympathy, I raise my glass and drink to the health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9年5月8日，第31版。

[19]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任江苏特用道的容闳曾上书总理衙门建议由其主持修筑从天津到镇江的津镇铁路。

[20] 孙瑞芹译.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0.3，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