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很重。也因此,人们对自己国家首都起源地的追索,自然也十分重视。 1995年竖的“蓟城纪念柱”和侯仁之先生撰写的《北京建城记》 1995年,当时的宣武区人民政府依据被人们称为“北京通”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内竖起了“蓟城纪念柱”,上书十六个汉隶。书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名曰蓟,其时惟周。这就是昭告人们:广安门内外一带的蓟城,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后来,在距北京城之南约百里之遥的琉璃河董家林一带,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墓葬群,并从中发掘了大量用青铜制造的兵器和礼器。尤其是在这里出土了很多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 “匽侯”即“燕侯”,也就是西周王朝在“伐纣灭商”取得政权之后,分封在今北京地区的燕国的国君。于是,有人便认为这里才是北京的起源地。因为对于蓟城,史书中虽有褒封的记载,但一直未发掘到有关褒封的直接证据。而对于燕国,不仅有“封召公于北燕”的直接记载,而且还有考古发掘的青铜器器物,以及其上的铭文作证。 燕都土城墙遗迹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与城市萌生、发展,有着血肉相连关系的因素——历史地理背景。 召公奭(shì)是周初的重臣,位居“三公”。他随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蓟”即被褒封给了黄帝之后,而“燕侯”是在此数年之后被分封的,而且是由召公的儿子当“燕侯”。不过他也曾亲自到“燕”来安排过建国大事。这是因为周武王死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大保召公奉命征讨,并诛杀武庚。这件事令周王室意识到“燕”在北方的重要战略地位。亦因于此,北京地区在早期的历史上曾存在过南、北两座城对峙的局面,即南面以燕文化为主体,受中原文化强烈控制的“燕都”和相距百里之遥,在其北面以中国北方文化为主体的“蓟城”。 《史记·周本纪·正义》载:燕、蓟二国“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不仅如此,燕迁都于蓟城之后,虽然开启了以“燕”为国的时代,但仍保留有“蓟城”的名字。 如,“蓟”是以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为依托形成的城市,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水源充足;而“燕”是以琉璃河所形成的洪、冲积扇为依托形成的城市,土地面积不大,还常受琉璃河洪水的威胁。2023年夏暴雨致使大石河(琉璃河上游)山洪暴发,河水倒灌,燕都遗址被淹。今日所见的董家林燕都遗址,北面城墙保存得尚比较完整,东西两侧的城墙南面缺失,南城墙完全没有的状况,就是洪水的见证。也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促使“燕”依仗中原政治文化的强大背景吞并了“蓟”,并迁都于蓟。其后,“燕都”被弃而不用,很快便衰落了。原有城垣和墓葬也就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后人得以考古发掘。而北面的“蓟城”却是南北商贸往来,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因而迅速壮大起来,并成为古代北京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 对此,侯仁之先生曾这样论述道:“燕灭蓟后,燕国之所以废其原有都城而迁都于蓟,主要是考虑到蓟城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是华北大平原、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之地,交通地理位置至为重要。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均优于燕城,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一种决定。”继而又说:“燕都故地由干旱已湮废,尘封千余载,让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喜得收获。而一个长期作为城市心脏,经历千百年,不断处于城市建设中的地下,还可能有三千多年前的历史遗存吗?” 我们在有关部门所绘制的“北京房渣土埋深图”上所看到的情景——广安门内外一带,是北京城区“老土”扰乱得最深,也是最广泛的地方。这也足以说明,要想在这里探寻并发现古“蓟城”的遗存,其难度之大了。 不仅如此,燕都墓葬所在地董家林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位于地下12米,编号为96G11H108的探坑中出土了三片刻有文字的卜甲,其中的4号腹甲首正面刻有“成周”二字。 众所周知,“成周”是西周时的东都(今洛阳),乃成王所建。这也就说明了琉璃河出土带有“成周”二字卜甲灰坑,其年代不会早于“成周”。而在同地出土的“克盉”“克罍”的发现,更是探究真正燕地就封第一代燕侯名字的有力佐证。如果再较点真儿,当1952年在调整行政区划归北京市管辖之前,琉璃河董家林尚归属于河北省,尚不属于北京地区哩! 综上所述,北京肇始乃是在永定河这条被人们昵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所形成的广阔洪、冲积平原,又吸吮着永定河水的“乳汁”长大的“蓟城”,而不是发育在琉璃河洪、冲积扇平原上成长的,原属于河北省的琉璃河董家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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