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词与京味文化

2024-11-5 17:2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毛巧晖|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鼓词里的京味文化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清代车王府鼓词中对京城九门、胡同的描绘，形塑了北京城的都市空间，生动展现了北京的民俗文化风貌，反映了民间说唱艺术与京味文化间的密切联系。茅盾曾在《关于鼓词》一文中谈 ...

鼓词里的京味文化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

清代车王府鼓词中对京城九门、胡同的描绘，形塑了北京城的都市空间，生动展现了北京的民俗文化风貌，反映了民间说唱艺术与京味文化间的密切联系。茅盾曾在《关于鼓词》一文中谈道：“鼓词实在是一种可以弦歌的叙事诗”。

车王府鼓词的叙事性使民众对北京的印象和记忆得以存续，抒情性特质又使其天然地带有丰富的文化阐释空间。清代车王府鼓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不同向度和维度展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历史，鼓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烙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练表达。

车王府鼓词的“地方”书写

清代车王府鼓词是蒙古王公车臣汗一族在驻京的车王府中收集和抄藏的民间说唱抄本之一，它们“不同于以剧本为核心、由文人创作而供文人案头阅读的作品，而是民间艺人演给民众观看的手本”。

车王府鼓词浓厚的地域性首先体现在其对北京城市空间的阐释上。在古史传说中，北京是以“涿鹿”为中心的黄帝部落都邑，后尧建幽都，舜称幽州，夏商称冀州。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山戎、东胡、秽貉、匈奴等部落先后流徙或聚居于燕国。武王灭商后，逐渐形成了东、西夷交融而成的燕、蓟文化。北京从方国都邑，诸侯领地中心，发展成为封建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和多民族融合的大城市，呈现为一种“多文化的互相穿插、交错、争夺”，可以说，北京这个地区是每一种文化的前线地带，不同文化在此交汇，形成“错综复杂的旋涡地带”。如车王府鼓词《施公案》以一个游览者的视角描述北京城的繁荣和多民族文化交融之景象：

就是旧年我京去，大邦之地我化缘，里九外七我走遍，我曾回门化过缘，地安门外古楼（鼓楼）下，往东去，不远就是府（抚）顺天，前任府尹是旗下，满洲固山正黄人，前三门外难瞒我，琉璃敞（厂）外走通，香客本在前门住，东门以外在路南，走马大门家豪富，房子到（倒）有好几层，耳闻当铺好几座，正阳门外钱铺兴。

车王府鼓词中还有大量对北京“风物”的描述，“风物”一词由来已久，有风光景物、风俗物产、习俗之意，范围涵盖自然物、人工物。古人很早将风物的痕迹解释为神祇之创作，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国语》载“山林川泽天地之神祇也，风物以听之，言风化之。”如车王府《刘公案》中讲述刘墉在京城的私宅位于驴市胡同，其命名体现胡同的功能性，这里原本作为牲口交易市场，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除胡同外，“房山”“天桥”“前门”“畅春园”等亦在鼓词中频繁出现。

这些地方风物也从整体上反映了北京的城市样貌，如车王府鼓词《于公案》“现在北京城内，齐化（华）门东，四（司）婵楼头条胡同西口不远路北，火神庙出家师父号称王一点”。据考证，北京有记载的火神庙共有十七座，其中香火最盛的只有三座，即地安门火神庙、琉璃厂火神庙和花儿市火神庙。除香火盛之外，地安门火神庙更是唯一一座皇家御用的火神庙。地安门火神庙建制与其他古建筑相仿，皆坐北朝南，并有一条南北中轴线，但其大门却是向东开的，其原因是若大门向南则直接面向万宁桥，连了水路，会使大水冲撞火神，因此门由向南改为向东。火神庙南北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向北依次为：灵官殿、火祖殿、斗姥阁、万寿景命宝阁（俗称玉皇阁）。

此外，其西路有三官大殿、财神殿，东路有慈航殿、月老殿、狐仙堂等建筑。诸神于此居住，共同保佑着来来往往的信众。通过鼓词中提到的这些风物，我们便可一窥北京的自然地理风貌与文化特征。

车王府鼓词中多次提到了“我们的北京城”这样的表述，展现了鼓词演述者以北京为中心，对周边城市及地域的朴素感知，流露出一种对“地方”的自豪感。车王府鼓词从不同向度和维度显现出对民众生活与真实情感的关照，所传达的一系列积极向善的价值观内核也更易达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车王府鼓词中的“民俗”复现

清代车王府鼓词集皇城文化、市井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不仅书写了皇宫王府中的旗人社会风俗，还承载了庙会、饮食、商贸以及年节习俗、行业百态、市井人情等。就整体而言，车王府鼓词真实展现了多民族文化共生交融的局面，主题的多维与结构的复杂彰显了多民族文化交融互补，整全合一的独特样态。如车王府鼓词《刘公案》中记录了刘墉在繁华的京城看到的杂耍表演，有八角鼓、跨鼓、中幡等民间技艺。

鼓词《封神榜》曰：

“哪吒庙，会期到了八月十五，各处军民上了山。十番杠子八角鼓，跨鼓落子与中幡”。此外北京评书在鼓词中也有生动演绎，

鼓词曰：

有个人，黑不溜湫相（像）个鬼，年纪四十有余零。头上代（戴）着花一朵，胡子叫胭脂染了个通点红……唱的是，潘金连（莲）勾答（搭）上西门庆，来了个，替兄杀嫂的名武松。鼓词主要描述的是说书艺人胡琴黑子皮肤黝黑，将胡子染成红色，弹琴说书，以极为吸引人的演出方式吸引观众，演唱内容也是众人耳熟能详的武松杀嫂的故事。

节庆与信仰有关的鼓词重点反映了节日礼俗生活，如鼓词《封神榜》中提到“咱们这里京城里也有几处热闹，什么南顶、北顶、西顶、中顶、金顶妙峰山、东顶丫髻山、马驹桥、蟠桃宫、丰台、三月里东岳庙、这几处都是有会的地方，那还可矣。”据《朝市丛载·寺观》载：“蟠桃宫历年三月初一开庙起，初三日止。在东便门内桥头下路南”“东岳庙每月初一、十五，并历年三月初一起至二十八日，献花、担陈会。在齐化门外大街路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为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开庙之期。凡京城士女商贾多往进香，远至数百里者亦年例前往，且有徒步之众结队前往，不惮劳也。庙期以初八日为正期”“京城东北百里外有丫髻山，亦有碧霞元君祠，以四月十八日为进香正日。年例内务府派员致祭，其仪似重于妙峰山，然名之彰著不若也。”《朝市丛载·逛庙诗》亦有云：“逢期逛庙顾盼兮，三十六行样样齐。若遇人丛挨挤处，留心剪绺窃东西”。庙会之繁盛可见一斑。

鼓词《西游记》虽以《西游记》为底本进行编创，但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创编，增添了很多充满世俗化、生活化和趣味化的内容，如其中对“打鬼习俗”的记述：“那些喇嘛代（戴）上套头，穿上彩衣，扮作了诸天总圣”“一个个跳跳蹿蹿往前走，斜行却步跃身形，庄（装）作南斗与北斗，东斗西斗中斗星，太阳太阴分左右，紧跟白马与青龙，齐（骑）在那台前台后台左右，跳蹿点遭一边存。随后就是二十八宿，尽都是喇嘛假扮的众神圣。”

民俗表演和庙会是清代民众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题材到内容，车王府鼓词对民俗文化的“复现”，绘制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清代民俗风情图，鼓词所呈现的节日风俗、民间艺术、景观叙事等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地方实感，通过记忆的“链接”强化了共同体的凝聚。

值得一提的是，“京味”语言在清代车王府鼓词中得到了保留与凸显。据《旧京琐记》载：“京师人海，多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京味”语言借用了满、蒙、回、汉等民族语、方言而形成，语言文字更为生动，对风物、人情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如历其境。它们有的比较成熟、完整，有的呈现片段化的讲述。如车王府鼓词《刘公案》中提到“搬了山了”“好发什昏”“洼布鲁”“攒里真是尖刚儿”“咬叶”皆为满语“坎儿”，以表示寒暄为主。

此外，鼓词表演者为了吸引观众兴趣，还会在表演中引入一些“口头语”。如“说个京里口头语你听，‘馅并（饼）刷油——白饶不直（值）’，外代（带）着‘煤黑子打秋风——散碳’”，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的俗语往往能在鼓词表演中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

车王府鼓词的重要价值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珍贵价值，积极展开挖掘、保护和利用，促进新文化形态的创造。”清代车王府鼓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铸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些体现着大众语言习惯和审美习惯的“可以弦歌的叙事诗”，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内核，形塑着代际间的中华民族心理结构，赓续着中华民族文化根脉。

费孝通曾提出“民族认同的多层次论”，认为“……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对于清代车王府鼓词来说，无论是“地方”的书写还是“民俗”的复现，抑或“京味”语言中体现的多民族、多地域性，其最终指向的还是对北京这一都市空间的整体认知。

如车王府鼓词《刘公案》“沙河驿”中将南边地方的“坐轿”与“咱们北京城”的“坐车”进行对比，隐藏着民众对北京这一独特地域的深刻认知及对政治中心的文化向往；“打尖”等市井通俗语词的运用，维系了民众对于“地方”的文化感情；“老头儿”“爷儿俩”“舌根儿”等儿化音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地方”的语言名片；热闹非凡的庙会、花会等民俗传统的演述展现了京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

清代车王府鼓词不仅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北京这一特殊地域的归属感，也包含着各民族交流、交融及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文化符号，经由各民族民间说唱艺人的演绎与传播，车王府鼓词深入人心，成为民众共同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