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的运粮河

2024-11-12 14:5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北京的骑士|来自: 古城历史地理

摘要: 【编者按】为了考证萧太后运粮河的历史渊源，笔者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例如：《辽史》《金史》《元史》《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北平历史地理》《北京水史》《北京水利史》《萧太后河》《大运河与通州古城》等，考证 ...

【编者按】为了考证萧太后运粮河的历史渊源，笔者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例如：《辽史》《金史》《元史》《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北平历史地理》《北京水史》《北京水利史》《萧太后河》《大运河与通州古城》等，考证了萧太后运粮河的历史渊源，证明了萧太后河是辽代开掘的一条重要的运粮路径，而且是以人工河道沟通北京城与北运河的开端。辽代以后，金代和元代也都利用过这条旧漕河。伴随着金中都、元大都与北京城的发展，北京地区的运河开发也将步入更加辉煌的历史阶段。

【提纲】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因为是保密级运输军用粮草的工程，所以在官方史书和民间笔记都避免记载。《辽史》全书1067页，其中没有河渠志。在地理志中记录的“南京道析津府”只有8页，其中记录析津府及统辖的十一个县中，关于河流的只有11个字，只写了桑干河、高梁河、石子河、潞水四条河流的名字，没有任何具体河流走向、流量和途经地点的内容。

其中的食货志的记录只有8页，但是就已经提到了“移辽东粟饷燕”的问题。《辽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566页有以下文字记载：“圣宗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连日。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这应该是萧太后河通海漕的例证吧！

从这三点看，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可以看到的《辽史》，是公元1343年-1125年=218年以后，在隔了两个朝代的元代末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朝不保夕时，一些元朝官僚们应付差事编纂的。他们只是收集了当时手头的资料，以本纪和列传为主，地理志和食货志都非常简单。虽然全书没有提到萧太后河的名字，但是仍然透露了很多经过运粮河通海漕运输辽东粮草到达燕京的信息。

【关键词】萧太后运粮河考证

宋辽南北对峙时期，两国以白沟为界。辽朝将幽州定为陪都，称南京或燕京。公元982年，辽朝景宗耶律贤死去，继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是个才十二岁的孩童，由其母萧太后（萧绰）执掌朝政。宋太宗认为机会来了，决计一雪高梁河之耻，再次兴师征辽。

《辽史·本纪》圣宗篇记载：统和元年（公元983年）“二月乙丑，南京奏，闻宋多聚粮边境。及主将如（入驻）五台山，诏（南京留守）休哥严为之备”。“九月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籴易，从之”。“十一月癸丑，应州奏，获宋谍者，言宋除道五台山，将入灵丘界。诏谍者及居停人并磔于市”。“十二月己亥皇太后观渔于玉盆湾，濬渊。”

辽邦朝廷得知宋朝意欲兴兵来犯，非常紧张，皇上下诏严加防备，南京留守加急调兵遣将增援。并且大张旗鼓在人多眼杂的市场上处决间谍，宣传已经破获的敌军调动情报，打的是信息战，暂时嚇阻了宋朝的异动。但是燕京地区秋霖害稼，秋收锐减，粮食缺乏，辽邦朝廷急需从后方的辽东运输粮草支援燕京。所以萧太后在腊月大冬天的去“观渔”，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是勘察规划运粮河道去了。

经过辽邦朝廷内紧外松的策划，春暖后开始了这个秘而不宣的运粮河“一号工程”。（引自《北京水史》第九章第三节“萧太后开挖运粮河”的说法）

当时，宋辽以白沟河大清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定兴一带）为界，长期对峙，燕京城作为辽宋对抗的前沿重镇，又是辽邦的“五京”之一，不仅大量驻军，而且居民众多，物资给养的供应极为匮乏，需要辽国从北方的辽河流域等地筹措大批粮食物资运来。这些物资的运输主要就是通过水路或者陆运，由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辗转运送到燕京城。

从当时的情势看，直沽河与拒马河在宋朝的北境，辽人不能溯行此道转航到永济渠。唯一可能利用顺畅航行的是蓟运河。

所以辽邦可以先用海运或者陆运，把粮草运到蓟运河口。再转载在内河漕船上，运往燕京。

明万历年间蒋一葵作《长安客话》说：“香河县境内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县入七里海，相传辽时运粮河道也。”从明人的记载来看，当是今日尚存的青龙湾河。青龙湾河原名“龙湾河”。

由蓟运河入海口转入内河运输，先进入白龙港河，然后沿七里海（在天津宝坻）逆流而上，沿大龙湾河和小龙湾河逆流而上，在香河县西南进入白河，然后继续向西北逆流而行几十里到达潞县（今通州）南的张家湾，在此距离燕京城就不远啦。

从张家湾沿高良河的白莲潭下游河道，就可以到达燕京城的东郊，燕京的东南门迎春门外有大小川淀和东湖作为漕船的终点码头。

辽邦倾全力抓紧施工，很快就开掘出了辽东向燕京地区运输兵马粮草的一条运粮河。这条河说是“开掘”，其实并没有太大工程量，只是利用了当时高粱河下游河道，稍作疏浚、修整和连通后形成的。

辽邦在白莲潭南岸建坝蓄水，再通过东沟将水导入东湖。保障了漕运的水源和流量。

这条运粮河为辽邦政权在宋辽对峙期间为燕京城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兵源和粮草的保障，从此辽邦兵多将广，后勤供应充足，做好了迎击宋朝进攻的准备。

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宋军兵分三路：西路潘美、杨继业兵出雁门关，攻云州（今山西大同）；中路田重进兵出飞狐关，攻蔚州（今河北蔚县）；东路曹彬兵出雄州（今河北雄县），攻涿州（今河北涿州）。三路大军分别从桑干河（永定河）上、中、下游进击合围，以图一举拿下燕京。西路军杨继业骁勇善战，号称杨无敌，很快攻下寰、朔、应、云四州。不料东路曹彬因粮草不济从涿州撤退，中路田重进被辽军打败，宋军全线溃败。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也只能撤退。辽国大军乘势追击，宋朝监军王铣下令要求杨继业掩护断后，导致杨继业所部被辽军重重包围在陈家峪。杨继业奋力拼杀，从早晨战至黄昏，负伤十几处，浑身是血。儿子杨延玉，部将王贵牺牲。辽将用冷箭射倒杨继业战马，杨继业被俘后绝食身亡，宋朝的这次进攻被完全击溃。

辽邦这次能够成功防守反击，辽邦秘密开掘运粮河保障粮草供应，后顾无忧兵强马壮是关键因素。宋朝不知己知彼，贸然进攻，反而被突然出现的大量骑兵伏击包围，损兵折将。

《辽史•本纪》圣宗篇记载：此后几年的春天，辽邦皇室都会按照他们“春水秋山，四时捺钵”的习俗，驻跸延芳淀、台湖或潞河，搭设庐帐，渔猎较射，飞放鹰隼。同时视察运粮河沿线漕运状况。例如：“统和十二年，正月癸丑朔，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己卯幸延芳淀”。这份史料证明了辽代统和初年已经开掘运粮河渠道，并且此运粮河一直都在维修疏浚的事实。

过了18年，攻守异位，辽邦开始了战略反攻。统和二十三年秋（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辽军至定州，攻克德清(今河南清丰)，三面包围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冒进，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大将张环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死亡。辽军士气受挫，两军出现相峙局面，降将王继忠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辽邦权衡利弊，提出了议和。

《辽史》记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议和盟约内容：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形成南北和平共处的局面。

即使辽宋之间和平共处多年，运粮河这段运输通道也一直维持着可以通航。在燕京地区受灾的饥荒年景，辽代朝廷还是会重新考虑通过海漕转接运粮河“移辽东粟饷燕。”因为根据船运与车载两者的效率差异判断，运河无疑是当时最为高效而重要的运输路径。有了充足的物质供应和保障，辽南京才能成为支撑辽朝半壁江山的重要据点，为后来金、元两朝定都该地奠定基础。

吴文涛在《关于萧太后河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辽史》中虽然没有提供正面的例子，却有反证说明了当时漕运的存在以及漕运衰败的原因。《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记载：“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鳏寡，赐连日。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又在《辽史》卷十七《圣宗本纪八》记载：太平九年“户部副使王嘉复献计造船，使其民谙海事者，漕粟以赈燕民。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榜掠，民怨思乱”。

这段历史证明了在太平九年（1029年)时，因为在辽东强征民众服劳役造船，并且通过海运转载运粮河漕船往燕京，在海上遭遇风浪覆没，曾引发了辽东民怨。

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形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从辽东等地筹粮进京等做法，导致当地官吏对辽东百姓的过度盘剥，民众积怨已久。据《辽史·食货志》载：“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刨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约，其民痛之，遂起大延琳之乱。”大延琳是辽东渤海人首领，时任东京（今辽阳）舍利军"详稳"（将军）。当时海上漕船的制造和运输重任主要压在渤海人身上，他们担负的劳役和遭受的剥削最为深重。所以当王嘉等人提议增加海船运粮的工程开始后，大延琳率领渤海人借机反叛。而辽朝皇帝优柔寡断，大臣们找借口“水路艰险，多至覆没”为由不作为，并且纷纷把大延琳叛乱的民怨祸端归结到王嘉头上，反对启用海运通漕。曾经通畅的运粮河漕运也随之由此衰落，辽王朝的颓势也开始逐步呈现。

因而更有理由相信，运粮河的疏浚是在辽朝经燕京向南进兵前后、国力上升的萧太后主政时期，辽圣宗主政时期反而是因辽东政局的动荡导致了运粮河的停用和衰败。

开掘运粮河最初是辽邦政权在宋辽对峙期间为辽南京城的军事防务提供后勤物资保障，所以是一项保密的军用工程，在辽代的官方史书和民间笔记中都避免提及，但是运粮河沿线的老百姓却一直都世代相传萧太后开掘运粮河的故事。《香河县志》水运篇记载：“辽圣宗二十二年(1004)，萧太后执兵袭宋，曾过白河(北运河)及龙湾二水(今青龙湾河)，粮运析津(燕京城别称)，金泰和七年(1207)，畅通白河漕运，县派员管理漕河事。”这说明从金朝开始，香河县就开始设立了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

金代刘晞颜在《创建宝坻县碑》中也提及运粮河所说“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辑扬风，懋迁有无……虽千里之远，旬日而至”，说明金代县级地方官吏都知晓了前朝有运粮河通漕的情报。所以才有了《金史•河渠志》中皇上得知后，亲自提出要疏浚旧漕河的史实。

在金代大定四年（1164年）八月，山东秋粮丰收，金世宗“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同年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地方主管官吏）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于是金世宗特地召见户部侍郎曹望之，对他进行批评，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运通也"。第二年正月，尚书省提出方案，经世宗批准"令营藉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所以金代将辽代旧漕河疏浚后使用过一段时间。

虽然辽代旧漕河因为长年使用逐渐淤塞和水源干旱流量不足，导致金代后来另行设法开掘金口河引永定河水通漕或者开长河引瓮山泊水入金闸河通漕。但是辽代旧漕河的历史功绩无法磨灭。可以说，萧太后运粮河是改造天然河道、沟通北京城与潮白河（后来的北运河）漕运的开端，为金代开掘金闸河、元代开掘通惠河及金口新河提供了启发和思路，因而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