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渠道与北京区域性的历史变迁

2024-11-20 23:0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唐晓峰|来自: 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

摘要: “北京研究”课程本周四（11月14日）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讲授“泉水与北京城”。配合讲授主题，研究所公号推送唐晓峰教授《运河渠道与北京区域性的历史变迁》（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一 ...

“北京研究”课程本周四（11月14日）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讲授“泉水与北京城”。配合讲授主题，研究所公号推送唐晓峰教授《运河渠道与北京区域性的历史变迁》（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一文。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运河渠道的开凿，是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嵌入了一项人造环境要素。这一人造环境要素将对区域的若干方面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总的来说，运河渠道的开凿是要实现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目标，这一特定的社会人文目标正是区域的时代价值体现。

以下将按照这一地理学思路讨论北京地区历史上三条运河渠道对本地区产生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认识，正是区域发展的不同历史需求，分别推动了这三条运河渠道的出现，而其一旦出现，便会推进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甚至完成区域性的历史变革。

本文采用“区域性”这个概念。区域性的概念，是地理学考察区域、对区域做判断的重要学术意识。区域是一个由多种地理要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区别于周围地带，自成一个体系的地理单元。区域性是多维的，但最主要的是在社会人文方面所呈现出的宏观整体性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具有统领性，是对复杂系统的最高层面的归纳，具有历史解释力。上文所说的时代价值体现，便是时代的区域性，它是社会性的，不是自然性的。

本文讨论的历史上北京地区的三条运河渠道是：三国时期的车厢渠、隋代的永济渠、元代的通惠河-大运河。

车厢渠：农田水利

《三国志》与《水经注》都记载了三国时期刘靖开车厢渠的事情。这项水利工程，关键点是从永定河设堰截流，引水东灌。后几十年间经樊晨、刘弘的改造，水流“东至于潞县”，灌溉土地甚广，是当时北京小平原上的大事。

刘靖原为河南尹、大司农卫尉，后转任镇北将军。他虽为军职，但为官一方，仍有重施于民的传统，他“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1] 于是“造戾陵遏，开车厢渠”，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边民利之。车厢渠的意义为“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2]

车厢渠灌溉的范围不出今永定河以北、温榆河以南这个范围。这片地区由于属于古永定河冲洪积扇的上部，所以地势偏高，得不到足够的农业用水。车厢渠起点在山麓高位，可以沿高地的顶部引水，故便于向周围地带输水。

这次开车厢渠，虽然不无“守防”的战略用意，但直接目的，是扩大灌田面积，发展农业，嘉惠百姓，史文中对于开渠意义的评论，所说“当时”“后世”的利益，也主要是在百姓这里。刘靖开车厢渠，是历史中被充分肯定的引用永定河水的工程。后来金元也都打过永定河的主意，但都不成功。

车厢渠给北京地区带来的农业发展，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可以做这样一份观察。首先看一下早时战国时代的农业局面。战国时代统治北京地区的是燕国，燕国基本农业地理格局的特点是：南部发达，北部落后。这个南、北部的划分大致以蓟城——永定河一带为界。我们讲南部发达的证据有两条，一条是，从蓟城往南到燕下都，是燕国的政治核心区，地位重要，社会投入最多。另一条是直接的证据，即南部有著名的督亢区（今涿州东南延绵至高碑店、固安一带）。督亢区农业条件好，且精于管理（有水利工程），有专门的地图，很有知名度，所以荆轲手有督亢地图便可接近防备森严的秦王。蓟城以北的地区没有这样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所以其发展水平应低于南部。到了汉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督亢一带（汉属涿郡）的人口比蓟城一带（汉广阳国）的人口要密集得多。永定河以北，土壤条件并非不好，只是农业用水的条件不佳，这是因为地势较高，地表水引用不便。而车厢渠从更高的山麓地带将水东引，直通这一带，一下子使生态环境翻转，大面积农田得以灌溉，见效十分迅速。

不过，从区域观点看，车厢渠的开凿属于区域内部的地理要素调整，对原来的区域性不足以产生颠覆性、变革性的影响，它的作用是对原有区域性质的改善。北京地区在那个时候的区域性是什么？是由地方城邑统领的农业区，这是在那个时代最普通、最普遍的区域属性。当时的北京地区虽然位于边地，但其北方尚有上谷、渔阳等郡，直接负责军事防务，故燕山以南的北京小平原上，战争形势并不吃紧，这里主要的社会人文活动，还是以农业为主要事务。刘靖也正是在这个区域的和平形势之下，做出开渠发展农业的长远计划。概言之，车厢渠的开凿，强化了北京一带原有的农区特性。

车厢渠位置图示

永济渠：战区运输线

自北朝时代开始，北京一带的区域性开始变化，从普通的农业区变为北方重要的军事基地，军事活动成为历史书写的最重要时代特征。军事活动的大量登场，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动力，也是区域发展的新方向。

这一新方向的启动，从地理要素的变化看，是从北齐时代开始的。在公元6世纪，随着宏观形势的改变，北齐王朝放弃了传统的燕山北麓的长城防线，而在燕山南麓新建长城，由于这条新长城防线接近北京小平原[3]，使北京小平原感受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大，其对于长城防线的支撑也成为必然的职能。燕山南麓长城的出现，是北京小平原逐步军事化的重要景观起点。

到了隋代，炀帝欲征高丽，向东北大举用兵，北京地区成为大军云集之地。“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4] 为了满足军事运输的海量需求，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5] 又《隋书》卷三十三《阎毗传》：“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永济渠在北京地区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它是外部力量发动的工程，主要目标并不在服务于北京地区的发展，而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地域战略，北京地区只是其中的一环。不是最终目的，但北京地区对于这项军事战略的服务却是关键性的。

由于战争的重要性，炀帝亲临北京地区，并建有行宫。皇帝的登场，提升这个区域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仍然是军事性的。继隋炀帝之后，唐太宗又发动征伐高丽的战争，北京地区再次成为大军集结的地区。唐太宗同样对北京地区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关注。一座为悼念阵亡将士的祭奠场所也被建在北京地区，带来永久性的记忆。此外，在北京平原上也出现了防御东方的长城，在今通州地区曾发现两通唐代墓志，均称附近有长城。这一线长城防线或出现得更早些。[6] 北京地区军事化的另一个高峰是安禄山时期。安禄山身兼卢龙、范阳、河东三节度使，而大本营在幽州，即北京平原。他在这里聚集了极大的军事实力，反过来对朝廷造成十分可观的威胁。

隋唐时期，北京地区地理景观的新增部分主要是军事性的，其形成一种军事格局，北有长城拒防，南有运河支撑，构成理想的防守态势，虽然向东北的用兵并非一帆风顺，但区域的防守性是完善无忧的。

永济渠是跨区域性的高效运输通道、交流通道，且跨越空间之大前所未有。这一宏大人工地理要素在北京地区出现，对北京地区产生的影响是造成了区域性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方向是更大范围的聚集中心，而这一更大范围的聚集功能首先是军事上的。运河提升了对外联系的便捷性，而运河的终点（北京地区）又转变为焦点。有关北京地区的战略思维，涉及远方的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北京地区成为联动这两大地区的号令中心。

这里，我们看到永济渠与车厢渠在历史地理属性上的重大区别。永济渠是北京地区军事化的产物，它加入了这一时期若干军事地理要素的集结，对促进这场区域性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其军事化推向新的高度。

不能否认，永济渠在军事功能之外，当然也有其他社会功能，便利的交通线即交流线，对推进北京地区的综合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地理学的角度观察，车厢渠与永济渠又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有别于后来的通惠渠，即它们并不对接城市。北京地区出现对接城市的人工渠道，是在北京成为王朝政治核心之后。在王朝政治核心区（京畿），城市是主导性的，使北京地区的区域性走向都市化，相应地，漕运渠道也直接对接城市。

永济渠图示

通惠河：首善之区的命脉

从军事核心过渡到政治核心，在社会学认识中是合理的程序，从政治地理学上观察，这个过程需要一些独特的条件，即存在稳定的政治势力的对峙。对峙的初期是军事抗衡，而抗衡的关系一旦转化为结盟、进而发展为结合的关系，政治性就会取代军事性，成为更高层的区域推动力。北京地区的政治化，正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完成的，其代表性时代首先是金元，随后的明清则进一步强化。这个政治历史过程是中国古代史后期最核心性的历史事件。北京地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进化为京畿。通惠渠就产生并完善于这个历史时期。

大运河，是以北京地区为核心的思路推动的，这个思路是集大半个中国的地理资源，以服务北京为这个跨区域大系统的终极目标，北京不再是一个宏观系统的中间环节。通惠河是大运河系统的最后一段，漕运来的物资经由通惠河直达京师城下（元朝是城内），体现了京师的至尊地位。对比之下，北京郊区却不是大运河服务的对象，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北京郊区百姓社会仍然是老样子的“民间”，城乡差别之大，为全国之冠，这正是北京地区的属性特点。在这个地区，京师城市是压倒一切的，它统领全国，却未能直接带动郊区百姓社会的发达。京郊百姓或有些许“天子脚下”的骄傲，但并不在经济层面。

由于京师的建立，由于通惠河的开通，北京郊区并非没有大的变化，在地理景观上的确发生了改观，但在范畴上，它们仍然附属于城市，属于京师。水系，这个自然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地理要素，被改造之后，成为自然地理环境的轴心，但也是朝宗城市，朝宗运河。京师的存在与社会运转，是北京地区的最高主题，北京的区域性由此决定。

惠河流出积水潭之所在（万宁桥）

结语

以上是对历史上北京人文区域性变化的一份简要的考察。地理学对于区域性的研究，是从事实陈述向性质认知的升级，在学术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地理学家归纳说：区域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7] 历史地理学研究长时段的地理变化，除了关注事实的沿革，还要关注区域地理属性的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一类典型议题，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一些解释性、认识性的讨论，犹如历史学研究中对某个时期的属性特点进行概括一样，如启蒙时代、中兴时期等等。

地理学对于人文区域性的概括，像历史学对于时代性的概括一样，是多面向、多类型的，关键在对于指标角度的选取。本文关注的是运河渠道的开凿对区域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是运河渠道的开凿与区域性的契合关系。在这一契合关系中，运河渠道的技术形态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放在对社会区域性的理解中，差异却是很大的。北京社会区域性的演变，是北京史的基本面项之一，它从早期的普通农业区，演变为具有宏观意义的军事区，最终又演变为大型王朝的首善京畿，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发展线索。运河渠道的功能变化，属于这条历史地理大线索，考察其间的关系，既印证了北京的区域史，也进一步理解了北京地区运河渠道的历史意义。

/ 注释 /

[1] 此处“武安”是借用了白起的爵号，其实在关中开渠的是另一位“白公”。

[2]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刘靖碑。

[3] 参见唐晓峰、陈品祥主编：《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4]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5]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6] 参见尹钧科：北京平原地区的北齐长城，载唐晓峰、陈品祥主编：《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

[7]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