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中国古代传递政令军情,依靠的正是设立在交通要道旁的一座座驿站。通州北运河畔的潞河驿,担负着“通往来,重使臣,崇王命”的重要责任,见证着国外使节与本国官员的来来往往。作为元明清交通、通信枢纽,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电报线路,潞河驿都称得上是京都“首驿”。 朝鲜使团经此入宫朝贺 明弘治元年(1488)三月二十八日,风和日朗。一位头戴笠帽、身穿粗布丧服、满脸憔悴之色的男子,走近位于通州东关、潞河西岸的潞河驿,好奇地抬头望着驿站正门上的大字匾额“寰宇通衢”。 这位男子是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在朝鲜济州岛出公差时,他收到家中唁报,携随从坐船回乡奔丧。不巧又遭遇海难,漂到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外洋,获救登岸。浙江布政使司辨明其身份并非倭寇而是朝鲜官员后,决定通过大运河把他们移送到北京。崔溥由此成为明代坐船经大运河从杭州到达京城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一行到了京城,发现还没到兵部接见时间,便决定先出去逛逛。他们雇了毛驴,来到通州东关外的潞河驿。只见驿站西边有运送官方物资及军需的机构——递运所,西北则靠着通州旧城。在潞河驿稍事休息后,他们牵着驴,自东而西穿过通州城,且行且观。当他们回到北京城外的崇文桥时,已是天色向晚,浙江布政使司派的押运官早在桥头等候。押运官引着崔溥等人进了崇文门,来到京城使馆玉河馆,在馆内住了20天。入宫谢恩之后,兵部派人护送崔溥等人回国。路上他们又在潞河驿过夜,再经三河、蓟州,往辽东而去,最终顺利回到朝鲜。 自从明朝迁都北京,朝鲜入华使者中就没人再去长江以南游历了。崔溥能有机缘航行在京杭大运河这条大明的国家动脉上,经历极其难得。崔溥回国后,朝鲜国王命令他尽快呈报见闻。崔溥写下了在明经历的《漂海录》,呈献国王。这部书留下了明代中叶南北交通第一手见闻,特别是详细记述了潞河两岸的风光。 嘉靖十三年(1534),从东北方向陆路来的朝鲜使团赴京庆贺皇长子出生。那时潞河驿还能正常运作,驿站附近也是车船密布。然而,仅仅 3年之后,朝鲜使团再到潞河驿,却发现房舍已经渐显颓势,住不下他们的人马了,只好去通州城里另找人家借宿。明隆庆年间潞河驿遭遇大火,房舍毁坏得更加厉害。万历二年(1574),朝鲜燕行使来到潞河驿时,已经不能住人,只得投宿附近一户孟姓人家。 鉴于驿站设施多年失修,万历五年(1577),朝廷再建驿舍。重建后的驿舍,西侧为接收各方文牒的总会铺,东侧是官员回京暂时休息的宾馆,也用于接待附属国来宾使臣,正中门匾上“四方同来”4个金字熠熠生辉。潞河驿重现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的车马喧阗的场景。 杨慎充军在此换船南下 明嘉靖三年(1524)的一个秋夜,潞河驿里一阵窸窸窣(sū)窣的声响过后,馆舍内突然亮起了一点昏黄的灯光,灯光照亮了一位中年男子苍白的脸。他轻轻推醒妻子:“你听,不会真是那些人吧?”妻子竟然并没有睡着,起身侧耳听了一会儿,悄声安慰丈夫:“驿馆里都是押解的兵士,这次充军的人也不少,他们急切间也不见得能找到这里,你且安心。”说话的是刚因罪罢官的翰林院修撰杨慎及其夫人。 但是,杨慎实在是没法安心躺下。这次他被判充军,是因为反对嘉靖皇帝尊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他带领群臣在皇城左顺门哭谏,触怒了皇帝,嘉靖皇帝有意要拿他开刀。 杨慎的这次被罢官,也和他父亲、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有关。当年正德皇帝暴毙,一无遗嘱二无嗣子,太后与杨廷和商议,迎接正德皇帝的堂弟、兴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位,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从正德皇帝驾崩到嘉靖皇帝即位的40多天里,杨廷和主持朝政,捕杀正德时的权奸江彬,撤销危害百姓的皇庄、行宫和相关侍从,裁汰了锦衣卫及其他冗兵滥员近15万人,节约漕粮153万石。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一些利益受损者的不满,传出了攻击杨廷和的谣谚“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为此,朝廷不得不派卫士贴身保护他上下朝。彼时,杨慎还觉得自己家身正不怕影子斜,不会招来不测。如今父亲告老还乡,他自己则成了发配充军的囚犯。一想起此前在京城时父亲躲过的种种凶险之事,杨慎寒意顿生。他紧握着妻子的手,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总算等到了天亮重新上路。 这一路沿着运河南下,杨慎夫妇都万分小心。那些想要刺杀杨慎的刺客无法得逞,到了山东临清才悻悻散去。此后,杨慎经过南京,溯长江西上至江陵(今湖北江陵),与妻子在此分别。嘉靖四年(1525),他到达充军地点永昌卫(今云南保山),34年后,终老于此。 直隶总督在此开电报局 清康熙十八年(1679),潞河驿在平谷大地震中损毁。三十四年(1695),通州遭受水灾,潞河驿与张家湾和合驿合并。光绪年间只留和合驿,曾经车来人往的潞河驿消失。然而,在晚清洋务运动和边疆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当年的潞河驿又以另一种形态“复活”了。 光绪九年(1883)五月初一,在合肥老家守丧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收到下属发来的密电,报称中法纸桥大战后法国舆论对政府极为不满。李鸿章研判形势,皱起了眉头:中法开战看来不可避免。军政情报瞬息万变,不能再满足于电报局设在天津这个稳妥方案了。他在电文末尾的一句话上重重画了一道墨印:“展电线至京师,可壮声威以保和,灵呼应以利战。” 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的奏折送到了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手上。他先陈述了电报有“万里之外,近若户庭”的好处,天津总局设置以来效果显著。再提出建议:在通州设电报局,电线可从天津出发架设到通州北关。还报告了前期准备工作:工人已经完成线路测量,占道的树林、民房等也已动迁完成。将来公务电报发到通州,地方官员即派专人快马送到京城。 慈禧太后看到这里,点了点头:电报局在通州,倒也远近相宜,又不扰民。三天后,李鸿章就收到了朝廷同意在通州开电报局的谕旨。 八月十八日,通州城内西海子附近知州衙门前,潞河驲(rì)(通州电报局)正式开局。电报到达译出后,知州衙门即签发急送北京。虽说电报递送速度比起以前大大加快,但仍须驿马奔驰半个时辰,驿站为此申请添购30多匹马。东关潞河驿和西海子潞河驲名字相似,但年代和功能大不一样。 潞河驲(照片下方古建院落即潞河驲,通州区图书馆 供图) 光绪十年(1884),在中法战争的军事压力以及商人和市民们的呼吁下,朝廷终于允许电报线架设到京城。官办电报局设在离总理衙门不远的泡子河,商办电报局设在崇文门外的喜鹊胡同,都是八月末开局。京城电报局接收了通州电报局的人员和机器。潞河驲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枕水接城的潞河驿,经历了统一国家的政令传达和饷银转送,迎接了朝贡体系下外国使团的车马萧萧,又因晚清洋务运动兴起以另一种形态“复活”,成为北京近代社会信息化的萌芽。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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