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北京中医学院

2024-12-2 17:2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金国相|来自: 皇城根儿胡同

摘要: 南临海运仓，北靠北新仓，东接仓夹道，西毗南小街，这么大的一块地方，49年前是朝阳大学所在地。五十年代中，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在京城里选中了这块地方做院址。靠西墙的一片，分给了研究院，其余就 ...

南临海运仓，北靠北新仓，东接仓夹道，西毗南小街，这么大的一块地方，49年前是朝阳大学所在地。五十年代中，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在京城里选中了这块地方做院址。靠西墙的一片，分给了研究院，其余就都是校园了，一进学院北新仓北门，靠左手有一座五六层的老式红楼，就成了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过去，京城里不缺好的中医，施今墨孔伯华萧龙友汪逢春号称四大名医，在京津冀名声极大。但对中医的教学研究，北京则基本是块空白，基础很是薄弱。为了办好学院和研究院，周总理特地指示，从上海中医界和南京中医学院抽掉了大批骨干力量充实北京。就这样，以华夏名医蒲辅周领衔的一大批医国圣手，成了这块地方的主人。

我家的祖宅离这里咫尺之遥，有个小疾大病，就常到附属医院就诊。一座五层红楼藏龙卧虎，随便推开诊室的门，给你把脉的绝对会是大师级的人物。内科董建华，秦伯未，印会河，王绵之，刘渡舟；儿科刘弼臣孙华士；针灸科杨甲三程莘农……，俱是天天出诊，不用挂专家号，望闻问切滴水不漏，病历写得详尽，下面用“症属”标出对疾病的诊断，用“治以”写出对症下药的意见。一张处方，十味左右的小药，每味三钱，开上两三付，印象中基本都是药到病除。就有一样，这些医生无一例外的操着浓浓的吴地乡音，让京城里面的人听起来茫茫乎不得其解。一直到了上世纪末，我带着孩子到刘弼臣老先生处求诊，听他讲话，还常常如坠五里雾中。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名医里，北京人真的是凤毛麟角，属得着的应是正骨大师刘寿山刘老爷子。他头刮得锃亮，唇上下巴都留着讲究的胡子，走在街上手里揉着核桃，无冬历夏穿着衣料讲究的中式衣衫，一两天必去小街南口的浴池泡澡。在这场合，经常会有路人拦住他，伸出手臂探出脖子，老先生有求必应，随手几下，哈哈一笑旋即踱着方步而去。75年市运会，正在插队的舍弟是怀柔排球队的主力二传，在比赛中伤了半月板，膝盖又红又肿，走路一瘸一拐的，找到了刘老先生，就凭怹噼里啪啦的一阵揉搓，兄弟第二天又上场比赛了。那医术，真的是出神入化。

五六十年代在中医学院的院里，常常会遇到一个人，不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眼睛不大，牙有些鼓，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右面颊下方有个痣，上面长着一撮挺黑挺长的毛。他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孩子们都崇拜的英雄人物，《林海雪原》中的孙达得，只不过真名叫做“孙大德”，当时是学院总务主任，学院总务科就在今天骨科所东边的一排平房里，每次我们这些孩子在那里玩耍，他十有八九要推门出来，俯下身来，和孩子们说上几句。他还到我们小学讲过林海雪原的剿匪故事，印象挺深的。他的儿子大生子，也是我们小学的，和我的妹妹同班，经常一起在学院里玩。七十年代到了一个报社的印刷厂，听说后来当了厂长，想来现在一定好着呢。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医学院院里大兴土木，靠南紧邻海运仓的一大片地方，要盖新的附属医院，原来北边的五层红楼，逐步改造成家属楼。而紧挨南小街的西墙，则在60年代初，就建成了气势非凡的中医研究院大楼。

研究院大楼十三层，通体白色，我们都叫它“大白楼”，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北京东区最高的建筑。天气晴好时，站在万春亭白塔上，以大白楼为坐标，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家位于南小街边的四合院。现在看来这都是天方夜谭一类的事。有了大白楼，孩子们多了一个欢喜的所在，经常跑到楼顶钻到地下室疯闹，在那里留下了许多故事。对了，从大楼建起来，屠呦呦先生的实验室就搬到了楼里的一层，一直到她退休。82年，舍弟大学毕业，就加入了青蒿素研究团队，成了屠先生的重要助手，其间也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时过境迁，这一晃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悬壶济世的名医们，一个个驾鹤而去，而中医研究院大楼依然矗立，只不过外面的衣袍换了几番，显得更加气派。附属医院也早就更名为“东直门医院”，每日人头攒动，络绎不绝。但感觉真的和记忆里的情景差得远了。还有就是，少儿时的玩伴，像杨甲三董建华的公子等，竟然从来不曾街头偶遇，也不知他们都还好吗。甚至连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多年要好的朋友，刘弼臣先生的大公子，近几年也是失联了。唯一能和这一堆记忆相关的人，竟只剩刘老先生的二公子，他子承父业，也是京城里有些名气的中医了。

人老了，脑子里总是接长不短的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而每次回首又总是有于感人事皆非。于是，偶尔去东直门医院取个药看个病，总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的感慨，不由得人唏嘘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