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桥历史结构与形制变化和复原研究（下篇）

2024-12-9 08: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锐英张利芳|来自: 北京桥梁

摘要: 摘要：本文根据天桥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对天桥的历史结构与形制变化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初步复原，指出天桥历史上发生过平桥改拱桥、窄桥改宽桥、拱桥改平桥、被拆除掩埋四次重大变化。其中拱桥时期为 ...

摘要：本文根据天桥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对天桥的历史结构与形制变化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初步复原，指出天桥历史上发生过平桥改拱桥、窄桥改宽桥、拱桥改平桥、被拆除掩埋四次重大变化。其中拱桥时期为中跨石拱桥、两侧边跨为石平梁桥的“一拱二平三梁四栏”的独特组合形制。根据石平梁与桥台考古遗存，可以确定天桥净跨径为1.6m，天桥遗存的下部和基础为清代遗迹。

二、天桥结构与形制的演变和复原研究

（4）乾隆年间天桥形制复原研究

与许多文献记载相同，至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天桥主桥由平梁桥改成了石拱桥，同时在两侧设置了行车平桥。而且此后的历史文献直至清末民初的记载，天桥确为石拱桥，而且有最早的摄影照片为证（图15）。中央的石拱桥比较高陡，可满足皇帝“独占高尚”的心理，两旁平桥则便于百姓交通，两全其美。所以无论时间之长、形制之奇和结构之独特，以复原乾隆时期的天桥应为首选。根据上述分析，在考古平面图上，本文进行了天桥形制和尺寸复原，对来自不同文献的数据进行了比照计算，形成天桥形制复原图。（图13、图14）

本文复原天桥的前提是自乾隆年间改造之后，桥栏雁翅砖基础一直没有变化，其遗迹保留在了原位置。考虑降低桥面可以采用三种方法，一是降低拱券以上部分端墙高度，二是直至拆除拱券，三是填高桥头道路。因为桥栏雁翅根基（地垘和基础）通常低于拱券上部和高于连接道路道面，又稍远于桥梁主体，往往得以保存并被填高的道路掩埋。幸运的是老天桥建在了低洼地带，南北道面更加低下，后来填高的路面刚好将桥栏雁翅基础保留下来了。

首先，天桥应该宽，如此方凸显皇家威仪，让銮舆仪仗能够顺利通过。

对比一下外金水桥中间的御路桥宽8.55m（约二丈七尺）、内金水桥御路宽6m（约一丈九尺）；正阳桥总宽十丈三尺（32.96m，1919年加宽至42m），中间御路宽占1/3弱（约三丈三尺，10.56m）。天桥作为一座组合桥，中间的銮仪拱桥宽度宜为三丈左右方为恰当。天桥不能窄，如果与御路一样（一丈五尺），像座园林中的小桥，就过于逼仄了。历史图片中就没有发现天桥窄如御路的，天桥不是被加宽的，它本来就这么宽。（见图14、16）

仔细分析，上述历史情况可以归纳为：

第一，平桥内侧没有栏杆（或仅有特简单的栏杆），全桥一直是汉白玉的三桥四栏。

第二，历史演变如下：

图13 北京天桥形制变化及一拱二平桥断面复原示意图

初期，康熙平桥阶段，净跨5尺（1.6m），桥台为五层条石金刚墙，长度即相当桥梁总宽度四丈九尺至五丈（15.68-16m），桥面可能不分幅，或者分三幅，中间为御路。

二期，乾隆七年（1742年），天桥下东西龙须沟沟壁由木壁改为砖砌，净宽同桥梁净跨5尺（1.6m）。

三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桥中间三丈一尺（内）或三丈二尺（外，10.24m）改为石拱桥（御路，或者原御路范围），两侧各九尺（2.88m，条石金刚墙之上）维持石平桥不变，成为一拱二平组合结构（总宽接近16m）。独特的“门形”结构即形成于此时。

四期，1900年之前，中间拱桥不变，保留原初平桥盖板石为“沟盖石”，并增加至一丈六尺（5.12m，两侧“凑宽三丈二尺”），外侧再增建平桥宽三丈一尺（9.92m）。

第三，1900年以后，中间的石拱桥宽度有所扩大（有照片为证），并且降低了高度。

第四，石平桥与天桥之间的间隔，原本为石平桥位置，所以一直延续（亦加宽）了“石盖板”结构，直到变为现代马路。

由上推测，乾隆时期一拱二平组合式天桥的总宽度约为五丈（16m），这是否如民间传说中的5m桥宽实际上是五丈被误记了呢？再推想8m桥长若为八丈（25.6m）之误记，加上桥堍海墁和牙石铺装，天桥的长宽尺寸倒也大致符合了考古揭露的数据。当然这只是对传说数据来源的一种推测，可作为参考。

图14 天桥形制与平面尺度复原示意图

其次天桥桥梁长度。对比《中国古桥结构考察》记载桥梁总长22.25m，桥身长11.3m，以及民间记载桥梁长8m，结合古代桥梁栏杆间距一般在5—6尺约1.6—1.92m左右（减去望柱直径约20-30cm，栏杆寻杖长1.4—1.6m），若全长10柱9间，桥身长8柱7间，可为11.2—14m，稍大；6柱5间，可为8—10m，较合拍；4柱3间则不合理。

首先以考古数据9.81m为依归：结合天桥老照片中的8柱7间，桥身为6柱5间，1间6尺即1.92m，5间合计9.6m，再加望柱和测量误差因素，基本符合9.81m情况。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所记11.3m，较9.6m多1.7m，相当两端多0.85m，不足1间，但可能为抱鼓石长度，而且呈八字撇出。如此的话应是中间拱桥两道栏杆情况，8m桥长就可能是误记了或另有所指。

其次以《中国古桥结构考察》记栏杆全长10柱9间，南北八字各2柱2间，桥身长11.3m、6柱5间为目标，核算每间2.26m（寻杖长2m，对于天桥可能稍大，可是亦有气魄），合算1间约7尺（2.24m），5间合35尺约11.3m。按此推算，10柱9间63尺约20.16m，再加一个柱径15cm，2个抱鼓石各长不到1m，总长基本吻合22.25m。

不吻合的就是桥身长11.3m与考古发掘9.81m的误差如何解释？两者相差1.49m，半桥为0.75m，不大也不小，超出测量误差了。本文推测，四道栏杆中每道栏杆雁翅的南北距离不见得完全一致，极有可能所记数据不是本次考古发现的栏杆数据（当然考古测量也有误差），也不是历史记载有误，而是测定点的选取不完全一致造成的，两个数据可能都是准确的。

此外，还需要考虑坡度，以桥梁总长22.25m，一半为11.125m，并且按桥面高于地面1.5m计算，平均坡度为13.3%（7.5度）。现代室外道路最大坡度一般为10%，再大需要设置台阶；非标准的山路、停车库的坡道坡度很大，有的超过20%。如果天桥高2m，平均坡度为17.8%（10度），按先缓后陡设计，最大接近20%（11.5度），在古代也是可以走过的，不过通行车辆很困难，冰雪天气人车都无法通过，因此在旁边设置平梁桥就是必须的。

综合上述历史资料，可以判断天桥主体即中间为单孔石拱桥带栏杆，两侧为石平梁桥，外侧栏杆则时有时无，也有可能为石栏杆，栏杆则为10柱9间，桥身6柱5间。这样综合起来也就给人四道栏杆三幅桥面的印象。乾隆时期的天桥总长是否长达22.25m，值得怀疑。但可以推测此距离为起坡范围，栏杆则在桥身6柱5间基础上向外各延伸2间，总体为10柱9间带抱鼓石，这是一个合理推测。

历史文献的记载大部分应是正确的，只有三个关键数字记载可能有错误，一是天桥跨径5.6m，二是天桥宽度5m，三是天桥长8m，或是因误写传抄出错，或是另有原因。同时还可以判断石拱桥起拱位置就在发现的桥台第6层条石顶面，根据石拱桥形制可以推测天桥高度，并证明盖板石上的铁疙瘩应为石平桥的栏杆或固定栏杆的基础，这样的天桥实为6道栏杆，不过平桥内侧的“简易”栏杆如果存在过，也是紧贴拱桥栏杆，与其基本上合为一体，一般不好分辨。

3、天桥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高桥变为矮桥。

要看清天桥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必须回顾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九月二十一日，变法失败，二十八日，六君子牺牲。就在变法开始后两个月的八月十八日，顺天府尹胡燏棻得旨；到了九月初九日，胡上奏“为遵旨勘估天桥以南至永定门石路工程并加宽填筑土路现拟即日兴修事”奏折，其中提到天桥至永定门石板路宽度为1丈4尺（约4.48m），采用西山昌平白虎涧老山石，厚度1尺，以四灰六土工艺修筑；两边各填筑加宽1丈5尺（约4.8m）土路。（图15）

图15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九，顺天府尹胡燏棻“为遵旨勘估天桥以南至永定门石路工程并加宽填筑土路现拟即日兴修事”奏折（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义和团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中的英美军队攻入永定门。8月15日，慈禧太后“西狩”狼狈逃出京城。此后，八国联军强行凿开永定门西侧城墙，将芦汉铁路从马家堡车站（1897年建成）延伸到天坛西门，修建了天坛火车站，于1900年12月19日建成。这个豁口成为近代破坏北京城垣、在北京修建铁路的发端。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订后，10月两宫自西安启跸，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月8日，在马家堡火车站下车，乘轿“既入永定门，遵新修御道，缓缓而行”，然后经天桥、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最后回到紫禁城。

分析上述历史进程，幸好可以老照片为根据。因为按照维新变法推行新政，天桥以南至永定门石路工程在1898年开始修建，这项工程值得记载，应为北京实施新政的第一项重大的近代市政工程。对于天桥的修缮，奏折没有提出，推测在1860年修缮之后没有发生大的损害。紧接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此时天桥可能受到严重损坏，而且火车站修到了天坛，对于近代交通运输，高拱的天桥势必成为严重障碍。天坛火车通车9个月时，随着辛丑条约签订，清廷也必须提前做好两宫回銮进入北京城的交通安排。因为1900年6月至9月，前门大街一带商铺和箭楼、城楼被焚毁，街道、商店和民宅一片狼藉。到了1901年底，为迎接两宫回銮，正阳门在时间上“修盖”不及，只好在箭楼位置高搭彩绸牌楼三座以应景，此时修路修桥应是最紧迫的任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估计在1901年的下半年某一天，美国摄影师伯顿·霍姆斯坐着火车进入了北京城，下了火车来到了天桥，拍摄了天桥的第一张照片。（图16）

图16（a）火车通过永定门西侧豁口，自南向北进入北京

图16（b）可见石拱桥的弧面和坡度，栏杆有缺失。旁边的石平桥不清楚，外侧再无栏杆（自南向北进京方向，西侧栏杆）。

图16（c）可见天桥很宽，坡度尚不小，但可以连拉带推过桥（自南向北进京方向，摄影者就是坐的这几辆车过的天桥）。

图16 天桥最真切的摄影（1901年），摘自《从阿穆尔到北京到紫禁城》（《Down the Amur, Peking, The Forbidden City》，美国著名旅行家Burton Holmes（1870-1958）的环球影集的第九卷。

从照片中可看出，天桥为单幅，桥拱坡度变缓，车辆可以连拉带推过桥。此刻天桥刚刚完成主体结构和桥面的修缮，栏杆尚未配齐。虽然新法废止，但清廷继续推行市政“新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在京师设内城工巡局，初由一名亲王管理，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成立外城工巡局，督修街道工程，整修沟渠，开始了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03年初，天坛火车站及相关铁轨全部拆除，永定门西侧城墙豁口填补如初，火车道绕行城东部，车站移到正阳门东侧今正阳门铁道博物馆位置。

据张次溪《天桥丛谈》：“早年天桥，桥身甚高，能把视线遮住。若从桥南之尽处向北望，不见正阳门。同时，在桥北之尽处南望，亦不见永定门。桥东叫东沟沿，桥西叫西沟沿，沟身最长。俗名龙须沟。”此段文字应不是作者亲历，而是源自历史记载，因为张次溪于1912年才到北京，天桥已经降低了高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阳门至永定门一段，翻修马路，除原有石道外，更筑碎石路，并改天桥为小石桥。天桥南，地势凹下，汇为水坑。”对此另外一版本记为：“光绪三十二年推行‘新政’，京师设立工巡局，开始整修沟渠道路。为修整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马路，将原来路面上的大石条起掉，铺成碎石子马路，天桥桥身也为适应马车、汽车通行，垫高了桥头道路，坡度减缓。”后来的《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应是循此写到：“清光绪三十二年，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这条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也改建成矮矮的石桥。1929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1934年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的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一个地名，一直保留下来。”

可以发现似乎缺失了1901年的记录，更大可能是将1901年错记为1906年。显然《地名志》是抄自《天桥丛谈》或《天桥志》的某个版本，完全忽略了“垫高了桥头道路”。《天桥丛谈》所记“改天桥为小石桥”和“铺碎石子马路”的内容也值得怀疑年代是否准确。“改天桥为小石桥”，桥不是缩小了，而是变矮了，时间应在1901年；“铺碎石子马路”则应在民国建立之后；1906年只是“垫高了桥头道路”，故此天桥高度给人更加降低的感觉。

推测天桥在1901年改建，还有一张摄于1902年的天桥老照片可以为证（图17）。对于这张照片是否天桥虽然还有疑问，但从桥梁形制、电线杆的树立和远处建筑背景看，是天桥无疑。照片中的天桥不仅是单幅桥面，其两侧栏杆相当完整漂亮，单拱券顶部的拱心石隐约看出刻有螭状龙首，桥拱高度、坡度与1901年的照片几乎一致。英国作家裴丽珠在《北京纪胜》中曾形容天桥：“皇帝到天坛祭天，走过美丽的汉白玉天桥。”时间在1911至1920年间。如此完好的桥梁，特别在于其为8柱7间带抱鼓石的栏杆，与10柱9间的记载不一样，大概率是因为桥头地面垫高，为此减去了1柱1间，桥上还有拒马叉子，当为御路无疑，推测这是一张1901年底天桥刚刚修缮竣工之后的照片，即将迎接1月8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过桥。

图17 天桥老照片（1902年,[美]Didrik Carl Bildti摄影），栏杆8柱7间带抱鼓石，桥上有拒马叉子，当为御路。按人们穿戴和日影看，时间应在秋冬日落，自南向北拍摄。远处建筑屋顶与图16（c）中较为一致，以此亦可作为天桥照片的判定依据。

再看两张照片，一张可能介于1902到1909年之间（图18），一张拍摄于1909年的永定门内大街（图19）。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天桥及龙须沟北岸临街商铺建筑比较密集，招幌也多，南岸则比较空旷。这种空旷让人怀疑还是天桥吗？其实直到“光绪初年（1875年），桥南旷无屋舍，官道旁，惟有树木荷塘。桥北大街两侧，亦仅有广大空场各一。”到了1909年，天桥以南则刚刚繁荣起来，照片可见石板御路两侧都是临时性的棚子，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没有碎石路面。桥拱的高度与1901、1902年的照片很接近，均不是三梁四栏形制，且已经允许百姓车辆上桥行走了。

图18 疑似天桥照片（源自网络），从桥头电线杆看时间应在1902-1909年之间，南向北拍摄，桥拱不是很高。

图19（上为原图，下为局部放大） 1909年永定门内大街（刘阳《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南向北拍摄，图中路面拱起且比道路（御路）加宽处应为天桥，西侧一根电线杆与图18相同。

降低拱桥高度的办法，一是比较简单，可以拆除石拱券上面的侧墙（撞脸墙）和桥面填充材料，保证拱券结构不动；一是复杂一些，可以拆除石拱券，改为石平桥。1901年的变化具体如何，尚无记录。但根据考古发现的既存“门”形石梁构造，以及后来所记“穹窿形桥面”（见下民国八年记载），可以推测桥梁改造没有牵扯到下部结构，原来的石平桥结构没有被拆除，拱券可能此时也被拆除了，拱桥结构被改为石平桥，但保留了稍微拱起的模样，总体上相当于桥面有拱度的平梁桥。

根据上述分析，天桥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应该发生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年底，图16即为改造后的照片。当然也许1906年随着汽车进入北京又有改建，故此留下1906年改造的记忆。本文推测之所以出现记载差异，一方面，京都市营造局档案的记录可能是历史传承的“追记”，不是实录。二方面，乾隆时期一直为四道石栏杆，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攻占北京，导致天桥损坏，并进行了维修，维修时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天桥的屡次变化可能导致人们的记忆模糊，如将两侧平桥和中间拱桥合记为三头桥或三座单独的桥，加之清末降低桥面的改建，在外观上更加难以辨识，愈发巩固了人们来自书面的历史认知。

4、天桥的第三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民国十七、十八年（1929年）间，将桥拱改为平桥。

1915年，正阳桥上中间两排栏杆被拆除，1919年又经过一次大的改造。作为前门大街的延伸和第二座正阳桥，天桥即使有中间的栏杆也肯定在此间被去掉了。据《中国古桥结构考察》所记：民国八年（1919年）京都市营造局档案记载（摘要）：“天桥位于天桥南大街北口，跨天桥明渠上，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面呈穹窿形，两侧有节间式白石栏杆，每侧有望柱10根，栏板9块，抱鼓石2块。（其中）桥身上有望柱6根，栏板5块；八字栏杆各有望柱2根，栏板2块，抱鼓石1块。桥面上也有两道节间式白石栏杆，每道栏杆有望柱10根，栏板9块，抱鼓石2块，将桥面分隔成三部分。由于桥面隆起较高，是年改修桥面，拆去桥面上二道石栏杆，改修穹窿形桥面为平面。桥面改修后，桥面全宽22.80公尺，净宽21.70公尺，桥身长11.30公尺，全长22.25公尺。桥台两侧有燕翅墙，跨径5.60公尺。”

上述记载特指为1919年，但极有可能为抄录或追记，如10柱9间当在清末以前，但与最早的历史照片不符（图17、18）。其中“桥身长度11.30公尺”与现今考古测量的南北桥栏雁翅遗迹间距9.81m比较接近，其它尺寸当为桥头四点之间包含的桥宽与桥长，均为可信。“桥面隆起较高，是年改修桥面，拆去桥面上二道石栏杆，改修穹窿形桥面为平面”，其“隆起较高”可以理解比较高而不是很高。如果发生在1919年，说明此前至1901年之间，在桥面中间增设了两道栏杆（不是复建），同时将8柱7间增加为10柱9间，这个记载值得怀疑，或者错记，或者将桥身和桥堍（八字栏杆）的中间的转折（磬折）望柱重复计算了。桥孔“跨径5.60公尺”已如上述，应为记载错误。

1921年，天桥两侧的平桥已然扩宽很大，见民国十年（1921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的天桥，画图可能夸张些，但应是有意展现天桥东西两侧的道路。（图20）张次溪在《燕市旧闻》记载：“桥基作八字形，高出地面六尺，宽约七丈。”所记尺寸较为准确，高六尺约近2m是可能的，是指桥面至原拱脚即桥两边地面的高差。为了降低桥面高度，还有垫高相接的道路的措施，相当于填高路基，两边的沟岸地面、商铺门道还是低于中央道路的，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直到1934年，桥面还高于周围地面的。（图21）

图20 民国十年（1921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的天桥

《燕市旧闻》接着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修马路，将桥面落矮若干。十八年（1929）因行车不便，将桥修平。不久又将桥拆去。”1928年8月-1929年5月，正阳门外大街开始修建有轨电车，同时桥下明渠改为暗渠，天桥上部结构被拆除，暗沟穿过（考古证明实为利用）桥孔。前引《中国古桥结构考察》书中还记道：“排水暗沟是用石板铺底，城砖砌沟帮（壁），沟盖有青石和花岗岩两种石板，青石板是拆先农坛北墙的基石，花岗岩石板是拆珠市口至永定门石板道的石板。”据考古勘察，这种情况估计是指天桥东西两侧接出的一段暗沟，而天桥主体下面是直接利用原有桥孔花岗岩条石石壁，上覆的主要为该桥原结构条石，因为多数石块上都凿有银锭榫槽，不像路面用石。

5、天桥的第四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天桥消失。

图21 天桥照片，荷兰驻华公使夫人于1931-1934年间拍摄。天桥已经改为平桥，尚有一点坡度，栏杆也还保留着，但即将被拆除。注意中央栏杆的弧度较小，与两侧的栏杆不相匹配；转折（磬折）望柱在桥中以外第三根。另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引用图片注明1934年。

从老照片（图21）中可看出，天桥栏杆的中央一间的尺度和弧度与左右两侧不相称、不平顺，高度亦不等，最奇怪的是下面的华板呈现显著的弧形，而上边寻杖的弧度很小，说明有变化，变化前的状况可对比清末1901-1902年的老照片（图16）。

陈宗蕃在《燕都丛考》（1934年）引《顺天时报丛谈》记载天桥形式：“桥仅三梁，石栏四。”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1935年）里说道：“桥身甚高，能把视线遮住。若从桥南之尽处北望，不见正阳门。同时，在桥北之尽处南望，亦不见永定门。”陈所记桥三梁石栏四，张所记桥身甚高，都与民国初年信息难相符合，应属于对1901年以前天桥的历史追忆。1934年，为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在地面上不复存在。这张照片（图21）成为天桥的最后一瞥。

综合以上分析，天桥最为经典也是最为奇特的历史面貌就是乾隆时期的一拱二平复合式三幅天桥，其存在时间从1791年至1901年，持续了110年，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以三梁四道栏杆的三幅桥、高拱的石拱桥与两侧的石平梁桥形象留存。1901年之后改造频繁，变幻莫测，其中更是夹杂着国仇家恨，难以准确记录和呈现。

三、结论：匠心独运的天桥

从1931-1934年间天桥老照片中（图21），特别注意桥栏中央一间的弧形华板，其弧度相当大，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桥孔的信息。提醒一下，这表明桥孔以上接近桥梁中央的桥面弧度，但不代表桥面整体和引道的坡度也很陡。关于桥孔结构除了前面讨论的平桥与拱桥的变化外，重要的是桥孔尺度即桥梁跨径，而且关于跨径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有了相当大的差异。

前引《中国古桥结构考察》书中信息：“1953年，新建天桥东侧下水道，拆除天桥东北角的燕翅和局部桥台前墙。”1958年，上游排水干线改建，“将天桥的下部构造全部拆除。”“此次将两个桥台拆除。”这一记载有误，据考古勘察，天桥的下部基础主体完好，桥台条石前墙和砖砌后背坚固整齐，未见开挖和重新砌筑暗沟的痕迹。

与《中国古桥结构考察》信息的关键不同点是跨径，书中介绍天桥跨径5.60m，实际考古勘测的桥台净距仅有1.6m。如此跨径，在北京主要河道上已经小的不能再小了。按清尺0.32m核算为整5尺，尺度很是合理。那么，有无可能清末民初将桥孔改为暗沟时缩小了呢？此种情况可以排除，理由已如前述，天桥的位置和下部基础自清代形成以来没有变化。那么如此小的桥孔能够满足排水的需要吗？对此可以分析，一是“龙须沟”大名已然破题，显然作为南城的一条排水沟应该能够满足雨污水的排放需求，从区域情况看，上游来水主要在永安路沿线至虎坊桥一带，没有持续的较大的水源，况且天桥周边地势低洼，可以蓄流过量的雨水渐次排放。二是桥下沟深自考古发掘的桥台顶面至沟底深度有1.8m，这个断面应能够满足雨季排水的要求。

图22 对天桥拱券结构尺寸的估测示意图

本文推测天桥拱券应是半圆形，其半径一方面可由考古数据即桥台净距5尺（1.6m）得出为2尺半（0.8m），另一方面由1931-1934年间的照片作为参考推算，半圆拱的净半径可在0.8-1.0m之间。考虑到石拱桥拱脚设计除了与桥台金刚墙墙面平齐之外，亦有拱脚稍微退后的情况，如万宁桥桥台净距7.1m，而拱脚净距为7.3m，后退10cm。天桥不排除后退的可能，可以使得桥孔略显大气，估算其拱脚跨径可为6尺（1.92m），券拱半径则为3尺（0.96m），拱脚后退半尺（16cm）。如果在发现的第6层大条石顶面起拱，因条石顶面为原初地面高，低于现地面1m，拱券底则与现地面持平，加上券石高度和券上建筑高度，天桥桥面最高点估计高出现有地面约1m左右，相对清末地面则接近2米。

上述估测由方沟净距、石梁长度和桥梁改造后中央栏杆寻杖之下的弧形栏板为依据。本文的估测也是粗略的，仅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具体尺寸还应考虑透视关系的形变和其它可能性。上述估算已经较为宽松，误差不会大于2倍。所以无论如何跨径5.6m值得怀疑，不排除为1.6m的误记。若依据跨径为5.6m的数据，结合考古发掘的桥台顶面和地面高度，天桥桥面将高于地平面3m左右，高于历史地面约4m，显然是不合理的。

图24 清乾隆后期天桥复原模型（最新补充）

桥梁净跨仅为1.6m，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盖板石平梁不能过长，这是最重要的局限。说明在明代至康熙年间，因石梁长度决定了龙须沟宽度，最终修建了石平梁天桥。到了乾隆时期还是利用原有桥梁的下部结构，沟宽没有改变，拱桥跨径自然就很小了。既要拱桥又要平桥，而平桥受到石梁长度的限制，最终设计出“门”形构造，说明这就是有意安排的。再啰嗦一点，如果全部为平梁石桥，或者改造为暗沟，如此“门”形安排将使得盖板石梁不能并列平铺，如果再上铺石梁，属于叠床架屋，无形中对降低桥梁高度自我打了折扣，又增加了盖板结构和施工的复杂性。所以，完全可以排除后期改造的可能性，也不是后期为降低桥面特意加工的盖板石，更不是别处迁移而来的。由此亦充分证明，一拱二平的组合式天桥是在中轴线特殊位置、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下综合各种要素专门设计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天桥既遵从了天子的威仪，又顾及了民生的交通需求，充分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

本文是对北京天桥的历史形态、形制、结构和尺寸的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并根据推测数据以图片和三D打印模型方式给予展现（目前在香厂路泰安里文化中心“凭桥周览——北京中轴线桥梁展览”中展示）。本文为一家之言，仅供各方面参考。对舛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特别致谢北京市考古院和相关学者专家的支持帮助！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考古院《北京中轴线考古发掘报告（2021-2023）》之第二章桥梁遗址之第三节天桥，2024年12月.

[2]《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八《正阳桥疏渠记》.

[3]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九.

[4]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P63.

[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P156.

[7] 裴丽珠《北京纪胜》，王晓洁编，陈冬总主编,《译笔视通万里》,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P61.

[8]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P1290.

[9] 张次溪《天桥丛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3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