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桥历史结构与形制变化和复原研究（上篇）

2024-12-8 11:3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锐英张利芳|来自: 北京桥梁

摘要: 北京建筑大学王锐英北京市考古院张利芳特别说明：本文写成于2023年5月，经修改于2024年2月定稿，7月增加模型复原内容，因内容涉及天桥考古信息和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有关要求，需等待北京中轴线考古报告的出版，所以未 ...

北京建筑大学王锐英北京市考古院张利芳

特别说明：本文写成于2023年5月，经修改于2024年2月定稿，7月增加模型复原内容，因内容涉及天桥考古信息和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有关要求，需等待北京中轴线考古报告的出版，所以未能及时发表。近日欣闻《北京中轴线考古发掘报告（2021-2023）》正式出版，经商讨可以发表。特请读者结合考古报告阅读，考古数据以考古报告为准。因文章较长，特分为上下两期，本期为上篇。

摘要：本文根据天桥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对天桥的历史结构与形制变化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初步复原，指出天桥历史上发生过平桥改拱桥、窄桥改宽桥、拱桥改平桥、被拆除掩埋四次重大变化。其中拱桥时期为中跨石拱桥、两侧边跨为石平梁桥的“一拱二平三梁四栏”的独特组合形制。根据石平梁与桥台考古遗存，可以确定天桥净跨径为1.6m，天桥遗存的下部和基础为清代遗迹。

关键词：天桥；石平梁桥；石拱桥；复原研究

北京天桥历史悠久，这座天桥就是位于前门大街南端、永定门大街北端的老天桥。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对已经被废弃埋没多年的天桥的考古终于提上日程，经对天桥古桥遗迹的考古勘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天桥的结构与形制变化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复原研究，供各方面参考。

一、天桥考古概况

2022年11月下旬至年底、2023年4月上旬，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天桥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考古发掘（见图1、2和图11）

图1 天桥遗址考古发掘总平面图

图2 天桥遗址考古发掘总平面影像图

图3 天桥遗址石盖板方沟和管线分布图（复制）

图4 天桥遗址南半部石盖板方沟、南侧桥台和墙背青砖护墙、桥面下灰土基础

1、基本情况

（1）天桥遗址现存结构为东西向盖板方沟。（图3、图4、图5）

考古揭露区域南北长15.22m，东西宽16m，地下主体结构为东西向的盖板排水方沟，沟宽1.6m，深1.8m，清理部分东西长9.94m，残存条石沟壁长度11.61m（沟内测量）。南北沟壁墙体中部均为5、6层花岗岩大条石，西侧接青砖墙至上游现代排水沟，条石和砖墙体后背为石灰青砖护墙，基础为柏木桩。中心偏西位置有南北向电缆沟穿过方沟上部。方沟东侧为下游，接北、东北、东南方向多道现代排水沟，沟壁为条石、红砖和混凝土结构。

方沟之上揭露出19块盖板石，均为南北向跨沟铺设，长2.1-3m（8-9尺）、宽0.5-0.76m（2尺）、厚0.3-0.36m（1尺）不等，其上多铁银锭榫痕迹。其中有两块断裂，两块中一块已经塌落，一块上面再覆钢筋混凝土板。盖板石之上为现代沥青碎石道路结构，与路面高差约0.5-0.6m。

（2）考古发现南北两侧区域现代遗迹之下为灰土基础，距地表0.8-1m，之下为古代道路，距离地表深度分别约为1.4-1.6m、1.6-1.8m、1.9-2m。道路之下为生土，距地表3m左右。中部偏西方沟两侧均分布南北向石灰青砖墙，并与桥台台背石灰青砖护墙垂直交接，墙顶两端及东南位置发现桥栏雁翅（桥栏八字转角、转折望柱位置）砖基遗迹。北侧有现代管道沟占据大部区域。

（3）天桥遗址与北京中轴线和正阳门至永定门道路中心线（偏西侧）呈接近垂直交叉关系。根据历史地图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可以判断天桥桥址一直位于前门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点，南北向跨越东西向的龙须沟，相交道路和沟渠名称有变化，但位置没有移动。

2、重要发现

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三个现象对于准确认识天桥的位置、结构与形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大型条石砌筑的桥台主体结构，二是西侧一块石平梁与桥台条石的独特“门形”连接构造，三是桥梁栏杆雁翅砖基础遗迹及其平面尺寸关系。

1）桥台主体结构及其位置

盖板方沟墙体为天桥桥台金刚墙，东西向可分为三段（图5）：

中段，清理长约9.94m，应为早期金刚墙，大型花岗岩条石砌筑，石块齐整，砌缝通直，条石长2.14～2.8m，宽（墙厚）0.52～0.7m，厚0.24～0.3m。此段中部为6层高1.8m，靠西局部为5层高1.5m。

西段，桥台为石灰砌筑砖墙（12层大青砖），与条石墙体相接有上下通缝分界面，年代为清代（乾隆七年改砌砖沟，见后说明），上游接现代方沟。

东段，条石和现代混凝土结构混砌，分界明显但不整齐，长度1.67m（含中段残存总长度11.61m），下游接多条现代方沟。

石灰青砖砌护墙均为老城砖，墙顶高于花岗岩条石桥台约10cm。台背砖墙之后为分层填筑的路基，条石桥台和砖墙顶面与现地面高差0.8-1m。

图5 石盖板方沟内部自东向西拍摄，左为中段条石金刚墙，右为西段条石墙接青砖墙，青砖上部为条石压顶。

图6 石盖板方沟内部自西向东拍摄，中段条石金刚墙到达东段近端情况。

本次考古发掘天桥下部结构和基础主体比较完整，包括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筑的南、北两桥台金刚墙、台背砖砌护墙和施工基槽、木桩基础、砖沟遗迹，还有后期改造的盖板石及其银锭榫槽痕迹，南北两侧年代层次清晰的桥头引道基础等。根据基础痕迹和砌筑工艺可以判断天桥为单孔，桥下排水沟为龙须沟，下部桥台及其基础部分不早于康熙时期。

盖板方沟东西两端为后期改造，延续了原桥孔形状和尺度。同时在揭露剖面和探坑范围内未见其它桥梁工程痕迹，超出这个范围，无论相交叉的道路和河道均不可能平顺通过，故意曲折也不符合自然与经济规律，此处即为天桥古桥和龙须沟遗址。

2）石平梁与桥台条石的独特“门”形连接结构

在条石桥台西端的台顶位置，发现横跨在桥孔上的一块盖板石梁，长2.78m，宽0.6-0.66m，厚0.3m，两端搭接在5层条石桥台上，与东侧桥台墙顶的第6层条石齐平并垂直交接，两者之间嵌有铁质银锭榫，旁边还有一大一小两个铁锭（铁疙瘩），其锈蚀和牢固程度以及做法可以判断为清代。（见图6、图7）

图6（a）盖板石平梁（下横）与南桥台条石（上竖）银锭榫连接情况

图6（b）盖板石平梁（下横）与北桥台条石（上竖）连接情况

图6（c）南桥台盖板石平梁与台顶条石砌体交接要素标注图示

图6（d）盖板石平梁与桥台顶部条石砌体交接的侧面标注图示（桥孔中观察）

图7（a）天桥盖板石平梁与桥台顶部条石搭接示意图

图7 （b）天桥盖板石平梁与桥台顶部条石“门”形联结构造示意图

图8 天桥石拱桥与盖板石平梁桥组合桥体结构复原示意图

由铁银锭榫垂直连接的盖板石平梁结构，形成一条石梁横跨桥孔、两块条石分卧南北桥台顶部的“门”形独特连接构造，可以推测应是特意设计的，肯定不是光绪年代以来为降低桥梁高度、改造为暗沟后的产物，更不可能从别处迁移过来。尤其南北两侧如此完全对称存在，尺度与方沟跨径又是完全吻合，应是特别贴合这座桥梁下部结构的上部梁体，年代久远。如是如此，石拱桥的拱脚位置就可以确定在石平梁旁边的第6层条石上，银锭榫位置成为中跨石拱桥与边跨石平梁桥的交接处，从而构成一拱两平的组合桥梁。这个“门”形构造应是古老天桥的珍贵遗存，很有历史价值。（图8）

3）桥梁栏杆雁翅砖基础遗迹

考古发现栏杆雁翅砖基础3处，即南部东、西侧各1处，北部西侧1处。均为南北向。其中西侧南北两处位于现今电缆管沟东沿位置，垂直龙须沟，处于南北一线上。在其南北两端为呈外撇八字的桥栏雁翅砖基础，水平高度均与桥台顶面持平，距离地表0.85m。东侧靠南位置亦为呈八字外撇的桥栏雁翅砖基础，与西南桥栏雁翅在一条东西线上。以砖基础之间净距计，若为遗存桥体，其东西宽9.98m，以基础外墙线计为10.36m。桥栏南北雁翅基础遗迹之间为9.81m。因为桥栏雁翅不完整，所以估计桥梁长度更大。

按近代文章记载，天桥为三幅桥面、三梁四栏，4道栏杆应有成双作对的8处栏杆雁翅转角，现考古发现了3处，且西侧2处呈南北一线分布、东南1处与西南1处在同一条东西线上。按照对称性并以北京中轴线为对称轴，东西分布的两处栏杆雁翅表明桥梁的东西界限，其中心应为天桥中心线。但根据发掘遗址与中轴线的空间关系分析，偏离了约2.2m，按天桥的地位和作用似乎不可能如此建造，历史资料中也没有提及如此重要的信息。但不排除自嘉靖皇帝拓展外城起至清末，南中轴线和天桥中心的准确度与北中轴线相比有所下降或有意进行过调整，在此还是以考古数据为根据，关键的是与上述2个重要发现紧密相关。

第一，推测桥台金刚墙上的“门形构造”在东西两段应相互对称存在，同时“门形构造”内边缘为五层和六层条石变化分界，只要找到东侧的变化分界即可确定中间拱桥宽度。

第二，推测桥台金刚墙东西两段的条石与青砖竖直分界线也应相互对称存在，找到东侧的分界线即可确定两侧平桥的外边界。

但是非常遗憾，由于东段的排水沟改造非常大，没有发现很鲜明的非常整齐的分界结构（图6）。在东南栏杆雁翅基础的延长线与方沟南桥台相交点附近，也是方沟东段金刚墙尽端拐角处，尚为六层条石但各层似乎被“切断”并重新砌筑，也未见青砖墙体，此处为东段“门形构造”所在的可能性不大，应还要往东一些，正处于排水沟交汇中心。因此以东南雁翅砖基础为基点，向北延伸交于方沟向东延伸位置，以此确认为东段“门形构造”内缘即拱桥外缘，桥梁宽度即为9.98-10.36m（约三丈一尺到三丈二尺），桥梁中心偏离南中轴线约2.2m。再以西侧条石青砖分界线与雁翅砖墙基础也即“门形”内缘的距离2.71m推测，东、西两侧平桥宽度即各为4个盖板石宽度约8.5-9尺（2.72-2.88m），推测这是天桥初期的平桥宽度。

由上推测，一拱二平组合式天桥的总宽度约为四丈八尺—五十尺（15.36-16m）。这是否如民间传说中的5m宽，实际上是五丈被误记为5m了呢？再推想8m长若为八丈（25.6m）之误记，考虑桥堍海墁和牙石铺装，天桥的长宽尺寸倒也大致符合了考古数据。这只是一种对传说数据的合理推测，可作为参考。

石梁门型结构与南北砖基础处于同一条直线上，不是偶然，应有内在确切关系。加上三梁四栏定位点的发现，为判定天桥的特殊结构形制、空间尺寸提供了充分依据，使一拱二平的历史记载落到实处。

二、天桥结构与形制的演变和复原研究

1、天桥最初的形制为石板平梁桥。

根据考古复原天桥，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必要，也是今后准确展示天桥的需要。但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应该复原哪一个时代的天桥？所以先要捋清天桥形制的变化历史。

关于天桥的形象传说很多，比如元代和明代是否有桥？是木桥还是石桥？清代又是如何改造的？关于天桥构造的历史记载就更少了。可以明确的是最早的天桥形象是一座平梁桥，见于《康熙南巡图》中的描绘，一座矩形桥孔的平板梁式桥，两侧桥堍为坡道，桥孔很窄小。说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前，天桥就以梁式桥存在，具体为木梁桥还是石梁桥尚无依据，从图中可推测可能是罗汉栏板石平梁桥。如果复原康熙年间的天桥，这张图片就是原型。（图9）

图9 《康熙南巡图》（局部，1691年）中的天桥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工部·桥道》中记载了天桥名称：“雍正七年（1729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至广渠门内之路，亦著一并查勘具奏，钦此。遵旨。......再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为石路，以期经久。”此为天桥一名的最早记载。当时土路始改为石板路，于桥是否改动并不明确。后来乾隆七年（1742年）亦有天桥记录：“城外天桥东西及牛街、轿子衚衕等等处板沟，应改砌砖沟。”天桥下的龙须沟由木板沟改为砖沟，考古发现的方沟西段石灰青砖墙应为此次改造的遗迹，具体时间建于1742年。如此可判断考古发现的条石桥台金刚墙早于乾隆七年，作为天桥下部结构在乾隆初期以前就已存在了，或即为康熙平梁桥下部。

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周边地势比较低洼，故后来一些文献说到天桥显得比较高凸，应是相对于周边地面来说的。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上述考古数据，由近及远地推测，天桥周边地面比现今路面低0.8-1m（近代）、1.4-1.6m（清末）、1.6-1.8m（乾隆拱桥时期）、1.9-2m（康熙平桥时期）。

上述文献还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奏准：正阳门外至天桥一带大街，系南郊大祀经由之地，两边房屋均宜一律齐整，间有不能取直者，即骑沟（道路边沟）无碍，如遇毁坏，仍照旧基修盖。”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议准：“正阳门外至天桥以南一带石道，交街道官员不时稽查。一切民车，皆令由两旁土道行走。至两旁开设棚摊，不许有碍车辙，以利遄行。”可见中间御路为石路，两侧为土路，此时民车只许走土路。

天桥大街的御路规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夏言《南宫奏稿》中有一条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奏疏：“今南郊正阳门外直路，每遇郊祀，则有司率地方人先期洒埽刬治，岁以为常，实古人泛扫反道之礼也。况正阳门外正路乃系祖宗以来御辇经行，原无禁例。......今后长安东西两街并正阳门外大道，凡遇大祀车驾出郊，有司除道之日，先期旬日之内，官员人等俱令逶曲回避，不许抬马坐轿经行中道。礼成驾回之后，照常行走。”“照常行走”四字说明天桥以前一直是允许通行民间车辆的。到了乾隆五十年，为保护御路，也是为了凸显皇威，命令民车只能走旁边的土路，那么过天桥当然也不能走御路，天桥在平桥时期就可能划分为三幅桥面了。

2、天桥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由平梁桥变成石拱桥。

（1）乾隆年间及至清末，天桥形制变化考略

关于天桥有一篇重要文献，就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御笔《正阳桥疏渠记》碑文，其中说到天桥：“（正阳）桥之南为天桥，其南石衢直达永定门，则答阳黄道，荡荡平平，会极归极之宗也。”“今年上辛祭毕，爰命司工于天桥南石衢之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三。”这一年，因乾隆皇帝即位五十五年（1790年）和八十大寿双庆，决定提升正阳门至永定门御道规格，对天桥到永定门大街两侧至天坛、先农坛坛根的地形进行了一次大的整治，在御道两旁重修行车土路，疏浚了河道沟渠。碑文的注解中提到：“重车皆由正石衢以行，易致石弊”，说明南北大道上还是有重车行驶的，即使天桥也不会是高拱。此时为了保护御路，重申只许重车走旁边的土路，而重车也是难以行过高拱天桥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参见图10）

由此，这次变化带来了比较模糊的形制变化问题，而且涉及两种情形：

一是天桥到底是单幅桥面还是三幅桥面（俗称“三头桥”）问题？单幅桥面仅具有两侧的临水栏杆；三幅桥面是指桥梁结构为一个整体，但在桥面中央又分列两道交通栏杆，与正阳门的正阳桥一样，中央一道为皇帝出行专用御路。

二是天桥是否此时改为石拱桥？又是否中间为拱桥，两侧为平桥？或者是不是并列独立的三座桥？

图10 《正阳桥疏渠记碑》和碑文拓片

近代以来有文章说天桥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平桥改为石拱桥，或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修建天桥，但均不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动静大，且与道路水系关系密切。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师全图》中难见天桥形制。乾隆时期的另一张京城全图，从中可以看到颇为独特的天桥标志——三角形或梯形符号，分为左中右三部分，中间为拱桥、两边为紧贴中间的等宽平桥，如此可以将天桥的类型命名“一拱二平组合式三幅桥”，既不同于正阳桥的一桥三幅，也不同于完全分开的各自独立的三座桥。后续的《京师城内首善全图》（约1800年）、北京《首善全图》（1820年）、《清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1900年）等几幅地图，在一百多年中居然延续了此种独特的符号。一幅清代北京《中城东西沟渠全图》中的天桥，桥下为官沟，呈现三幅桥面四道栏杆形式，更加具象化。此外在《北京地理全图》（1865年）、《北京全图》（1861-1887）中的天桥符号虽然非常简化，但似乎按主路和辅路分为三幅。（图11）

上述几乎可称为独一无二的天桥符号无论复杂和简化，均可以认为应是紧密相邻的组合为一体的三座桥，完全可以排除认为是单独一座石拱桥、或是相互远离的三座桥梁的说法。

图11（a）清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天桥形制

图11（b）清《首善全图》中的天桥及碑亭（嘉庆，约1820年）

图11（c）《京师城内首善全图》中的天桥（嘉庆，约1800年？同治九年1870年？）

图11（d）《北京地理全图》（1865年），图中的天桥似乎按主路和辅路分为三幅

图11（e）《北京全图》（1861-1887）中的天桥似乎按主路和辅路分为三幅

图11（f）《清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局部（1900年）

图11（g）19世纪早期，北京《中城东西沟渠全图》中的天桥（左）和正阳桥（右），均呈现三幅桥面四道栏杆形式，但正阳桥的三幅拱形明显，天桥则显平直

（2）一幅被今人忽略和误解的天桥版画

有传说旁边的平桥为木板梁桥，亦有说为石板梁桥，但天桥中央主体为石拱桥确是准确的。清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卷之二十一记载：“近来郊祀，每用礼轿，不常用辇。用辇，则銮仪卫先行演习。一、二旬后，舁（yú，抬）者熟习，然后可用。又累土如桥状，屡登屡降以习之。因路经天桥也。”

该书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前，因其在道光期间已经为官外省，故关乎北京事迹多为嘉庆之前，可见天桥在1820年以前记为高陡，否则无屡登屡降之练习一说，亦可知晓皇帝是如何通过天桥的，无论坐轿子还是坐辇车，都是有相当难度的。辇车过高拱天桥难度更大一些，上坡需要向前推，下坡需要向后拉，以免车辆歪斜失控，还要保持皇帝宝座的平衡舒适。即使让民间车辆上桥，显然也是困难的。

至于两侧到底是木梁桥还是石梁桥，有一图片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证据，这就是1864年出版的《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的一幅版画，图中绘画应绘于1860年，近景为天桥，远景为正阳门，可见天桥桥面为微弧形石拱桥，桥面宽度大于南侧石板路的宽度。桥栏和桥头乱石有可能遭到破坏后正在维修中，其大背景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尤为注意的是被误解为桥梁南面分列东西两侧的乾隆碑亭的基础，应是天桥两边的石平梁桥遗迹。因为可以看到狭窄的龙须沟和条石砌筑的沟壁，西侧为一整块石板，东侧为横铺的条石，整体跨接龙须沟的两岸。此图为版画，建筑形象、比例和尺度不见得很准确，但内容和格局与真实背景相差不会太多，足以作为重要参考（图12）

从考古勘察情况的形制与结构分析，参考上述文献，天桥两侧为石平梁桥当无疑问，但不排除其内侧为石平梁、外侧曾经有过木平梁的可能性，由此给人以木桥的记忆。

图12（a）全图，图中近景为天桥，远景为正阳门，两侧为天坛和先农坛的坛墙

图12（b）西侧河沟与石平梁桥遗存

图12（c）东侧河沟与石平梁桥遗存

图12 《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ALBERT BERG: Ansichten aus Japan China und Siam: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版画（1864年）。另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引用图片注明1861年。

《养吉斋丛录》的记录晚于1791年改为拱桥30年，早于1860年版画40多年。由此分析，清中期天桥高度不应有什么变化，一方面说明版画中的天桥高拱被画家降低了，可能是为了突出远景中的正阳门吧；二方面可作为乾隆改为石拱桥的一个追溯记忆。有否可能在1860年将高拱降低了呢？这一点可以否定，因为直至民初的许多记忆，例如张次溪的《天桥丛谈》说到天桥还是高拱的。

但还有一个疑问：版画中天桥两侧石平桥与中间桥梁是相互分离的，与前述历史地图不一样，到底是真的分开的，还是画家有意“安排”的呢？这还需要考证。先提请注意桥梁的宽度估计约为相接石板御路的两倍多，永定门内大街石板路的宽度据历史记载为一丈四尺（4.48m），那么天桥的宽度则不少于二丈八尺（8.96m）或即考古测定的9.98m（三丈一尺多），考虑栏杆构造后外缘接近三丈二尺（10.24m）。

（3）天桥越变越宽成为北京最宽的古代桥梁

有一篇记录（源自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天桥往南至南坛门止石路一段拆修工程丈尺做法清册》，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文中记载：

“天桥两边石平桥二座，各桥面连海墁牙石长三丈四尺、宽三丈一尺。由平桥至天桥，沟盖石二段各长九尺五寸、凑宽三丈二尺。

现查石隙裂陷坑洼不平，今拟拆修。计豆渣石桥面搭石三十块，各长九尺五寸，均宽二尺六分，厚一尺，内挑换新石十五块。搭石两头豆渣石海漫四段横铺，计二十四路，每路均计六块，凑长二丈九尺，均宽一尺八寸七分，厚一尺，内挑换新石十二路。

三面牙石四十二块，凑长二十一丈四尺，宽一尺，高二尺，内挑换新石二十一块儿，凑长十丈七尺。

豆渣石沟盖儿十六块儿，各长九尺五寸，均宽二尺，厚一尺，内挑换新石八块儿。以上俱底面做糙，五面做细。其余旧石截头夹肋，刷面俱露明占斧。”

本文特注释说明如下：天桥两侧各建造石平桥一座（指东西边跨），两座桥面长度均按桥堍外沿海墁牙石外侧之间距离计算，总长三丈四尺（10.88m）。此海墁为桥堍道面铺装，牙石即其与道路相接处的块石，数据与考古9.81m和文献11.3m接近（各个时期牙石不见得齐整）。宽三丈一尺（9.92m），指桥面铺装宽度，指单侧平桥（未讲“凑宽”），桥宽9.92米。由平桥至天桥之间的沟盖石分为二段，即天桥东、西两侧各一段，为石平桥和石拱桥之间上跨龙须沟的盖板石，每段长九尺五寸（3.04m），指盖板条石的长度（跨沟）。凑宽三丈二尺（10.24m），凑宽指东西两段盖板石总宽度（顺龙须沟方向）合计，也即每段盖板沟长各为一丈六尺（5.12m）。下述豆渣石沟盖儿十六块儿为总数，每段八块*石块宽二尺=一丈六尺（5.12m），正合两段沟长凑宽三丈二尺（10.24m）。

豆渣石桥面搭石即跨沟盖板石梁三十块，长度同沟盖石九尺五寸，宽度稍宽为二尺六分。分为两座桥，每座桥宽各为十五块*二尺六分=三十尺九寸，基本合上三丈一尺（9.92m）的桥面宽度。

搭石两头豆渣石海漫四段横铺，即两座桥合计四处桥堍道面，均横铺六道条石，合计二十四路，每路均计六块（错缝铺），每处36块，4处合计144块。按每处六块*石块宽一尺八寸七分=一丈一尺二寸二分，一座桥南北两处合计二丈二尺四寸四分，加上中间搭石长九尺五寸、两端牙石各宽一尺，合计三丈三尺九寸四分，基本合上桥长三丈四尺。

根据上述数据，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发现石平桥与天桥名称有区别，狭义的“天桥”应确指中跨的石拱桥，两边跨就称为“石平桥”。

二是，石平桥与天桥之间有否间隔，看来有间隔，但此间隔不是敞开的河沟，而是石盖板沟，并且将拱桥和平桥联系起来，由此看出天桥形制曾经成为中间拱桥、两侧石盖板（名为沟盖石）、两端平桥（石梁名为搭石）的组合结构。石平桥是以搭石直接作为桥面的，盖板石规格结构与平桥搭石完全相同，历史上均作为桥面并接续加宽亦有极大可能。

三是，接入天桥的龙须沟早在乾隆七年（1742年）改砌成为砖沟，而清末的“沟盖石”和“搭石”长度均为九尺五寸（3.04m），又可证此沟宽度不会大于石板长度，今日考古测定方沟净宽1.6m应是历史遗存，肯定不是《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等书籍中记录的5.6m，也没有所记的条石雁翅金刚墙（即使有雁翅，亦不可能桥台为青砖而雁翅为条石做法）。考虑多次改造，是否先做砖砌窄沟并持续了150多年，1900年改造为条石雁翅宽沟并留下记录，民初再改为砖砌窄沟盖板成为道路，于今被考古发现，此种情况是不合情理的，完全可以排除。上述文献足以说明青砖桥台金刚墙（沟壁）确为乾隆七年（1742年）所建，亦说明条石金刚墙更早于乾隆时期。

四是，如果石平桥各有两道栏杆，中间石拱桥再有两道栏杆，组合起来就成为“三梁六栏”的天桥了，与各种历史记载完全不同，令人疑惑。下面的龙须沟也全部被盖住，因为两侧石盖板加上两端石平桥的总宽度为九丈四尺（30.08m），在没有计入中间石拱桥的情况下，其宽度已经接近号称北京最宽古桥的正阳桥了。如果中间石拱桥宽度按三丈二尺（10.24m）计，天桥组合结构总宽度将达到十二丈六尺（40.32m），大大超过了明清正阳桥。这样的数据已经超出大家的历史记忆了，也大大超过了《中国古桥结构考察》中的宽22.8m，净宽21.7m的记载。

上述国家图书馆的《天桥——清册》的这个记录可能是清末光绪年间将两侧位于“沟盖石”位置的原有平桥重修，同时在其外侧加宽增建“石平桥”，此时应该取消了所有栏杆，使得天桥及其左右范围如履平地。文中还有一个鲜明的证据，就是条石中刚好一半是旧石，一半是新石，显然是扩大了一倍的规模所致。

（《乾隆年间天桥形制复原研究》内容详见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