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太和门前石造构造特征解析

2024-12-17 18:0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锐英|来自: 北京参事室文史馆

摘要: 石阙像一个门楼，通高3.5米左右，分为三段，下段为两层阶梯石基，南侧配置两步踏垛，人可以蹬踏而上，显然是为方便安置和取用设置的；中段为须弥座，线脚齐整，仅有底座圭角饰卷云纹；上段为坐北朝南的单开间单檐庑 ...

石阙像一个门楼，通高3.5米左右，分为三段，下段为两层阶梯石基，南侧配置两步踏垛，人可以蹬踏而上，显然是为方便安置和取用设置的；中段为须弥座，线脚齐整，仅有底座圭角饰卷云纹；上段为坐北朝南的单开间单檐庑殿顶建筑，屋脊东西鸱吻相对，四条垂脊各有一只垂兽加三个小跑（走兽），屋顶之下四根八角柱顶托斗拱，房屋正、背立面造型对称，中央正间通透如敞开的门廊，门廊宽约32厘米、高约53厘米，高宽比1.66，东西两面均为闭合的双扇门。

斗拱形制四角均为角科一跳，面宽方向平身科两朵，进深方向平身科一朵，均为一斗三升。拱上还有正心枋、正心桁，屋檐带飞椽，筒瓦滴水。这里描述如此细致，是为了对比高大的太和门，说明小巧玲珑的石阙模型是缩小版的规制齐整、等级高、气度大的一座建筑，立于一人高的台座之上，给人如同天门般高耸天际的感觉，表现出皇家气派。现存的石阙，其上段似为明中期遗存，中段须弥座和下段则像清中期遗存或整修过的模样。

仔细观察石阙，在其正间门廊内侧屋顶处，设有横置的一道凹槽，对应的门廊地面位置似乎也有同样大小的横向凹槽，显然上下凹槽是为了安置一种如同书本一样的长方形扁平物件。根据石阙构造尺寸，可以初步判断，一是嘉量模型可能放不进去，对“国标”象征的度量衡来说，这个“房间”过于逼仄，显得有点“不像话”；二是上下横置的凹槽也不是安置嘉量的恰当构造，由此可以否定石阙为安置嘉量的判断。

太和门左侧石阙内部屋顶构造刘明月摄影

上述几点，已然说明太和门前的石匮不是放文书册宝的，应是放置粟米等五谷以象征粮仓，而且可能是一年一换，以新粮替换旧粮，表明太和门听政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民以食为天的农时农耕问题，如同现今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总是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大事，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传承。

再说石阙是否为嘉量。太和门前为什么不用日晷、嘉量呢？这就要说到颁朔大典了。要知道，太和门明代名曰奉天门，为皇宫三朝五门中的治朝和应门所在，是皇帝上朝听政的地方，其最隆重的功能就是每年举行的奉天承运颁朔大典。颁朔，是指每年岁末朔日颁布下一年度的历书，称为颁历授时，向来被视为国之大事，历朝历代此时都要举行隆重典礼。

早在周代，帝王常于每年岁末向诸侯颁布次年政事，诸侯祭告祖庙，受而行之。古代历书内容除按历法排列年月日和二十四节气时令外，还有指导农事、祭祀仪典、日常生活作息之宜与忌、良辰吉日等相关知识内容，历代均以皇帝名义颁发，民间多称“皇历”“黄历”。所记历法一般以一年为限，次年变更重新颁布。明代颁历地点就在奉天门，时间前后有所变化：洪武时为九月初一日，永乐时改为十一月初一日，万历时又改在十月初一日。其中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建都北京，紫禁城宫殿落成后的十一月初一日，钦天监进永乐二十年《大统历》。《明实录》记载：“上御奉天门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这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的首次颁历。清代颁历典礼于每年十月初一日在午门举行，历书称为《时宪历》。到了乾隆时，因避弘历名讳，改称“时宪书”，“颁历”则改称“颁朔”。

根据太和门的作用，可以看到颁布历书是此门最重要的仪典内涵，其门前的陈设必与最隆重的颁历仪典内涵相互配合。由此可以呈现两个鲜明的对应关系：

第一，历书与日晷相当，均为时间之法度，日晷为时辰，历书为日期，时间上为一日一年、一短一长，谋划长远当从日月星辰的运动和年、月、春夏秋冬及二十四节气时令的授时为依据。

第二，装存五谷的石匮与嘉量相当，嘉量为获取、量取，取自天地恩惠、风调雨顺的眷顾，当然是劳动人民的辛苦劳作，石匮为收藏储用，本身体积亦为嘉量之数倍，时间上也是一节气一年度、一长一短。

故笔者推测，太和门前左侧的石阙中置放的应是历书，当然不是纸质的书册，而是特殊材料如青铜、玉石、防腐的木板等刻写的历书。石阙正间门廊中的上下石槽构造，可以方便地将特制的历书安放到位和长期固定，正与太和殿、乾清宫月台上的日晷相呼应。太和门前右侧的石匮则放置五谷，与嘉量正相呼应。无论内涵寓意和方位规制，石阙与日晷、石匮与嘉量可说是完全等量齐观的，历书、五谷以物质实体显耀在太和门前，日晷、嘉量以时空量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显示在最高殿堂前，从形式和内容，均可视为北京中轴线文化的内涵表现，一切都是那样的规制谨严、统一协调。

乾隆皇帝有一首诗作

《十月朔日颁朔作》：

敬授斯称重，明时敢不虔。

龙杓弦望辨，凤阙典章悬。

尧帝羲和命，大清亿万年。

铜仪惟是在，稼政莫兹先。

布朔祯祥始，班和象魏前。

伊犁哈萨克，从此入华编。

首句，讲敬授民时很严肃重要，不可忽视不敬。次句，讲依据北斗七星测定时间，而典章即诗作主题之历书，要高悬凤阙即石阙之中，凤阙可理解为主要宫阙旁边的楼阙，太和门前的石阙正当其位。三句，希望大清承继尧帝传统，将授时永远传承下去。四句，铜仪是观象台仪器，可以认为就是日晷，以此确定准确时间，农时不可耽误，又与代表五谷的嘉量和石阙有所呼应。五句，今日布朔颁历开了好兆头，班和即颁布历法，象魏为宫阙，明代为奉天门，清代指午门。尾句，指中华历法施行天下，自今年起将伊犁哈萨克纳为华夏一体。其后原有注：

《时宪书》前备列各省暨外藩诸部节气及日出入时刻。平定伊犁后，特命何国宗率西洋人遍历西域诸部测量。今年始增入书颁行。

至于悬置石阙中的历书是什么模样已不可考，但考虑嘉量、日晷、石阙的保护程度，显然置于石阙中的历书材料很是珍贵，有可能是特制的木板、铜板或玉版，当然很容易被盗取。现今发现两块乾隆颁朔的玉版，可以作为参考。在颐和园仁寿殿藏有清乾隆时期由和珅书写的《御制颁朔日作》诗雕刻青玉板，单件高22.5厘米、宽13.5厘米、厚2厘米，重量约2千克。青玉板色泽莹润，光洁平整，琢磨精细。板面阴刻楷书和珅书御制诗，字体描金。虽然乾隆可能也不知道太和门前的石阙石匮的用途，但颁历之规制还是隐约有所传承的。

有学者提到太和门前的石亭，与天坛斋宫无梁殿前和先农坛庆成宫前皆称为“时辰亭”的建筑构造非常类似。据说时辰亭是用于钦天监官员摆放时辰牌的，牌子上写明举行典礼的时间以供皇帝参考。还有称其为“奏事亭”，作为大臣上奏时存放奏章之用。史书中有关于时辰牌石亭的记载，一是清《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五云：先农坛“庆成宫，南向……正殿前时辰牌石亭一”。这与实物相吻合。二是除了典礼掌时，在明代宫中报时也使用时辰牌。例如明刘若愚《酌中志·大内规制纪略》中记有：

天启七年（1627年），皇极殿工完以后……殿之后，为刻漏房，凡八刻水则交一时，直殿监官抱时辰牌，赴乾清门里换之。牌长尺余，石青地，金字某时。路遇者，必侧立让行，坐者起立，盖敬天时之义。

明代的皇极殿即后来的太和殿，刻漏房为明代内府职掌时刻之所，掌时太监负责每日整时报时。古代一个时辰分为八刻，每刻约为今日十五分钟。刻漏中的浮尺标记为水则，每过八刻，太监抱着石制的金字时辰牌在皇宫中行走至乾清门里，将上一个时辰牌替换。但显然时辰牌不可能放在乾清宫丹墀上的嘉量或日晷处，不仅无法安置，一尺长的牌子也很小，从使用方便看应该置于案头才对，是专门给皇帝皇后所用的。

如果说斋宫、庆成宫前的石阙有放置时辰牌的功能，且仅仅在春耕、冬至时令用于皇帝祭祀之时的提醒，这是说得过去的。太和门前的石阙与其形制虽然相同，但如此高大且与太和殿等处的日晷、嘉量陈设地位等同，显然用于放置时辰牌就没有道理了。这里倒是成为一个旁证，时辰牌显然与历书、日晷都是相通的，既然小小的斋宫、庆成宫石设与时辰有联系，太和门前的石设更应该宏大一些，与历书和颁朔挂钩应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后再说，故宫午门前还有一对日晷、嘉量，不过与太和殿、乾清宫前的放置位置正好相反，午门中轴线左（东）为嘉量、右（西）为日晷。至于为何相反，尚无历史记载。在此姑且认为其为有意安排，因为石造陈设的移动很是费事，即使倾覆毁坏，也不至于远距离相互更换位置。本文推测日晷在西，表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不我待，要惜时如金。嘉量在东，表示筹谋计划、公正公平。午门在清朝是颁历的地方，在明代和清代都是朝廷众臣上朝的第一座大门，陈设于此，有所警示，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