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幽州蓟城曾频繁为少数民族所占据,到了辽金时期,北京成为多民族聚居交融之地。从民族成分看,虽然汉族人口较多,但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其中,主要是契丹人,此外还有女真人、奚人、室韦人、渤海人等。流动人口很多,主要是士兵。北宋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燕京城内的居民,大体分为三个阶层。最上层的是皇帝、贵族、豪门和各种大官僚,中间阶层是一般的官吏、武士和文人,最下层则是广大庶民百姓。其中,汉人多以手工、经商、技艺为业;少数民族大多是士兵(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三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上层统治者的生活方式独具特色,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多种多样。趋同存异,是多民族杂居的饮食文化表征。 经过辽金两朝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北京形成了独特的人口与社会结构,与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女真族的传统食品进入到京城人的饮食结构当中,女真人偏爱的羊、兔、鹿、狼、狐狸、獐、牛、马、驴、犬、鹅、雁、鸭、鱼、虾蟆等肉品,以及助食食品面酱,同样为京城汉族人所喜食。七朝重臣许有壬在《至正集》卷三十二中云:“京城食物之丰,北腊西酿,东腥南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金中都的少数民族在大量吸收汉族饮食风味的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和食物样式。茶食、肉盘子、心血脏羹等是颇有女真特色的风味食物,蒜、葱等也是女真人非常喜爱的调味食品。 相较以后各朝,辽金时代的燕京饮食文化的民族特性尚比较明显,各民族饮食的差异性突出。在各民族努力坚守本民族饮食习惯的同时,燕京各民族的饮食融合也在不断发展之中,饮食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随着辽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北宋交往的增多,同汉人的接触日益频繁,契丹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成为普遍的现象,以节日饮食习俗为例,辽朝的许多节日、节气,如正旦、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源于中原文化。饮食风俗也多受中原文化影响,如人日(正月初七),北朝和唐代都有食煎饼之俗,契丹也有此俗,特别是朝廷庆典及皇室贵族,上层社会生活中,受中原礼仪和汉族饮食文化影响较大。 契丹的副食结构中,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等。许多食品都是饮食文化不断引入、交融的结晶。辽代,契丹人破回鹘,得西瓜种,学会种西瓜。金代,随着女真人向中原的进军,西瓜种植传到黄河南北。南宋人范成大赋诗《西瓜园》曰:“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凌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他在该诗自注中说:“(西瓜)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南宋范成大著《范石湖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随着金朝社会的不断发展,各族人的饮食也有所变化。女真统治者大量任用汉人参政,仿效汉制,实行许多政治改革。他们还将大批汉人从燕云、汴京迁往东北,同时又将大批猛安谋克户从女真“内地”迁入中原,形成女真人与汉人交错杂居的局面,为女真人汉化和汉人女真化以及促进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在生活方式上也互相影响。如金熙宗就是较早接受汉族生活方式影响的皇帝,“儒服,分茶,焚香”,无所不好,以致被一些女真贵族认为是已失去女真之本态。海陵王也喜好“象戏、点茶、延接儒生”(宋代宇文懋昭编《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上》)。 金沿袭了辽的节日制度,同样以汉族节日为依据。据《大金集礼》卷三十二记载,元旦、上元(元夕)、中和、立春、春分、上巳、寒食、清明、立夏、四月八日(佛诞日)、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都是金代官方承认的节日,且节日饮食与辽南京基本相同。 金代女真人在进入北京之初,还保持着肉食乳类为主的饮食特性,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与中都地区汉民朝夕相处,不久即“忘旧风”,主食上与汉民区别渐小,无非是稻、稗、粟、黍、麦、稷、菽、荞麦、糜等。面食常制成汤饼、馒头、烧饼、煎饼,米则做成饭或粥食用。 转变后的女真人饮食习俗带有明显的汉族饮食的特质,甚至到了“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金史》卷七《世宗纪中》)的地步。他们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高超的烹饪技艺以及科学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女真早期食品制作“或燔,或烹,或生脔”(南宋马扩撰《茆斋自叙》,见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粗陋做法,使得他们的食品制作也逐渐精细起来。同时,汉人的调味品也在女真人的烹饪中得到广泛使用,大量制作腌制类果蔬及肉制品是女真人饮食中的一大特点。元代无名氏编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专辟“女真食品”一栏,记录了“厮剌葵菜冷羹”“蒸羊眉突”“塔不剌鸭子”“野鸡撒孙”“柿糕”“高丽栗糕”等诸多女真菜品,虽说不上洋洋大观,但它既有冷盘,又有热蒸、糕点,烹调技法多样,展示了汉化后女真人的饮食风貌。 独具特色的女真食品不仅为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通、共存共荣的发展轨迹。 汉族在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杂居交往中,同样受到契丹、女真饮食文化的影响,饮食习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不仅改变了原来相对单一的主食粮谷的习惯,而且开始“食肉饮酪”。据《燕京风俗志》记载,北京地方风味小吃豆汁,乃是与北宋同期的北方辽国的民间小吃,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在原料、工艺、风味等方面都愈加精美完善。由于民族交流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燕京饮食文化。 辽代《 契丹宴饮图 》 fotoe 供图 来源:《辽金时期北京居民的日常饮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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