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概况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太行山、燕山，地理单元相对独立，其文化面貌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呈现多元聚汇的格局，直到晚商时期都未纳入中原统治。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西周初年，燕国的分封使北京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开启了北京地区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见证这一关键转变的考古发现便是西周燕国始封地——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洄城等村，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
琉璃河遗址鸟瞰 遗址于1945年被发现，为苏秉琦先生所辨识。1962年在邹衡等先生带领下首次进行试掘工作。20世纪70年代，遗址发现了城墙、护城河，出土了燕侯铭文铜器，被确定为西周燕国都城。80年代，墓葬中出土的克盉、克罍铭文确定了遗址为燕国始封地。90年代，居址内辨识出周人、商遗民、本地土著文化因素，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历史记载。遗址发现的带有“成周”内容的刻字甲骨、堇鼎中记载堇受燕侯之命到宗周觐见太保等铭文内容，不仅证明了文献中关于分封制的记载，也是西周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体现。
克盉克罍及铭文 工作背景和目标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遗址的保护工作，2019年起对占压遗址的董家林、黄土坡两村进行了搬迁腾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提上日程，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随即开启了同步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勘探工作。2021年开始，新阶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3 琉璃河遗址近年发掘区域实测图(1).jpg 琉璃河遗址近年发掘区域实测图 新阶段工作旨在提高北京大遗址价值阐释和保护利用水平，聚焦以往未解决的学术问题，为遗址公园提供考古学支撑。在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念指导下，市考古院牵头编制了《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和研究计划（2022年-2025年）》。长期计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准，成为本阶段考古工作的纲领。 工作目标是开展流域范围内的次级聚落调查，了解城址的直接控制范围，确认遗址是否存在外城，了解高等级建筑的位置、功能与结构，寻找燕侯家族墓地、进一步了解墓葬与城的分布关系。 团队组织和工作过程 本阶段考古工作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牵头，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等合作。发掘领队和核心团队人员稳定，充分满足了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2019年至2021年，工作的主要重心在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系统性勘探上，旨在通过区域调查和大面积考古勘探了解城市布局，建立北京首个大遗址考古“一张图”。 2021年，对董家林村的城内西北角进行调查和试掘，了解地层分布、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情况；对黄土坡村的墓葬进行补充发掘，通过精细化发掘，了解中小型贵族墓葬情况。 2022年至2024年，根据勘探成果，对城外勘探出的疑似外城壕进行发掘，以验证外城是否存在；对城内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建筑群进行发掘，以寻找城中最重要的功能区——宫殿区；对黄土坡村进行补充勘探，寻找并发掘燕侯墓地。 发掘过程中同步进行了多学科研究的样品采集、检测分析，以期通过传统田野考古方法与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人群与族属特征，复原古代社会生活。 考古新发现和收获 近年来勘探80余万平方米，发现西周时期夯土基址、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930余处。在内城中部偏北、内城内西北、北段外城壕和城墙、黄土坡墓葬区等地点共发掘3400平方米，发现墓葬52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处、大型夯土井2处、小型房址3处、灰坑等其他遗迹500余处，出土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遗物710余件。 外城墙和外城壕 以往考古工作已发现一重城圈，包括北城墙、东西城墙北段及部分护城河，其中北城墙保存较为完整，东西城墙南段及城址南侧被大石河冲毁，推测城址范围约60万平方米。部分学者认为该城址应有外城，但并没有找到相关考古证据。 本次工作通过系统勘探、整体揭露和探沟发掘的方式，明确了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存在。外城墙位于北城墙以北约350米处，方向82度，与内城北城墙方向一致。外城墙见于北段两处发掘地点，残宽6～9米，仅余基槽底部，为花土夯筑，残深0.2～0.4米。遗址东侧地势较低，外城墙东段可能已经破坏。剖面可见基槽底部和边缘均不规整，填土未见明显夯窝，可大致分层，每层10～15厘米。平面可见夯块迹象，平行于城墙方向的正中均可见一道缝线，每个夯块宽3～6米。
外城墙和外城壕北段 外城壕北段位于外城墙以北3～5米开外，平均宽约7～8米，最窄6米，最宽近12米，最深约2.8米。外城壕东段折向东南，与北段之间呈钝角。外城壕的西侧及东南侧与大石河滩地相连，应为大石河摆动所破坏，原长不明，已探明长度约1020米，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城址规模可达百万平方米。 外城壕边缘明显，壕内堆积可分12至16层。以城北整体揭露区为例：外城壕开口于探方内第6层下，被同为第6层下开口的西周中期平民墓葬打破。壕内第1～2层年代为西周中晚期，与探方内第6层的性状和年代一致。壕内第2～3层下有开口的坑，其中包括整牛祭祀坑，根据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结果，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壕内填土中还发现较完整的猪和狗，未见明显坑边。 外城壕内最底部数层有自然淤土，壕底近平、略呈圜底，西高东低，推测原有水自西向东流。外城壕东段淤土层较厚，有清淤的现象。根据打破关系、出土遗物、碳十四测年结果，外城壕使用年代约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废弃。
外城壕北段堆积剖面 内外城之间，勘探发现的西周遗迹较为密集，在配合性工作中还发现了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原始瓷片、卜骨、刻画兽面纹陶簋残片等高等级遗物，说明内外城之间还应存在重要遗迹。 外城的发现突破了学界以往对琉璃河遗址城市复杂性的认知。西周燕都的城圈结构并非一重，而是至少存在两重。2021年M1902出土作册奂器铭文“太保墉燕”中“墉”字意为筑城，与本次新发现的外城遗迹互为印证。 大型夯土建筑和大型夯土井 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内城中部偏北处发掘6处夯土基址。本阶段工作在当年发掘地点东南新发掘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处、大型夯土水井2处，在城内西北角调查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城中部偏北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JZ2地面部分破坏严重，仅存地下部分，基坑挖破生土，其内填土夯筑，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可分为三期。C期最早，为黄色生土夯筑，有分块版筑痕迹，夯块长2.1～3米，宽1～1.9米，最厚处约2.3米，夯层厚6～10厘米，夯窝直径2～4厘米，疑为集束木棍所夯。B期东边界与C期相同，可能是扩建行为。本期夯土为青色黏土与黄色生土交替夯筑，青色黏土为该地点地下5米所见，可能来源于挖掘水井所获得的生土，侧面证明了JZ2与周边水井的营建是同时的。A期最晚，夯土版筑现象不明显，夯层厚10～15厘米，包含大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夯土质量明显下降，出土最晚的陶片年代为西周中晚期。
大型夯土建筑区平面正射影像 JZ2正南方和东北方各有一大型夯土井HJ3、HJ4，井深逾10米。井外土圹内的夯土范围近圆形，面积532～560平方米，规模巨大。HJ3井口已塌毁，直径约3米，井外地面铺有大小鹅卵石。井口外东北有柱础2处；西南有南北向立石带3条，间距2.4～2.5米，可能为道路包边；东南有一水池，北侧、西侧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整体呈圆角长方形，壁面斜直，池底池壁铺有整齐的大块鹅卵石。该水池东西残长7.5、南北残宽4.5米。HJ3西侧有一马坑打破夯土边缘。打破HJ3的遗迹内出土铜容器陶范、卜甲、卜骨、原始瓷片、板瓦等重要遗物。 HJ3和JZ2夯土基础上的垫土相连，应具有成组关系。大型水井应是建筑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型建筑共同设计、同时使用，大型建筑外或有配套的井亭、水池、小路等设施，或为宫殿区景观。打破HJ3的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红烧土墙块、墙皮等，可还原出建筑曾经火灾的过程。
大型夯土井HJ3附属设施和祭祀坑 内城内新发现10口大型夯土井，夯土直径均在前所未见的15米以上，部分存在配套设施，在城内分散分布，间隔150～250米，或可视为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遗址内地表破坏严重，道路可能不存，大型水井的分布可能为探索遗址的城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夯土建筑区出土卜甲卜骨、陶模陶范 燕侯墓地和贵族墓葬 以往工作中，燕侯及夫人墓葬仅发掘M202和M1193两座，燕侯墓葬的数量、位置及与其他贵族墓葬的排列关系等关键学术问题均不明。 本次考古工作共勘探出10座带墓道大型墓葬，地点紧邻M202和M1193，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其中“甲”字形单墓道墓葬6座、“中”字形双墓道墓葬2座、不规则墓道墓葬2座、车马坑11座。周边有附葬的小型墓葬，未见围沟。 新发掘的“甲”字形墓葬M2401墓室开口长7.7、宽6米，墓室的东北、东南、西南各有一处“土道”，南侧两处土道联通墓道与墓室。墓道与墓室基本同宽，最长处约8米。墓室被盗扰，椁室顶部距地表深7.6米，可见保存较完好的椁木，椁盖板东西向平放于侧板之上，北、东、南、西侧二层台宽约1.3、1.6、1.1、1.7米，椁室宽约1.6米。二层台上全部铺席，正北、东北方向经盗扰，可见铜锈，原应放置铜器，东北角放置漆器，正东处放置一套海贝和铜器组合的马辔饰，南侧二层台上无器物。
M2401发掘现场 M2401的“土道”类似此前见于M1193的“斜角墓道”，在本阶段勘探中多有发现，其深度远小于墓室和墓道底部，“斜角墓道”内壁有向心型柱洞，应为建筑墓葬时的施工遗迹。 燕侯墓地位于黄土坡村现存地势最高处，历年发掘的中小型贵族墓均围绕其西侧、北侧、东侧分布，尤以北侧地势宽广，数量较多而分散。 本阶段在燕侯墓地东侧边缘新发掘墓葬5座。其中小型贵族墓M1902保存完整，为一座竖穴土坑墓。墓圹南北长3.5、东西宽2.1米，方向352°。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铜尊、卣、爵、觯、鼎、戈、短剑、钖、箭镞，陶鬲、簋、罐等。其中5件铜容器同铭，铭文载有“太保墉燕”的重要内容。该墓填土内有殉狗，腰坑内有殉狗，随葬动物左前肢，出土大袋足无实足根鬲，铭文内容出现日名，具有浓烈的商文化因素。
M1902俯拍照片
作册奂器组合及“太保墉燕”铭文 平民墓地 遗址以往发掘的墓葬多为贵族墓，没有较完整的平民墓地材料。与贵族墓葬集中分布于内城东南侧的高地有所不同，本阶段新勘探出了多处小型平民墓地，呈团块状广泛分布于内城外东侧、北侧。 首次在城北方向发掘西周中期平民墓地，发掘西周中期小型墓葬33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绝大多数为南北向。葬具多为单棺，少数为一棺一椁。墓主人男女皆有，绝大多数为成年个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多为单鬲或鬲、簋、罐的陶器组合，仅一座墓随葬铜锛、凿。部分墓葬在腰坑内或在填土中殉狗，有随葬动物左前腿的现象，具有较为浓厚的商文化因素。
城北平民墓地部分墓葬分布 多学科研究成果 发掘过程中，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人员同时在场，共同研判文物保护方案、决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样计划，使多学科工作与考古学深度融合。目前已开展的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方向包括现场保护、实验室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有机质残留物分析、铜器溯源、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等，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在复原古代社会的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饮食习惯与生业模式 目前琉璃河遗址植物考古浮选获得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辅以大豆和红小豆，少见麦作遗存。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的农业结构仍为较典型北方旱作农业。根据动物考古研究，遗址先民食谱中的肉食以猪、牛、羊等哺乳动物为主，同时发现有鱼、蚌等用作肉食，祭祀动物则以牛居多，羊、猪、狗次之，偶见马牲。根据稳定同位素分析，黄土坡墓葬区的中小贵族墓墓主人的食谱与城北平民墓地墓主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遗址存在外地迁入的个体，同一个个体在迁入前后的饮食习惯相对稳定。这为了解遗址本身乃至西周初年封国迁民的人群饮食内容、不同等级群体之间的饮食差异提供了宝贵信息。 各类遗物的检测分析 与发掘同步开展的还有各类无机质、有机质文物的检测分析。琉璃河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比值与洛阳北窑铜器作坊的同类型器物接近，可见其工艺传统与周王朝中心成周一致。本阶段更是新辨识出各类有机质遗物，如M1902的棺木为一整棵木料制成，经鉴定为松科松属，基本判断为松木；再如M1902出土作册奂尊内壁有竹编，应为过滤之用的竹篓子。对于无机质和有机质遗物的鉴定和分析，更精准还原遗址生产生活细节的同时，还为下一步讨论手工业操作链、铜器矿料来源，复原古代生产生活方式等提供材料。 年代学研究 常规测年工作的基础上，本次工作对重要单位进行了高精度定年的尝试。对M1902的墓主骨骼、牙齿样品及墓内各类动植物遗存分别进行了取样和碳十四年代测定。基于人体不同类型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发育时间和组织更新速率差异，建立起单个墓主个体的“人骨系列样品”模型，计算得到墓葬形成年代的最大概率区间为1045-1010BC。结合墓内“太保墉燕”的铜器铭文，该年代结果可增加对于燕国始封年代及燕都建城历史的认识。这种样品选择和模型设计是年代学研究思路中的创新，这种样品选择和模型设计首次系统应用于年代学研究领域，是高精度定年工作的重要创新。 古DNA研究 城北墓地排列有序、保存良好，本次工作对其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目前已完成17个个体。在9个男性个体中8个个体的Y染色体一致，而17个个体中共有11种线粒体，判断该墓地的家族关系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的。 这片墓地辨识出两组三代家族，可复原兄弟三人及其妻儿的亲缘关系。每个核心家庭埋葬相对集中，兄弟三人的家庭埋葬位置接近，推断其生前的社会基层组织单元应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拓展家庭。研究还发现其中一对夫妻存在三级亲缘关系，属于近亲结婚现象。本次高分辨率的古DNA研究工作，是复原古代家族关系、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 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外城的发现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圈结构，改变了遗址城市布局、规划设计的认识。内城外郭的城市布局反映了中国早期营城建都的理念，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与中心都邑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统治、边疆治理的有力见证。 成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揭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不仅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内布局结构，更为研究西周封国都城的城内构成要素提供了关键材料。 城内新发现的大型夯土井，可能是西周时期华北平原的先民为应对冲积平原粉砂土易垮塌而做出的适应。不同于以往以道路、水网的分区体系，大型夯土井在城内分散分布，为探索西周时期的城市单元提供了新的视角。 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中重建古代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保护展示和利用 2022年，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3年，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在琉璃河挂牌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8家单位共建，是“大考古”思路指导下的首个区域考古联盟。 2024年6月至7月，中美合办的“琉璃河田野考古国际学校”首次在遗址举办，4名国际学生参与了为期4周的理论课程和实践工作。国际学校获得了学员和主办方的一致好评，是北京考古迈向国际化、向世界传播中国考古学的关键一步。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雷兴山表示，在西周封国遗址中，同时拥有城墙、诸侯墓葬、甲骨文等要素俱全的只有琉璃河。新的工作开始后，考古队明确以聚落与社会为指导思想和研究目标，在文化、聚落和社会等方面都有突破。西周中期的确认，为京津冀地区西周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填补了空白。外城、大建筑区、大型深井的工作，使我们对于燕国都城的聚落范围、结构与形态有了突破性认识。 供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执笔：王晶 安妮娜 曹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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