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半生叩问楚都，却在暮年时「半路出家」解码北京

2025-3-25 11:4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张嘉|来自: 天天副刊

摘要: 作为曾经的楚文化专家，王光镐在退休之后却“半路出家”，将目光投向了一座更为宏大的城池——北京。从先秦楚墓到元明清都城，从武汉大学讲台到“北京学”的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部流动的“文明史”，串起了长江 ...

作为曾经的楚文化专家，王光镐在退休之后却“半路出家”，将目光投向了一座更为宏大的城池——北京。从先秦楚墓到元明清都城，从武汉大学讲台到“北京学”的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部流动的“文明史”，串起了长江文明与燕京文化的千年对话。

王光镐历时八年完成的《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于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很快销售一空；一年后，第二次印刷；2023年6月，经过作者修订压缩15万字后，第三次印刷。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王光镐表示，作为一个自小生长在北京的老考古人，借助考古资料来深入探讨北京的历史文化，是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过了八年离群索居的日子，当然很高兴这部作品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但他也十分清楚，“人们喜爱的，并非我这部‘北京学’的草创之作，而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超凡绝伦。”

如今，年近八旬的王光镐还在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著书，据悉，其新作《北京城的历史密码》已完成，将由华夏出版社于今年四月出版。王光镐表示，这几年来，他经常能听到一种观点——对北京历史文化本质属性和独特地位的全面揭示，一定会大大提升北京的国际知名度，提高北京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甚至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他对此深信不疑，但同时也深知，从学术成果到社会资源的转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梦想的实现，关键在于有更多人了解、关注北京历史文化，由此群策群力，携手共筑这座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圣殿。”他还谦虚地对记者说：“你采访我，不用落脚到我身上，要落脚到北京，我个人真的是无足轻重。”

与恩师邹衡（右）在一起

作文考了满分

被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

王光镐194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系）主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等职，著有《楚文化源流新证》《当阳赵家湖楚墓》（合著）《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商代无楚》《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黄帝地望诸说考》《黄帝史迹的研究与北京地区文明的起源》等著作。

王光镐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1966年，他还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但时代浪潮席卷而来，他的学业和家庭生活陷入困境。19岁的他，随着知青大军奔赴内蒙古草原，开始了艰苦的插队生活。

1971年，停办了五年的大学恢复招生，但只招收“工农兵学员”。与正规大学生不同，他们由基层推荐，而非高考录取。但1973年是个例外。当时邓小平复出，推动恢复高考，那一年的学员虽仍需基层推荐，但必须参加正规考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王光镐就是1973级的学员。

在临考前两天，王光镐才接到通知，让他去参加考试，虽然没有时间复习，但对于他们这些“北京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来说，考试算不上太大的挑战。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作文考试，“题目是《记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写完时，交卷时间已近，我抓紧时间浏览一遍，竟被自己的文字打动了，两眼止不住泪花滚滚。”结果这篇作文是他所在的整个知青点分数最高的，得了满分一百分。因为这篇作文，北大专门去招他，最终，王光镐于197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其实，相比于历史领域，王光镐最初对理工科更感兴趣，还曾梦想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数学成绩尤其出色，高考志愿也全是工科院校。可命运却开了个玩笑，他被考古专业录取了。不过，理工科的思维底色反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秘密武器”，使得他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系统分析能力，还有跨学科的创新视角。

王光镐

因邹先生“一颗核桃三种人”的指点

窥见了考古学科的奥秘

1976年，王光镐毕业，原本应该留在北京，结果那年武汉大学创办考古专业，派教师到北大招人，王光镐的恩师邹衡推荐了他，王光镐因此去了武汉。

遵循邹先生的教诲，1980年，王光镐钻进湖北当阳玉泉寺的深山老林，用四年时间整理当阳赵家湖出土的297座楚墓。“这批楚墓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共计1230余件。我师法邹衡先生，领着一个学生和宜昌博物馆的五位小姑娘长居玉泉寺，粘陶片、画线图、排陶器，渐渐悟得楚墓分期及楚文化的精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楚文化源流新证》一书，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邹先生曾对王光镐说，学考古犹如啃核桃，一层硬硬的外壳千沟百壑，挡住了不少人；内层的果仁也很难完整剥出，这同样难住不少人。以这两大层次划分，考古界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赏玩核桃的，终日摩挲核桃，摩挲得油光锃亮，既是秀核桃，也是秀自己，这部分人说是考古，但实际上一辈子也没深入进去，仅得皮毛而已。第二种是敲开硬壳进入了，却陷在核桃仁的沟壑里跳不出来，一生都沉湎在有限的田野资料中，既不能通过宏观比较真正认知手中的资料，也无法通过科学整理把考古资料变成可以开口说话的史料。

第三种人，就是通过努力实现了“进得去出得来”的双重突破，从考古学的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所谓进得去，是要通过最基础工作的身体力行和仔细感悟，深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堂奥，认真领会其中的复杂与精妙，以此来掌握解读考古资料的特殊密码。所谓出得来，就是要通过不同层次考古学文化的横向比较，对手中的资料加以甄别，判明其共性与个性。更为关键的是，在完成了对考古资料分期、分类、分区的科学整理后，要结合历史的研究把它上升为史料，使之为复原历史服务，这才是考古学的终极目的。

王光镐表示，邹先生这个“进得去出得来”的解析，和对考古中人三种境界的划分，使他茅塞顿开，一下子窥见了考古学科的奥秘，这也让他终生受益，成为他治学的方向。

受两个“刺激”

开始研究北京历史文化

在武汉大学的十五年，是王光镐的黄金岁月。他感恩刘道玉校长的破格提拔，更醉心于楚文化的考古研究。他笑言：“那段时间我干得风生水起，教学和科研都收获满满，学校也特别照顾我。”

遗憾的是，因为家事，王光镐最终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此后，他先后担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等职，但这些大多是行政工作，考古研究只能退居“副业”。

那时，王光镐手里握着三块“金字招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因此，在临近退休时，不少人找上门，邀他加入文物鉴定行业，甚至开出了“不用上班、报酬丰厚”的顾问职位。但他都拒绝了，选择在家写作。他回忆道：“2006年8月，我开始研究北京，2007年初退休。如果不考虑收入，写作是最适合我的退休生活。”

而说起为何开始研究北京，王光镐表示，继续研究楚文化，对生活在北京的他来说，多少有些不方便，他笑说研究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受了两个“刺激”。

第一个“刺激”发生于1998年夏秋之交，王光镐随赴美考察团来到奥兰多的迪士尼。这里有个“中国城”，全是中式古建筑和园林，还反复播放一部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拍摄的黑白纪录片。影片时长约二十分钟，画面里有故宫、胡同、四合院、风筝，还有胡同里跳皮筋的孩子。

看完片子，王光镐正出神，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拦住他，问：“你是中国人吗？”在得到来自中国北京的答复后，她又问：“为什么在我们西方人的眼里古都北京如此神秘？她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太大了，王光镐有些为难，他斟酌再三回答说：“中华文明和古都北京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北京城外有长城，你们在长城外看不清。现在好了，有飞机了，只要你们乘上飞机越过长城，踏上北京的土地，一切就不再神秘了。”这番外交辞令，其实什么也没回答，那位女士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虽然是很小的插曲，但这番对话深深印在王光镐心底，“我研究了大半辈子中华古文明，也生活在北京，但我真的了解北京吗？仔细想想，还真的说不清楚。”

第二个“刺激”是他一次参加会议时，一位朋友，也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位专家，和他调侃说，“这么多人都在研究北京历史文化，你就别再研究了，还是去研究你的楚文化吧。”

朋友的调侃之语反而激发了王光镐的“斗志”，他从2006年年中开始动笔，到2014年出版，历时八年创作《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起初，我以为写20万字，花两年时间就能把问题说清楚，但真正深入北京历史文化的全貌和人类城市文明的宏大叙事之后，才发现自己仿佛踏入了一片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其天地之广阔、视野之深邃、资料之繁复、观点之歧多，无不令人愕然。”

就这样，王光镐没想到自己竟然写出了71万字，“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在未做任何推介的情况下，居然获得不少好评，一年后便售罄再版，让我很欣慰。”

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

北京无愧“天下第一城”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第一次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做了系统、深入、全面的纵向剖析，也第一次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特异性做了大视角的横向比较。王光镐在书中提出，具有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发展特性的北京历史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不仅绝无仅有，而且独树一帜，是高踞于人类城市文明之巅的“人类文明圣殿”。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从上古时代走来并且始终永葆大都市地位的城市，堪称“天下第一城”；它同时还是不折不扣的“东方第一都”，在它红墙绿瓦的深处，蕴积着极为丰厚也极其深刻的东方文明内涵。

被誉为“世界史之父”的英国学者奥古斯特·施吕策尔说：“人们能够了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条街道，但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或缺乏宏观的眼光，那么，就不会具有对这座城市的整体感。”王光镐认为，以北京历史文化之令人瞩目，历来的研究成果洋洋大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因为缺少了宏观的考察，古都北京至今“没有一个总的图景”，于是也就无法取得相应的整体感。

既然是考察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就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也不能只停留在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段，而应纵览它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一地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才能反映该地的客观发展规律。

正确识别一地的历史文化特征，单靠纵向的观察是不够的，还要靠横向的比较研究。王光镐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判定北京历史文化特性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只有把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宏观背景下，通过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才能把它的特征甄别出来。反之，如果单纯就北京论北京，孤立地看北京，反而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王光镐看来，最关键的横向考察首先是要跳出北京小平原的拘囿，把北京放在整个燕山大地中，通过燕山南北各主流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交往与互动。第二个层面的比较，应当是同类城市的比较，将北京和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郑州、安阳这些古都做比较。第三个层面，则是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特性与世界各大文明古城做一横向比较。

纵向、横向的考察看似简单

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

以纵向的考察为经，以横向的比较为纬，由此逐步展开的，无疑是一部北京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贯穿于其中的红线，就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纵向、横向的考察看似简单，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王光镐认为最难的是四点：

第一是要打破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科界限，努力实践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的，其意是要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文献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来综合考察和复原历史。

第二是要打破专业人员按时段研究历史的局限，作出纵观全程的跨时代考察。倘若不打破这种局限，不仅无法对历史做出全方位的观察与思考，更难以在融会贯通中凝练出一个文化的灵魂，当然也不可能在一气呵成中实现作品内在的完整性。

第三是对北京历史文化发展过程、模式、趋向的系统性考察，不仅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更需要系统性的思维。王光镐说：“这种系统性思维要求我们把北京历史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乃至历史人物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全面理解与把握北京历史的进程，将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一炉共冶。”

第四是在全面考察北京历史文化的属性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性问题也要予以澄清，比如摒弃传统史学中的“中原中心论”影响，客观公允地看待每个区位特有的优势。

问及创作这本书最难的地方是什么，王光镐告诉记者：“我原本的专业是先秦两汉，研究楚文化也集中在先秦时期。所以对后面的历史，我其实并不熟悉。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全新探索。”

王光镐说他最喜欢的两本历史书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他们对学科历史的打通，对于横向纵向的勾连，也正是他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方法。而这两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创新，更在于它们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究竟是“分立的文明实验”还是“交织的人类命运”？这一追问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王光镐欣喜于大家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但在他看来，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未达到“对一座城的整体认识”。“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地趋近，但并未终结。我今年78岁，不一定能看到最后结果了，但我坚信对于这座城的整体认知，终有一天会到达。人的认识是无穷的，不能说这就是终极目标，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一旦达到后，对全球城市特征的研究将是一个大的突破。文明对话从不嫌晚,‘北京学’不该是地方志，而应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密钥。”这些年他身体力行，除了刚刚完成了26万字的《北京城的历史密码》，还一直奔走在宣传北京历史文化的第一线。

采访结束后，与王光镐老师一起走在北京的街头，记者夸他身姿挺拔，走路健步如飞，年轻得像五十来岁，他笑说，这或许与常年在野外考古有关，而沉浸在历史文化中，更让他内心年轻，“因为我们发掘过去，本质上是在时间的褶皱里寻找解答当下的密码，也是为未来绘制导航的星图。历史并非凝固的遗骸，而是流动的河床。历史真正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我们身后的镜子，映照出所有走过的歧路与辉煌；又是前方的棱镜，将单一的现实折射出万千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