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民调”中的北京社会问题

2025-5-26 10:0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杨建民|来自: 团结报文史e家

摘要: 1922年11月14日，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第14个成立纪念日。为表达庆贺，学校各部，各学系按照旧例，将他们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陈列展览，供人们浏览评说。学校新成立未久的“心理实验室”，也 ...

1922年11月14日，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第14个成立纪念日。为表达庆贺，学校各部，各学系按照旧例，将他们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陈列展览，供人们浏览评说。学校新成立未久的“心理实验室”，也在当天大开门户，向学校及社会各界展示它的意义和价值。为了扩大影响，实验室同仁除去把他们研究所得的多种心理测验方法展示外，部分还进行了实际演练。最突出的，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测验表格，现场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希望以此“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

这份表格设置颇为简洁，值得照录：

《民意测验》敬请答复

1、你赞成女子参政吗？

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选举谁做下任大总统？

3、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

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

5、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

6、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样应当先改良？

7、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什么？

8、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什么？

民意测验的精心设置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去，这份“民意测验”的设置也是具有相当水准的。首先，它设置的内容较广泛，从中可以反映人们部分精神内容及现实看法；再，所提问题使人们有兴趣；三，回答问题较容易。除去这些前提条件，测验者在现场，也做了合乎现代心理测验的安排。他们专门备一只纸盒，作为票箱；又准备了水笔，铅笔多支，供答题者使用。在问卷上填写时，其他人不许窥视；问卷不署姓名，填好后投入票箱。票箱不允许取出翻阅。有了这些措施安排，就可以使填写者在完全不受干扰情况下，充分表达自己意愿。从后来投票结果看，这些措施的效果也得到了很好体现。

即使这样一次有限的“测验”，为了使结果更为科学，准确，组织者对选票印制还采取了保密措施。他们先刻好蜡版，到纪念日的前一天，才进行油印。为了保证填表质量，受测验的人还做了限制：“旧式太太及儿童除外。”儿童由于对承担的各方责任不尽明了，易流于儿戏；“旧式太太”，大多不识字，对内容表达就成问题。这样限制，应当是必要的。

这样体会人们心理，又符合科学方法的“民意测验”，即使在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十分新鲜的，所以当时参与填表，接受测验者十分踊跃。仅仅一天，现场收到的投票就达931张。题目设置合适，参与人数较多，如此看来，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了。

民意测验的部分回答

当时所测验问题，一些回答甚为纷繁有趣。但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主要对当时询问北京有关情况的后两问题加以介绍，看看当时北京民众对于自己所居城市社会问题的看法。问卷第七条是：“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什么？”结果，票数最高为“电车”，计165票；接下来是“工厂”，107票；再下是“平民学校”，99票。从范围上看，以要求各种教育设施为最多。如“平民学校”“小学校”“演讲所”“女学校”“露天学校”“补习学校”（当时语汇与今天不尽一致，但为作参考，基本不调整，照录。以下同。）……与此类别相关的还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等。倘将这些有关教育方面的项目加起来，总计达到255票。

反映交通方面急需“设立”的，有“电车”“马路”“路上电灯”为行人考虑，还有提到建立“避风土所”，路旁种植“各种树木”……这方面民众意愿也较强烈，总计196票；再下来是实业一类，急需“设立”“工厂”（其中50余票指明为“贫民工厂”）的票数，达到107票。这个大类中具体者还有“妓女谋生工厂”“农业会”“自来水”“蚕业机会”等，也大致属于实业范围。

公共游乐方面，人们当然有提及。笼统说需设立者有“公共体育及游艺场”的计26票。具体指明有“公园”“剧场”“不收票的公园”（还有一票指明为工人）“大规模的市民休息场所”等等，总计起来，也获得42票。

市政其他方面，人们提出应设立者有“地方自治所”“良好的市镇”“市政厅”“公民聚会场”，这也获得41票；有关卫生的“厕所”“垃圾箱”“公共卫生机关”“阴沟”等，也获得34票；民众建议还包括，设立“救济贫民机关”“孤儿院”“残废院”“孤老院”等慈善机构的，有31票。

政事方面，名词不尽一致，可一般大家都理解。譬如有人提议设立“好政府”“裁兵大会”“监督政府团”“女子参政会”“政治改革社”“民政府”等等。因为内容似乎超出原题所涉北京地方范围，故只获12票；其余不易归类的“音乐会”“风俗改良会”“地方自治会”“兽医院”“男女平等会”“崇俭会”“男女社交公开机关”等机构设置，也有人提出，计获15票。

由于事涉硬件建设，这一问答，一些项目最可看出时代变化，可以使人产生历史感。近百年前，北京民众认为“电车”最应当大力发展，大约因为电车速度快而载人多。可在这数十年间，电车已由需大力发展到基本淘汰，北京代之而起最为老百姓关注的应当是“地铁”了。它的功效，大约相当于当年人们对“电车”的需求。尽管地铁载人与“电车”不可同日而语，可北京的人口也与当年无法比拟。今天倘做这样的测验，拥堵的“地铁”也许仍可排名前列罢。

至于学校，北京今天不仅集中了大批高等学府，其他“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亦一应俱全。与当年对照，真正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教育的国度，与上世纪初相比，人们确实将其置于发展前列，所以看去印象尤其强烈。可今天人们也许会对“幼儿园”“小学”之类教育设施，提出新的诉求吧。

此次“民意测验”的最后一问，仍是地域性的：“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什么？”回答结果以“娼妓”为最多，有264票；汽车意外成了“急当取缔”的第二，73票；名列第三是“治安警察法”，达44票。

针对人群而言，“娼妓”之下，为“兵”（其中有10数票指明“军阀”），39票；第三是“官僚”，24票；再往下有“妾”“流氓”“拆白党”“游民”“贫民”，甚至有“警察”（其中有指明为武装警察，还有一票为“欺压平民之巡警”）“国会议员”，另有一些不易归类的譬如“保安队”“各机关的闲员”“姨太太式的女学生”“奴隶”甚至“大总统”……由此可以略窥当时人们心目中厌恶的社会角色。

当时北京民众希望“急需取缔”的另外一项排首，竟然是“汽车”，与“急当设立”第一的“电车”形成鲜明对比。想来当时“电车”，用于公交，是大多数“百姓”所乘；汽车，则多为官员或有钱人使用。在选出“汽车”一项中，有许多票特别注明是“驶行太速之汽车”，大约在当时路况不好，道路不畅情况下，疾驶的汽车不由地会给行人身上溅水甚至带来人身威胁，这倒并非仅以“仇富”心理一言蔽之。

此外希望取缔的，还有人力车，还获票不少。究竟为何？不得而知。其他还有“大车”（大约是由牲畜拉的车）“有灰尘路”“清道夫之泼水”云云。有些提议显得琐细，但也反映出人们的诉求和文化水准不一的实际状况。

在公共卫生领域，认为应当“急需取缔”的项目，首为“粪车”。这种东西，今天基本看不到了。其他人们提到的“鸦片烟”（其中有指明“烟馆”）“随便出恭”“无定时除粪”“随地吐痰”等。这些表达，有将具体作为和生活方式混同，在不分文化程度的“测验”中，在所难免。

在“法政”方面，不知为何，“治安警察法”首当其冲，被列为希望急需取缔的法规，获得44票之多。其他不甚清晰的还有“不良的市政”“杀人器具”“不平等条约”“地方自治”“道路规则”等等。

在与娱乐有关的取缔项目中，“赌博”列其首位。“阔人俱乐部”“公园的门票”“导淫电影”“戏剧”（是指旧戏剧吗）“污秽曲调”，还有“女学生逛公园”等等。这倒新鲜。当时的时代风尚，还真有些五花八门。今天看去，许多改变，还有残存，时代前行步伐，不快不慢。

其他较难归类的急需取缔项目，还有“婚丧仪仗”“缠足”（当时应该盛行。因为若是近百岁老年妇女，基本都是缠足小脚。）“皇室”“辫子”“嫖”“党派”“人口贩卖”“私塾”“男女同权”“庙宇”“夜市”“城垣”……不一而足。还有个别内容，干脆答非所问。譬如“南北战争”“借款”“宪法”甚至“冬天的风”云云。其中一些内容，票数很低，个别也就一票两票，所以缺乏代表性。从总体看，还是那几项票数较高的值得特别关注。

民意测验的主持者

据一些资料介绍，主持这次“民意测验”的，是我国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翔先生。张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心理学研究，是最早将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对中国心理学科建立，发展与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民意测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测验”票数出来后，张耀翔曾写出专文，对诸种内容进行了统计，归类，并在文章最后，对结果进行了分析：1.知识阶级（即参与答卷者）的多数皆赞成女子参政。假若将来宪法中没有这项规定，那么此宪法不能称之为“民宪”，不能称作“为国民而设的宪法”。2.投票人中多数，推举孙中山为下届大总统。假若孙中山不能被选出，那么议员则不能代表民意；大家可以“不在乎有此国会”。3.投票人多数，喜欢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提醒中国教育家及研究中国社会心理的人，应当对这三部小说特别注意。

对于当时北京地方上急需设立的电车、工厂、平民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体育及游戏场等，张耀翔认为：“地方官，资本家，及凡能为力者，曷兴乎起！”对于多数票主张急需取缔的娼妓、治安警察法、粪车、疾驶的汽车等，“此权全操诸地方当局之手，使当局稍尊重民意者，立即可行。”

民意测验的意义与价值

从时间看，这次运用较为科学方式进行的“民意测验”，在中国当为首次。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具有开拓性的，因而值得特别关注。在近百年后的今人看去，首先，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让我们较为深入地抵达“历史现场”，对当时人们所处的生存状况，所思所想，以及文化水准等，有了颇为直观的了解；其次，与今天比照，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在诸多方面，已经有了当时人不可思议的变化。譬如“女子参政”，社会改良中的“婚姻、家庭”，“男女交往”，“缠足”等；人们感到“急当设立”的各种学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设施，以及急需发展的“电车”（已经发展到被淘汰）等，都与当年有了巨大变化，这是作为今人可以庆幸的。

在这次“民意测验”中有关“大总统”人选，以及“最佩服”人选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其中多位与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差别很大。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些人物时有相当参考意义的；至于当时人们喜爱的旧小说，当时排名也的确可以看出，优秀作品，总有强大生命力和受到人们广泛欢迎的，例如《红楼梦》等。我们今天誉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当时排名却大大靠后，在意外之余，也可以给我们某种认知影响。这是观察文化变迁的有趣例证。

其他对当时风俗习惯的表态，许多至今仍有启迪意味；更有一些现象，如“婚礼”“丧礼”“无谓的应酬”等，在今天不仅仍然存在，许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照当时人们看法，也是应当改良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多元化社会状态下，这样的现象，当然更是应当列入改良范围的。

“民意测验”，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精神状态和对社会的看法。对于政治人物，教育界人士，以及普通人，都可以有参照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今天的读者，更有了解当时北京社会情形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