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清末上色老照片,宛如时光的低语,轻轻掀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却又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清末时代。每一张照片,都经过精心的上色处理,使得原本黑白灰的世界瞬间鲜活起来,色彩虽为后世所添,却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韵味与风情。 这张珍贵的合影拍摄于1908年12月,照片中居中者为时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左侧是驻美公使伍廷芳,右侧为庆亲王奕劻次子载搏(镇国公),地点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此次访问名义上是为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实则肩负推动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战略任务。这一计划由德国倡议,旨在制衡英日在东亚的扩张。唐绍仪率团访美前,清廷已与德、美达成初步共识,但因日本谍报网渗透,消息泄露后遭日本全力阻挠。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8年前后,记录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沣、载洵、载涛三兄弟的同框瞬间。画面中,载沣的官服上镶嵌四块团补子,这是亲王品级的专属标志。根据清朝冠服制度,亲王补服为四团五爪金龙,郡王为四团五爪行龙,而贝勒、贝子仅能使用两团四爪正蟒。此时载沣已承袭醇亲王爵位(1890年袭爵),而载洵、载涛尚未获得郡王衔,因此两人官服仅饰单团补子。 1908年溥仪即位后,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总揽朝政。为巩固皇室权力,他推行“排汉亲贵”政策,将军事大权集中于宗室成员。1909年7月,载洵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载涛则掌管军咨处(相当于参谋部)并兼禁卫军训练大臣。 这张拍摄于1920年代初的家族合影,定格了贝勒载洵家族的温馨瞬间。 照片中载洵身着贝勒补服(单团四爪正蟒),但其实际爵位在1908年已加郡王衔(四团五爪行龙)。这种服饰与爵位的「倒挂」现象,可能源于两种情况:其一,照片拍摄于1908年之前,载洵尚未获得郡王衔;其二,载洵刻意选择低调装束,以避免在辛亥革命后引发政治争议。载洵的嫡福晋必禄氏(法部左丞善佺之女)身着满族贵族女性典型的「两把头」发饰与宽袖氅衣。 他们旁边的是儿子和儿媳溥侊与察哈拉氏,他们是典型的满族贵族联姻。察哈拉氏出身满洲正白旗,其父增崇曾任刑部侍郎,属「上三旗」核心家族。然而,这段婚姻最终以悲剧收场:溥侊在1934年与察哈拉氏离婚,转而迎娶京剧名旦雪艳琴(黄咏霓),此举引发家族强烈不满,甚至导致其独子黄世骧随母姓。 背景中三位侍女居中者应为「管事嬷嬷」,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右侧侍女手持团扇,可能承担贴身服侍职责;左侧侍女年龄较小,或为刚入府的「使女」。根据清代贵族家庭惯例,侍女多来自内务府包衣或旗下家奴,需经过严格的礼仪训练,其职责包括梳妆、膳食、衣物管理等。值得注意的是,三位侍女均未佩戴耳环,这符合满族「一耳三钳」的旧俗,表明她们出身纯正旗人家庭,而非汉族奴仆。 这张拍摄于1908年夏秋之际的照片,定格在醇亲王府「潜龙邸」未满三岁的溥仪身影。溥仪出生的醇亲王府(今北京后海北沿)是名副其实的「两代潜龙邸」:其父载沣为第二代醇亲王,而第一代醇亲王奕譞正是光绪帝生父。按清廷规制,「潜龙邸」一旦出皇帝便不可再居住,因此溥仪即位后,载沣被迫迁居新建的摄政王府(今解放军政治学院)。 照片拍摄三个月后的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暴毙。据《清实录》记载,其死前三天「脉案」显示「肝肾阴虚,虚火上炎」,但现代法医鉴定表明,其体内砷含量达210毫克(致死量60-200毫克)。更值得玩味的是,光绪死亡当天,慈禧紧急召见载沣、隆裕皇后及军机大臣张之洞,议定溥仪继位细节;而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密电记录显示,其在11月13日已向德国驻津领事透露「皇上病势垂危」——这种信息差直指清廷核心层的阴谋。 据载沣嫡孙金友之回忆,11月13日夜,内务府大臣世续带着慈禧懿旨闯入醇王府时,溥仪正在「蝠厅」熟睡。王府上下闻讯大乱,溥仪生母瓜尔佳氏抱着儿子痛哭,而载沣则「面如死灰,浑身颤抖」。最终由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连同光绪帝的「遗诏」(实为慈禧代拟),在凌晨三点抵达紫禁城。这段「子夜逃亡」的细节,被溥仪写入《我的前半生》:「记得那天的汽车跑得飞快,我在奶妈怀里只觉得路灯像走马灯一样闪过。 1908年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据现场目击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记载,幼帝因惧怕巨大的铜龟、铜鹤香炉,在龙椅上哭闹不止,喊着「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其父载沣单膝跪地按住他,慌乱中说出「别哭,快完了!」这句话被在场官员视为谶语,三年后果然「完了」清朝。 这张是拍摄于1907年冬至的醇亲王府合影。载沣(时年25岁)站立于画面右侧,清代「以右为尊」的礼制,他是醇亲王嫡子。左站立的瓜尔佳氏(荣禄之女,时年22岁),她的站位与载沣形成对称,但身体略向后缩,体现「夫为妻纲」的伦理。居中偏右的刘佳氏是奕譞的侧福晋,因生育载沣、载洵、载涛三子而地位尊崇。姿态松弛却不失威严,与左侧李佳氏的拘谨形成对比。居中偏左的李佳氏是奕譞的第四侧福晋,无子嗣,故在家族中地位较低。 这张照片拍摄后仅一年,即1908年11月,载沣便接到慈禧懿旨,成为溥仪的监护人与清朝摄政王。而照片中的两位母亲,命运也随之改变:刘佳氏因「皇帝祖母」身份被尊为「醇贤亲王侧福晋太夫人」,获赐紫禁城内乘肩舆的特权;李佳氏则被边缘化,晚年独居王府偏院,靠抄写《心经》度日。值得关注的是,照片中没有出现载沣的其他侧福晋(如邓佳氏、任氏),这种「选择性入镜」体现了王府对「嫡庶有序」原则的刻意维护。 这张是拍摄于1910年春的醇亲王府合影。居中左坐的刘佳氏(时年70岁),是奕譞的侧福晋,她因生育载沣而从晋为「侧福晋」,但始终未能获得嫡妻地位。居中右坐的李佳氏(时年51岁),作为无子嗣的庶母,她的存在感依赖于「贤淑」人设。 左站立的瓜尔佳氏(时年25岁)怀抱长女韫媖,作为慈禧钦定的「政治新娘」,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权力交换色彩——1902年慈禧为拉拢荣禄,强行拆散载沣与初恋女友(内务府大臣立山之女),指婚瓜尔佳氏。右站立的载沣(时年28岁),他左臂紧搂两岁的溥杰,姿态罕见地流露温情。 这张拍摄于1910年2月的照片,捕捉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进入甘肃平凉地区时,由官府差役护送的历史瞬间。 莫理循此行正值《辛丑条约》签订十年后,列强通过条约迫使清政府承担外籍人士在华安全责任。甘肃地方官府派遣差役护送,表面上是「礼遇」,实则是履行条约义务——若发生涉外事件,地方官员将面临革职甚至赔款的严惩。这种「保护性监护」本质上是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政治妥协。 画面中的差役身着灰布长衫,这是清末「民壮」(地方治安人员)的典型装束。据《甘肃通志》记载,当时甘肃差役月饷仅1.2两白银,不足以维持生计,常需依赖「规费」(灰色收入)度日。 这张由莫理循于1910年3月在陕西靖边驿拍摄的照片,将清末西北底层民众永久定格。画面中,老妇蜷缩在黄土窑洞前的土炕上,身旁的大公鸡成为唯一的「活物陪伴」。 老妇身上的粗布夹袄打了不少补丁,据《陇右方言》记载,清末甘肃、陕西农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常态,一件衣服往往传承两三代人。 老妇头戴的一块布,包裹发髻,是明清以来西北农村妇女的典型装扮。这种头饰源于西北风沙大需遮蔽面部。靖边驿作为明代九边重镇的交通节点,此时已沦为「三间破窑,两个老卒」的荒村。曾经的「天朝上国」只剩断壁残垣,而底层民众正在废墟中苟活。 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被八国联军设立的“都统衙门”殖民统治两年。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收天津当天,即宣布将直隶总督府从保定迁至天津海防公所。 照片是1902年9月袁世凯在老龙头火车站乘车返京,车站仍处于俄租界管辖范围内,这种屈辱经历,直接促使袁世凯次年在河北新区新建天津北站(时称新开河火车站),以摆脱列强对交通命脉的控制。 据《袁世凯日记》记载,此次返京时,他特意携带天津新政的“成绩单”——包括警务改革报告、新军编练计划、河北新区规划图等,以争取慈禧太后对其改革的支持。 袁世凯此行的随行人员包括北洋新军卫队、直隶布政使周馥等官员,其登车过程被《大公报》描述为“旌旗招展,仪仗威严”。 这组清末上色老照片,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与还原,更是对那个时代的一次深刻回顾与解读。它们让我们在感叹时光荏苒的同时,也更加珍惜当下,思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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