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腻了南锣？东城这条600岁的胡同藏着老北京的灵魂 这条胡同为什么叫“总布” 如果评选京城著名的“十大胡同”，无疑少不了东城的总布胡同。因为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它的故事多多，最主要的是近现代的许多名人曾住过这条胡同。 总布胡同是元代就有的老胡同，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比较长，后来在南北走向修了一条小街，就是有名的南小街，把这条胡同拦腰截断，一分为二了，东边的叫东总布胡同，西边的叫西总布胡同。 也许有些朋友看到“总布”这俩字会发懵，“总布”是什么意思呀？是，单看这俩字，确实让人一头雾水。其实，它什么意思都没有，“总布”只是“总部”的谐音。
那么，什么叫“总部”呢？原来总布胡同在明代叫总铺胡同。“总铺”是什么意思呢？ 敢情明代京城的地方管理，是以“坊”划归单位的，“坊”类似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坊”下面是“牌”，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牌”下面是“铺”，类似现在的居民小区，管着几条胡同。 那会儿，每个“铺”都有“铺头”，此外，“铺”还有几个伙夫，既管做饭，又负责搞卫生，统称“总甲”，当然，他们也是吃“官饭”的。“总甲”得有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呀，这个地方就叫“总铺”。 我们聊的这条总布胡同，最早就叫总铺胡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才改叫总部胡同。清末宣统年间，北京内城整顿地名时，又觉得“总部”并没有部，容易被人误解，于是改叫了总布胡同。 总布胡同在东城算是一条大胡同，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胡同，2018年，总布胡同被评为“北京最美十大街巷”之一，最出名的是发生在总布胡同的几件大事儿： 胡同口的牌楼 当年在西总布胡同口，有一座高大的石头牌坊。说起这个牌坊，不能不提到义和团运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发了。6月19日，慈禧太后决定对外宣战。当时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限24小时内离京，否则生命安全不保。此事惹恼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当年的6月20日清晨，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子，气势汹汹前往总理衙门提抗议，行至总布胡同西口，遇上清兵神机营章京（头领）恩海率队巡街，把克林德拦住查询。本来就一肚子火的克林德见状不管不顾就要硬闯，恩海坚决不让他通行。克林德恼羞成怒，在轿子内开枪示警，恩海开枪还击，当场把克林德给打死了。他这一死，成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导火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军到处搜捕恩海，最后被日本的密探捕获。1900年12月31日，德国侵略者将恩海枪杀在西总布胡同西口。恩海是条汉子，临刑前视死如归，面对德军的枪口，大义凛然地说：“余（我）因杀敌而死，死无所憾。” 《辛丑条约》的第一条特地规定：清政府必须严惩凶犯，并为克林德立碑赎罪。在帝国主义的枪炮面前，清朝皇帝只能俯首应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克林德石牌楼在西总布胡同西口落成，牌坊上用拉丁文、德文、汉文书写了87字铭文。 这个令国民耻辱的铭文写得非常蹊跷，字里行间尽显屈辱与无奈，耐人寻味。当初那些御用文人为拟这个铭文真是煞费苦心，不知绞了多少脑汁。且看牌坊上的铭文： “德国使臣克林德男爵，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 清朝皇帝为了体现对克林德的礼遇，特意在牌楼的形制上提升了级别，采用了“四柱三间七楼”的规制，牌楼与街同宽，看上去格外显眼。 这座牌楼在西总布胡同西口立了16年，附近的老百姓叫它“石头牌楼”。其实这座耻辱牌楼，谁见了都觉得心里堵得慌。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这座牌楼自立起来之后，不断有老百姓偷着在上面涂写“国民大耻”“必须拆除”之类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悲愤与怒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是协约国成员，属于战胜的一方，德国是战败国。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候，京城的老百姓自然会想到西总布胡同口的这座耻辱牌楼，由此激发出爱国热情。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座牌楼是京城的老百姓自发行动，一起上手，动用各种工具给拆除的。 牌楼拆了，那些石头零件都堆在了胡同口。1919年，北洋政府决定由内务部主持，京都市政公所负责施工，将堆放在胡同口的牌楼散件重新组建，安放在中山公园内。由于散落的牌楼组合件遗失不全，在重建时改成了四柱三间三楼，比原来的形制小了一些。 1920年5月，石头牌坊的重建竣工，牌坊的匾额写的是“公理战胜”。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丰功伟绩，会议决定将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现在依然屹立在中山公园。 周自齐和柏油路 西总布胡同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说，那就是它是京城最早在路面铺上柏油的街道。说起柏油路，现在看是寻常之事，因为自从20年前北京实施“村村通公路”的规划后，现在别说城里，就是偏远的山区也都修了柏油路。 但是远了不说，40年前，北京的许多胡同还是“刮风像风箱，下雨像墨盒”的土路。拿我从小居住的辟才胡同高华里来说，大约是1980年代才铺的柏油路。可是您想不到早在1913年，西总布胡同就铺上了柏油路。 为什么这条胡同这么早就铺上了柏油路？主要是这条胡同住着一位大人物周自齐。 周自齐是山东单县人，出身官绅世家，毕业于京师同文馆，曾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任驻美使馆书记官、参赞，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成立后，他成为袁世凯麾下的得力干将，历任山东都督兼民政厅长，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兼陆军总长。徐世昌任总统时，担任过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代理过总统。 周自齐被称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家、政治家、实业家，他与梁士诒、朱启钤并称为民国交通系的“三巨头”。他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一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提出让中国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任财政部长的他，坚决拒绝签字，使日本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周自齐算得上是最早出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思想观念比较超前，他曾组建过清华学堂，当过学堂监督，清华学堂后改为清华大学，他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美国考察期间，他发现电影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新颖娱乐方式，便把电影引进中国，译制了中国第一部电影《莲花女》。 他当交通部长时，到欧洲考察，看到随着汽车的问世，欧洲城市的马路发展比较快，他认为这是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回国后曾着力推广城市的柏油路建设，但当时的国力孱弱，经济落后，很多建路的设想难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他身为交通部长，想在自己的家门口搞一个“试验田”，1913年，自己出资在西总布胡同铺上了柏油路。当然，走在柏油路上跟在土路上的感觉大不一样，尤其是走马车洋车的感觉。于是京城的很多市民跑到西总布胡同来“走”马路看稀罕，西总布胡同的马路成了京城一景。 有人认为这是“私路”，并非政府出资修的“公路”。但不管它姓什么，都是人走的路，而且是北京第一条柏油路。其实他当交通部长期间，曾以政府名义鼓励民间集资修路，以缓解政府修路的财政紧张，当时的市民也积极响应。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14年到1918年，京城民间捐资达到了1万3000余元，共修建街道1443米。 西总布胡同的马路，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从此拉开了京城铺设柏油路的序幕，比如1915年，在前门大栅栏铺设了柏油路；1920年，紧挨着中南海的西长安街一段路铺上了柏油路；1927年10月，在王府井大街以及东长安街铺设柏油路。 值得一说的是周自齐活的岁数不大，去世时才54岁，他的葬礼非常体面，出殡的队伍从西总布出发，排了有一公里。他的墓地在门头沟城子村西坡塔前街，规模很大，但曾两度遭破坏，现仅存宝顶、牌坊、华表以及部分石栏和铁链，是门头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胡同里的名人旧居 北京胡同里的名人故居非常多，大一点的老胡同都曾经住过名人。您想在老北京，住的平房四合院或大杂院都在胡同里，名人不住胡同住哪儿呀？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儿：“东富西贵，北贫南贱。”所谓“东富”，就是指东城有钱人住的大宅门多。“西贵”指的是西城的王府比较多，京城的王爷府70%左右都在西城。东西总布胡同就是“东富”的例子。
不过，总布胡同与西城的胡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一是这条胡同的路面比较宽，二是这条胡同房子和院落的建筑风格，带有中西文化相融的特点。 不信，您从东到西在总布胡同走一趟，就会发现许多大门的门楼很洋气，而且门上的装饰也带着洋味儿。更让你感到诧异的是，除了非常规整的四合院外，胡同里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很多。 为什么东西总布胡同会有这些特点呢？这跟20世纪20年代左右京城掀起的追求西化的“新潮”有关。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执政，“北洋”，您听这名就会知道它带着“洋”味，所以当时的社会刮起一股“崇洋”之风。这期间，一些留洋的学子归来，这些学子多是有钱有势的官绅子弟，他们成了东单一带老宅子的新主人。 他们买了房，便按西洋建筑风格进行翻建，于是这一带胡同包括东西总布胡同，出现了西式风格的门楼、小楼。当然不光是住宅，许多商铺也趋之若鹜，按西式风格改换了门脸儿。您从保留下来的商铺老门脸，就会发现那个时期的“洋化”痕迹。 除此之外，总布胡同离当年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很近，在清末民初时期，这条胡同周边的东单大街、王府井大街，是京城引领时尚的繁华热闹的商业街，此外还有北京饭店、协和医院、国际俱乐部、东单体育场等洋人经常光顾的场所，这些对传统的老胡同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总布胡同形成的这种中西文化相融的建筑风格不足为奇。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胡同里的房屋主人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住进了昔日的老宅，但一些老宅属于公产房，并非名人的私产，即不是房屋的主人，所以这个房子也许住过很多名人，因此我们称这套院落为名人故居有些牵强，只能称作某某名人的旧居，或某某名人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样的名人旧居在总布胡同非常多。 当年我住建国门外的小月河胡同（长富宫南），离东总布胡同相隔一条马路（西二环路）。记得西总布胡同西口有银行储蓄所、理发店、饭馆、切面铺，所以我平时经常骑车到这儿缴费和购物，对总布胡同非常熟。 北京住过名人的胡同很多，但一条胡同住过这么多名人的并不多。据我所知，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名人在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住过，比如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里根总统的特使、美籍华人陈香梅，著名画家穆家麒、著名实业家费起鹤、国家副主席张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他们搞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当年在京城文化界非常有名。 此外，还住过著名逻辑学专家金岳霖、著名诗人郭小川及著名作家赵树理、张光年、刘白羽、萧乾、严文井、艾芜、陈白尘等。 东总布胡同19号（老门牌），住过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这条胡同的32号，是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人口专家马寅初的旧居，马老活了百岁，他的儿子马本寅是我的老朋友，我曾多次采访过他。 西总布胡同9号，是原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先生的旧居，现在是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胡同的13号院，住过中国著名皮科专家、北大医院第一任院长胡传揆先生。这条胡同的74号，住过著名画家董希文，他的不朽画作《开国大典》就在这里诞生的。 一条600多年的老胡同，住过一些名人一点不新鲜。话又说回来，名人都是历史人物，有些宅子当年跟名人是不是有关，现在的人也未准知道。比如西总布胡同22号院，现在看是很普通的砖混结构的居民楼，但当年这里曾经是李鸿章的公祠。
李鸿章多有名呀！1901年，李中堂在北京病逝，京城的有识之士特地在此为他设立了祠堂。当然，祠堂的面积不小，27号院也是祠堂的一部分，1949年改建为北平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1991年被拆除改为他用，22号院后来变成了民居。估计住在这个院的人，也未准知道当年这里曾经是李鸿章的祠堂。 当然，房子是不动产，而人是活的，有些名人在这所宅子可能只住过一两年，甚至几个月，有的在这儿住了一辈子，所以，虽然名人住过的都可以叫旧居，但毕竟跟祖屋和私人老宅有所区别。 此外还有前面说的情况，一个宅子住过的不止一位名人，比如东总布胡同57号院，远了不说，单说北平解放后这七十多年，就住过多位名人，如张澜、沈钧儒，以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 当然，胡同的院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一是住的人家在不停地变，比如费正清住过的西总布胡同39号（老门牌21号），他在这儿只住了两年多，后来又不知换了多少拨人。 再有就是这些年，随着旧城改造，胡同里的许多老宅都拆了，比如前面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住过的院子，几年前就拆了。他们搞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您只能在人们的回忆文章里欣赏了。 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胡同里的许多老宅子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有的老宅子在旧城的改造中灰飞烟灭了，有的院落，虽然几次易主，但内部格局和主体建筑却保存完好，比如东总布胡同53号院。这个院子很大，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就设在了东总布胡同的这个院。 后来，全国文联与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就在这个院一起办公，这个院成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大本营。茅盾、艾青、冰心、老舍、赵树理、刘白羽、周立波等著名作家，以及梅兰芳、徐悲鸿等艺术家经常在这个院子里开会议事，赵树理、秦兆阳、舒群、陈白尘、严文井等作家，还在此院居住过。 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美国知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在北京去世。当时全国文联与全国文协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史沫特莱的灵车就是从这个院子里发车，最后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 1956年，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现在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联大楼建成，中国文联从东总布胡同迁走，而中国作家协会直到“文革”，才从这个院子迁出。随后，此院成了对外文化交流部门的办公用房。1982年，这所老宅院被列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总布胡同这种院子还有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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