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的前世今生

2025-6-30 13:52| 发布者: weiwei |来自: 燕舍谭

摘要: 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松竹斋的主人张氏就住在不远的椿树胡同。张氏是浙江绍兴人，祖上是明朝的官员，清军入关后弃官从商。因原籍盛产青竹，后又在北方为官，钟情青松傲雪的品格，故取店名松竹 ...

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松竹斋的主人张氏就住在不远的椿树胡同。张氏是浙江绍兴人，祖上是明朝的官员，清军入关后弃官从商。因原籍盛产青竹，后又在北方为官，钟情青松傲雪的品格，故取店名松竹斋。松竹斋是一家南纸店，主要经营举子、文人所用的书画用纸。

　　道光年间，松竹斋的生意传到了张仰山的手上。张仰山的书法篆刻堪称名家，但兴致、用心却不在店铺的生意上，用清代书画家赵之谦的话讲，与其说是个商人，倒不如说是文人雅士。所以张仰山掌门的松竹斋生意日益萧条。

　　清代，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地的举子齐聚北京，在科举考试的号房里，用一张张试卷挣得锦绣前程，这些考试用的纸张早先就是由松竹斋承接的。既获得了收入，又扬了名，还带动了笔墨纸砚的销售，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好买卖。然而到了张仰山手中，这买卖却被另一家南纸店懿文斋花银子买通官家抢了行。不久，气恨交加的张仰山便撒手人寰。他的独生儿子也不久英年早逝，整个家族的重担就落到了儿媳张李氏的肩上，然而转机也就此来临。

　　李氏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聘请了庄虎臣担任了张家的经理。庄虎臣是一位与当权者和地面上都有联系的人物，考虑到松竹斋已经债务缠身、回天乏术。所以决定另开一新的字号。在琉璃厂买下了一处铺面并将松竹斋里值钱的古玩、字画等转移至该铺面旗下。1894年，经过庄虎臣一番精心策划后，新的字号“荣宝斋”终于开业了。

　　可这时，松竹斋的债主华俄道胜银行找上了门来，这是由俄国人开设的具有殖民色彩的银行。羸弱的大清朝，面对洋大人开设的银行都有三分顾忌，松竹斋如何面对这位债主呢？细节当然不得而知，可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也能看出端倪。开业之初的“荣宝斋”的匾额是由时任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题写的，如今荣宝斋还珍藏着一幅翁同龢题写的中堂。翁同龢在当年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官员，他骨子里反对西洋事务。债主华俄道胜银行对新开业的荣宝斋虽然多加干涉，但由于没有抓到实质的证据，也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新开业的荣宝斋这个金字招牌，堂堂正正地挂在了琉璃厂的闹市之上，开始了它的风雨传奇。“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荣宝斋保存着一部“荣宝斋万金老账”，详细地记录了荣宝斋1894-1948年的经营状况，我们透过这个档案，可以看到荣宝斋的发展历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攻占京师后烧杀抢掠，北京众多老字号遭此劫难，有的一蹶不振，有的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而荣宝斋却迎来了新的商机。当时的琉璃厂好多店铺把门一关，人都跑了，八国联军来了就把东西抢了个精光。这时候荣宝斋的庄虎臣却没有跑，他站了出来和几位同伴一起维持地面。据说占领琉璃厂地区的德国人虽然拿走了一些东西，但没有大抢大烧。后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回銮后，跟庄虎臣熟悉的大臣们就向慈禧太后禀报此事，最终慈禧太后赏了庄虎臣一个七品顶戴。

　　庄虎臣看中这个七品顶戴带来的商业利益，当时做官的都希望搞到记载京城官员升迁的名录《缙绅录》的官册，官员们的升迁罢免都记载于此而在京城的官员、士人、商人也都想了解其中的内容，哪些人最有权势、哪些人失势。这无疑有着巨大的商，所以庄虎臣就利用这个七品顶戴，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去抄录官员升迁名单。由于资料来源准确，加上制　　作讲究，荣宝斋印制的《缙绅录》很快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而荣宝斋也声名鹊起，生意越来越好了。

　　渐渐地，庄虎臣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在近三十年里，荣宝斋在他的经营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庄虎臣去世后，东家为了表彰他，给予了他极高的待遇，庄虎臣的遗像还挂在了荣宝斋的厅堂里，东家还亲自撰写赞词。

1922年，荣宝斋迎来了一位新的掌柜王仁山。王仁山，字寿贤，从小就是荣宝斋的学徒，亲身经历了荣宝斋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东家很认可这位掌柜的，评价他“老成持重，万金可靠”。王仁山成为荣宝斋掌柜后，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进行了规范化管理。首先，王仁山规定，凡是跟荣宝斋生意有关系的亲戚朋友，都不能来荣宝斋做事，从而摆脱各种裙带关系，防止对经营产生影响。荣宝斋主顾多是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王仁山所制定的店规里，从穿衣打扮到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每个环节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荣宝斋与其他南纸店一样，也挂笔单，就是将有名的书画家的作品明码实价地悬挂在南纸店里。在王仁山执掌店面的时候，荣宝斋成为琉璃厂挂笔单的首选之地。民国时期，著名的画家很多，其中“南张北溥”最著名，“南张”指的是张大千，“北溥”指的是恭亲王的孙子——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畬）。王仁山为了能让“南张北溥”在荣宝斋挂笔单，真的是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在他的诚意之下，“南张北溥”的笔单也就挂在了荣宝斋的店面中。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混战，湖南地区受到土匪的威胁，民不聊生，此时年过五十的齐白石为了躲避湖南匪患，来到了北京。齐白石在湖南是位颇具名气的画家，但初到北京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加上他木匠的出身，难免会受到歧视，所以处境相当艰难。可当齐白石把他的画拿到荣宝斋，王仁山一眼就相中了，并大胆地把齐白石的作品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向主顾介绍、推荐齐白石的作品。随着齐白石在书画界名气与日俱增，荣宝斋和齐白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国时期的荣宝斋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在南京和上海开设了分号。北伐成功后，首都南迁，北京更名为北平，南京和上海的分号曾一度营业额是北京荣宝斋的数倍。可是这些辉煌都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所碾碎，1937年　　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沦陷期的北平百业萧条，荣宝斋也元气大伤。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更让荣宝斋雪上加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荣宝斋已是债台高筑，风雨飘摇了。

1950年，荣宝斋的经营一度十分困难。为了扶助荣宝斋，经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由国家出版局拨款收购私方股份，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并派原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侯恺为公方代表出任经理。荣宝斋实现了公私合营，“荣宝斋新记”就此开业，从而获得了新生，郭沫若为“荣宝斋新记”题写了匾额。1952年，荣宝斋转为国营，去掉了“新记”二字，并注册了“荣宝斋”的商标，郭沫若再次题字“荣宝斋”。

　　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地区形成了荣宝斋、中国书店、文物用品商店三足鼎立的局面。新中国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曾给荣宝斋以厚爱和支持，朱德、宋庆龄、陈毅、董必武、薄一波等都曾亲临荣宝斋，陈毅元帅为《荣宝斋画谱》书题序言。当代文化名人如齐白石、徐悲鸿、郭沫若、李可染、李苦禅、赵朴初等在荣宝斋也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艺坛佳话。

　　我国雕版印刷技术有上千年的历史，唐朝咸通九年(868)《金刚经》中的《释迦牟尼院法图》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幅木刻版水印作品。唐朝以后，历经宋、元，木刻版水印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代胡正言印制的《十竹斋笺谱》第一次在印刷作品中分出了墨色深浅。到了民国时期，鲁迅、郑振铎一同收集了大量的书笺，定名为《北平笺谱》，由荣宝斋印制出版。并且荣宝斋还重印了明朝的《十竹斋笺谱》。1952年，在徐悲鸿的悉心指导下，运用雕版印刷技术，荣宝斋成功地复制了他的《奔马》，这是第一次以木版印制的大幅水墨画作品，徐悲鸿非常赞许。第一张《奔马》作为国礼送给当时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随即，荣宝斋又印制齐白石的《白茶花》等水墨作品，几乎与原作真迹无法分辨。这些大幅水墨画作品印制成功，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家出版局胡愈之同志在赞扬雕版印刷复制品时，将其定名为“木版水印”。由此，继承传统雕版印制，发展木版水印事业，成为荣宝斋的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新中国时期荣宝斋的辉煌就此开启。

1954年，荣宝斋成功印制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楼阁》，填补了一千三百年来雕版绢本印制的空白。而后，又相继成功印制古代绢本工笔《清明上河图》等名篇巨制，把木版水印技艺发展到巅峰，令人叹为观止。

1956年，《簪花仕女图》印制成功，被周恩来总理选作国礼赠送外国元首。朱德委员长亲自到荣宝斋，语重心长地勉励说：“继续努力，为国增光。”

1959年，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宣武区裱画厂合并到荣宝斋，从此又一支技艺精湛的队伍来到荣宝斋。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江山如此多娇》以及其他许多国礼都是由荣宝斋装帧、装裱的。荣宝斋至此奠定今日双项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政府对琉璃厂进行了改造，荣宝斋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7年，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开业。1995年，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获得双项国家级非遗的同时，荣宝斋采取了多项举措促进其传承与发展，建立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木版水印工作坊。

2009年，荣宝斋大厦在琉璃厂落成。在大厦的一层有一幅艺术大师黄永玉5米×6米的巨型绘画，在大厦屋顶还建有一座美轮美奂的空中四合院。

　　如今荣宝斋是集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拍卖典当、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育培训、茶文化、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业。在当今国家强调文化自信的时期，必将有更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