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紫禁城中正殿西厂子史事述略

2025-7-15 10:4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邓晨钰|来自: 原状研究所

摘要: 中正殿西厂子位于紫禁城中正殿与西六宫区域之间，如今鲜为人所关注。本文通过爬梳文献与档案，根据曾经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归纳其所载职能，继而结合畅春园、圆明园的西厂子，探讨中正殿西厂子的背后意涵和选址原由 ...

中正殿西厂子位于紫禁城中正殿与西六宫区域之间，如今鲜为人所关注。本文通过爬梳文献与档案，根据曾经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归纳其所载职能，继而结合畅春园、圆明园的西厂子，探讨中正殿西厂子的背后意涵和选址原由，彰显清代宫廷对紫禁城空间利用的因地制宜与有的放矢。

关键词：中正殿西厂子；职能；意涵；选址

中正殿西厂子，又名中正殿长街、西长街，至迟自清代乾隆初年，就被用以指代紫禁城西北部的留白空间。特别是乾隆十四年（1739年）雨花阁建造后，其范围可界定为中正殿、雨花阁一线以东，西六宫以西，广德门到建福门之间的狭长地带。“西”为方位，表示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以西，“厂子”在满语中表达为kūwaran，兼有院子、围圈、营盘等意[1]。此地虽然看似空空如也，并无常设建筑，却承担过若干项职能，是清代宫廷中一处不容忽视的“隐秘角落”。

图1 中正殿西厂子所在位置

一、筵宴外藩

筵宴外藩是清廷岁末年初的传统节目。当时所谓“外藩”的内涵较广，国内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境外的国家均包括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为内属外藩，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为境外外藩[2]。据《皇朝通典》卷五十七：“蒙古等外藩年班朝贺来京者，除夕赐燕外，又有紫光阁、圆明园赐燕之例，岁以为常”[3]。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述“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钜也”[4]。综上，年节期间宫中会举行紫禁城保和殿“除夕宴”、西苑紫光阁“新正宴”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上元宴”这几场外藩宴，现今学者也多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只是无论官方政书还是私家笔记，都漏掉了一处，即紫禁城中正殿西厂子举办的外藩宴。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谕理藩院，本月二十四日，在中正殿西厂子内，照去年之例，赏赐蒙古等饭食”[5]，这则目前“中正殿西厂子”见诸史料的最早记录，表明乾隆三年（1738年）、四年曾连续于年底在此款待蒙古等部。尽管原拟“嗣后每年赏给蒙古等饭食之处，临时题奏”[6]，但由乾隆皇帝御制诗中内容可知，后来是将中正殿西厂子作为岁末举行外藩宴的固定场所。如《武帐一首》提到“岁例蒙古回部番部等年班入觐频有宴赉，岁底则于大内之抚辰殿”[7]。若开启建福门，抚辰殿前便为西厂子，两者筵宴时成一体，往往相互指代。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谕内阁，向例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古王公等皆在西厂赐食，现当斋心祈雪，著本年暂行停止”[8]。按例西厂子应有筵宴，此次因冬季祈雪而暂停。

这里的岁末外藩宴预备有满蒙乐曲清音套曲[9]，并搭设高规格蒙古包。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二月二十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明日着在中正殿长街搭盖玻璃蒙古包，钦此”[10]。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十九日，“郎中白世秀接得档房掌稿笔帖式福宁持来武备院汉字印文一件，内开为收什粘补玻璃蒙古包一分等语，回明王公额驸大人准行。遵此，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将粘补收什好玻璃蒙古包搭在中正殿长街承用”[11]。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旨着于二十三日在西厂搭盖玻璃蒙古包”[12]。张淑娴女士已指出，西厂子蒙古包早期曾为“蒙古包并穿堂方房”的形式，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改为一间蒙古包[13]。经笔者查证，通连的蒙古包与方房尺寸分别为二丈、二丈四尺，单独的蒙古包尺寸为二丈五尺[14]。此制式延续到清代晚期，如同治九年，“敬事房口传二十日进匠西厂子搭盖二丈五尺玻璃蒙古包，二十四日撤出”[15]，从中也看见蒙古包是随用随搭，用完即撤。玻璃蒙古包内有楠木杴框隔扇、宝座、暖床等项活计[16]，当中隔扇二十扇，宝座三张[17]，另挂紫檀木金漆走马戳灯一对，上安紫檀木嵌牙转人随紫檀木座并铜铃铛、灯箱等物[18]。

到了清代晚期，西厂子的岁末筵宴照旧搭设蒙古包。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贝勒、贝子、公，科尔沁亲王亲王巴宝多尔济等九人，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一人，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等十四人，乌珠穆沁亲王阿勒坦呼雅可图一人，喀喇沁郡王旺都特那木济勒等六人，阿巴噶郡王刚噶尔伦布等二人，巴林郡王额尔齐木巴雅尔一人，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等四人，浩齐特郡王喇特那巴咱示一人，扎鲁特贝勒林沁诺依鲁布等二人，阿巴哈那尔贝勒达木定扎布等二人，茂明安贝勒、额外侍郎格楚克一人，青海固山贝子棍布车布腾等三人，伊克明安辅国公巴克莫特多尔济一人，察哈尔辅国公楚克札木等六人，克什克腾头等台吉棍布栋鲁布一人，翁牛特头等台吉花连一人，土观呼图喇嘛一人宴，并赏赉有差”[19]。“大幄次”即蒙古包的别称[20]。

除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后，清廷也会于正月在中正殿西厂子沿用蒙古包行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开启个人第六次南巡之前，乾隆皇帝三度御抚辰殿前大幄次赐宴，实属特例[21]。自咸丰以后，更曾多次在正月为中正殿西厂子增添一场外藩宴，大都于十九日举行，据《燕京岁时记》，“十九日谓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厂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艺贯跤。蒙古王公请安告归”[22]。不过由《起居注》内容显示，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腊月以后，不仅正月十九日，就连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外藩宴，也都已改在西苑紫光阁举行。

二、承应戏曲

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曾命人“将怡亲王新进得戏台着搭在西长街”，“进京时伺候呈览”[23]，“西长街”即中正殿西长街[24]。当然搭建戏台，未必是为演出戏曲，或是仅仅向皇帝展示舞台效果。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不仅在抚辰殿前大幄次赐宴外藩，还俱“观火戏”[25]。火戏本指烟火表演，但正如张小李先生所揭示，灯戏也常与火戏一起被称作“火戏”[26]。因此，不排除这两日的“观火戏”中包含了灯戏表演。而道光初年的一条档案则更能说明问题。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禄喜面奉谕旨，西厂灯不必预备”[27]，表明此前西厂子确有灯戏承应。

道光皇帝着力缩减内府戏曲演出规模，改南府为升平署，在任期间，西厂子未有演剧记录。待咸丰皇帝继位，出服开禁后不久便传戏于西厂子。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二十一日，“杨如意传，二十五日西厂伺候变戏法、十不闲”[28]。咸丰三年至六年间，又有“帽儿排”[29]、“舞刀”[30]等演出形式和《德胜令》[31]《海不扬波太平王会》[32]等曲目在西厂子进行承应。咸丰八年（1858年），西厂子终于恢复灯戏传统[33]，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伺候《万年如意灯》”[34]，事后“赏安福玛瑙烟壶一个、貂皮三张，舞灯人六十九名每名银一两，站墙灯照管、后台差事六名、九名银一两，□灯人八名银三两，走场银二两，管看单写本子提纲钱粮处首领太监、管箱人档案房首领太监、盔头作匠役银十五两，教习三名每名小卷红紬一件，平喜、贾得禄二名银一两”[35]。咸丰九年（1859年），西厂子亦于同期“伺候《万年如意灯》”[36]，若不是第二年因英法联军入京横生变故，很可能相沿成制。

同治时期，灯戏继续上演，但如表一所示：演出日期不再是十二月二十九日，而是于正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各演一场[37]；表演剧目不惟《万年如意灯》，另有《万年长春富贵灯》。

按照档案文字记载，演出地点为长春宫和西厂子两处。且最初俱在长春宫承应，从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万年如意灯》回到西厂子承应。这里的长春宫即是咸丰皇帝于咸丰九年将西六宫原有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改建而成的全新宫区[38]。查《万年长春富贵灯》需用四十名舞灯人[39]，《万年如意灯》需用六十余名舞灯人[40]。新的长春宫区前后共计四进院落，其中启祥门内便有一块总计500余平米的空地，足够两出灯戏使用。长春宫正殿与体元殿后抱厦之间，也有一块空地，面积有300余平米，承应《万年如意灯》稍显拥挤，或可演出《万年长春富贵灯》。尽管长春宫与西厂子邻近，但二者始终是不同的区域，不存在混淆问题。同治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是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灯戏地点的变动，应是出于太后之意。

图2 启祥门内示意图

图3 长春宫正殿与体元殿后抱厦间示意图

数据来自故宫博物院故宫世界遗产检测部

光绪朝前期，受同治皇帝灵柩“奉安山陵”和慈安皇太后暴毙影响，自光绪十年起才有较多的灯戏演出记录，如表二所示，其绝大多数是在西厂子承应[41]。光绪十年，为庆贺慈禧皇太后五旬万寿，还特意重新排演《福禄寿灯》，这出戏的上一次正式演出还要追溯到嘉庆时期[42]。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高福喜传旨，着十月预备灯戏舞灯人要多，两旁人站灯人要多。站灯四方灯上写寿字，舞灯用八吉祥，中间要大牌楼，要万寿无疆字样，要亮、要花哨，舞灯站灯俱要亮，俱要宝盖灯穗。龙灯四条，绣球要大，要凌分，要点三支蜡，找给灯戏本子，人数不够用盔头作苏拉等用”[43]。九月二十五日，边得奎奏明《福禄寿灯》现已排得，请旨恩赏日期承应[44]，于十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庆寿期间在西厂子演出。庆典时刻还会在西厂子搭盖临时建筑，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三日，为“恭备皇太后万寿圣节”，武备院派出匠人，“至中正殿西厂子支搭綵殿一座，其綵殿三间添换金漆滴水，殿内宫灯挑换穿珠络穗围屏桌灯八仙桌椅架几案烫蜡见新，殿外廊下铜灯磨擦见新配安玻璃，殿内铺设地平花锦縀群墙，殿外成做九寿彩子一分，殿外廊下钉安锦縀天花，殿内添换天花板，买办红黄绿三色綵绸，添换黄油布殿顶雨盖，殿内糊饰溜缝并安博缝”[45]。

自此，灯戏的演出剧目和场次进一步扩充。然而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灯戏承应大都转移至西苑福昌殿、仪鸾殿，颐和园排云殿等地，与西厂子没有了关联。

三

其他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选择于咸福宫守孝，暂将西厂子纳入政务系统。嘉庆四年正月初十日，“总管张进喜、常永贵奉上谕，本月十九日再西厂子搭四方毡房一座，前搭布棚，周围设黄布城办事，不必设床，止铺白毡，用灯草褥二块设座，布棚前东西配搭蒙古包各一座，著军机王大臣办事，如有引见布棚下安设小床。军机王大臣及引见官员出入由中正殿门行走[46]”。无疑，此时搭盖的蒙古包不再是“宴会厅”，而是成为“办事房”。而仅由地面一端，就能看出四方房与蒙古包的“不简单”。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武备院来文，中正殿西厂搭盖四方房三间，通面活三丈进深一丈三尺，内里底垫高五寸，铺墁新样城砖一层。前接黄凉棚一间，面活一丈五尺进深一丈四尺二山，各出二尺，前檐出三尺，内里底垫高五寸，铺沙滚砖一层，上墁细尺七方砖一层。蒙古包二座，各径一丈五寸，底垫高四寸，铺墁新样城砖一层，随坠风青砂石古七十四个[47]。二月初一日，嘉庆皇帝“始御西厂幄次，吏部将各衙门保送记名以知县用之翰林院笔帖式富顺等十九员带领引见”[48]。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十一日，刚刚即位不久的道光皇帝如法炮制，咸福宫守孝之余，命“各衙门应行引见人员著于九月十七日起，每日俱在中正殿雨花阁东北角门外豫备，于西厂幄次带领引见”[49]。

咸丰与同治初年，西厂子还曾与“武功技艺”直接相关。如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十九日，“上御抚辰殿陈峦帐，上步射并阅王大臣侍卫等步射”[50]。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初六日，“上御抚辰殿陈峦帐，阅侍卫等步射”[51]。参照箭亭与其南面广场的关系，抚辰殿想必是再次与西厂子连成一体。

四、余论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并非仅紫禁城存在“西厂子”。早在康熙时期，畅春园就有西厂子[52]，康熙皇帝多在此阅视武举等射术[53]。雍正时期，畅春园西厂有“学艺强弱二营兵丁”[54]。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己丑，上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上幸西厂子行围”[55]。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大阅于畅春园之西厂”，“御大西门幄次，赐诸王并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宴”，另有回部上层贵族与宴[56]；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山高水长”，亦俗称为西厂子[57]。“山高水长”是圆明园西南部的一处空旷地带，其名为乾隆皇帝所赐。《日下旧闻考》有载：“万方安和西南为山高水长楼，西向九楹，后拥连岗，前带河流，中央地势平衍，凡数倾。臣等谨按：山高水长，四十景之一也。额为皇上御书……其地为外藩朝正锡宴及平时侍卫较射之所，每岁灯节则陈火戏于此”。当前已有学者指正，昭梿所谓“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虽是史实，但清宫上元节外藩宴，不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宴会这么简单的表述就能概括[58]。乾隆至道光时期，山高水长与正大光明殿共同支持着圆明园的上元节外藩宴。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十三日，“酉刻，上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等及外藩各陪臣茶食观火戏”，正月十四日，“酉刻，上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等及外藩各陪臣茶食观火戏”，正月十五日，“巳刻，赐朝正外藩筵宴”，“酉刻，上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等及外藩各陪臣茶食观火戏”，正月十六日，“酉刻，上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等及外藩各陪臣茶食观火戏”[59]。山高水长的外藩宴同样使用蒙古包，且规模更大[60]，宴间伴随舞灯、放烟火等表演，“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61]。显然，比起畅春园西厂子，紫禁城和圆明园西厂子举办的活动种类更多也更为相似。

至于紫禁城内的西厂子缘何处于今天所在的位置，一个原因即是这里有合适的空间。据侯仁之先生勾勒的明紫禁城格局图[62]，其大略位于隆德殿和西六宫区域之间，那时就已为一处空场。崇祯六年（1633年），隆德殿易名中正殿，到了清代初年，原中正殿处应无建筑留存，反映在《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上是留白面积的增大。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设“中正殿念经处”，“中正殿”之名再度浮现。紫禁城西厂子的出现，不晚于乾隆初年。乾隆十四年，敕建雨花阁，由次年制成《乾隆京城全图》所示，西厂子的范围最终得以清楚呈现。

图4 明紫禁城（局部）

出自《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

图5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

图6 《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然而，紫禁城中也不是没有别的空地可用，西厂子如此选址恐怕有着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原由。康熙皇帝不但曾在畅春园的西厂子考察武举，而且康熙中后期逢上元节时，还会在含淳堂或“九经三事殿”宴请蒙古藩王[63]。雍正时期，畅春园西厂子继续与军事武功相关，同时又在圆明园举办新年宴会。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十一日有旨，“本月十九日，圆明园筵宴，应备办礼乐、摔跤及烟火等事，皆循去年例备办，钦此”[64]。通过“摔跤及烟火等事情”判断，宴请对象大概就是外藩王公。乾隆年间，不仅在圆明园，还在紫禁城内也设置有西厂子，并自伊始即充作筵宴蒙古等外藩的场域。其之所以被划定在中正殿附近，应是考虑到了后者与以哲布尊丹巴为代表的蒙古族上层的深厚渊源[65]。众所周知，乾隆皇帝素来推崇本民族的“国语骑射”传统，宴会使用的蒙古包与西厂子原有的“尚武”意向彼此烘托，与宴外藩以蒙古贵族为主体，一方面是为了怀柔远人，另一方面是否也为的是不断提醒和焕发自身的“内亚性”？

除偶有如乾隆四十九年般的例外，在咸丰朝之前，紫禁城中正殿西厂子与圆明园山高水长基本是各自承担了清宫一头一尾的年节外藩宴。咸丰三年至五年间，或因太平天国军锋正盛[66]，咸丰皇帝在正月期间没有前往圆明园，外藩宴以中正殿西厂子为收关地点。同治朝以后，由于圆明园已遭焚毁，中正殿西厂子遂成为开启与结束一系列筵宴外藩活动的固定场所；此地的戏曲表演，有些明显属于清宫内廷自娱自乐的剧目承应。而即便是灯戏，也不像在山高水长那样总与外藩宴绑定出现。如咸丰八年与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未见举行任何宴会，都是先于长春宫帽儿排或花唱，到傍晚时分再以西厂子伺候万年如意灯[67]。虽然同治、光绪时期，正月十九日当天的灯戏演出很可能与外藩宴有关，但从光绪十年慈禧皇太后五旬万寿开始，西厂子的灯戏就时常在万寿节等未以蒙古外藩为重点关照对象的节庆场合进行承应；历史上，中正殿西厂子还曾短暂承接两项职能。嘉庆帝和道光帝均以咸福宫倚庐守孝，同时利用距咸福门咫尺之遥的中正殿西厂子搭建临时建筑办公，反映出诸事从简、便宜行事的姿态。阅视步射契合西厂子的原意，在与太平天国及捻军部队作战的历史背景下，清廷或为表达对军事武功的重视，特意于此安排相应事务。应当讲，从嘉庆朝到同治朝，对中正殿西厂子的使用，只是在乾隆朝所归拢、形成的“祖制”上，根据时代变化和统治者个人意志有所微调。光绪时期，慈禧皇太后擅权，随着她生活重心的转移，先后将中正殿西厂子的外藩宴和灯戏改易别地。这一区域自此落幕，仅仅被当作宫中一块普通的空场或一条可以行走的通道了。

时至今日，若问起紫禁城的西厂子，相信很多人都是一脸茫然。曾几何时，清代宫廷对紫禁城的空间利用可谓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中正殿西厂子的功能性完全不亚于某些重要的实体建筑。作为宫廷原状的一部分，它昔日的热闹景象和丰富意涵有必要给予展现。

注释

[1] 安双成：《满汉大辞典（修订本）》，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297页，。

[2] 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3册，第204页。

[4]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375页。

[5] 《清实录》（第十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07页。

[6] 同上。

[7]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八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20页。

[8] 《清实录》（第三九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38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知照中正殿西厂子蒙古包筵宴预备满蒙乐曲清音套曲着派达拜唐阿等承差事致内务府，档号05-13-002-000222-0098。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册，第309页。

[1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7册，第498页。

[1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5册，第76页。

[13] 张淑娴、徐超英：《故宫博物院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再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

[1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2册，第577、753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请领年例搭盖西厂子蒙古包买办棉花纸张等项所需二分平余项下银两事，档号05-08-012-000062-0061。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抬运安设西厂子蒙古包等项用行苏拉事，档号05-08-012-000088-0083。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实销修理楠木玻璃蒙古包等共用工料银两事，档号05-08-030-000398-0015。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实销年例修理玻璃蒙古包内金漆走马戳灯等项用过工料银两事，档号05-08-030-000515-0031。

[19]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5册，第8173页；与宴人员以蒙古部众为主，但不仅限于此。如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上皇帝御抚辰殿大幄次赐王公大臣，蒙古王公、额驸、台吉等及年班外藩及各国使臣宴，并赏赉有差。见《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册，第478页。

[20] 贾珺：《清代离宫中的大蒙古包筵宴空间探析》，《建筑史论文集》，2003年第1期。

[21] 《乾隆帝起居注》，第34册，第7-14页。

[22]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8-49页。

[2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3册，第566页。

[24] 档案记述中会将中正殿西长街简省为西长街。如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员外郎白世秀为四方蒙古包内里外床上锦刷子，将红地绫花锦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其换用，先将四方蒙古包搭在西长街呈览，钦此。于正月初九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将改做得四方蒙古包一座搭在中正殿西长街呈览。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698页。

[25] 《乾隆帝起居注》，第34册，第10-14页。

[26] 张小李：《清宫灯戏、火戏戏目研究》，《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8辑。

[27]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中华书局，2011年，第1册，第462页。

[2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4册，第7143页。

[2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4册，7157页。

[30]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5册，第7559页。

[3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5册，第7525页。

[3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5册，第7751页。

[33] 由于多年未举，所用道具需要重新赶制：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奏请旨，为伺候万年如意灯应用双灯一百三十八盏（随双灯杆）、七节龙灯二条（随珠子灯一个），俱随灯架子，随灯箱六个，大条桌二十张、戏桌二十张、一字桌四张、大板凳二十条、小板凳二十条、椅子二十张、杌子二十个、交椅二张、香几二个，俱交造办处盔头作成做，谨此。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6册，第8429页。

[34]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6册，第8449页。

[35]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6册，第8455页。

[36]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7册，第8877页。

[37] 《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21册，第10500、10505页，第22册，第11118、11122页，第23册，第11681、11964-11965页，第24册，第12138、12547-12548页，第25册，12892-12893页，第26册，第13353-13354页；有时也会奉旨撤戏。如同治七年正月十五日，长春宫承应万年长春富贵灯不必伺候。十九日漱芳斋戏不必伺候，长春宫灯亦不必伺候。如同治十年正月十五日，恒英传旨，万年长春富贵灯撤去。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22册，第11310页，第24册，第12133页。

[38] 杨文概：《奕詝并长春宫启祥宫为一宫的前因后果》，见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220-227页。

[39] 张帆：《上元应节骨牌灯戏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期。

[40] 由上文所列咸丰时期的恩赏记录，《万年如意灯》用舞灯人六十九名；而张小李根据《万年如意灯》排场本，认为该戏用舞灯人六十四名。张小李：《清宫灯戏<万年如意灯>》，《中国文化画报》，2011年第5期。

[4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28册，第14598页，第30册，第15550、15552、15738-15741页，第32册，第16304、16312、16472-16475页，第33册，第16878-16882、17072-17076页，第34册，第17489、17491、17495、17678-17680页，第35册，第18161-18167、18379-18382、18558-18559页。

[42] 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山高水长承应《福禄寿灯》。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1册，第165页。

[4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30册，第15557-15558页。

[44]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30册，第15722页。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领取皇太后万寿圣节在中正殿西厂子搭盖彩殿所用物料不敷银两事致总管内务府等，档号05-13-002-000286-0069。

[46]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房库嘉庆四年金殿西洋房黄布凉棚蒙古包添墁地面销册，档号05-08-006-000043-0039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册，第78页。

[49] 《嘉庆帝起居注》，第22册，第371页。

[50] 《清代起居注册·咸丰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册，第432页。

[51] 《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7册，第9465页。

[52] 崔景舒、崔山：《康熙时期畅春园范围界定及平面布局研究》，《中国园林》，2022年第1期。

[53] 如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五日，上以阅殿试武举等骑射，御畅春园内西厂。又如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一日，上为阅殿试武举骑射，御畅春园内西厂。见《康熙起居注》，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7册，第260-26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