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年间的“小学教育”

2025-8-19 09:5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赵珩|来自: 燕舍谭

摘要: 北京民国时期小学的数量与中学差不多，在1949年以前，北京城内的小学有四五十所。当时北京郊区的小学和城内的小学有一个不同，出了北京城，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是四年，一至四年级；高小是两年，多个五、 ...

北京民国时期小学的数量与中学差不多，在1949年以前，北京城内的小学有四五十所。当时北京郊区的小学和城内的小学有一个不同，出了北京城，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是四年，一至四年级；高小是两年，多个五、六年级。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加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小学，那时称为“完小”。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已经都是完小，不存在初小和高小的问题。但是所谓的“国民小学”是讲的初小，只有“中心国民小学”才是所谓的完小。那时一个完小毕业的人，就算不错的小知识分子了，出来以后，能够找份事做个店员了，起码珠算没有问题，记个账、写点东西都可以胜任。

　　这五六十所小学也分私立、公立和教会三种。到了上世纪40年代，绝大多数的教会小学都已经归为市属的公立小学了。不管哪种性质，绝大部分小学是以所在的道路、胡同命名的，比如说船板胡同小学、史家胡同小学。一部分教会小学不用地名，如比较有名的教会小学像育英小学、培元小学等。小学的学费比较便宜，一个学年低的三四块钱，高的五六块钱。

　　教会小学很多是男女分校的，最典型的如在东城的育英小学和培元小学，培元小学是女校，育英小学是男校。其他小学男女分校的不多，一般是男女混校的。到了中学，中学生处于青春期，怕出问题，所以基本上是男女分校的。

　　育英小学出来的学生，比较好的大部分上育英中学，培元小学出来比较好的大部分上贝满中学。我是培元小学毕业的，培元是女校，我为什么会是女校毕业的呢？说起来有意思，我那一届是男女合并之　　后第三届，我上学是1956年，所以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从六至四年级还全部都是女生，只有我和我上面的两个年级是男女生都有。

　　当时我家里觉得我比较老实，怕受欺负，就去上女校吧，所以我就上的是培元小学。那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培元还是女校，所以刚一上培元小学，人家就会问，你怎么上女校呢？其实他们不知道培元已经男女合校两年了。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经过了数次改革，早在民国元年就废止了小学的读经课，但是在袁世凯主政时期又一度恢复，不久又行废止，并改“修身”为“社会”，充分体现了新的教育思想。没有读经课，并不等于不学习古文，在民国小学教材中，古文占了很大比重，比如说像《岳阳楼记》《赤壁赋》《病梅馆记》《秋声赋》和许多选自《史记)《左传》的篇章，而现在是在中学课本中才能该到的，有的是在高中语文中才能看到，但是在民国的小学教材中却都已经选用了。在民初的小学教材中，已经加入了“自然”和“常识”课，给小学生以更多的基础科学知识。原来小学里的音乐、图画、手工属于选修课，但在民国以后都改为了必修课，充分体现了让孩子全面发展的思想理念。

　　近年来，有不少收藏爱好者收集民国教材和小学学生的习作，这确实是有文献价值的材料，于当时的普及教育情况可见一斑。从最近发现的一些广东、四川小学生作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用文言或是白话文写的作文，用词之准确，文辞之典雅，行文之流畅，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都是叹为观止的。

　　我上的培元小学原来是教会小学，教学质量非常高。学校除了校长李荣德和庶务周老师，都是女老师，有些是没有结过婚的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我太太和我是一个小学，她们班的班主任就是基督教徒。那时李校长是40年代的育英小学的校长，1947年从育英调到了培元,我的小学毕业证书上还是印的他的签名。周老师脸上有麻子,　　只管庶务——即收学费之类的杂事,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有些驼背，是典型的庶务形象。直到我上四年级时，才从师范分配来两个刚毕业的男性老师，一个教体育，一个在我们班上做见习辅导老师。这是培元小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男老师，简直变成了稀有动物。那时一个小学一般是每个年级两个班，教师队伍在二十至三十人，校长、教师，还有庶务，都在这二三十人中。

　　培元小学的漂亮小孩儿多，所以那个时候到机场欢迎外宾献花什么的，常常是从我们学校挑选。当年在机场迎接尼赫鲁、吴努、伏罗希洛夫、蒙哥马利、赫鲁晓夫来华，都是从我们小学选拔的。培元也出过几个童星。有一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1955年拍摄)，说《祖国的花朵》可能没人知道，但是一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大家都知道，《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的女主角，就是瞿弦和的夫人张筠英，也是培元小学毕业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她上五年级。后来还有一部中法合拍的电影叫《风筝》，我们小学有一个男生叫刘沛，就是那里面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