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建和我曾是多年的舍友。2007年夏天,他来电话说,逮了一只蜻蜓,想送给一个刚放学的小学生,不料那孩子被吓得倒退好几步,死活不敢接。 子建也弄不懂了,他问:“现在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其实也不能怪孩子,时过境迁了。有个朋友曾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过“你看看,现在哪儿还能见到蜻蜓? 一只也没有!”想当年,就是40年往前,北京孩子里,哪个没充当过蜻蜓和唧鸟的杀手? 粘蜻蜓算不上游戏,但它是暑假里孩子的主要活动之一,可以当游戏来说。 粘蜻蜓的主要工具是竹竿。那时夏天兴挂蚊帐,家家都有成捆的竹竿,或戳在墙角,或搁在床底下。粘蜻蜓用的器械,就是这种竹竿。竹竿上头,绑上一根冰棍棍、扫街的长笤帚苗或长短相仿的较细的木棍,在头上抹上胶。当然,事先得熬。 胶的原料是皮筋或自行车内胎,用剪子剪碎,把铁皮的玻璃罐头瓶盖翻过来,将碎皮筋置于其上,再用火烧,名曰熬胶。黏度如何,火候相当关键。胶熬好后,盛在中药丸盒子之类的携带方便的容器中。至此,准备活动停当。然后是沿街搜索。粘蜻蜓最好是三人一组,一人责操作,一人责拿着盛的盒子,一人负责拿蜻蜓。走的都是小马路上的便道。 蜻蜓一般爱拣秃树枝上落,只要胶熬到了火候,粘起来很少失手。当然,手要稳,竿不能打颤,有句歇后语为:“老太太粘唧鸟——竿(肝)颤。”将竿悄悄升起,挨近蜻蜓,带胶的竿头对准蜻蜓的背部或翅膀,猛一点,一只蜻蜓就下来了。也有胶不黏的时候,竿还没缩回来,粘住的蜻蜓就挣扎着飞了。孩子在找蜻蜓粘的时候,还不免经常念叨一句:蜻蜓飞得高,老鹰叼。蜻蜓飞得矮,没人逮。” 粘下来的蜻蜓都被夹在手指缝里。夹蜻蜓也有讲究,不能夹翅膀,那样属于姿势走样,和弹球里的挤豆差不多,一只手也夹不了几只。要夹住蜻蜓头下面的身子,把翅膀留在手背上面,这样一个手指缝可以夹四五只。赶上丰收的时候,两只手上能夹四五十只。当然,要不停地换胶,粘多了或碰上土什么的,胶自然就会失去黏度。相识的孩子难免在马路上会师,就比谁粘的蜻蜓多。 蜻蜓有若干品种,北京天上飞的,一般是黄色的那种。有一种灰色的,比黄蜻蜓大,尾巴是一节一节的,尾巴头上还有个飞轮,叫“膏药”。一种蓝色的,也比黄蜻蜓大,称“老子儿”。还有一种红色的,与黄蜻蜓一般大,就叫红蜻蜓,或小辣椒。好像有不少文学作品,爱拿“红蜻蜓”当标题,也有一些公司冠以“红蜻蜓”之名,寓意何在,不得而知。北京的孩子也没觉得红蜻蜓有多么特别,就是尾巴很硬,也很直。蜻蜓都咬人,似乎红蜻蜓更甚。那时比谁不怕疼,就拿一只红蜻蜓来,看谁敢把手伸过去。“膏药”和“老子儿”也比一般蜻蜓厉害,且不多见,半天下来,粘到几只,就算不错了。甚至偶然发现它们落在哪儿,不管能不能粘下来,见着影儿了,就是一种惊喜。 蜻蜓粘回来也没什么用,乐趣都在过程中,顶多放养在家里的纱窗上,让它吃蚊子。也有的孩子把蜻蜓翅膀撕去一半,像扔纸飞机那样扔着玩儿,此时的蜻蜓还能飞,但飞不高,扑腾而已,或者在蜻蜓的尾巴上拴根绳,像风筝一样。更有手黑的孩子捏着翅膀将蜻蜓“分尸”,然后喂鸡。 用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粘唧鸟(即知了,北京的孩子叫“伏天儿”“大马猴儿”)。卿鸟都在柳树的高处,比較隐蔽,并且一般的竿长度够不着,得竿接竿。粘起来比蜻蜓费劲,要循着叫声仔细观察,发现猎物,弄不好还得登栅栏爬墙上树,有时候好不容易让竿够着了,唧鸟一察觉,飞了。据说我们院里有个孩子小时候为粘唧鸟,在复外一小铁栅栏的横梁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头没事,栅栏尖扎着了肚脐眼儿。唧鸟比蜻蜓占地方,不能用手夹,铁丝编的笼子是最理想的盛器,但这样一来就复杂化了,孩子不可能如此费神。多年前,我曾在陶然亭一带见过成年人粘唧鸟,旁边的笼子里有不少只。 那时候可逮的活物并不只是唧鸟和蜻蜓,像蚂蚱、刀螂(螳螂)、扁担、老牛、花大姐等等,随处可见。晚上路灯下遛几圈,能抓几碗“一斗油”,回来放锅里炸着吃,据说还非常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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