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很多国际友人会提及1995年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简称95世妇会）。时至今日，这仍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 整整三十年过去，盛会被一些人淡忘了，不过，它的遗产却日益丰厚： 在中国，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权益撑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让众多贫困女性受益……
95世妇会欢迎仪式 在世界，这次大会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里程碑，每到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平等一代”。在联合国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相聚在北京 缘起：为什么不呢？ “在南非，当人们提起‘北京’时，就会想到妇女权利斗争，因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以此为议题，产生了《北京宣言》。”2023年8月底，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南非召开，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在接受专访时，如此描述“北京印象”。 “一提起北京，就想起妇女。”这一说法在国际上很常见，95世妇会时有3万多外宾到来，很多国际友人，通过这次大会形成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龙江文上世纪90年代时，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部任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会议和后续行动的相关工作。“说起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1990年，因为西方的制裁和对华歪曲的宣传，外宾人数急剧下降，一个一百余人的团到北京，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龙江文记得，那年年底，全国妇联接待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司司长萨拉米。 接待中，萨拉米提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拟于1995年举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认为，此前第一、二、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论坛分别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在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哥本哈根（欧洲）和内罗毕（非洲）举行，第四次大会理应在亚洲举办，并询问中国有没有意向。 “一般人都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妇女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会议是政府间就妇女问题举行的高层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论坛作为大会的辅助性会议，预计参加人数不下两万人。” “自1975年起，世妇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开完会都会拿出一个计划，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再开会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95世妇会恰逢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也被看作联合国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1995年又是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和《内罗毕战略》10周年，所以在这一年办会，备受瞩目，内涵深远。” 当妇联书记处向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汇报请示时，对于是否承办95世妇会，陈慕华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呢？” 陈慕华一锤定音 陈慕华是我国第二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性，1988年从副总理任上退下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等职，她曾分管过金融和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好机会。 199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邀请“有关各方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此前，奥地利政府也正式向联合国发出了邀请。 维也纳还是北京？谁能问鼎1995？中国并无胜算。李肇星当时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回忆： 西方媒体对我国的会议设施和承办能力提出怀疑，更声称中国有“人权问题”，造谣说中国不会允许与会者自由活动，不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和记者自由与会。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1992年3月争取到联合国同意，获得大会举办权，取得了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越是别人觉得我们不行，越要憋着劲把会办好。”同年8月，95世妇会组委会成立，彭珮云任主席，陈慕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肇星也提前从联合国任上调回，任组委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男性领导成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第一次直接“为妇女事业干点事”。 让长城连接我们 从纽约回来后，李肇星发现，阻力并不仅仅来自国外。 他刚回国就听到种种议论：不少人说，召开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几万人来北京，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国际反华势力肯定会趁机制造事端，西方政客会利用这次会议抹黑中国，我们防不胜防。有些同志甚至发出怨言：为什么要办95世妇会？还有的人公开埋怨全国妇联没事找事。 对于大家心里的疙瘩，李肇星能理解。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西方反华势力捣乱，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人对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疑虑。 钱其琛一直给组委会打气，他坚持认为，举办95世妇会是为了多交朋友、多做工作，让外界多了解中国。“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打破西方制裁，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他还开导组委会工作人员说，“举办世妇会任务光荣，自己不要怕抱怨，而要把别人的抱怨当作鞭策，把工作做得更好。” 为开好95世妇会，李肇星离开纽约前，专门请教了他的好朋友、埃及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加利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心全意开会的人占少数，一心一意搞破坏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既去开会又去主办国旅游；把会开好并不难，把大多数人安排好，防止极少数人破坏，就OK了。”
在大会发言的希拉里·克林顿 筹备：这就叫NGO论坛 后来的事实证明，加利的看法是对的。不过在筹备之初，对于与政府会议“打包”在一起的非政府组织（简称NGO）论坛，中方最感棘手。 按照联合国惯例，主办国如果承办政府间国际会议，就要“同时同地同主题”召开非政府组织论坛，以达到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交流和互相促进。不过，在筹办95世妇会之初，国内连一家被广泛认可的NGO都没有，也没使用过这个名词。 为此，全国妇联第一书记黄启璪专门到内罗毕考察，据了解，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NGO论坛仅有3000人参加，1980年哥本哈根的第二次论坛有8000多人参加，而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论坛有1.3万人参加，由此推算，仅NGO论坛，北京就要接待2万人。 组委会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也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参会，学习怎么组织一个国际NGO论坛。
论坛上的有固定座位的政府组织和旁听的非政府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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