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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沿岸胡同的特色文化

2025-10-15 12:4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越|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一曲流水,半巷烟火:寻迹运河畔的胡同风情 2025年10月14日 17:31 北京原标题《》陶然亭地区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东至太平街、南至护城河,西抵菜市口大街,北达骡马市大街,中北部有东西向南横街穿过,因区 ...
一曲流水,半巷烟火:寻迹运河畔的胡同风情

陶然亭地区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东至太平街、南至护城河,西抵菜市口大街,北达骡马市大街,中北部有东西向南横街穿过,因区内陶然亭而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陶然亭周边发现战国的陶井圈和铜鼎、汉代的钟形瓦壶、唐朝信州刺史薛氏墓志盖、宋瓷和辽金铜印等大批珍贵文物,处处显示出该地区的悠悠文脉和厚重历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到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在陶然亭地区留下多处红色印记。

董必武题字“儒福里”邵飘萍办报观音寺

儒福里在南横西街南部,位于官菜园上街与自新路之间,清代称猪营,是贩猪养猪的场所,民国后雅称东珠营。民国时,通县电话局长王席儒在“观音院”南面买地建宅,称“如福里”。那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60米、宽两米的小胡同,巷内南北各有5个门。胡同东西口都设有门楼,其中10号院是唯一有讲究大门的两进四合院。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抗战期间,董必武开展革命工作时得到过王席儒的帮助,遂题写“儒福里”为赠。王席儒便将“儒福里”三字刻在巷西端门洞之上,内侧刻“碧云西拱”,胡同东端门洞有砖刻“紫气东来”。1965年北京整顿胡同名称,与东侧南北胡同统称儒福里,现建成儒福里小区。

顺着官菜园上街由北往南,是个大下坡,近南口处有东向珠朝街,再南向西通小川淀胡同(后建有平渊里),路南有座清嘉庆年间重修的寺庙“观音院”,成为自新路与儒福里分叉的界标。儒福里把“观音院”分隔成东西两院,西院在路的西侧,坐南朝北,有四层大殿;东院在路东侧,有房数间。两院均建于土阜之上,东西两院间有一座过街楼相连,过街楼下形成一个门洞,供车马通行,是北京城唯一残存的过街楼实物。

我高中在北京市15中上学,三年间除节假日外,每天上下午和晚自习都要从这里经过。过街楼坐北朝南,上层为悬山式灰砖砌筑的拱券,高约3.5米,面宽约3间,四檩进深约5米,灰筒瓦层面,过陡脊,柱间为方格窗;下层为砖拱门洞,下扇为条石。南北券顶均砌圈花檐,檐上有匾额,南面书“觉岸”,北面书“金绳”,为清朝道光十年(1831年)四月所刻。“金绳”和“觉岸”系佛教用语。“金绳”出自《法华经》,意思说通往理想国离垢国的道路以金制绳索为界;“觉岸”指由迷惘到觉悟的彼岸,李白诗有“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的句子。观音院东院曾是停灵场所,西院超度亡魂,所以民间传说过街楼是阴阳界,有过街到觉岸再生之意。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邵飘萍曾在观音寺里办过报馆。1952年西院辟为自新路小学,四座大殿均为教室和办公室,三殿、四殿之间作为操场,前院成了居民住宅。次年在东院兴建北京建筑工人医院(今健宫医院),大部分被建工医院占据,一小部分为居民住宅。

曾有文载,过街楼上的“觉岸”“金绳”四字与南面的第一监狱有关,此系误传,道光十年刻“觉岸”时还没有第一监狱。第一监狱建于清末民初,于1912年11月10日投入使用称北京监狱,民国初年改称京师第一监狱。民国八年(1919年),组织监狱犯人从监狱修路到官菜园上街,计长二百二十六丈宽三丈。此路因由犯人修建,取悔过自新之意名自新路。1999年自新路并入菜市口大街,原监狱的东半部开发成清芷园小区。

千年古刹守护英灵

龙泉寺在陶然亭西侧,北起陶然亭路,东到今龙泉胡同,为京城著名八大寺之一。1935年马芷庠先生编著、张恨水先生审定的《老北京旅行指南》介绍:“建于宋代,修于明时。”1923年版《老北京实用指南》载:“龙泉寺,在宣武门外黑窑厂西。有明一夔碑,载成化朝僧智林修复,为缁流挂锡之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修,有王熙所撰碑记。今其地设孤儿院。”龙泉寺庙宇广阔,有房五百多间,如今龙泉胡同的规模,基本都是当年龙泉寺的庙产,所以过去能接待各方游僧投宿寺院,成为“缁流挂锡之地”。明清时,龙泉寺的香火十分兴盛,寺内有龙泉井一口,口味甘甜,非常有名。清代爱国诗人龚自珍,著名国画家张大千、齐白石,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等都曾到寺内游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龙泉寺住持心学与其徒弟道兴以寺庙房地产作为基金,创办龙泉孤儿院,专门收养12岁以下的孤儿予以抚养、教育、就业,成为国内宗教界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儿童慈善机构。孤儿定额仅为六十名,就龙泉寺之南建屋四十余间,以为院址。“逮至宣统二年,竟达一百四十余名。而院舍狭隘,诸多困难,不得不另筹扩充之法。复由龙泉寺捐助寺东园地二十七亩有奇,以为改建新院之基。建筑年余,始告落成。辛亥之年,孤儿又增至一百八十余名。而乙卯之秋,复增至二百十余名,并增建织布科房屋四十余间,以为扩充工科之需。”1949年,改名私立龙泉寺小学校,亦称龙泉寺孤儿院小学,后改为宣武区陶然亭小学校。

近代在龙泉寺发生过两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一起是袁世凯囚禁章太炎;另一起是抗日战争期间,寺僧秘密守护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的灵柩达八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

章太炎,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曾先后出任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当时北京大学像黄侃、朱希祖、周树人(鲁迅)、钱玄同等有名的教授,大都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1914年初,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世凯关押到石虎胡同京卫军司令部,后转押京师警察厅,接着又被囚禁到龙泉寺。《内右一区警察署为章太炎移住龙泉寺的呈》载:“探悉本月21日午前十时余,章太炎乘坐陆总长马车外出,又移居于宣武门外南下洼龙泉孤儿院。该处有本厅派巡长2名,巡警8名在彼照料。”从2月21日至6月16日共囚禁118天,然后“由龙泉寺移至本司胡同徐医官宅住宿。17号巡长奉令派巡警纪吉善等轮流在该宅门前左近看守”。直到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释放。

赵登禹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26年参加北伐,后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其故居在北京鼓楼东南的辛寺胡同,即今辛安里98号东城医院所在地。1933年初,赵登禹奉命把守喜峰口阵地。29军及其大刀队血战日寇,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32师师长。1937年7月28日,日军重兵进攻南苑,赵登禹率部接令集结反击,在大红门中弹牺牲,壮烈殉国,年仅39岁。崇敬抗日英烈的龙泉寺老方丈听说后,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赵登禹将军遗体,盛殓于一口黑油漆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将灵柩秘密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后,赵登禹将军的家人经过多方打探,才找到龙泉寺祭奠英灵。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回忆道:他们到寺里拜见方丈,向僧人致谢。方丈说:“你父亲是为抗击侵略者阵亡,他的英灵永远不会死去。”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依照赵将军生前“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的誓言,落葬于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当时,西四、西单等处都搭有祭奠松枝牌楼,并将西城崇元观至太平桥路段命名为“赵登禹路”。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赵登禹将军烈士证书。

张之洞雅集“抱冰堂”

龙爪槐胡同在陶然亭路南面、姚家井东侧,南北走向,南至陶然亭公园西门。民国时称龙爪槐,因该处龙树寺内的龙爪槐而名。龙爪槐一带历史悠久,2024年初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龙爪槐遗址,出土两口汉代陶井,464座汉代、辽代、明清时期墓葬,900余件出土器物。为汉代蓟城的探索和本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

龙树寺原名兴诚寺,建于唐代,其旧址在今陶然亭公园抱冰堂。明朝弹劾权相严嵩的杨继盛被害后,曾厝棺于该寺。据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重修兴诚寺记》载:“斯寺有槐,昔延于先农坛西,夫槐亦一树之常者也,植自宋至今,数百余年,历经兵燹之攘,从未戕其枝柯,而荫郁畅茂,盘结如盖。旁枝特挺,俨若游龙,申舒自得,不啻舞爪,名之龙爪,由来旧矣!”说明兴诚寺内的槐树种植于宋代,清以其巨大古槐似龙爪而改名“龙树寺”。

龙爪槐胡同

据清朝遗老杨钟羲《雪桥诗话》记载:“龙树寺本唐兴诚寺久圮,嘉庆中有松筠庵一浙西僧修之,为松筠下院,补植倒垂槐一树。道光年间,侍郎顾皋题曰:龙树寺。”龙树寺还是文人雅集、游览、酬唱、吟咏之地。晚清名臣张之洞以达官兼作名士,每次主持宴集,最喜欢来龙树寺,说“有此地曾来一百回”。张之洞在龙树寺建有别墅,名“抱冰堂”,张去世后,其门生、同僚将“抱冰堂”改为张之洞祠堂。到民国初年,龙树寺已经衰落,而寺内的龙爪槐却一直在人们口中传颂,逐渐演化成地名。1952年建陶然亭公园,张之洞祠堂和龙爪槐大部分地域划入陶然亭公园内,仅有小巷尚存。

曾以手绘北京胡同著称的舒了先生,他在所著《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提起胡同,先说说我的人生,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31年9月18日,我出生在北平南下洼子陶然亭湖畔西侧的龙爪槐(今名龙爪槐胡同)。当时龙爪槐十分荒僻,所谓胡同,主要依古刹龙泉寺而形成。那儿有一座晶华玻璃厂、一两座旧宅门、一座太清观,还有一座带铁栅栏很讲究的坟茔。由此再往南直到永定门高大的城墙根下,大约有300米的距离,这一带就都是荒地、菜地和一些零星的住户了。”

我向出生在龙爪槐的孙先生和住在周边的黄先生了解到,舒了先生谈到的“带铁栅栏很讲究的坟茔”,原来是龙泉孤儿院南墙外坟地里的和尚塔坟;“一两座旧宅门处”应位在龙爪槐(龙树寺)高台上。新中国成立前龙爪槐一带邻近城根,居民稀少,只在这高台上建有三座院落,住着齐家、郭家、孙家等居民。齐家的院子在北面,著名女花脸演员王金奎住在中间的院子,孙家的院子在南面。过去这一带多坟地,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今北京市戏曲学校)和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就是在“松柏庵”“梨园义地”和部分龙泉寺基地上建立的。晶华玻璃厂位于龙泉寺南面,后名第五玻璃厂,所以从十五中南校门到陶然亭西门就有了条近路。在十五中读书时,我和同学常在午休时出学校南门,途经晶华玻璃厂和抱冰堂西边的竹栅栏,到陶然亭公园去复习功课。

人民革命的摇篮“慈悲庵”

慈悲庵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内,自明朝中叶起即为士人名流游息之地。现存辽寿昌五年(1099年)石幢、金天会九年(1131年)石幢等,说明宋辽时这里已有庙宇存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园内建亭,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公园名称也由此而来。

慈悲庵

明清朝北京园林大多为皇家禁地,陶然亭不属皇家苑囿,自然成为文人士子登高吟咏首选去处。大学士纪晓岚(纪昀)曾赋诗曰:“左持绿酒右持螯,对此真堪赋老饕。记得红萸黄菊节,陶然亭上共登高。”名人士子诗词唱和令陶然亭声名远播,并由此位居中国四大名亭之列。至近代,则更因许多著名的爱国者和革命家曾在此商讨国家大事而闻名于世。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前的吴芝瑛与秋瑾等。

道光二年(1822年),林则徐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同游陶然亭。他在慈悲庵题写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联语用“陶令”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兼指陶然亭之“陶”,“三径”典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后人多以三径指退隐家园。林则徐以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来形容陶然亭的幽静,又流露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清代经世名臣梁章钜在《楹联续话》一书中,称赞林则徐这幅楹联为“亭中楹帖当推此为第一”。林则徐所题楹联早已无存,现存楹联由当代书法家黄苗子重书。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在京的“辅社”成员罗章龙、邓中夏等革命人士在慈悲庵聚会,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这张照片至今还陈列在革命博物馆内。同年8月16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成员,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和“青年互助团”等五个进步团体的20多位代表在慈悲庵北配房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等问题。李大钊、周恩来和邓颖超等出席了会议,并且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1921年夏,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墓为名,租赁慈悲庵两间南房,作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据点。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在此参加会议。至今公园锦秋墩的北坡上,还埋葬着革命志士高君宇和石评梅。因此,慈悲庵有“人民革命的摇篮”之称,在人民的心目中成为北京的一处革命遗址。

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到陶然亭故地重游。他看到慈悲庵前的老槐树,抚今追昔,指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清理扩展景区环境,陶然亭建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首家开辟的公园。1979年,陶然亭慈悲庵被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慈悲庵内举办有《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对公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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