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这间“平房诊所”藏大秘密！协和精英伉俪 用医术守家国
20世纪40年代初西单旧刑部街的“王光超大夫诊所”，虽是几间临街的平房，却连着一处深宅大院。平日诊所里的大夫只有年轻的王光超或是他新婚妻子严仁英，有人看病时，王光超的妹妹王光美也会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诊所病人不多，却经常购进大量药品，王光超也时常不在诊所。还有病人会经常从诊所穿过直接走进里边的深宅大院去找王光超的母亲董洁如，这一切无疑给旧刑部街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不少神秘感…… 20世纪40年代初西单旧刑部街的“王光超大夫诊所”，虽是几间临街的平房，却连着一处深宅大院。平日诊所里的大夫只有年轻的王光超或是他新婚妻子严仁英，有人看病时，王光超的妹妹王光美也会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诊所病人不多，却经常购进大量药品，王光超也时常不在诊所。还有病人会经常从诊所穿过直接走进里边的深宅大院去找王光超的母亲董洁如，这一切无疑给旧刑部街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不少神秘感…… 1 旧刑部街大家庭的爱国激情 1941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毕业后刚刚在协和医院工作仅一年的王光超就辞职在家中挂牌开起了“王光超大夫诊所”。此时,中共地下党在当时的西郊什坊院也设了一个诊所，目的是以此为掩护，由旧刑部街诊所、什坊院诊所一起向根据地八路军秘密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械。因此，“王光超大夫诊所”表面上是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 此时的王光超虽不是地下党员，但能够勇敢积极为当时的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除了他心中强烈的爱国情怀，应该说更离不开家庭对他的影响。
王光超 王光超1912年出生于天津旧式官僚家庭，父亲王治昌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又思想开明，颇有民族气节的民国官员。王治昌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曾在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的民国政府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长。王治昌学识广博，并敬佩同情孙中山革命事业。因此在当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被冠以那个时代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母亲董洁如更是在年轻时就因顽强反抗女子裹脚陋习而被称为具有反封建斗争精神的女子，并读至北洋女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因敬佩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叔叔，董洁如不仅思想进步，更多次冒险营救地下党同志。 在父母的影响下，王家的子女个个思想进步、学业有成。特别是四子王光杰，不仅是北大数学系和清华电机系与无线电专业的优秀学生，更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王光杰又以满腔热血积极投入到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并同时在家中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 三子王光超则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著名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当年崔月犁在去晋察冀解放区途中被汉奸抓到后，就是母亲董洁如带着钱亲赴河北，历经周折，终于将崔月犁解救出来。） 在旧刑部街大家庭爱国激情的鼓舞下，王家长女王光美和妹妹王光和、王光平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后，王光杰也和妻子一同去了抗日根据地。王光超则仍然坚守在诊所一边为人治病，一边行走在旧刑部街与西郊什坊院的大街上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与医疗器械…… 2 协和精英伉俪 共同坚守在旧刑部街诊所 一年后，“王光超大夫诊所”又多了一名年轻的女大夫，她是王光超的新婚妻子严仁英。来往于旧刑部街与西郊什坊院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的队伍终于壮大了……
1938年王光超和严仁英在北京协和医院 严仁英和王光超是同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并和王光超一样，也出生在天津一个名门大家庭中。她的祖父就是被称“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与张伯苓先生共同创办了天津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的严修先生。1935年，从小就成绩优异的严仁英与王光超同时考入令许多学子可望而不可即、当时已跻身世界最先进医科大学行列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们在协和相识、相知、相爱，并在毕业后留在了协和工作。不同的是，严仁英在协和毕业前实习时，即被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慧眼“相中”，得到其培养并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年轻的住院医师。王光超则在一年后辞职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家中开办了“王光超大夫诊所”。 至于严仁英也成为旧刑部街诊所的大夫，还得从1941年底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说起。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一批批日本士兵冲进了协和医院的大楼，并很快封锁了楼道、楼梯拐弯处和病房门口。正在为病人看病治疗的医生、护士，统统被赶到大门外，医院大门口早已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哨兵……日本军队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舍。那是严仁英与协和医院同人永远忘不掉的屈辱和惨痛时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停业了。严仁英和一大批协和人不得不离开协和自谋生路。她的恩师林巧稚谢绝了当时的美国使馆和协和医院美国医师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挂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严仁英与王光超结婚后，也成为在“王光超大夫诊所”里行医为人看病的医生。看到丈夫王光超的“神秘”行动，严仁英不仅理解也十分支持。在协和工作时，她就曾经因日本人还没有占领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而有机会不时为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爱国人士送一些药品和医疗物资。之后在亲历了与王光超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后，严仁英愈加明白，为何当初在协和刚毕业不久，王光超就积极筹办私人诊所了。 最让严仁英难忘的是那年冬天，从旧刑部街诊所往西郊什坊院运送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经历。那是一次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危险而紧张的秘密行动。她清晰记得，那天天气异常寒冷。上午10点多的时候，诊所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径直走到王光超跟前，没说几句话后就与他一起走进王家宅院去找王家的老太太董洁如去了。 严仁英知道，是地下党的人来了，他们每次都是直接找王光超和老太太。果然，女学生走后，王光超一边穿衣服，一边对严仁英说：这次需要的医疗用品量比较大，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接应，就等着我们送到西郊。我和母亲已商量好，现在我就出去。” 王光超的话很简单，但是严仁英明白，“那边”就是崔月犁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送”的自然是根据地急需的医疗药品，“西郊”则是地下党设在什坊院的一个点。崔月犁就更不陌生了，他不但是经常来旧刑部街“光顾”诊所的地下党领导人，也是王光超的好朋友。 王光超穿上大衣，顶着冬天的寒风出门了。严仁英的心也跟着揪紧了，她不是害怕，只是为出门采买药品的王光超担心。因为这次采买的药品多，靠经常去的一处中华大药房显然不够了。而多去一处买药，就要多一份危险。想到这儿，严仁英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忧。但想起王光超出门时从容的神情，她心里又坦然许多。毕竟，从支持丈夫并一起加入为根据地运送医疗用品的秘密队伍那天开始，她就做好了承担风险甚至献出生命的准备。 一直到天黑的时候，风尘仆仆的王光超才回来，严仁英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第二天上午，“王光超大夫诊所”采购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送来了，那是王光超奔波一天的“战果”。他们很快精心清点整理好。第3天晚上，崔月犁来了，他和王光超一起将准备好的医疗物资悄悄运往西郊。第4天，一箱箱经过严仁英和王光超双手传递的药品、医疗器械从西郊什坊院向抗日根据地“出发”了…… 就这样，一处旧刑部街“王光超大夫诊所”，虽然不大，却神秘地成了当年革命根据地重要的药品输送站。在日本兵森严把守的北平城，承载着济世救人使命的严仁英和王光超，以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坚强无畏，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根据地传送医疗物资，为挽救八路军将士的生命和支援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20世纪80年代，早已成为新中国医疗战线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和妇产科专家的王光超与严仁英伉俪依然奋战在医学第一线，提起当年西单旧刑部街诊所那一段不惧生死，冒险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难忘经历，他们仍为能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就如严仁英曾经回忆的那样：“……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他是我先生的好朋友，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然后偷偷送往根据地，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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