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华表是古代皇权的标识，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在当代又被赋予特殊的符号含义，但是关于天安门华表的形成，至今仍未能具体解读清楚。本文以具有完整发展脉络的华表为考察对象，梳理神道华表、桥梁华表、皇家建筑华表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在宫廷建筑史的背景中，进一步探讨天安门华表如何在明代初年恢复“五门三朝”制度的过程中，承袭御桥陈设华表的传统，由元代周桥前棂星门演变而来。
0 引言 1 神道华表 2 桥梁华表 3 皇家建筑华表 4 天安门华表的形成 5 结语 0 引言 华表是中国古代具有表识和装饰功能的柱式建筑，在历史演进中发展出多种类型，其中天安门华表最具代表性，它被每一位中国人熟知，并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正是由于天安门华表具有特殊的符号含义，所以明晰其渊源和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较早的文献记载中，“华表”有多种名称，如诽谤木、交午木、桓表、表木、表柱、和表等。《史记·孝文本纪》索隐：“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崔浩以为木贯表柱四出名‘桓’，陈楚俗‘桓’声近‘和’，又云‘和表’，则‘华’与‘和’又相讹耳。”郑玄的注解表明东汉时期已经有“华表”一名，崔浩的注解说明经读音演变，“华表”一名成为最通俗广泛的称谓。 传说华表源于尧舜创立的“诽谤木”，亦有始于周公一说，是“仁政”的标识。尧、舜、周公都是古代圣贤君主的典范，许多“开创”都记在他们名下，故华表始由“圣人”所作的记载，虽然具有深刻且广泛的文化意义，但不能作为探析其起源的依据。如从“华表”一词中心字义考察，则可知“表”是指具有表识、标记、告示、测量等功能的柱式装置，相关记载可以为华表的起源提供线索，现有论著已产生多种华表起源的观点，如陈仲篪《识小录》“营造法式所载之门制二乌头门”先秦遗制说、秦建明《华表与古代测量术》测量表木说、杨向奎《紫禁城上的角楼和天安门前的华表》角楼立表说、牛龙菲《从“木铎”到“华表”》乐器木铎说、王宜涛《华表的起源与演变》图腾说。在这些观点中，陈仲篪的文章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文中提出“亭邮表”可能是周代“邮表畷”之遗制，其四隅分布又与先秦陵墓四角树桓楹相似。秦建明一文认为华表四隅分布的现象是古代测量技术“四隅立表法”的遗制，亦是探讨华表起源的重要观点。陈仲篪与秦建明的观点，均为本文探讨华表起源与天安门华表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依据。 华表在历史演进中也发展出多种类型，如果不作分类，将不同发展脉络的华表纳入同一系统进行演进分析，势必会造成类型序列上的疑惑与混乱。已有中外专家注意到这种情况，对华表进行了分类研究。冯君实在《华表的起源与演变》一文中将华表分为三大类：交通华表、建筑华表、陵墓华表。但这种分类方法出现相互涵括的情况，而且文章在二级分类中还释读出许多值得商榷的“华表”类别。秦建明在《华表与古代测量术》中，把华表分为墓表、门表、界表三类，其中门表与界表在文献、实物方面的支持相对薄弱，并且分类界定依然模糊，但依据华表本质功能（表识、界标）的归纳分类，则具启发性。日本关野雄在《华表考》一文中认为“表”的记载繁琐，存在主观解读的不确定性，而“桥表”和“神道石柱”则史料明确且丰富，故据此分两种类型进行研究。但天安门华表所代表的类型序列，则无法列入这种分类之中。本文为避免“表”的广泛含义所带来的分类干扰，以及泛称“华表”所导致的研究混乱，据上述论著的分类指导与启发，以具有稳定建筑形制且拥有完整发展脉络的华表为研究对象，将华表归纳为三大类型：神道华表、桥梁华表、皇家建筑华表。 此外，在过往研究中，还有傅熹年、杨宽等专家的论著，论述了桥梁华表和神道华表的发展，为本文提供了华表分类后具体论述之参考。刘敦桢则最早提出桓表柱头横木与《营造法式》日月板及近世火焰牌楼之云版殆同出一源，前引陈仲篪一文承袭这一观点，并在乌头门（棂星门）与华表的关系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论述，上述观点均对本文有关键性启发。侯仁之、孟凡人及李燮平的论著，为本文论述天安门华表的形成，提供了宫廷建筑史的史学考证依据。基于前辈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文献史料、古代绘画，梳理不同类型华表的发展脉络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在宫廷建筑史的背景下，探讨天安门华表的形成。 1 神道华表 神道华表常被称为石柱、望柱，也有标、表、墓等称谓，一般成对陈设在陵墓神道前端，是神道石刻之一，起提示神道起始、标识陵墓等级、标记墓主人信息等作用。 最初墓前立有书写死者信息的木柱，称为楬，《周礼》载：“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汉书》亦载：“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从“表识”的功能来说，楬与后来的神道华表有相似之处，并且记载中也将墓前所立木柱称为华表。西汉始有墓前神道记载，游侠原涉为扩大先父墓茔，“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成对的石制华表最迟在东汉随神道的普遍开辟而盛行，成书于北魏的《水经注》载有八处石柱，其中五处属于东汉时期。现存东汉石柱实物两例，分别是幽州书佐秦君墓石柱（图1a）和琅邪相刘君墓石柱。秦君墓石柱存一对，保存较完好，圆形柱身饰瓦棱纹。琅邪相刘君墓石柱残损较严重，圆形柱身饰束竹纹，又刻绳索纹，模仿用绳子束竹成柱。两例石柱上端均有刻墓主名号的石榜。石柱柱顶均已丢失，1979年河南叶县出土一对刻于圆盘上的石兽，底下有纳榫圆孔，推测为东汉石柱顶部构件。魏晋时期所存实物有杨阳墓神道石柱、韩寿墓神道石柱、笴府君墓石柱，又有从石柱上凿取下来的石榜多例，如霍君神道碑石、谢君神道碑石、王君神道阙、王君墓表、何桢墓表等。遗存以河南博物院所藏西晋笴府君墓石柱（图1b）保存最为完整，整体造型仍是东汉风格的延续，柱身上段饰束竹纹，下段饰瓦棱纹，两段间用绳索纹分隔，这正是秦君墓石柱和琅邪相刘君墓石柱柱身装饰的结合。南北朝时期，北朝石柱仅见《北史》所载：北魏赵修得宠之后，公款为父修墓，神道石雕中列有石柱。南朝记载和遗存的石柱比较多，除了重庆忠县泰始五年（469）石柱外，其余十多例遗存均属于南梁时期。其中以吴平忠侯萧景墓石柱（图1c）保存最为完整，柱身仍是束竹纹与瓦棱纹相结合，上部束竹纹约占柱身的三分之一，前设石榜，柱础刻双螭环状。石柱顶部为覆莲纹圆盖，圆盖上有石辟邪，与前述河南叶县出土的东汉石兽类似。 唐代石柱开始简化，唐高祖李渊献陵石柱（图1d）反映了演变中的过渡时期形象，柱身变为八棱形，有收分，取消刻字石榜，柱顶用八棱台盘取代南朝时的覆莲纹圆盖，但顶部的石辟邪以及双螭座柱础仍是南朝风格的延续。恭陵石柱（图1e）是唐代皇陵中最早出现仰覆莲宝珠顶的案例，这种顶饰也见于同时期的石经幢中，源于佛教艺术的影响，对后世石柱顶饰影响很大。乾陵石柱（图1f）更加简洁，柱顶只饰一层仰莲纹，上置宝珠，圆润饱满的宝珠成为石柱顶部收结的显著标志，之后的石柱多承袭此造型特点，强调宝珠顶饰。至桥陵开始，石柱便大致依八棱台盘上置仰覆莲宝珠的式样趋于稳定（图1g）。北宋石柱沿承唐代制度，但顶饰总体上较唐代简化，造型显瘦弱，如宋太祖永昌陵石柱（图1h）、宋太宗永熙陵石柱等。至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出现了“宝瓶式”柱顶（图1i）。 北京金代皇陵中，在神道南端出土了一对中心凿出八棱形凹槽的石础，应该是神道石柱的柱础。金代吉林完颜希尹家族墓的神道也立有石柱，所见为宝珠顶的六棱柱。元代皇陵实行秘葬，不封不树，没有皇家陵墓建筑遗存，也未见神道石刻的典章，但方志记载了元惠宗在追封蒙古族官员马秃塔儿爵位后，遣官为其督修墓园，开神道树华表。山西运城闻喜的伯里合不花墓，地表仍可见宝珠顶的六棱石柱。可见金元时期的陵墓仍受汉俗葬制影响，延续开神道树石柱的传统。 明初凤阳皇陵与泗州祖陵首创在神道中段树立两对石柱，柱头承袭北宋样式，一对是宝珠式，一对是宝瓶式。明孝陵又恢复为陈设一对石柱，并且创造出新的石柱样式（图1j），石柱柱身为六棱形，向上收分，周身装饰云纹。有仰覆两层顶盘，中间束腰，亦装饰云纹。柱顶是矮柱形石帽，上刻云龙纹，柱础是六边形须弥座。明长陵石柱（图1k）以孝陵为范本，钟祥显陵石柱又以长陵石柱为范本。清代石柱沿袭明代式样（图1l），但柱式没有收分，在清东陵和西陵中，除道光帝的慕陵外，都设一对石柱。明孝陵所创立的石柱制式在明清两代仅应用于皇陵中，王公大臣的神道石柱未见与其相似的造型。 民国时期，袁林与中山陵都设有石柱。袁林石柱沿袭清代的造型（图1m），但柱身装饰“十二章”纹饰，柱顶石帽装饰“嘉禾”。中山陵虽没有神道石刻，但祭堂平台两侧仍设有高大的石柱（图1n），其形制以明代长陵的石柱造型作为参考，装饰新式云纹。
图1 神道华表造型演变（点击可查看大图） 综上观察，神道华表历经两千余年的演变，有完整的类型序列，以石构华表为主线，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东汉至唐代早期为第一阶段，圆形柱身流行瓦棱纹和束竹纹，上部有记死者名号的石榜，柱顶圆盖上设石辟邪，柱础刻双螭，直至唐代早期出现简化过渡案例；唐代早期至明代早期为第二阶段，柱身变为八棱形，取消刻字石榜，柱顶仰覆莲上装饰火焰宝珠或宝瓶，柱础主要为莲花覆盆或素覆盆；明代早期至民国早期为第三阶段，主要体现在皇陵石柱的创新上，皇陵石柱柱身为六棱形，仰覆顶盘上设置矮柱状石帽，柱础是六边形须弥座。神道华表是起源早、历时长的石构华表类型，三段式（柱头、柱身、基座）的确立，对其它类型石质华表的构成产生了影响。 2 桥梁华表 桥梁华表也称桓表、和表、表木、交午木、桓楹，最初具有“标示界限”“表识衢路”的功能，与亭邮所立桓表性质是相同的。在汉代，交通要道设亭、邮，亭是与军事、治安相关的机构，邮是传送文书的机构，邮、亭机构所设有部分重合，故有“亭邮”合称。《汉书》“尹赏传”颜师古（唐代）注：“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陕西省绥德县郝家沟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可见亭邮与四隅桓表（图2a），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亦可见亭邮桓表（图2b），所见与史料记载相符。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载：“亭邮之所而立表木谓之桓，即今桥旁表柱也。”从上引文献中可以看到“旧亭”与“今桥”的表述，可知华表应用于亭邮是“旧时”之事，“今时”即唐代时的华表主要应用于桥梁中。亭邮华表没有发展下来，桥梁华表则逐渐演变成为桥梁装饰，并成为具有完整发展脉络的华表类型。
a）陕西绥德县郝家沟东汉画像石
b）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画像石 图2 画像石中的亭邮华表 四隅分布是亭邮、桥梁华表的重要特征，陈仲篪认为亭邮所立的华表是周代“邮表畷”之遗制，并引清代阮元《揅经室·释邮表畷》对邮表畷作介绍：“邮乃井田上道里可以传书之舍，表乃井田间分界之木也……立木缀毛裘之物而垂之，分其间界行列远近，使人可准视望，止行步。”可见具有标识、界标作用的邮表畷，与亭邮、桥梁所陈华表关系密切。至于邮表畷是否四隅分布，则无法据史料得知，但考虑其具有井田界标之功能，作四隅分布存在较大的可能性。关于华表四隅分布的特点，陈仲箎还提出可能与“周代陵墓树四角的桓楹”相关，秦建明《华表与古代测量术》进一步认为，古代“四植谓之桓”的普遍现象，应是古代测量技术“四隅立表法”之遗制。以上是关于桥梁华表渊源的观点，下文对桥梁华表的演进作具体论述。 东汉的画像石可见许多桥梁陈设华表，造型虽不稳定，但仍可归纳为史料所载的“横木交柱头”（图3a～图3d）和“木贯柱四出”（图3e，图3f）两种主要类型，横木（或木榜）交柱头可书写信息，木贯柱四出可指示方向。另有柱头无横木、柱顶套桃状物的桥梁华表数例，案例仅见于山东临沂境内（图3g～图3i），猜测是防雨水淋浸腐蚀木柱的护具，兼具装饰作用。《水经注》亦有汉代桥梁华表的记载，洛阳建春门石桥的四隅设有阳嘉四年（135）建造的石柱。至三国时期，曹魏洛阳的城东桥、洛水浮桥以及孙吴建业的南津大桥也都有陈设华表的记载。 南北朝时期，北魏洛阳的永桥配设高大华表，柱顶设置凤凰，南朝的建康朱雀航也有陈设华表的记载。洛阳永桥和建康朱雀航都是当时都城中轴路上重要的桥梁。 隋唐时期，洛阳端门外天津桥、定鼎门外通仙桥都设有华表。唐诗也提及桥梁华表，如白居易写洛阳漕渠新桥：“影定栏杆倒，标高华表齐。”李商隐写长安灞桥：“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此外，唐代的华表柱顶已经有陈设“鹤子”的记载，《宋史》载：“（思忠）尝从兄思恭讨黄巢，拒贼于渭桥，表有铁鹤，射之没羽，贼骇之。”陆肱写成都南郊万里桥：“揭华表以相効，刻仙禽而对立。”表明唐代华表的顶饰已由南北朝时期的凤凰演变为仙鹤。 两宋时期，文献、诗词和绘画中都有丰富的桥梁华表记述。北宋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中有桥梁华表，但因文字简略而具体形制不明，古画所绘华表可作补充，其中以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图4a）和元佚名《龙舟夺标图》（图4b）所绘桥梁华表结构最为详细。画中华表分布于桥梁四隅，木柱上端有横木十字相交，华表柱顶上设圆形顶盘，上面陈设鹤子，鹤子左仰右俯相对而立。华表没有基座，或附于桥梁结构，或独立设于桥梁四隅用幡竿颊固定。《龙舟夺标图》所绘皇家华表非常高大，横木下面还用雀替加固。宋画《金明池争标图》《长桥卧波图》《千里江山图》《中兴瑞应图》也都绘有桥梁华表（图4d～图4g），画中华表均为“横木交柱头”的类型，柱顶没有设置鹤子。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显示，南宋临安御路上的众安桥和观桥也陈设华表，西湖断桥更是画（图4c）、志、诗都涉及华表。元人有云，著名的安济桥（赵州桥）华表上“宋臣使金者刻题甚多，不能尽读”。出使金国的宋朝官员记述，金中都宣阳门外龙津桥陈设着高大的石质华表。始建于金代的卢沟桥也陈设石制华表，通过元人《卢沟运筏图》可见，石构华表与木质华表相比较，造型上发生较大改变——柱头没有横木制式，柱顶设置石坐兽，采用八棱柱身和八边形须弥座，形制与神道华表近似。 桥梁陈设华表的传统在元代发生改变，通过“相如题桥”图案的变化可以看到桥梁华表在元代演变为牌坊。义乌游览亭村宋代窖藏银片画心表现了“相如题桥”的故事，司马相如题誓之处是“横木交柱头”的华表（图5a），南宋马远《山水人形图》中亦是桥梁表柱（图5b）。但元代所见“相如题桥”图案，桥头的华表无一例外全都成了牌坊，案例可见于磁州窑瓷枕（图5c，图5d），图中牌坊柱子还可以看到华表柱式的特征。元佚名《建章宫图》和永乐宫重阳殿壁画《度孙卖鱼》中，桥梁一端也陈设着棂星门，这种变化甚至影响了元大都宫城中的御桥，《故宫遗录》载：“南丽正门内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内数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由御桥的案例亦可见这种变化的影响是深入而广泛的。 沿袭元代，明清桥梁设置牌坊的案例已经很常见。北京正阳门外原有正阳桥，桥南立牌楼，匾题“正阳桥”。《清稗类钞》载：“（金鳌玉蝀桥）东西峙华表，东曰玉蝀，西曰金鳌，盖桥名也。”这里的华表指的是桥两端的牌坊。清代李斗《工段营造录》载：“古者亭邮立木以文其端，名曰华表，即今牌楼也。”可见牌坊与桥梁华表之间存在特殊的发展关系。 综上考述，桥梁华表以木制华表为发展主线，有完整的发展类型序列。图像资料所示桥梁华表的柱式与记载一致，主要有“木贯柱四出”和“横木交柱头”两种，柱顶设置鹤子仅见于“木贯柱四出”的柱式中。桥梁华表初时与亭邮华表性质相同，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的“邮表畷”。汉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很多桥梁华表的图像与记载，唐宋时期是桥梁华表发展的盛期，金代的桥梁华表出现石构化现象，但发展至元代，桥梁华表又因演变为桥梁牌坊而逐渐消亡。
图3 画像石中的桥梁华表
a）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b）元佚名《龙舟夺标图》
c）南宋佚名《西湖清趣图》
d）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e）南宋佚名《金明池争标图》
f）宋佚名《长桥卧波图》
g）南宋萧照（传）《中兴瑞应图》 图4 两宋时期的桥梁华表
a）游览亭村宋代窖藏银片画心
b）南宋马远（传）《山水人形图》
c）元代白地黑花“相如题桥”长方形枕
d）元代磁州窑白地褐花扁壶 图5 “相如题桥”中的华表变化 3 皇家建筑华表 皇家建筑华表也被称为擎天柱，石制，八棱形柱身装饰龙纹和云纹，上部装饰云板，柱头由天盘与坐兽构成，基座为八角须弥座。坐兽和云板是皇家建筑华表的重要特征，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坐兽背对建筑守望朝外，云板横向穿插，云头相向朝内，云尾朝外，坐兽与云板一纵一横相互呼应（图6a）。皇家建筑华表的四隅分布及柱头构件具有朝向性，皆与桥梁华表相似（图6b）。
a）皇家建筑华表
b）桥梁华表 图6 皇家建筑华表与桥梁华表 皇家建筑华表有以下特点：一、从属于皇家建筑，分布在建筑物的四隅，结合柱头构件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体现出“四隅立表的法”的遗制；二、通常应用于皇家建筑群的中轴前导建筑物中，起表识作用，以突出建筑崇高的礼制地位，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三、通过标识重要的空间节点，以界定、提示即将进入尊贵或神圣的建筑空间。以下对可考四隅分布的皇家建筑华表进行归纳与分析。 明朝在凤阳（中都）、南京、北京均营建过宫城，三地的宫城有因袭关系，北京宫城主要以南京宫城为范本，而南京宫城规制又源于中都。三地的宫城都建有承天门与御桥，中都的御桥（外五龙桥）设在午门前，是否设置华表尚不清楚。南京的御桥（外五龙桥）建于承天门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可证南京承天门陈设华表（图7a），而北京宫城“规制悉如南京”，承天门（天安门）前建外金水桥及陈设四隅华表应是参照南京之制（图7b）。南京承天门建成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北京承天门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无论南京还是北京，承天门、御桥及华表在规划上体现出一体性，所以两地华表应当与承天门、御桥为同时期营建。承天门是皇城的正门，具有重要的礼制地位，每当国家举行重大庆典时，都要在承天门举行颁诏仪式，布告天下。 神功圣德碑亭位于皇陵神道最前端，用来歌颂先皇帝圣德与功绩，碑亭四隅立有华表。明孝陵始创神功圣德碑亭，但没有设华表，直至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始有四隅华表（图7c），《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1435）十月“建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四隅华表可能是同时期设立的。清代沿袭明代神功圣德碑亭四隅陈设华表的制度，但在东、西陵中，只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帝的碑亭陈设华表。 安佑宫又称鸿慈永祜，为清代皇帝祭祀先帝的家庙，建成于乾隆八年（1743），位于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西北角，是圆明园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群。安佑宫的殿门前有两座琉璃牌坊，首座琉璃牌坊配设四隅华表。1860年安佑宫被英法联军焚毁，但华表留存下来，现今一对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院内（图7d），另一对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办公楼前（图7e）。 福陵与昭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位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市）。《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载：“顺治七年四月己酉，立福陵昭陵石像生……擎天柱四，望柱二。”福陵华表（图7f）分布在石像生四隅，昭陵华表（图7g）分布在正红门区域的四隅。由于福陵与昭陵位于关外，且华表添置于清初，此时制度尚未齐备，故华表所立位置、材质、造型都与关内的案例不同。
a）南京承天门华表
b）北京天安门华表
c）明长陵神功圣德碑华表
d）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内安佑宫华表
e）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安佑宫华表
f）清福陵华表
g）清昭陵华表 图7 皇家建筑华表 卢沟桥位于北京广安门外十余千米处，始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是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清代皇帝出巡、出殡（西陵），都必须通过这座石桥。卢沟桥华表性质上属于桥梁华表，但造型却与皇家建筑华表相同（图8a）。现今所见华表构件的石质与风化残损程度各不相同，说明历经多次修缮补配，罗哲文因此认为卢沟桥华表顶上的石狮与云板可能为后来添改。元代《卢沟运筏图》所绘卢沟桥华表没有云板（图8b）。清代《乾隆南巡图》所绘卢沟桥华表仍没有出现云板（图8c）。日本文化二年（1805年，即清嘉庆十一年）刊《唐土名胜图会》显示，卢沟桥华表已经添加云板（图8d），所以推测现今所见卢沟桥的华表造型，是在原有桥梁华表的基础上添改构件而成。 上述皇家建筑华表，应用于桥梁1例，应用于皇城正门2例，应用于陵墓8例，应用于宗庙1例。在这些案例中，卢沟桥华表可能由清代添改构件而成，故最早案例出现在明洪武年间，最晚案例出现在清道光年间。皇家建筑华表最早应用于皇城正门与御桥的建筑组合中，经过发展，也应用在皇陵及宗庙建筑中，从而演变为新的华表类型。
需要强调的是，在明清案例中常见皇族与高级官员的墓园神道前端也陈设一对皇家建筑华表，这种现象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如萧大亨墓、郭朝宾墓、田义墓等。至清代，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如康熙时期的伊桑阿墓、雍正时期的怡贤亲王墓、乾隆时期的兆惠墓等。明清时期规制限定，只有公侯伯、一品至五品官员的坟茔才可以建神道、立望柱，故神道前端所立的皇家建筑华表，本质上是神道华表，只是借用了皇家建筑华表的造型，与四隅分布的皇家建筑华表意义并不相同。在明清道教建筑中也有陈设皇家建筑华表的案例，如四川三台县云台观和北京白云观，都在入口处设置一对华表，用于表明敕建道观的地位，标示仙俗空间的转换，其造型也是借用了皇家建筑华表。
a）卢沟桥华表现状
b）元代卢沟桥华表
c）清乾隆卢沟桥华表
d）清嘉庆卢沟桥华表 图8 卢沟桥华表的演变 4 天安门华表的形成 在前文桥梁华表的演变序列中，可以发现不同朝代的都城规划，中路御桥常陈设华表，如北魏洛阳宣阳门外永桥，六朝建康朱雀门外朱雀航，隋唐洛阳定鼎门外通仙桥，端门外天津桥，南宋临安和宁门外观桥、众安桥，金中都宣阳门外龙津桥等。此外《史记》关于“诽谤之木”的注解，三国时期韦昭解释为“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说明三国时期的宫门外桥梁已陈设四隅华表。天安门与外金水桥四隅陈设华表，可见中路御桥陈设华表这一传统的影响。天安门华表柱头构件的朝向性，以及所反映出“表识”与“界标”的基础属性，亦和古代的亭邮桥梁华表相似，循着这一系统，可上溯至更加悠久的根源，即先秦的“邮表畷”与测量技术“四隅立表法”。 天安门是明清皇城的南大门，也是外朝空间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历代宫廷建筑的演变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分析中国古代宫廷前朝空间制度的演变，可以进一步明确天安门华表的形成。 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规划，以封建皇权为核心，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条贯穿南北、规划缜密的中轴线，这条轴线由不同形制、等级、功能的门禁与宫殿构成，是礼制与权力交织的秩序空间。明清的天安门是这条轴线上外朝部分最重要的构成，门前是一个“T”字形的广场，主要建筑由城门、外金水桥、华表及千步廊构成，这种前朝空间制度的雏形见于北宋汴梁，彼时已确立州桥、华表、御廊杈子为主要建筑的空间规划。其后建都于北京的金、元、明三朝，其前朝空间制度的规划，反映了中轴门制的调整和御桥陈设华表的演变。金代的皇城正门是宣阳门，开三门，门前建龙津桥，桥分三道，四隅设华表，入内是千步廊（图9a）；元代的皇城正门设在千步廊北端，以棂星门为皇城正门，棂星门设三门，入内建周桥三座（图9b）；明代皇城正门是承天门，也建于千步廊北端，开五门，门前建外金水桥五座，采用四隅华表标识居中的三桥三门是最尊贵的路径（图9c）。三个朝代的皇城正门都强调三门三桥的尊贵地位，并陈设华表或棂星门作为标识。
a）金中都宫城前朝门制示意图 b）元大都宫城前朝门制示意图 c）明清北京城宫城前朝门制示意图 图9 金、元、明前朝门制示意图（点击可查看大图） 金代始有御桥陈设石质华表的确切记载，前述桥梁华表在元代消亡，由牌坊（棂星门）所取代，元大都宫城中则采用棂星门取代了桥梁华表，并且将其作为皇城的南大门。棂星门也作“灵星门”，北宋天圣六年（1028），仁宗始在郊坛中设置“灵星门”，视其为“天门”，至北宋中晚期棂星门已较广泛地应用于礼制建筑中。灵星即天田星，是角宿之属。《晋书》“天文志”记载：“东方。角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永乐大典》录元人所编《古赋题》称：“灵星名门，王者之制也……夫灵星垂三门之象，是以此设六扉而开阖；夫灵星为七曜之行，是以门悬日月于东西；夫惟灵星为黄道之所经，是以此门为尊者之出入。”由这些记载可以得知：一、棂星门取角宿“天门”之象，是天门的象征，故在挟门柱上装饰日月板作为标志；二、棂星门也是王者的宫制，设三门以明尊卑，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能进出。“象天立宫”是历代宫廷建筑规划的最高理念，所以元代以象征“天门”的棂星门作为皇城正门，《元宫词》“棂星门与周桥近，黄道中间御气高”亦可印证这一理念。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宦迹图》（旧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绘有元大都周桥前的棂星门（图10），此外通过考古报告，也可知元中都的皇城南门同样采用了棂星门的制度。结合考古资料与古代绘画，可以将元大都的棂星门初步描述为：石制仿木结构，设三门开六扉，中门稍大，各门的额枋上装饰莲花座火焰宝珠，挟门柱上装饰云板，柱顶有对望的坐龙，三门之间以矮墙相隔，墙面刷染成红色，墙顶覆瓦。
图10 元佚名《宦迹图》 元代的宫城规划理念深刻影响了明代，早在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刚占领元大都的时候，徐达就遣人考察元大都的宫城，次年朱元璋便御览了工部呈上的《北平宫室图》。但在宫城中轴门制的具体设计上，明代并没有全盘接受元代的规划，而是在标榜“复礼”思想的背景下，参据历代对“五门三朝”制度的阐释调整元代宫城门制。一般认为“五门三朝”制度的产生始于周代，据郑玄注解，“三朝”即外朝、治朝、燕朝，“五门”自南向北依次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诏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的明中都虽然在即将完成之际罢建，但其规划已见“五门三朝”制度，制同“皋门”的皇城正门已不再采用元代的棂星门制式，而是营建了城台式的承天门。中都的宫城规划，成为南京宫城的范本乃至奠定了北京宫城的营建理念。反观明代王府萧墙南门依然采用棂星门制度，如若燕王府沿用了元代故宫，则王府萧墙所设棂星门应是对元代周桥前棂星门的沿用，这应是明代王府萧墙南门采用棂星门制度之初始。而将棂星门定制为王府萧墙的南大门，则有降低元代宫城等级地位之意。待到永乐帝营建北京紫禁城时，便废除了代表王府制度的棂星门，据南京宫城之制以城台式的承天门作为皇城大门，同时恢复御桥陈设华表的传统。但在具体规划上对华表的分布作了调整，即将桥梁北端的一对华表调整至承天门内，使御桥与皇城正门更紧密地整合为一体，这种一体化设计为明代首创。通过将四隅华表连线（图11），可以发现对角线交点落在城门前“金凤颁诏”处，而四隅华表界定出的路径，是“五门五桥”中最尊贵的“三门三桥”，延续了金代龙津桥分三道对应宣阳门三门、元代周桥三桥对应棂星门三门的路径。
图11 天安门四隅华表平面分布分析 承天门所恢复的华表演变自棂星门，既在造型上保留了棂星门的柱式特征，也因袭了棂星门的文化内涵。皇家建筑华表与元代棂星门柱式的共有特征是云板和坐龙，云板原本托着日月，称为日月板，是棂星门作为“天门”的标志。宋元时期的棂星门采用乌头门制式，《营造法式》载有乌头门图样，日月板是挟门柱上圆形和三角形的构件（图13b），由唐代的乌头门发展而来。中唐敦煌莫高窟236窟壁画所见乌头门（图13a），门额上柱子外侧有一块近似三角形的木构件，起木楔作用，用于填塞门额与挟门柱连接处的卯口，使结构接合得更牢固。木门上用于加固结构的小构件，为日后更具体的“日月板”提供了想象基础——当乌头门在宋代比附为“天门”时，便添加上圆形构件象征日月，原本近似三角形的木楔则附会为翘起的云尾。从南宋的《平江图》中可见日月板的另一影响因素，《平江图》天庆观、孔庙和县社坛都设有棂星门（图12），柱式均为“横木交柱头”类型，这是当时桥梁华表的柱式之一（图13c），也应用在坊门中（图13d）。故此推测日月板最初存在两种基础形式：一种是唐代用于加固乌头门的小构件，在宋代加上象征日月的圆形构件而附会为日月板；另一种则采用当时流行的华表柱式。这两种基础柱式相结合，又发展出横木托日月的类型，如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中的棂星门（图13e）和《庙貌碑》中万荣后土祠棂星门（图13f）。再精致化发展，日月板便有了雕刻精美的祥云托日月图案，如南宋潇照（传）《中兴瑞应图》（图13g）和元代佚名《龙舟夺标图》（图13h）所绘棂星门。元代佚名《宦迹图》（图13i）中的棂星门为石构建筑，日月板已省略“日月”图案变成云板。侯幼彬先生认为，日月板变成云板是因为“仿木现象”，即石制构件在追求简单化的造型形象中因袭尽可能多的仿木成分。至明代，十三陵棂星门（图13j）与天安门华表（图13k）所装饰的云板便源于这种“仿木现象”，其云板类型与元代棂星门云板相同。有趣的是，在现存的石制华表和棂星门中，仍能找到一些保留初始造型的日月板案例，如清初沈阳的福陵和昭陵的首对华表都装饰日月板（图14a），北京隆庆卫儒学（图14b）、苏州文庙、江阴文庙、广州农讲所（番禺学宫）等处的石制棂星门也装饰日月板。而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江西龙虎山大上清宫棂星门，则保存了更初始的“横木交柱头”柱式（图14c），这些案例恰恰反映出棂星门日月板与华表云板之间的演进关系。从这个演变序列中，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演变线索，即“横木交柱头”的木制华表，在宋代成为棂星门柱式，经演变发展，精致化为云托日月造型，而后石构化，简化为云板，并演化出天安门华表柱式。
图12 《平江图》中的棂星门
图13 日月板的演变发展（点击可查看大图）
a）沈阳福陵正红门外华表 b）北京居庸关泮宫棂星 c）江西龙虎山大上清宫棂星门 图14 明清日月板及柱头横木案例（点击可查看大图） 此外，天安门华表柱顶设坐兽，亦是其演变自周桥前棂星门的另一个构件特征。华表上的坐兽，据现今流传甚广的说法称为“犼”（亦有作“吼”或“朝天吼”），又引申出“望君出”“望君归”的故事，但这些说法在古代文献中未见记载，不可采信。从造型观察，天安门华表上的坐兽是坐龙，作蹲坐状，双角长披发，长身屈曲成“S”状，龙尾呈波状线上翘，通体鳞片。坐龙的造型有历史发展轨迹可循，杨海鹏《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已梳理了坐龙的历史案例，由此可见华表柱顶坐龙的发展脉络。现存坐龙最早的图像出现在唐代，见于初唐敦煌莫高窟332窟壁画、中唐敦煌榆林窟25窟壁画，晚唐北京史思明墓更是出土了铜坐龙（图15a）。北宋《营造法式》雕木作制度中有柱头“坐龙”图样（图15b），宝丰清凉寺汝窑博物馆收藏有汝窑龙形香薰瓷炉，虽是残件，仍可见这一时期立体的坐龙形象。金代坐龙最为流行，在金上都、金中都、金陵、崇礼太子城都有铜坐龙出土，特别是北京房山金陵出土的望柱头石坐龙（图15c），从装饰位置、造型与材质等方面比较，都与天安门华表上的坐龙很相似。元代案例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莲托蹲龙，坐龙置于莲花座上，与天安门华表柱顶构成一致。前引元人《宦迹图》中，亦可见周桥前石构灵星门的柱顶上陈设坐龙（图15d）。宋代的棂星门普遍为木制，柱子需要使用黑色瓦筒防雨水浸蚀（故称乌头门），元代以后的石构棂星门无需此构件保护，所以作为皇城正门的棂星门，柱顶改饰象征皇权的坐龙，《宦迹图》所示为承上启下的案例，与天安门华表所饰坐龙类型相同（图15e）。通过按时间顺序排列坐龙案例，可看到天安门华表演变自周桥前棂星门的过程。
a）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铜龙
b）《营造法式》坐龙
c）北京金代皇陵B型石坐龙
d）元佚名《宦迹图》棂星门坐龙
e）天安门华表坐龙 图15 坐龙的历史演变 5 结语 综上，从案例序列观察，可发现神道华表、桥梁华表各具悠久完整的发展脉络，而皇家建筑华表迟至明代才出现，最先设置在皇城正门与御桥的建筑组合中。结合御桥陈设华表的传统，可见皇家建筑华表与桥梁华表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在皇家建筑系统中应用更加广泛，最终形成独立的华表类型。 从宫廷建筑史的背景观察，元大都周桥前棂星门既是御桥陈设华表的变制，又作为建筑形制成为皇城的正门。明代初年参据“五门三朝”制度调整门制，将皇城正门由棂星门制式改为城台式的承天门，并恢复御桥陈设华表的传统，而华表正是由周桥前棂星门演变而来。 天安门（承天门）华表不仅参考了棂星门的柱式，还承袭和发展了棂星门的内涵。天安门华表是“天门”的标识，其云板源自棂星门的日月板，华表通过保留此构件而承袭棂星门的内涵，用于标识天安门亦为“天门”。华表是封建皇权的标识，柱顶坐龙与棂星门上的坐龙一致，都是皇城正门强烈的皇权标志。同时华表也是尊贵路径的标识，经调整后的天安门华表将皇城正门与御桥紧密地联系为一体，延续棂星门三门对应周桥三桥的尊贵路径，在承天门更加复杂的门禁等级系统中界定出“三桥三门”，反映出承天门在中轴门制中重要的礼制地位。 门制的调整，华表的陈设，使明代皇城正门在元代“象天立宫”的“天门”基础上，发展为“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承天之门”，深化和丰富了宫廷门制的建筑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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