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的“四门三桥五牌楼”

2025-12-12 17: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谭烈飞|来自: 北京档案杂志

摘要: 2024年12月26日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还可以通过箭楼内部举办的中轴线展览，体会这座城楼在北京中轴线上和北京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影 ...

2024年12月26日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还可以通过箭楼内部举办的中轴线展览，体会这座城楼在北京中轴线上和北京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影响。正阳门是北京前门的官称，在古代，北京的正阳门是一个建筑整体，由城楼、瓮城、箭楼、闸楼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跨护城河的桥、桥前的牌楼、瓮城内的辅助设施等组成。说得更为具体点，“四门三桥五牌楼”构成了正阳门。

改造后的正阳门与五牌楼（作者拍摄于2020年）

一、“四门”的古往今来

说到正阳门，需追溯北京城的历史。元大都时期，大都城的正门称为丽正门，大概位置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元明更替，明永乐十七年（1419）将元大都南垣南拓重建，中间辟门仍用旧名“丽正门”，取自《周易·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义，于永乐十九年（1421）竣工，当时只有一座城楼。到明正统元年（1436）重建城楼，同时增建瓮城，在瓮城的南端与城楼相对建了箭楼，箭楼下开了门洞，成为皇帝专属的城门。而在瓮城东西两侧修建的闸门，成为普通百姓出入的城门，于正统四年（1439）竣工，更名“正阳门”。由此形成了有城楼、箭楼、两座闸楼的四座进出的城门，这就是通常说的“四门”。

正阳门历朝都有不同规模的修葺。封建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修缮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陈璧奉旨重修正阳门城楼、箭楼。其时，工部收存的各城门工程档案均被洋兵所毁，正阳门城楼只得按崇文门规制放大修建。因崇文门箭楼亦被八国联军焚毁，正阳门箭楼即按宣武门箭楼规制放大修建。据《正阳门工程奏稿》记载：重建正阳门城楼、箭楼总共用银四十三万三千两。“惟正阳门于庚子之役被焚，嗣经修筑，犹颇壮丽。”[1]

谁也没想到，到了民国时期的1915年，交通总长朱启钤主持了正阳门改造，用大总统袁世凯送的银镐刨下了城墙上的第一块砖。正阳门瓮城及瓮城上的闸楼被拆除，正阳门箭楼孤悬在城门之外。在瓮城和南城垣相交的地方，也就是正阳门城楼的两侧，各开宽9米、高8米的门洞两座，原瓮城墙基址上修筑了两条宽20米、两侧设人行道的马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作者、瑞典人喜仁龙就认为，箭楼“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那些有幸能看到当初带有瓮城、瓮城门和瓮城场地的前门原貌的人，看到如此多的古建筑被大规模拆毁，无不感到痛惜；但他们也承认，原有状况无论是从卫生或是交通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容忍的”。[2]改造后的正阳门使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拥堵状况得到缓解，新铺设的街道从城楼两侧新辟的通道穿过，将内城和外城直接沟通起来，封建帝都核心地带对商业的限制、人流的限制所产生的封闭状态，也随之彻底改观，极大地便利了交通运输，也带来附近地区的市场兴旺、人流物流的发达，这一带由此成为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核心地带。

二、“三桥”独指正阳桥

说到正阳门箭楼前跨护城河的桥，一直存在着是一座桥还是并排三座桥的不同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歧呢？一种主要来自民间通常说的“三桥”，认为正阳桥由三座桥组合而成，与天安门前金水河上的桥大体是一致的，至少是相似的。有些文献也是这样写的，如《燕都丛考》第二章“城池”所载“正阳门外跨石梁三，余八门各一”[3]。较为权威的《北京市志稿》的“名迹古物三”中记载：“跨护城河有桥，甃以文石，中为驰道，南有坊，颜曰正阳桥。正阳门外跨石梁三，余八门各一。”[4]另外，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建筑规划部门的一些专家，强调“正阳门外有三架石拱桥跨于向南突出半圆形的护城河之上”。从古代桥梁史的发展来看，现存的古桥中有代表性的赵州桥（宽9米）、北京的卢沟桥（宽9.4米）、天安门前金水桥正中的御路桥（宽8.55米）、北海的金鳌玉桥（宽9.48米），包括700多年以前的万宁桥，其宽度均没有超过10米的，如果正阳桥是一座桥的话，那么它的宽度就是奇迹了——成为古代留存至今最宽的一座桥，这从建筑施工的方法上看是有一定难度的。再有，现在留存下来的一些图像文献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唐土名胜图会》，书中介绍了清乾嘉时期北京都城的情况，其中有大量插图版画，成为研究与了解那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其卷四有《正阳门图》，从图中可清晰地看到正阳桥乃是由三座独立的桥构成。

除了《唐土名胜图会》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图像，确是不一样的。在《康熙南巡图》和《乾隆南巡图》中的正阳门桥，则是一桥分三幅。到了清末，有了摄影技术以后，从1872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桥上的结构，即桥上由桥栏做的三道分区。其后的照片，正阳桥的画面看得更为清楚。桥面和中间的御道连为一体，御道两侧的栏杆清晰可辨。通过照片，我们对正阳桥一桥分为三幅，或者说一桥分为三道的结构是看得很清楚的，与清代留存的绘图基本一致。参照文献与照片，得出结论：正阳桥中间为御路，御路两侧由石栏杆相隔，栏杆望柱头为坐狮，南北端设靠山兽；两边路栏杆为莲瓣望柱头，罗汉栏板，两端随雁翅撇八字，前置抱鼓石。

在清代末年，正阳桥下河道填平后，桥几乎淹没于周边的商铺中，只残留中间两排分道栏杆和桥两侧的护栏。民国以后，前门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最先撤去了内侧标志为御路的石栏杆，当时的文献记载：“正阳门外之桥，始为穹形，民国八年改筑，改为平形，面积加宽，合而为一，间而为四，以分来往，亦非复前时之旧。”[5]请注意，笔者这里也有此次改造将过去三桥“合而为一”的原文抄录。1919年市政公署留存有桥的档案勘测记录：“桥面宽十丈三尺，长七丈五尺，两端雁翅各长三丈一尺，宽十一丈一尺五寸；两端海墁石各长一丈零五寸，宽十二丈二尺六寸。”这是工程承包方上报的尺寸，当时桥面已残损，测量未必准确。民国初年已颁令1 尺为32厘米，桥宽为33米，长24米，雁翅宽为35.68米，正好与牌楼通面阔相对，从照片比例看，桥中路与牌楼明间相对。[6]

1919年，北洋政府对正阳桥进行了改造建设。为不妨碍交通，分两期进行，先改造西半部，再改造东半部，加宽桥身，两侧添加步道，桥身加宽9米，两侧又新做水泥罗汉栏板，拆去砖拱，改为钢筋混凝土；为通行有轨电车，降低桥拱高度，使其与道路相平，拆去桥上石栏杆，四角立铁制灯柱。1924年后铺设了有轨电车轨道，路面仍是斜面铺条石，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拆去条石，改为沥青路面。20世纪70年代随着护城河改暗河，正阳桥从地面消失了。

正阳门箭楼改造后的箭窗（作者拍摄于2016年）

三、“五牌楼”的历史变迁

五牌楼的名字源于正阳门前的正阳桥牌楼，为六柱五开间的建筑样式，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与北京城垣及正阳门相伴而生。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前门五牌楼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正阳桥牌楼从明正统四年（1439）建成以后，包括清代近300年中，依常例有过多次的修缮、改建，一般的说法是基本上沿袭明朝形制。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根据文献细数了正阳门牌楼规制的变化[7]：明代后期牌楼的明间偏北，两梢间偏南，次间呈八字格局，屋顶多了四个夹楼，为五间九楼式。清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后，牌楼重建，屋顶为灰瓦绿剪边，五楼皆为歇山顶；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正阳门外火灾，灾后牌楼重建，顶部为庑殿顶，铺绿琉璃瓦，可能就改变了屋顶形式和颜色。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有火灾，牌楼再次受损，额枋严重劈裂、下垂、拔榫，修缮时撤去了雀替下的云墩，在额枋下加抱柱支顶，同时加铁兜、拉杆，防止额枋继续下垂劈裂。1906年箭楼修复，五牌楼仍保持大约道光时修缮的原状。

清朝覆亡后，满汉两种文字的“正阳桥”匾换成只有汉文的新匾，其余变化不大。但是仔细核对史料发现，五牌楼的尺寸是有变化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2）关于正阳门牌楼的奏销黄册内，记载了正阳门牌楼的建筑规制：“正阳桥牌楼一座，计五间，内明间面阔三丈一尺，二次间各面阔二丈二尺六寸，二梢间各面阔一丈七尺七寸。明间中柱露明高四丈一尺一寸，次间中柱高三丈三尺六寸，径二尺，边柱露明高二丈七尺六寸，径一尺八寸，俱下埋，深五尺九寸……”[8]民国二十四年（1935）留存的五牌楼改建的施工图现存北京市档案馆。把相关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如下表所示。

虽然这些尺寸的变化不排除资料记述的误差、尺寸运用的误差，但其差距仍是明显的，对于如此重要的正阳门、正阳桥而言，是值得重视的；对了解由此带来的前门大街的历史演变，也是值得重视的。

1924年有轨电车2号线通过五牌楼，车辆从牌楼明间穿过，上有电线，下有轨道，牌楼损毁严重。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随后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北平市市长袁良亲任处长，工务局局长谭炳训担任副处长，推行“故都文物整理实施计划”，五牌楼被列为“整理”对象之一。1936年拆除木牌楼，撤去抱柱和斜戗柱在原址重建，屋顶以下结构全部改为钢筋混凝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五牌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55年被拆除，此处有40年无牌楼的历史。1996年在原牌楼以南，跨街新建了一座五牌楼。由于当时前门大街通行车辆，新建五牌楼两边的两根立柱落地，中间四根立柱做悬空的“垂柱”处理，像是垂花门的垂头，用黄琉璃瓦顶，额题为“前门大街”。新建的五牌楼无论是在保存历史信息还是展示景观艺术方面，都有较大差距，于2006年被拆除。之后，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将前门大街改造为步行街，为复建旧时的牌楼奠定了基础。2008年，北京市政府按1935年的资料在原址复建了五牌楼。

四、“前门楼子九丈九”的

传说解读

前门的礼仪功能非常突出，曾是老北京城“九门之首”的“国门”，又因位于内城正中，相对皇城而言，被称为“前门”。明代皇帝出城祭天必经此门，清代礼制愈加完备，正阳门箭楼之门仅皇帝御驾可以通行。正阳门的地理位置和形制奠定了它礼仪之门的地位。说到前门，曾有个老牌子的香烟叫“大前门”，商标的图案是前门的箭楼，而真正的前门楼子是指前门的城楼。民间有“前门楼子九丈九”的传说，真的是九丈九吗？

民国五年（1916），瑞典学者喜仁龙第一次对北京的所有城墙和城楼进行实地测量，并绘制出测绘图。正阳门城楼的测量结果是通高42米，如果换算为营造尺，约合13.44丈，远远高于九丈九，和相传“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不一致。

2005年，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利用先进的测量仪器对正阳门城楼又进行了测量，获得了更为精确的数据：正阳门城楼通高（从地平线到门楼正脊上皮）43.65米，约合13.97丈，再次否定了“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因而结论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只是个虚数。“九”为阳数的极数，是单数最大的数，“九”在中国是个崇高的吉祥数，象征着至尊至大，多用于帝王，用在“九门之首”的“国门”正阳门上，象征正阳门至高至大。

然而，我们在留存的档案文献中发现了不一样的权威解读，即前门楼子就是九丈九。1901年正阳门城楼被占领的英军焚毁，1903年开始修建，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璧就复建正阳门城楼一事留下了奏疏。其大致的意思是正阳门城楼没有资料留存，只有比照崇文门和宣武门尺寸进行修复，并进一步查考了正阳门与这两门的关系：“查正阳门大楼旧址面宽十三丈另六寸，较崇文、宣武两门大楼面均增二丈有奇……今拟除城身不计外，正阳门大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谨拟九丈九尺，较崇文门大楼高一丈六尺二寸，较宣武门大楼高一丈六尺八寸。”[9]这些文字可以清晰地证实正阳门城楼为九丈九尺，而且绝不是大约的数字，所比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高度均有“二寸”和“八寸”的单位。文中关键的表述是“今拟除城身不计外”。也就是说，这“九丈九”是从城台之上到屋顶最高处计算的。由此可见，正阳门作为“国门”的建造，是非常有讲究的，其尺寸不是随意而为的。在这篇奏疏中，有正阳门乃所系“拱卫宸居”“为中外观瞻”“固若金汤”“垂之永久”的文字，同时必须是“辅弼吉星”，这“九丈九”看来不是说说而已。

如今的正阳门是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突显了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文明的魅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9]卢迎红.北京都城城垣文献资料汇编[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330.

[2]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M].宋惕冰,许永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99-101.

[3][5]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28 .

[4]吴廷燮,等.北京市志稿[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453.

[6][7]王世仁.北京正阳桥及牌楼述略，北京文博丛刊，2008（6）:90,80-90.

[8]郑海鑫.百年沧桑正阳门[N].中国档案报，2018-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