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中西交流的“惊鸿一瞥”

2026-1-7 20:0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江春溪小叶|来自: 皇史宬

摘要: 望远镜，在明清时期多被称作千里镜、千里眼、窥筒等。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荷兰商人汉斯·利普赫宣布发明了望远镜，并将它进献给荷兰政府。明崇祯七年（1634年），历法家李天经向崇祯帝进献望远镜，望远镜首 ...

望远镜，在明清时期多被称作千里镜、千里眼、窥筒等。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荷兰商人汉斯·利普赫宣布发明了望远镜，并将它进献给荷兰政府。明崇祯七年（1634年），历法家李天经向崇祯帝进献望远镜，望远镜首次出现在明代宫廷。此后数百年，望远镜在明清宫廷记载与文人士大夫的笔下多次出现，为我们探寻中西交流的这“惊鸿一瞥”留下了珍贵的线索。

故宫博物院藏嵌珠石镶金望远镜，镜筒表面用珍珠、碧玉等珍贵材料装饰，其奢华彰显无遗

多样的传入途径

望远镜主要通过海路传入中国。或以欧洲为起点，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后向东，经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通过墨西哥横穿太平洋，到达马尼拉，最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州、澳门等沿海港口，成为望远镜传入中国的首要门户。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澳门成为海上贸易据点，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广州成为当时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望远镜大多经澳门、广州进入内地。

此外，望远镜的传入途径也多种多样。传教士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他们将望远镜作为“科学传教”的工具，通过展示西洋的科技知识与器物，获得皇室与官员的青睐，以期获取在华传教的权利。在晚明时，由汤若望等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就为时人所接受，李天经所见的望远镜“其制虚管层叠相套，使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炮，有大用焉。”

外国使节常常携带望远镜访华。据《粤海关志》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者向顺治帝进献的29种礼品中，就有1件镶银千里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沙俄使者访华时携带的礼物就有2件法国精制玻璃望远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携带的礼物也包括望远镜。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荷兰使者访华时再次进献2件千里镜。

官方采办也是望远镜传入的关键途径。清朝皇帝对西洋器物十分关注，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沿海地区的官员也因此时常留心西洋船只与随船西洋器物的情况。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帝在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中批示：“倘洋船再有来者，着速报闻。”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向皇帝进献千里镜9件。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两广总督鄂弥达进献象牙嘴千里镜9件，广东巡抚进献铜嘴千里镜4件。

雍正十一年（1733年），粤海关监督毛克明、郑伍赛进献望远镜9件。宫廷中的望远镜的种类与数量日益丰富。

雍正十一年（1733年）粤海关监督毛克明进献望远镜的贡单

广泛的使用途径

明清时期，望远镜的重要用途之一就是作战时使用。《明史》将望远镜的功能描述为“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炮，有大用焉”，当时望远镜可能已经在军事战争中使用。清朝时，皇帝也多次下令将望远镜用于军事用途，雍正帝就曾下旨“将朕选出千里眼四件，着交尚书特古忒带出兵处用。”

望远镜在宫廷中的用途更加多样，主要被用于天文观测、娱乐观赏、赏赐等。明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等人通过望远镜分别观测了日食和月食，之后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成为了惯例。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十四日，传教士南怀仁进献“套日、月食千里眼，有孔夹纸一块”，供康熙帝观测日食、月食使用。雍正帝也回忆过自己用望远镜观测日食的情景：“昔日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测验，四周以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

皇帝们也常常化身“设计师”，将望远镜精心装饰在园囿各处，用来欣赏美景。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雍正帝谕令“将造办处收贮好些的千里眼送些来”，分别陈设在圆明园“万字房对瀑布处、莲花馆对西瀑布处、一号房抱厦处、蓬莱洲流杯亭等处”，流杯亭更是特意叮嘱，一定要将千里眼挂在柱子上。想来用望远镜观看瀑布，一定别有一番风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还特意在静宜园、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处分别陈设2件“能看远清楚，尽夜俱可用”的望远镜。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雍正帝谕令在圆明园安设望远镜观赏瀑布的记载

此外，因为望远镜十分昂贵，也常被皇帝用来赏赐皇子、重臣与后妃等人，以体现皇帝的恩宠。

对望远镜的仿制

清朝时，作为制造、修理和储存各种宫中器物的造办处，也承担着仿制西洋器物的重任。雍正帝非常喜爱望远镜，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五日一天中从造办处持出的望远镜就达15种20件之多，因此造办处档案中常常能看到雍正帝下令仿制望远镜的记载。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初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员外郎满毗传旨，命造办处将雍正七年（1729年）制作的“小千里眼”，再做“十五件备用”。雍正帝还对望远镜的原材料做了新尝试，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二十一日雍正帝谕令内务府造办处“将千里眼多做些备用”，并且“询问做千里眼的人等，茶晶、黑晶、水晶若做得千里眼，看得远的多做些”。

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二十一日雍正帝谕令内务府造办处制作望远镜的记载

民间对于望远镜的仿造则起步得更早，明清时期的薄钰、孙云球等人都曾仿制过望远镜。

薄钰，晚明人，原为苏州人，后到浙江应试，补为嘉善县学生。薄钰在光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颇有天赋，崇祯年间，张献忠进犯安庆时，巡抚张国维聘请薄钰到军营制造铜炮、千里镜等，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薄钰是中国有记载最早将望远镜用于军事战争的第一人。

孙云球，清初人，十三岁为县学生，后两次乡试未过，遂淡于功名。孙云球在光学与制镜方面取得了不凡成就，曾作《镜史》一书，系统介绍了昏眼镜、近视镜、童光镜、远镜等11种光学器具，并配有相应版画。其中的“远镜”就是现在的望远镜，孙云球描述到“此镜宜于楼台高处用之，远视山川河海、树木村落，如在目前。若十数里之内、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较之觌面，更觉分明。”

彼时对望远镜的接纳始终停留在“实用”与“观赏”层面，造办处虽然对望远镜进行了仿制，却没有建立系统的科研体系，民间仿制也未能掌握核心光学原理，导致中国始终未能形成本土望远镜制造产业。当欧洲望远镜在18世纪发展出诸多新技术时，中国望远镜仍停留在折射式的初级阶段。

无论是档案中冰冷的进献清单，还是博物馆里华美沉默的实物，这些望远镜所承载的，远不止是一段器物传播史。它们是中国在特定历史关口，与世界的一次重要对视。这“惊鸿一瞥”中，有新奇、有实用、有吸纳，也有停滞与错位，共同凝结为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