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 雨后泥泞未干，天色却愈加阴沉——如山的乌云密布，把整个北京城压得喘不过气。 而人群却透着兴奋。 他们挤上墙头、爬上屋脊、攀上树杈，像赶一场久等的庙会。 锣声一响，兵丁开道，囚车吱呀，依次碾过泥水，围观者的目光齐齐追过去：“来了。” 囚车里六个人：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后来史书给了他们一个称呼：“戊戌六君子“。 很多年后，我们记住的，常常只剩一句话——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可那一天真正扎心的，不止是这句话。 更讽刺的是： 他们想拯救的百姓，这时只把他们当笑话看。
一、那一刀，斩断的何止是“百日” 戊戌变法一般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又称《定国是诏》）为标志：1898年6月11日。 从“定国是”到“菜市口”，不过一百来天，所以后人叫它“百日维新”。 一边是想在旧屋梁柱上修修补补的人：办学堂、兴实业、练新军、改科举。 一边是守着祖宗章程寸步不让的人：谁动他们的饭碗，他们就要谁的命。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 理想往往不是被“证明错误”而死，而是被权力的反扑直接掐断气管。 二、谭嗣同最硬的一句话，不是“快哉” 变法失败后，有人劝谭嗣同出走。 他回的那句话，比“快哉”更重——因为那不是豪言，是决绝的选择：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知道自己本可以不死。 但也清楚自己不死，这场失败会更像一场笑话： ——只剩几道上谕、几张报纸、几句空谈，然后大家各自散去，继续过日子。 所以他把“散去”拦了一下。 用自己的大好头颅拦，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拦。 他在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你可以说这不聪明。 但很多改变世界的事，恰恰不是由“最聪明”的人完成的。 而是由那些在关键时刻不肯后退一步的人用鲜血铸就。
三、袁世凯那一夜：史实之外，还有争议 我们读过的书本里写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其发兵“围园劫后”，袁转身密告荣禄，局势遂崩。 这一段在大众叙事里非常常见，但在史学讨论中并非铁板钉钉： “袁世凯是否主动告密、告密是否决定政变发生”，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不少研究认为慈禧与守旧派本就已部署，政变不必然由“告密”触发。 把这点讲清楚，并不是替谁洗白。 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接近冰冷的事实： 有些失败，不是因为你遇到一个“坏人”。 而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足够成熟、足够老练、足够强大的旧系统。 你动它一下，它就能用全部力量压回来。 谭嗣同看见了这个力量，所以他选择“流血”。 他希望自己的血能把人从麻木里唤醒——哪怕只能唤醒一小部分。 四、真正的“后续”：从改良到革命 谭嗣同死后，中国没有立刻变好。 相反，很多人更灰心：连这样的人都被杀了，还能怎么办？ 但历史的暗流，常常从“绝望”开始改道。 1899年冬，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东渡日本，与他同行的多是他与谭嗣同在时务学堂的弟子，林圭、秦力山、蔡艮寅等。 唐才常与梁启超在日本定下大计，约定唐才常与李炳寰、林圭等回国策动两湖会党及防军，在武汉起兵，拥光绪帝复建君主立宪之政府。 梁启超、康有为负责向海外华人筹款支持行动。 1900年，唐才常聚众三千余人成立自立军，但起事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承诺的军费却迟迟不见。 自立军起事因此而败，唐才常与林圭等十二人被捕于汉口，并于1900年8月22日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唐才常和谭嗣同一样，年仅33岁而殁。 两个人，像两颗先后坠落的流星，划过旧王朝黑暗的天空。 流星坠落的光照不亮整个世界。 但坠落时擦出的火，落在后来者的眼睛里，就成了路标。 唐才常的学生蔡艮寅因起事前被囚，侥幸逃过此劫，得知恩师举事不成身死，他痛哭一场后，强忍悲愤，写下一诗：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遭此大变，蔡锷痛感书生之无用，决意投笔从戎，立志以“流血救民”。乃改名为锷，锷者，刀剑之刃也，执剑杀贼方显男儿本色。
18岁的蔡锷再渡日本，先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方震、张孝准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22岁回国，先后主持了大大小小数十个讲武学堂，在广西陆军讲武堂时，有个学生迟到十分钟被他开除，要求学生明年重考。 这个学生毕生视蔡锷为神，他的名字叫李宗仁。 26岁时，蔡锷在云南讲武堂时，提拔了一个学生到自己手下做副队目，这个学生叫朱德。 等到蔡锷因袁世凯复辟而高举护国大旗的时候，朱德已经可以在蔡锷麾下指挥一方。 想当年，谭嗣同为了变法以图国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的失败在于错信了袁世凯。 蔡锷没有犯老师的错，用尽千方百计，辗转千里回到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决意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最终逼死袁世凯，为华夏再造共和，也算是为恩师报了仇。 可惜的是天妒英才，蔡锷年仅34岁因病而逝，倘若天公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革命史又怎么会如此波折…… 从谭嗣同到唐才常，再到蔡锷——你能明显感觉到一种转向： 起初，人们还相信“上面”能改。 后来，人们开始相信：权力不会自己松手。 再后来，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武力、组织与革命。 这不是浪漫化暴力。 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被现实一步步逼出来的选择。 五、如果你也在菜市口，你会站哪一边？ 这才是这段历史最扎心的问题。 菜市口的围观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他们可能只是穷、忙、怕而麻木，或者只是“想看个热闹”。 可历史偏偏会在某一天，把“热闹”变成“共业”—— 你不参与，也不反对；你不发声，也不阻止；你只是在旁边看。 但你冷眼旁观的那一刀，会落在这个国家更长的命运上。 谭嗣同那句“请自嗣同始”，听起来像英雄主义。 可换个角度，它也像一句沉重的控诉： 这么大的国家，竟要靠一个人去“先流血”，才能证明——这事值得做。 好在谭嗣同那腔血没有白流，五四运动时，被抓入狱的学生个个坦然，狱卒问学生可怕枪毙，众人齐喊：“原为谭嗣同！” 这时候才明白那句——“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招后起”……
尾声：我们纪念的，不该只是“壮烈” 写到这里，我更愿意把戊戌六君子当作一面镜子： 镜子里有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镜子里也有失败：组织能力、争权夺利、路线分歧、对人性的误判。 镜子里还有我们：我们是否也会在关键时刻，选择“看”而不是“做”？ 历史不能重来。 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菜市口”—— 不是一块刑场，而是一次又一次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刻。 愿我们记住的，不只是那句“快哉”。 更是那句不讨巧、却最像火种的话： “有之，请自我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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