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蓟城说的主要缘由

2026-2-9 13:5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吴元增|来自: 蓟古开今

摘要: 关于北京城的起源问题，本来只有侯仁之创立的以蓟城纪念柱所象征的“广安门蓟城说”，但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琉璃河燕都遗址考古取得一系列成果，一些媒体越来越多地将其宣传为北京的“城之源”，“蓟城说”之外 ...

关于北京城的起源问题，本来只有侯仁之创立的以蓟城纪念柱所象征的“广安门蓟城说”，但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琉璃河燕都遗址考古取得一系列成果，一些媒体越来越多地将其宣传为北京的“城之源”，“蓟城说”之外出现了“燕都说”，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混乱，“蓟城说”面临着严峻挑战。

我赞成“蓟城说”，最初主要是受朱祖希、王光镐两位专家委员的影响。他们两位，一位是历史地理专家，一位是考古专家，都是著书立说的资深专家，为北京城市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是王光镐的《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里边就包括了其“蓟城说”的立场，在《北京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从蓟城到西城》等多篇论文中系统地阐释过“蓟城说”，使我受益匪浅。入门以后看到的文章就逐步多了起来，像侯仁之、唐晓峰、韩光辉、陈平、孙冬虎、岳升阳等人的著作、文章，学习的文章越来越多，理解得越来越深刻，立场也越来越坚定。

我赞成并接受“蓟城说”的原因，并不仅是因为学术界多数人认同“蓟城说”，不支持“燕都说”。在城之源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是谁的声音高、嗓门大就可以拍板定论，我赞同的是很多专家学者们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研究后的结论，认同的是“蓟城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接受的是一个个历史真相。我赞成“蓟城说”的理由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古蓟城在现代北京城的地理范围中，符合城市溯源最主要的条件

众所周知，“城市源头”是指城市的发源地，即有固定的聚落，有防护城池，有稳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市场或者耕种），而且与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城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地理、物理、格局以及功能等内在联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基因传承，有些类似于江河寻源。这是研究城市源头时回答“为什么是它”的诸多条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燕都说”站不住脚的主要误区所在。“燕都说”混淆了北京地区和北京城的概念。北京城有源，而北京地区并没有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北京城起源的时候，不能替换概念，把“北京地区”混淆于“北京城”，进而将北京地区的某处称之为“北京城之源”。

琉璃河董家林早期燕都遗址位于北京地区西南部，距离北京市城区也就是古蓟城的位置有近百里之遥。按照朱祖希的观点，当年蓟、燕分属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分属两个不同的水系。蓟是由永定河哺育成长的，而燕是由琉璃河（大石河）哺育成长的。按现代的行政区划，房山区原本并不属于北京市，1958年3月调整行政区划才由河北省划入北京市管辖。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北京城的起源，应该立足于北京老城的大致范围内，强调一个“城”字，不能脱离“城池”这一概念。为北京城寻源，没必要按照全市16410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范围满世界去寻找。按照已知城市的发展脉络和范围，最多也就局限于三环以内，跑到六环以外去寻找北京城的源头怎么也说不通。退一万步说，即使当年北京地区没有蓟的存在，也没有任何道理将早期燕都说成是今天北京城的起源。即便是忽略蓟的存在，按照“燕都说”的思路，北京的“城之源”也应该选择燕国后期的都城蓟城，而不是考虑其远在百里之遥的燕早期都城。当然这些只是讨论问题时的假设，目的是借助假设把逻辑关系说清楚。历史的真相是，燕“以蓟为都”之前这里已经有过一个存在了多年的“蓟”。

古蓟城作为北京城的源头最久远

王光镐在《古蓟城是北京城的真正源头》一文中告诉人们，周克商之后，周武王至周成王时期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在今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邦国，一个是蓟国，另一个是燕国。蓟国在蓟城建立都城在前，燕国以琉璃河董家林为都在后。蓟城原本属于蓟国，后才属于燕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时古蓟国早已存在，因此它的始建国年代势必早于琉璃河古燕都的始建国时间。蓟在公元前1046年受封属于褒封，“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蓟在封国前有土有国也有民，其始建国年代远不止公元前1046年。当然，蓟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其始建国时间目前尚难以准确确定，但很多专家对此都有一些推断，大致的推断是在商中期甚至更早，再晚也晚不过公元前1200年。而燕国的始建国时间比蓟晚得多，其始建国时间就是周成王封国的时间。召公奭的受封应该晚到周成王之世，而且是在成王五年以后。这就是召公奭都燕的上限年代，不仅早不到周武王之世，而且早不过周成王五年所在的公元前1038年。“蓟在先、燕在后”这个先后顺序问题是“城之源”研究中争议较多的一个焦点，现已被文献研究和考古成果所证明，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可以直接引用结果而不必再行论证。

蓟城的位置是确定的

蓟城纪念柱的建立，标志着侯仁之对蓟丘、蓟城的位置已经论定。文献中关于蓟国或蓟丘的记载，较早见于《战国策·燕策》。人们引用较多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即蓟城之名始于“城内西北隅”的蓟丘。这便是如今白云观外西北一带。《水经注》是一部十分经典的传世之作，引据浩繁且论断公允，加之郦氏乃范阳涿州人氏（今河北涿州），对近在咫尺的蓟城十分了解，因此他的上述结论显然持之有故。1965年，在西郊八宝山发现了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墓中出土了《王浚妻华芳墓志》，写明该墓“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这是北京地区历代墓志铭中关于蓟城方位的最早记载，提供了该墓葬和燕国蓟城的相对位置。蓟城的位置，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不可否认，蓟城的位置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战火、灾害、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有些问题的确定性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北城墙位置多年来未曾变动，可以看作是蓟城到金中都的定位基准；“后期蓟城”的位置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辽南京城的位置也就是唐幽州城以来的蓟城位置；关于“前期蓟城”即战国至西汉时期蓟城位置的研究，已经说明城池中心区域主体未有大的变动；“早期蓟城”即西周以后到战国以前这一时期，可以通过燕国后期都城推断出其历史也具备延续性。

从古蓟城到北京城有一条完美的发展轨迹

由于两地远隔近百里之遥，其不具备和北京城的时空关系，人们难以建立起从“燕都”到北京城的发展逻辑。但是，古蓟城和今北京城却有着最直接的时空联系，从蓟城开始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城的历史发展轨迹。正如王光镐在其2021年的论文《从蓟城到西城》中所说，“在先秦蓟城故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秦汉的广阳城、三国的燕郡郡治、晋至隋的幽州治所、唐的幽州城、辽的南京城、金的中都城、元的大都城和明清两朝的京师城”，“蓟城—幽州城—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平—北京—京师，就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正统专名。它们的前后递嬗，既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也展现了它的发展轨迹”。这条完美的发展轨迹明白地告诉人们，北京城的起点在蓟城。

古蓟城的存在和历史有足够的学术支持

蓟是北京地区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封国。《礼记·乐记》《水经注》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专家们多有引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如何看待有关蓟的考古成果。王光镐在其《从蓟城到西城》一文中说，“数千年来，历代建筑层层叠叠，早已把先秦古蓟城深深掩埋，难以窥其真迹。所幸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坚持不懈，不断在地面和地下寻找着它的点点滴滴，终于发现了一些被黄沙掩埋的踪影。”“早在1957年，就在一次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处位于广安门南的先秦遗址，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陶器及饕餮纹半瓦当。”“经过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些遗物统属先秦时期，其中年代最早的甚至可以早到西周时期。”“综合这些发现，现场清理的考古工作者说：‘我们推想瓦当和古陶的出土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遗址——燕上都和它的前身所在地’，即以其为先秦蓟城的所在。无独有偶，1972年在和平门外又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也验证了同样的事实。”

另外，“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在宣武门、和平门、白云观、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内大街、校场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纸坊乃至西单大木仓等地发现了诸多古陶井，数量多达数百口。其中尤以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最为集中，仅一次探查就发现了一百三十口。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物的类型学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水井的年代统属东周到西汉初期，于是这又证实了古蓟城的所在。”

作为北京城的最初源头，先秦蓟城早已被层层叠叠的晚期城邑所覆盖，不可能像琉璃河古城那样痴痴地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揭露。但是对这些点点滴滴的考古发现进行综合整理的结果，特别是对各种看法综合辨析的结果是，今北京市西城区的西南部，就是亘古悠远的古蓟城的所在。

总而言之，古蓟城的存在既有文献记载，也有一定的考古成果证明，尽管蓟城考古处于“拾零”状态，但这些对于判定蓟的存在和历史地位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如果今后有新的考古发现更会锦上添花）。我们绝不能以这里没有像琉璃河燕都遗址那样大规模的考古成果为由，就否定古蓟城的存在。正如朱租希所说，北京城起源不能以遗址论“英雄”：有遗址则为“城之源”，无遗址则不是“城之源”。

1995年，北京市原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外滨河公园（二环路内侧）建立了蓟城纪念柱，上面镌刻着侯仁之先生论定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之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为后人研究北京城的源头蓟城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令人遗憾的是，后来一些人在研究或实践中却偏离了“其名曰蓟”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