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马神庙：北京现存唯一完整马神祭祀遗存
生肖是东亚汉文化圈独有的文化符号，十二生肖中，马因兼具精神寓意与实用价值备受尊崇。“龙马精神”的昂扬期许与“牛马年好庄田”的农耕智慧，早已让马的形象深植于民族文化肌理。随着生产力发展与时代进步，马逐渐淡出生产生活一线，原先遍布各地的马神庙也日渐稀落。而居庸关西山麓的马神庙，作为北京地区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马神祭祀场所，历经五百余年风霜洗礼，在岁月侵蚀中沉淀下厚重的历史底蕴。 居庸关马神庙：北京现存唯一完整马神祭祀遗存 明永乐年间，居庸关身为“九塞”之一，设重兵驻守，马神庙应运而生，成为官兵祭祀马神、祈求战马蕃息的精神圣地。 庙内三座殿宇沿中轴线依次排开，布局严谨规整。正殿三间，坐西面东。殿内马神（俗称“马王爷”）威严端坐于神龛之上，通高约两米，身披金箔，面容刚毅，双目炯炯有神。马神胯下的战马昂首嘶鸣，肌肉线条饱满有力，四肢蹬地，姿态雄健，尽显蓄势待发的磅礴气势。水神与草神侍立左右，水神手持玉净瓶，草神手握青禾；神龛前方，二侍卫身着铠甲、手持兵器，神情肃穆。 南配殿内，金日磾、殷郊、房星三尊站姿马王像栩栩如生。金日磾身披铠甲、手持战斧，神情沉毅。这位匈奴休屠王太子，在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时，随休屠王与浑邪王两部归汉，因忠诚勤谨深受汉武帝信任，历任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等职，后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成为托孤大臣辅佐汉昭帝。殷郊身披道袍、手持宝剑，面容俊朗，眼神坚定，其形象源自《封神演义》——这位商纣王之子因反抗父亲暴政被杀，后被姜子牙封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房星身着官服、手持笏板，神情端肃，作为古代二十八星宿之一，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天马”化身，主掌人间马匹的繁育与健康。北配殿内供奉马社、马牧、马步三尊神像：马社神手持账簿，神情严谨，象征马匹的登记与管理；马牧神身披蓑衣、手持牧鞭，宛如正在草场放牧；马步神身着戎装、手持马鞭，姿态矫健，寓意马匹的训练与骑术传授。三尊神像分工明确、形象生动，完整呈现了古代马匹养殖管理的全流程，也印证了马神信仰与社会生产生活的紧密关联。
居庸关马神庙外垣，碑石斑驳间铭刻古刹修缮往事 庙内壁画色彩鲜艳，内容丰富。东壁“天马行空”图中，数十匹天马奔腾于云海之间，马蹄踏浪，祥云缭绕，或昂首嘶鸣，或俯身饮水，或追逐嬉戏，尽显灵动奔放之美。西壁“降龙伏波”图描绘将士骑战马征服江河的场景，战马奋蹄踏浪，将士手持兵器与汹涌洪水搏斗，展现出人与马协同作战的英勇无畏。南壁与北壁的壁画则分别呈现伯乐相马、田忌赛马等经典典故，画面中人物神态各异，马匹形象逼真，颇具感染力。 山门外立有一通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修碑，是解读该庙历史信息的实物载体。碑为青白石质地，碑首与碑身浑然一体，形制规整，碑首浮雕祥云纹样，线条舒展灵动，寓意吉祥；碑身四侧边框以缠枝纹环绕镌刻，连绵不绝。 因碑文漫漶不清，可辨信息如下：（一）碑为镇守居庸关的京营厢蓝旗蒙古固山舒明阿牵头立石，中军城守千总、镇远城千总、八达岭把总等军官共襄盛举，戊戌科进士杨溥撰文；（二）居庸关为官防重地，民众对马神信仰虔诚，但旧庙年久失修，殿墙倾颓、神像受损，官民遂决意重修；（三）舒明阿主持重修，筹措材料、督导工程，使庙宇一新；他还修整庙前崎岖窄路，并建茶棚为行人施汤送水；（四）立碑旨在铭记重修功绩，彰显舒氏惠爱百姓之德，感念马神庇佑并祈愿其继续福泽此地，也为后世守关者立范，文末署乾隆五十七年夏五月。 马：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战略引擎”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马匹以其独特的生理优势，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被誉为“文明的引擎”“国之重器”。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亚游牧民族便开始驯化马匹。随着马具不断改进，马匹逐渐成为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作战工具。他们凭借马匹的高机动性，在广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形成独特的游牧文明。古代雅利安人、大月氏人、突厥人等骑战马从中亚草原出发，跨过开伯尔山口横扫印度河流域，深度影响印度的政权更迭与文明发展。东汉名将窦宪北击匈奴、燕然勒石，北匈奴溃败西迁引发连锁反应，“上帝之鞭”阿提拉率匈人席卷欧洲，日耳曼人南下入侵罗马帝国，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欧洲中世纪时代。此后蒙古西征，横扫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和东欧，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推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出现。在这一系列文明碰撞与交融中，马匹不仅是征服的工具，更成为文明传播与互鉴的“使者”。 在中国，马更是贯穿数千年历史的“战略重器”，其价值渗透军事、生产、文化等诸多领域。商代已出现骑兵雏形。春秋战国，骑兵发展为独立兵种并在战争中崭露头角，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革新军事装备与战术使赵国跻身战国七雄之列。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三十万骑兵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并修筑长城。汉武帝为对抗匈奴大力发展骑兵，通过“天马之战”获取大宛汗血宝马改良马种，使汉军骑兵实力达至顶峰，最终击败匈奴、开辟丝绸之路。隋唐骑兵发展进入鼎盛阶段，李世民被誉为“马上皇帝”，早年借骑兵优势征战四方，登基后更重视马政，设立太仆寺、牧监等机构加强马匹繁育管理，其生前坐骑被刻为“昭陵六骏”流传后世。宋代因丧失幽云十六州与陇西等天然养马地，马匹短缺制约军事发展，骑兵力量薄弱，两宋先后亡于金和蒙古。元明清时期，骑兵仍在军事中占据重要地位：蒙古骑兵以高超骑术与机动性建立横跨欧亚的帝国；明代设卫所制度强化骑兵建设，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清代八旗骑兵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降服准噶尔等战事中发挥关键作用。
居庸关关城南侧西山麓，马神庙藏于京畿雄关之侧 马匹还是农耕与运输的“生产力核心”。在农耕文明中，马既用于耕地、播种、收割等农业生产提升效率，也用于货物与人员运输拓宽商贸范围。春秋战国时期，牛耕与马耕已广泛推广。秦汉建立驿传制度，马匹成为信息传递与物资运输的核心载体，“八百里加急”的快马接力保障中央与地方的政务沟通及物资流通。隋唐大运河开通与丝绸之路繁荣，让马匹运输更为繁忙，扬州、广州等枢纽城市借马队运输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融。明清通州运河码头设立“马号”专供运输马匹休整，马队成为连接城乡、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力量。 马匹的重要地位，使历代王朝对马政高度重视。夏商周时期已出现专门养马机构与官员，《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司马之职，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四曰马政，以阜马佚特，教駣攻驹，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明确司马掌管马政的职责。秦汉时期马政制度日趋完善，三公九卿中的太仆寺成为专司舆马的中央机构，太仆寺卿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地位显赫。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搭建与西域的马种交流渠道；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历经两次战争获取汗血宝马，改良后的中原马使汉军骑兵实力有了质的飞跃。隋唐时期马政制度进入鼎盛阶段，唐代设太仆寺、殿中省尚乘局等机构管理全国马政，太仆寺下辖牧监、牧坊分布各地，形成庞大养马网络，仅河西走廊牧苑就饲养数十万匹战马。元明清马政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发展：元代作为游牧民族政权格外重视马政，设太仆寺、尚乘寺等机构，在全国广设官办牧场，为军事扩张提供保障；明代设太仆寺、苑马寺，推行“茶马互市”以茶叶换取少数民族马匹，保障战马供应；清代前期马政完善，设太仆寺、上驷院，在蒙古、新疆等地设官办牧场培育优良战马。 马还是礼仪与权力的象征，更成为融入民族文化血脉的精神符号。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贵族出行，乘坐的马车规格、牵引马匹数量均有严格等级规定，彰显封建礼制的森严——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便直观呈现了这一政治现象。 马文化：蕴含历史典故与人文印记 马匹的重要性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马文化，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名人典故与历史故事。《山海经》中周穆王曾驾八骏马车西行与昆仑山西王母相会，后日行千里返回中原平定淮夷之乱。其他还有《三国演义》讲关羽跨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隋唐演义》里秦琼困厄当锏卖马，《水浒传》里梁山英雄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便是“照夜玉狮子马”，而《西游记》中孙悟空任“弼马温”的情节，实则影射明代宫内二十四监下辖的御马监。 北宋名臣包拯曾任职群牧司使，主持全国马政。群牧司是宋代管理马政的核心机构，负责马匹繁育、饲养、调拨等事务。他任职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大力整顿马政积弊，打击贪污腐败，加强牧场管理，使宋代马政得到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他任内的两位主要助手——司马光、王安石为群牧司判官，这两位后来新党旧党之争的核心人物，早年竟在养马事务中共事，堪称历史的巧妙伏笔。
诸多与马相关的名人典故流传至今，丰富着马文化的内涵。“伯乐相马”出自《庄子·马蹄》，讲述伯乐善识千里马的故事，后引申为善于发现人才；“田忌赛马”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通过调整马匹出场顺序战胜齐威王，展现策略制胜的智慧；“燕昭王筑黄金台求千里马”的典故，以千里马喻贤才，成为君主求贤若渴的象征。这些典故不仅是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 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北京积淀了丰富的马文化民俗遗存。清代皇家贵族热衷的“木兰秋狝”，以骑马射猎为核心活动，既锻炼军队又彰显骑射传统，而居庸关作为前往木兰围场的必经之路，曾见证无数皇家马队往来。此外，老北京的“马帮会馆”“骡马市”等场所，曾是马文化在民间的鲜活载体，如今虽已淡出历史舞台，却为马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市井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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