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曼殊斗舍 2025年11月26日 09:13 辽宁 “我是满族人”系列讲座·第6讲 改操汉语，远非一了百了 ——“今天这讲，要涉及到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满洲民族的母语问题。 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民族，其初始时期都有自己的母语。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洲，这一民族长链在久远的历史延伸过程中，都骄傲地拥有母语。 自从满洲人登上中国核心政坛以来，自身的文化反倒在客观生态环境的围堵下，出现了大变异，其中尤其甚者，便是几千年间一向葆有的母语，遭受重创。 关于满洲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遭逢，已经谈过很多，不可能一一重复。17世纪中叶，当豪情万丈的满洲领袖将本民族带进关内，并安置派遣到具有众多人口积累与厚重文化沉淀的中原民族中间之时，自己心头也暗自泛起些许忧虑。满洲君主在清代二三百年间提不起放不下的心事，不断颁发诏书于本民族上下的严肃告诫，总围绕“国语”跟“骑射”四个字。那时，满语被确立为国语，其位置不可谓不高；由帝王们一而再再而三敕令本民族，必须守住母语这块文化基地，其重视程度也不可谓不够。然而，“国语骑射”等满族文化资源还是显见着层层脱落。正所谓：“时也，势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世上的文化较量与折冲，本来就有规律难以对抗。如果定要彻查满洲人丢失母语的责任的话，其根子是在1644年全民族义无反顾挥师西来之时，就埋定了。 满洲民族丢失母语,不能不说是这一自肃慎以来流脉久远的古老族群，最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文化伤痛。 薄情最是历史。既然它肯把主宰泱泱大国的重担寄存于这样小的一个民族肩头，那么，予取予夺得失兴废，便应当有其定数。 满洲人曾经酷爱着母语。他们丢失母语，有个一步三回头的较长过程，并不像通常人云亦云的那样，说是到了清代中期就不大有人会说满语了。清代多数时期，满洲是个典型的双语民族，兼用满、汉语言。像清代中晚期风靡京师的曲艺“子弟书”，就存有《寻夫曲》这类“满汉合璧”的作品；此外，纯满文剧本《烟鬼叹》，写作时间当在道光、咸丰之际。这出五幕戏剧写得是西方列强倾销鸦片造成中国人家的凄惨景象。当时既然有这种通俗作品问世，就不能说清末都市下层满族的日常母语已经丧失。 不过辛亥以后，关内满洲人的母语则是加速度地销声匿迹。社会上民族歧视很严酷，满洲人被迫隐匿身份，不再敢开口讲满语。到了20世纪中晚期，只有远在黑龙江与嫩江流域少数村屯的满洲后代，还保持着日常的母语会话。就整体而言，满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自身的“后母语”阶段。 不想，改操汉语，成了世间普遍认定满族业已“汉化”的口实。世间多数人感觉，是否沿用母语，在看待民族上可以“一锤定音”。好像一个民族无论具有怎样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离却母语，便告一了百了。我们从前奉行的某些民族鉴定标准，曾把民族语言的存在与否，当成评定民族的一项标准，所以根据满族失掉母语的现实，社会上众口一词借此说事儿，咬定满族是个没有了民族特点的群体。 民族在相互交流的道路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本是正常的，不足为奇。判断一个民族是否为他民族所“化掉”，应当客观理性地多方向观察，而不应只顾一点不计其余。 满洲民族立足于世间，并非仅仅依凭母语这样唯一的孤零零的文化支撑点。 有清一代，满族民族多方面发挥着自己勇于探索善于创造的群体优势，在多种政治文化方向上，建树累累，创造多多，身后留下了一路风采。 满人曾将自身独特的文化思维，运用在治国理政上，成功案例极多。 大家可能听说过清代的“木兰秋狝”。“木兰”为满语，是围猎时刻吹响的诱惑动物的“鹿哨”。中国古代，把不同季节的打猎，叫作“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清代的“木兰秋狝”，是从康熙起到嘉庆止，帝王们秋季里亲临北方森林草原猎场，与各部落的蒙古王公，大规模行猎。
狩猎聚餐图（郎世宁 绘） 清朝执政者一反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之惯例，不再修筑劳民伤财、蜿蜒万里的塞上高墙——长城。康熙皇上认为，长城再高也难阻断北方民族的军事袭扰，而唯一可以防控边地民族武力入侵的手段，是把息兵睦邻的“精神长城”构筑到边地民族的心上。他们召集蒙古王公来坝上秋狝，以自己剽悍劲旅的威力来展现国威，辅以联姻等情感方式宣示皇恩，巩固满蒙政治联盟。 清政权曾经面临着北部、西部游牧民族与中原汉地民族两个方向潜在的夹击态势。康熙和乾隆两朝皇帝从政120年，为了长治久安，穿梭似地北狝与南巡，凭借着自身具备的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以及中原汉民族，互相各自对应的文化对话机制，化对立为和谐，用以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宁。 此外，像清代确立的至今仍然实行的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制度，还有乾隆朝于回疆武力平叛后皇上又亲自迎娶维吾尔贵族女子容妃（即香妃），也都留下了满洲领袖们有别于历代帝王独到的民族性思维记录。 清朝是有史以来唯一不修长城的时代，也是唯一较为有效地归化了域内各个大小族群的朝代。满洲上层慧眼独具，区分不同对象民族，以儒学的“崇文”方式怀柔汉族封建阶层，以“宣武”与联姻方式收服边疆民族的王公贵族，以通晓藏传佛教仪礼仪轨方式解决活佛转世……文韬武略并行不悖，观察对象有的放矢，达到了施恩威于四海。这些，都堪称是来自满洲智慧创造而非汉族理政传统的卓越作为。去承德的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看一看，您会由衷地感触到清朝当局如何处理多民族政治关系的方略，体会础满洲民族的思维特点和文化气象。 回过头来想想，有此等大作为，跟满洲人保持没保持母语，当然并没太大关系。我们也可看到，母语虽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却远不是全部。 清朝入关，“高大上”的汉族文化，对刚刚创制了本民族文字的满洲书写者来说，诱惑是挡不住的。顺治年间，戎马倥偬的满族将领里便产生了一批汉文写作的好手。整个清代，全国汉文诗集约有7000种，其中满族诗人的汉文作品就有600种以上，足见满洲写作队伍之强。有人觉得，一个民族失去母语，它的文化作为便不可思议。然而，满族的“精怪”之处恰恰是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而后，还在传统汉文化的营垒里，翻云覆雨地做成了许多大动作。文学上的纳兰性德、《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还有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化艺术、国粹京戏，以及北京人优雅、大气和幽默的心性……无一不是满洲被世间误认“汉化”之后非同小可的作为。 满洲人投身中原文化并且做出了重要奉献。在我看来，这奉献假如归结到一点上，便是他们异常出色地，把汉族文化中相当多高高在上的内容，切切实实拉回到了“接地气”的大众层面。 满族的文学，哪怕是用汉文写就，也往往别是一番滋味儿：明显带有天然、质朴、晓畅、平易、诙谐、口语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风格，被公认是中国“京味儿文学”流派的源头。以为少数民族转用汉语汉字就会在文化上否定自我，缺乏道理。 现在，来看看满洲人改操汉语后，在京味儿语言的打造上有些什么样的提供。 今天的“京味儿文化”中，最让八方民众着迷的还得数北京方言。它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精彩厚重，谈吐间魅力四射。“老北京”京腔京韵的谈吐一出口，就能给听者超常的享受和感染。 老舍《正红旗下》谈到满族青年福海和他所操的京味儿语言： ……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清代是汉语北京方言大幅度变异的时期，这变异得力于满洲定鼎京师。 我国各地的汉语方言，都是由统一的古代汉语演变而来。对比其他汉族地域，今天北京方言保留的古音韵最稀少。其他地区古汉语的“入声韵”或保留着或残存着，只有北京话“入声韵”荡然无存。北京话词汇库里，其他方言保留的古汉语词汇也不多。 华北地方从来是汉族与北方民族互动的热点。阿尔泰语系族群陆续投身过这里。阿尔泰语系语言无声调，与汉语有声调不同。民族交往，各自声调和词汇、语法，会对对方产生作用。语音上面，无声调一方对有声调一方的影响会大些——无声调语言终归难以变成有声调，而无声调语言民族的人学说有声调语言，乍学时免不了“怪腔怪调”，日久了就给对方语音打下烙印。 在辽、金、元、清这七百年间，仅女真人与满人，就在北京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两个皇朝，女真语－满语，跟当地汉语频繁碰撞。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的母语最后遭到汉语遮盖。女真语、满语淡出了历史，却通过与汉语交流互渗，把自身语言信息及语言习性，嵌入汉语北京方言。 清代，满洲人让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不少满语词汇。满语专家常瀛生在《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中指出，此类词汇就有八十几个，其中包括“挺”（很、甚之意）、“剌乎”（不用心之意）、“盘儿亮”（长得漂亮之意）、“敞开儿”（随便之意）、“咋呼”（撒泼、大呼小叫之意）、“狠（阴平）嘚”（叱责之意）、“胳肢”（无端地给对方搔痒，引伸为出阴招、使坏之意）、“嘞嘞”（无聊冗长地说之意）、“哈喇”（食品走油之意）、“摩泧”（用手舒展弄平之意）、“巴不得”（但愿之意）、“邋遢”（衣冠不整之意）、“妈虎子”（妖怪）、“改（阳平）喽”（搂取、攫取之意）、“嬷嬷”（乳母之意）、“翻车（轻声）”（翻脸、用气之意）等等。周恩来总理也说过：“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语词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
常瀛生著《北京土话中的满语》，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满洲人更让京城方言添置了轻重音的读音新规范，为这种方言增加了大量“儿化韵”词汇。这种具备“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也就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人们，酌取本民族语言特点，加上他们学说汉语时候的文化灵感和创造性，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京片子”）。清代后期西方人把北京的这种汉语方言，叫作“mandarin”，就是“满大人”或“满大人说的话”。 满语无声调，却讲究轻重音。满人学讲汉语，也将词汇发声按自己习惯给出有规律的轻重音。大致地讲，现在北京方言绝大多数的双声词，如“妈妈”、“哥哥”、“小姐”、“先生”、“东西”、“物件”、“衣裳”、“打扫”、“熟悉”、“喜欢”、“清楚”、“新鲜”等等，都要把前一个字读成重音而后一个字读作轻声。轻重音一旦读反了，就不再是北京话，反倒像是“港台国语”了。还有，绝大多数三声词，如“王府井”、“西直门”、“什刹海”、“大栅栏”、“贝勒府”、“巴不得”等，发声均取“中、轻、重”方式，三个音节的发音轻重上也不能随意置换。在纯“京腔儿”的声口里，双声词的第二个字和三声词的第二个字越读越轻，韵母几乎被“吞咽”掉了，外地人因而不大听得清北京话。当然，北京话轻重音读法也有例外，也是约定俗成有规律的。把个别双声词轻重音倒置过来，意思就变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大爷”，两个字前重后轻是指“伯父”，前轻后重则是指傲慢豪横不可一世的主儿。 北京话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儿化韵”。“儿化”现象在汉语中先已有之，只是在汉语北方方言某些区域少量闪现，还构不成重要的语音现象。满人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尤其是语音，有超常的敏感度，易于掌控他民族语言语音。大量“儿化韵”的出现，是在清代中晚期满人以极高兴致去拥抱汉语北京方言的时候。 满洲人学不来文绉绉的古代汉语，自然天性教他们排斥古汉语苛刻的词法句法，即使放弃母语改讲汉语，也要拉着汉语方言往自由晓畅俗白平朴的方向猛跑。诘屈聱牙的汉语文言词汇在京城口头日见枯萎，到后来就再难打市井民间听到古汉语的专有词藻。 古汉语第一人称复数从来只有“我们”一种方式，包括对方（听者）在内和排斥对方（听者）的第一人称复数，一律如此；而满洲人把第一人称复数区别为排除对方形式的“我们”，和包含对方形式的“咱们”。语言学界肯定满族将“咱们”这一包括式第一人称复数的表达方式引入汉语的意义。古汉语的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原来没有表示尊称的单独用字，满人根据自身习惯，创造出日后为全国普遍使用的第二人称尊称“您”，还创造了后来人们渐渐忘记的第三人称尊称“怹”。像“咱们”、“您”和“怹”，都是使汉语更加丰富厚重更加具有表现空间的用语。 雍正年间起，清廷利用行政手段推行京师方言为国家官话，皇帝颁发汉语正音敕命，要求粤语、闽语、吴语地区的官吏，谒见皇帝要讲京师官话。《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规范标准音的语言学著作出版，并在南方开办正音书院。当时的汉族文化人不屑于去做这事，宁肯耗费心力钻研汉语古音韵。国家“官话”即北京话的音韵规范化工作落在满族士大夫肩上。 八旗制度下的满洲人为逃避生命悲剧，玩味语言、“撇京腔”，竟成了他们共通的癖好：“玩”语言，实乃最“经济”最不用破费的艺术活动，贫困到揭不开锅地步的穷旗人也照样“玩得起”。旧时外界褒贬旗族子弟，常说他们“耍贫嘴”。“贫嘴”的“贫”字起初只有贫困之义，“絮烦”及“废话连篇”是后来的引申义。如若取“贫”字本义来观察旗人们的“耍贫嘴”，似乎更贴切：“耍”是玩，“贫”是穷，“嘴”是语言，“耍”、“贫”、“嘴”三字连缀，恰好活画出了穷旗人嗜好玩味语言的特点。 满人上上下下热情地为汉语“京腔”再塑金身，这个过程出现在八旗子弟们将生活艺术化的时期，他们的基本修养攀升到新梯次，也把艺术鉴赏力、想象力宣泄到日常语言的模塑上头。旗人们谁要是能把北京话讲得字正腔圆抑扬悦耳诙谐俏皮有滋有味，便能引来羡慕和仿效。清代末期，满族人普遍擅长京腔口语表达，能力甚至超出汉族。当旗人们发现自己的汉语居然能够讲得比汉人还棒，自豪感便油然升起。 晚清时节，通过二百多年对北京话的从容打造，面目一新京腔京韵的北京官话定型，它的规范、魅力都得到了社会承认，加上朝廷多年将它作为国家官话来推行，其地位和作用越发展示出来。 20世纪初清朝解体，民国又剥夺了北京的首都地位。“国语”要否再度认定成了个问题。多种南、北方言都“闪亮登场”，激烈争夺国语地位。随着新文化运动推广汉语白话文的大幕拉动，作为清代“官话”的北京话，切近白话语体等多项优势分明高出各地方言，结果，还是由北平话再次登临“国语”的显赫位置。这不能不说是对北平（北京）话本体价值的严格考验。当时故都在政治上失势，北平语言的本钱仅只在于自身能量。不再瞧得起北平和北平人的国家，却一如既往地看重它的语言。 上世纪中叶，定都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一次将北京话这种方言，认定作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语音基础。“普通话”的定义被确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北京话在国家文化建设上再次享有了殊荣。 满族人与北京话的关系，从清代到现代，被满族的小说家们，在各自的作品里面，演绎得淋漓尽致。胡适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周作人说：“《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的运用北京话都是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他还在所作《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中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有关满族文学的非凡业绩，计划着安排到下一讲去谈。这一讲，想再跟大家说说满洲民族的其他一些文化上的突出奉献。 京剧和北京曲艺，都跟满族的关系分外密切。京剧顾名思义，是在北京形成的剧种。清代中晚期，是京剧形成并逐渐完善的阶段，也正是京师八旗空前热衷于文化艺术的时期。人们对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晋京而京剧缘起的史实，大多耳熟能详；不过要提到满族在京剧的发展中起到的历史作用，却知之不多。 满族的先民有喜好表演艺术的习性。清中期，戏曲等行业渐显隆兴。徽剧晋京并与京师其他戏曲形式结合，八旗上下的欣赏胃口被刺激起来。至道光朝，以“皮”、“簧”为主的京剧声腔体系成熟，旗人“票友”们自组的京戏“票房”，愈来愈红火。八旗制度不许旗人成为表演艺术专职人员，他们可以爱好艺术甚至粉墨登场，只限于自娱自乐，不能作为谋生手段。朝廷向子弟发放“龙票”，核准他们自娱自乐性演出。持龙票者被称为“票友”，非营利性表演社团被称为“票房”，票友活动被称为“玩票”或“走票”。而票友日后假如投身专业性商业演出则被称为“下海”。 清代京剧“双轨制”发展。一边是科班出身的专业艺人们创作及商业演出，另一边又有旗人业余爱好者非营利性的切磋实践；二者沟通交流，使京剧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品位，贴近了京城满族文化格调。科班出身的艺人短缺文化，而旗人票友里不乏知识分子和贵族人士——他们对剧情戏理的探究较前者高深，还把自身艺术修养移植到戏曲表演的鉴赏提高上，使京剧从问世之初就显现出其他地方剧种不具备的审美基准。 同治、光绪年间是京剧史上的“盛世”，最高当局对京剧的热情是空前的。同治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个个爱听爱看，对京剧的扶持更是可想而知。京城里常年设有高水准票房组织，涌现出大量技艺超群的旗人票友，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京剧名伶的庆云甫、黄润甫、汪笑侬、德珺如、金秀山、龚云甫等人。清末，满族孩子坐科学戏的也出现了，例如“青衣泰斗”陈德霖和名净钱金福，均出自恭王府开设的科班。 辛亥革命后，某些旗人票友变先前的艺术爱好为谋生手段，“下海”从艺。有些满人虽未贫寒到非“下海”不可，因为深爱戏曲，便也选择梨园行作为职业。这中间堪称大家级的艺术家，就有“十全大净”金少山、“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以及慈瑞全、金仲仁、双阔亭、瑞德宝、唐韵笙、文亮臣、杭子和、李万春、厉慧良、李玉茹、关肃霜等。由旦角“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创制成型的流派唱腔，缜密绵延，幽咽委婉，低回多变，旋律丰富，具有异常动听的艺术魅力，最让“戏迷”们痴醉留连。出身于票友的奚啸伯，凭借着对艺术的执着求索，展现出近似洞萧般美好的音色和深沉幽远的穿透力，成为京剧须生艺术的“阳春白雪”。
程砚秋与金少山 民国时期满族京戏票友，人数多、实力强，最著名的，有红豆馆主溥侗、清逸居士溥续和卧云居士玉铭……红豆馆主被公认是京剧史上票友中造诣最深、名望最高的代表，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丑兼工，深谙戏曲音乐，吹打弹拉无所不精，深为内外行所折服，名伶们常趋前请教，被尊为“票界领袖”。
民国四公子，从左至右：溥侗、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 长久以来被称为“国粹”和“国剧”的京剧，是中华文化界用心血培育出来的艺术奇葩。为造就这门“京”字号、“国”字号艺术，满族人或投身其间或推波助澜，发挥了特殊作用，早为京剧史册充分肯定。 较比京剧，曲艺是更为“下里巴人”的俗文艺，满族偏偏跟他特别亲。子弟书，是乾隆年兴起的鼓曲艺术，因首创于八旗子弟中间而得名。作品均出自旗人笔下，遣词用韵都见功力。清中后期子弟书艺术有分别成熟于北京东、西两个城区的东韵、西韵流派分野，东韵风格“沉雄阔大，慷慨激昂”，以演述忠烈故事为主；西韵则多“尤缓而低，一韵纡萦良久”，表现爱情故事见长。八角鼓，是子弟书的姊妹艺术，也是清中期出现的满洲曲艺曲种。据说乾隆年间八旗兵征讨大、小金川的战争中，由满族文人文小槎(又作宝小岔)创制了一种牌子曲形式的“岔曲”，在八旗社会流传开来，又经引入多种满汉民族的曲牌，渐成牌子曲演唱形式，因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而得名。清后期八角鼓艺术盛行，旗人多喜好在票房编词演唱聊以自娱。八角鼓艺术，是复杂多变的联套体说唱形式，对后来的北京单弦、山东聊城八角鼓以及满族新城戏等，都有重要影响。 北京曲艺单弦直接承袭于八角鼓。道、咸时期的旗人“随缘乐”司瑞轩，是最早的单弦名家，在京城茶馆表演十分轰动。随缘乐之后，清末民初涌现出德寿山、荣剑尘、谢芮芝、常澍田、谭凤元等旗人单弦演唱大师，奠定了单弦艺术名家荟萃、流派并存的格局。 相声，是起源于北京、流传全国并受到海内外观众喜好的曲艺样式，也来自于八角鼓。作为相声创始人张三禄三位直系传人之一的阿彦涛，家道贫寒而被迫“下海”。他与徒弟春长隆、恩绪，都是满族人，创建了相声史上早期流派之一“阿派”，编演了许多文字游戏类的段子，文雅幽默含蓄，逗乐而不庸俗，开了相声“文哏”先河。在相声艺术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表演艺术家常连安、侯宝林、常宝堃、赵霭如、郭启儒、郭全宝、白全福、赵佩茹、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苏文茂、杨少华、常贵田、侯耀文、杨议、王平……全是北京满人。
侯宝林（1917—1993） 评书，是满人喜好的另一项曲艺。上世纪早期，京旗满人出身的双厚坪，被誉为“评书大王”，影响极巨。到了世纪中期，评书界又出现品正三、连阔如两位满族评书艺术家，前者有“评书泰斗”盛名，后者50年代初通过广播电台播讲评书，家家收音机旁挤满听众，北京城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美谈。 清代满洲群体由起初尚武转为后来尚文，是是非非，一言难尽。人们惊奇，当初耀武扬威冲进京师的赳赳武夫，历经七八代，许多人变得儒雅十分。不单宗室贵族，也包括不少下层旗人，谈吐文雅，作派优雅，情趣高雅，教一些汉族士大夫也不免望尘莫及。旗人的“雅”质，含有几分雍容、闲适，又常伴有些散淡、慵狂，引来外界不解，以为这必是堕落所致无疑。其实，作为文化艺术的降将，他们气质的变异很正常。西方哲人讲：社会要造就暴发户，只需要一代人，而要造就精神上的贵族，则需要三代人以上的修养。清代八旗子弟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地贴近文化艺术，修练成精神文化的富有者，水到渠成。也有人说，清代八旗子弟既有闲又有钱，才有条件玩艺术并取得成就。这看法也不尽然，八旗玩艺术的很多人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投身艺术纯属排解精神苦闷。这说明，经济上的贫困者也可以是精神上的贵族。 世间熟悉的满族大文豪曹雪芹、文康、老舍，走上创作道路之时，都是兼有着贫寒的生计处境与阔绰的文化积累，都沾了本民族文化丰厚积淀的光，沾了八旗前人不断进取文化艺术的光。 满人艺术趣味与汉族不同。汉族贵族士大夫们总是瞧俗文艺不起。满人上上下下都亲近俗文艺，而乐于“俗”中求“雅”，“雅”中觅“俗”。大俗大雅，大雅大俗，是满族独特的艺术旨趣。 与此关联的，是京城满人亦庄亦谐的精神品相。从前，为摆脱八旗制的精神束缚，他们以插科打诨、诙谐幽默调节心态，刚强—达观—散淡—诙谐。他们教世人看自己是乐趣无限的“人上人”，实则打掉门牙咽进肚子，尽要把生存欢乐，带给自我带给家人带给社会。外界忘了他们随时可能开赴前线牺牲性命。满洲民族从来就不认同“发乎情，止乎礼仪”那套封建说教，也厌恶“一本正经”。他们精神深处自尊自矜，讲究气节操守，日常却不总是正襟危坐，也好拿自己来开些大大小小的玩笑，也就是北京话说的“开涮”。 受到普遍尊重的国学大师启功先生，清宗室出身，在生活中却是颇喜幽默的“老顽童”，他的诗作《自撰墓志铭》写道：“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试想，汉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谁肯这样拿自己调侃？
启功（1912—2005） 北京人从老旗人处继承的幽默“雅好”，是出了名的。他们喜欢在生活视线内寻觅大大小小的“乐子”，调剂生活；即便是危难临头，也还是好此不疲。
清代受困于“八旗制度”的都市满人，将生活艺术化，体现到了各个方面。老舍《四世同堂》中，对当年旗人艺术生活场面做过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当初旗人们细细把玩生活百味的习性，和他们极尽想象“玩出了格”的诸种方式，也融入了后来北京人的文化大千之内。今日京城之内，玩花草、玩宠物、玩票戏、玩收藏、玩家具、玩音响、玩汽车、玩摇滚、玩麻将、玩博彩甚至于玩股票……的“玩儿主们”，正层出不穷。而当初爱玩会玩满人，在其中却早已不占优势了。 今天这讲，内容多了些。我们是从满族的母语丢失引出话题，谈到了这个民族在其他多方向上的创造。当谈论本民族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把所持之人文关注，仅仅集中在满族一身。现而今，随着国家经济腾飞加速,随着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紧逼,我国境内步满族后尘陆续进入“后母语”阶段的少数民族不知又暴增了多少。仅就语言运用来说，被误读与讥诮是“汉化”了的满族，不再孤独……甚至连蒙古族、藏族、彝族朋友们，也都痛心疾首地在忧虑母语前景。而作为当代中国各族群里较早离别母语的民族，满族却已经凭借着本身极高的智慧和天分，向中华大文化输送了远比其他少数民族多得多的价值。历史曾经剥夺了满洲民族的母语拥有，这个民族的文化，却依然在一路风采地走下来，满族的优秀文化依然卓有成效地作用着这个社会，这个国度，与这个世界。 结束本次讲座之前，我必须再着重补充一点。二十几年来，随着国内民族文化生态的明显改观，满族人自发学习民族母语的现象，正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化景观中一种令人鼓舞的新迹象。各个满族自治地方陆续在中小学教育当中正式开设了满文课程，自发学习满语的不但有大量青年，也有不少中老年人，以保守的估计，其总量已达数千人以上。在研习民族母语的人群里，更有的年轻人在成功地用母语歌唱，还有的同胞探讨着重新用母语完成小说诗歌等文学叙事……这些都是该当受到我们由衷尊重的事态，也是值得民族学界热心关注的动态，对我今天关于“后母语”满族的讲座，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
2000.11.1，老北京网自创办之日起，已经运行了 天 | 老北京网
GMT+8, 2026-2-18 20:43 , Processed in 0.083032 second(s), 15 queries .
道义 良知 责任 担当
CopyRight © 2000-2022 oldbeij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