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溯源

    我是二十世纪50年代初随家人来到北京的，不知不觉已近一个甲子。到北京时我还不满10岁，但已在西安、郑州、南阳、漯河、徐州、南京、南昌、长沙等许多大小不等的城市居住过，所以对一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城市面貌、城市历史特别敏感。

    到了北京后，我家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每次去宣武门、西单都要经过达智桥。那里的一处院落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不像一般的四合院，而更像一座小庙，门额上有“松筠庵”字样。我非常好奇，多次向人打听这个院落的来历，终于知道这是明朝大忠臣杨继盛的住所。他曾冒死上书皇帝，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不料反遭杀害。清代这里改为祠堂，供人凭吊。后来我又发现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千余名举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也是在这个院内开始的。当时历史课上学了“戊戌变法”，当知道变法的酝酿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时，真让我感到震惊，仿佛历史就在我身边。后来我又知道康有为住过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广东南海会馆、梁启超住过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广东新会邑馆、谭嗣同住过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我一次次去察看，仿佛一次次走进历史。

    为了了解北京城，我寻访了很多对北京城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辈的后人,比如朱启钤先生的后人等等。朱启钤（1871-1964）是贵州开阳人，他是光绪年间举人，辛亥革命后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议和破裂后退出政坛，致力中国文化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对北京旧城的改造和中国古建筑研究。他主持开办了北京第一座市民公园——中山公园的前身中央公园，开设了北京第一所综合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打通了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北京城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朱启钤于1930年2月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他亲任社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敦桢任主任。东四八条111号是朱启钤旧居，他的住宅原在赵堂子胡同。解放初期，他应周恩来之邀由上海回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后，住进了东四八条。

    在北京之外，我还找到了很多与北京城有关的线索，比如我在珠海访问唐绍仪后人。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我曾查过许多资料，寻找唐绍仪在北京的故居，但一直没有结果。一次去珠海，访问到了他的侄孙，才知道唐绍仪在北京的故居在东单附近的麻线胡同。麻线胡同在西裱褙胡同以南，西起崇文门内大街，曲折向东，东至北鲜鱼巷，胡同不长，现大部分已拆除。胡同路北原3号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宅，原为清代协办大学士敬徽的宅第，其孙曾任国子监祭酒。这是一所带花园的宅院，名“意园”，后唐绍仪购得此宅。他居住时，对此宅没有做大的改动，后此宅转卖给梁敦彦。

    我女儿赴澳大利亚留学后，更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北京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丰厚。她也看到历史短暂的澳大利亚对文物古迹极为重视。库克船长的小屋、总督府、悉尼大学中的早期建筑等都被精心保护着。她向我提出咱们也写写北京吧。我们一起商量，发现胡同、四合院虽然也写得不少，但仿佛大都集中在几条著名的胡同和大宅院中。对分布在全城普普通通的小胡同却很少涉及。

    宫殿、园林属皇家文化，胡同、四合院则是属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市井文化，是北京人的魂与根。北京有长短、宽窄不一，纵横交错的上千条胡同，它们构成了北京城市最基本的肌理。初看起来，胡同与它两侧的四合院都是灰墙灰瓦，整齐划一，仿佛区别不大，但如果你深入进去，仔细观察，再和老住户聊上一阵，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来头，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传奇的历史。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可能就住过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发生过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胡同称谓来源说法不一

    胡同用学术语言来说是道路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狭长的两边有建筑的道路形态。通俗地说，就是小街巷，更具体地说，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小街巷。在南方多叫弄堂或里弄，而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则叫胡同。这仿佛是常识，但认真研究起来却大有学问。为什么在北京小街巷叫胡同呢？这个问题从明朝就有许多人开始研究了。

    研究发现，胡同在历史上有多种写法，如衕、衖通、火弄、火瞳、火巷、胡洞、衚衕等等，为什么有这么多叫法？如何演变而来的呢？

    目前主要几种不同观点。这几种观点又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认为胡同一词是从蒙古语演变而来。主要认为胡同是从元大都开始出现的，而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他们的语言必然影响首都的各方面。但究竟由什么词演变而来，又有不同认识。

    一是由蒙古“水井”一词演变而来。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张清常指出，蒙语水井发音“Hottog”，音译为忽洞、胡洞等，演变为胡同。因为凡是居民聚集处，必须有水，人是离不开水的。我们常说，“市井人家”。所以逐渐水井的译音被专用于称呼居住人的小街道，叫胡同。如今，北京叫井的胡同很多。

    二是由蒙语“浩特”的音译。“浩特”在蒙语是居民聚落之意，后来发展的含义为城镇，如今还有呼和浩特，二连浩特等。小街道也是居民聚落之地，因此也叫浩特，后转音为胡同。

    三是由“火弄”一词转音而来。在元代建大都时，每组大的院落之间为通风，更为防火，都留有小的通道，将建筑物隔离，叫火弄或火巷等，后转读为胡同。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具体来源不同，但共同之处是胡同一词源于蒙古语，是由蒙古语谐音转音而来。

    另一派的意见和以上相反，认为胡同一词是汉语固有的，是由南方的“弄堂”一词发展变化而来的。有学者发现，早在南北朝“弄”的古字写为“衖”，弄堂也称为衖堂，衖通（巷）。后来又从一本朝鲜古书中找到证据。朝鲜高丽朝末期相当于中国元末，有一本书叫《老乞大》，是一本重要的当时朝鲜的汉语教科书。写几名高丽客商与中国的一名辽阳人去元大都做买卖的过程。乞大是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称呼。辽代是契丹人建的，契丹成为中国代名词，转音为乞大。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北方口语写的，证实当时元代人用汉语说话。这本书里称胡同为胡洞，是汉语。

    还有许多音韵学的书籍可以考证。《尔雅》中说，“衖，音巷”。《广韵》中说：“今南方呼巷为衖（弄），北方呼‘巷’曰衚衕”。不再多举。涉及许多音韵学、语言学的知识。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大概了解，总之是居住为主的小街巷。有兴趣的可深入研究。

    明代称“衚衕”清代叫“胡同”

    胡同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必然要联系整个北京城市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北京的城址变迁。

    1260年蒙古忽必烈夺得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大元”，次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并定国都于此。

    但是，元大都并没有建在金中都旧址，而是在中都的东北方择地重新规划建设。原因是当时中都已被焚毁，重建很困难。封建皇帝为表示自己的意志和尊崇也不愿住在旧址，而要另建新的宫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辽南京，金中都水源的莲花池水系水量日渐减少，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另择新址，重新规划建设。

    工程从至元四年（1267年）破土动工，直至至元三十年（1293年）才全部完工。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它以雄伟、华丽而为西方广泛传颂和称羡，也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至今保存完好的白塔寺就是元朝的建筑。

    元大都是完全新建的，是在严格的完整的规划下建成的，异常宏伟、规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看到大都整齐的街道大为惊讶。他赞美说：“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确实，当时大都是世界上最美丽、壮观、整齐的城市。它的道路规划十分严格，规划大街24步，小街12步，胡同6步。“步”是当时的度量单位，一步约为现在1.54米，即大街37.2米，小街18.8米，胡同9米。据记载当时元大都有29个衖通，384个火巷。火巷如前所述是建筑中的防火通道，比胡同还略窄。也有观点认为火巷宽于胡同。元代胡同称谓不统一，叫忽洞、胡通等。

    明朝攻占大都后，将北城墙向南移5里，南城墙向南移2里。基本保留了元大都的道路格局。1403年朱棣从侄子手中夺下帝位称明成祖，年号永乐。从永乐四年（1406年）起开始改造北平城池，营建宫殿，经过十五年才基本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胡同大量增加。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筑外城，但外城没有经过严格规划。明代胡同名称逐渐统一为衚衕。

    清攻入北京后，保留了明代城市格局。清代中后期，皇城可以穿行，逐渐有人居住，也形成了许多胡同。清代正式简化为胡同。同读四音，轻化、儿化。
 
北京胡同南北城格局不同

    胡同是从元代兴起，元大都的格局极大地影响着胡同格局。元大都横平竖直，棋盘般整齐的街道，也必然使火弄、胡同等小街也是横平竖直，极为规整的。而且由于皇城几乎在城市中间，阻断了城市的东西通路。因而大街多南北向，而胡同作为大街的连接与通道便多为东西向。根据北京的北半球中纬度的地理位置，坐北朝南的房屋可以得到充足的日照，冬暖夏凉。东西向的胡同也适宜建造朝南向的房屋，因此最典型北京胡同格局是鱼骨刺式的。一条较大的胡同或街道南北向在中间，两边是东西向排列整齐的胡同。在北京内城还保留着许多元代的道路格局，保留着鱼骨刺式的胡同格局。最典型的是锣鼓巷、东四、西四各条胡同。

    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四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它们以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

    南锣鼓巷南北走向，长约800米，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从南向北，西面有8条胡同，东边有8条胡同，这里的胡同在元朝时没有名称，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来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宣统时才称菊儿胡同，延续至今。整个街区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又称蜈蚣街。

    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胡同格局那么完整，胡同里各种型制的府邸、宅院那么多姿多彩。真可谓是古都风貌中一块保存完整的“碧玉”。

    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富人区”，居住过许多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从明朝将军到清朝王爷，从北洋政府总统到国民党总裁，从文学大师到画坛巨匠，每一个宅院里都诉说着许多故事。

    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南起阜成门内大街，北至平安里西大街，西起赵登禹路，东至西四北大街，在这块不大的街区里有八条平行整齐排列的东西向胡同，被誉为“旧城历史精华地段的核心保护区”。

    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也是随着元大都的兴建而诞生的，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元大都兴建时全城有统一、严格的规划。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正是按严格规划建设起来的，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是反映元大都建城规划的难得的历史遗存。

    除了这种主要格局外，还有其他格局，比如南北向的胡同，弯曲的胡同等。这些主要在外城，即原来的宣武区、崇文区。为什么出现这些胡同格局呢？主要原因有三个。一、外城是明中期后建成的，没有经过严格规划，它要依地形等各种因素变换，不可能是非常规整的；二、外城多河流、湖泊。原宣武区水流汇向陶然亭。原崇文区流向龙潭湖。胡同依水流而建，外城有许多胡同很曲折，而且两边院落有高台阶上去。这说明这里过去可能是河流，河流干涸后形成胡同；三、由旧城向新城的通道形成街道胡同。原宣武区的很大一部分是原金中都旧城。元大都正在其东北建设，建成后旧城仍有许多人居住，他们要到新城区，抄近道自然形成斜向街道、胡同。

    因河流而形成，最典型的是长巷诸条和草厂诸条。长巷诸条从打磨厂自北向南，穿过鲜鱼口东段，斜向东南。这里原有泄水河，长巷头条依河的东岸而建，此后诸条也沿河的走向兴建，形成一片斜向胡同群。

    草场头条至十条居住区内共十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是北京仅有的一片大规模南北走向的胡同群。其布局既顺应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走向，也考虑排水至三里河的需要。草场诸条明代为羊房草场的一部分，是明政府养羊积草之地。

    该地区顺应南北走向的胡同格局，形成了东西向，斜向为主的四合院建筑群。它有别于内城南北向四合院的传统组合形态，具有自然生长、形成和发展而来的独特的街巷胡同院落肌理，体现了中国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    在胡同中，不经意间会看到老店铺的痕迹，精美的石雕、木雕的房檐屋角、彩绘，还依稀可见，使人仿佛在刹那间来到历史的深处。

    北京胡同的变化

    北京胡同的名称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不是由某个部门一次命名，因而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反映了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民俗、建筑、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特色，具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很多胡同以寺庙、官衙、军营、仓库、碑、井、植物、桥、河湖、动物、人名、生活方式等命名，从名字中就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气息。但有些名字开始不雅，后来就改了谐音，比如粪厂胡同，改成了奋章胡同，臭皮胡同改成了受壁胡同，屎壳郎胡同变成了时刻亮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鸡罩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成了珠苇箔胡同等等。

    俗话说北京胡同“有名的三千六，无名的多如牛毛”，北京胡同究竟多少条，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数字，但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变少的过程。1944年时，北京的胡同数达到鼎盛，当时有3200条，是历史上最多的时候。从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胡同被大量拆除，目前估计仅存500条左右。对这些拆除怎么看？我的看法是既不能全部否定，更不能全部肯定。对某些在城市边缘地区的，没有特色也十分破旧的，为了新的建设可以拆除一些。在建设过程中总要摔碎一些旧的坛坛罐罐，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在中心城区拆除了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对北京城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甚至有重大意义的胡同与四合院，应该说是极不应该的，极不慎重的。所幸大家文物保护意识正在增强，拆除胡同、四合院的行为正在受到制止。

    补白

    北京胡同之最

    最古老的胡同：砖塔胡同

    三庙街东起上斜街，西至长椿街，街长不足三百米，宽约四至六米，街上店铺不多。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街，据古今学者考证，一致认为此街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北京道路历史之最，是北京街巷名副其实的“老爷爷”。这条街在唐幽州时已有，辽代时在南京城拱辰门里，金中都时在崇智门里，是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集中的地区，还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府邸，热闹繁华，堪称辽金时代的金街，如今北京的王府井。

    最长的胡同：东西交民巷

    东西交民巷原称江米巷，1552米加1080米，共2632米。

    最短的胡同：跨车胡同

    跨车胡同只一个门牌，齐白石故居，长约40米。

    最宽的胡同：辟才胡同

    北京城里最宽的胡同是辟才胡同，宽37米；灵境胡同次之，有34米。

    最窄胡同：钱市胡同

    大栅栏钱市胡同，在珠宝市街内路西有一条死胡同，全长50余米，是北京最窄的胡同，最宽处不足0.8米，窄处只有0.4米，一个胖人已难通过，如两人相对而行，一个只能避让在门洞内，先让另一人通过。

    就是这样一条窄小的胡同，却曾是京城银钱交易市场，故名钱市胡同，是操纵着全市银钱比价行情的地方，是全市商人关注的中心。因而胡同虽小，知名度却极高。

    清中期前，货币主要以白银和制钱为主。白银就是炉房铸造的大小元宝，主要用于批发交易和大宗薪俸支付，制钱主要用于零售买卖。两者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必然有兑换，两者的比价也有涨有落，经常处于波动变化之中。

    钱市胡同就是官办的银钱兑换的主要市场，胡同内有18户经纪人，他们各用砖建成方形案子，俗称“十八案”。每天清晨开盘时，经纪人站在各自案子上高声吆喝买或卖，成交后他们从中提成。来市场交易的商家知道交易行市后，立即以鸽子传递行情，按钱市的兑率作为买卖的标准，很快传遍全市。胡同尽头有一处很大的木架罩棚，就是当年银钱兑换的场所。

    现在，胡同南侧有五所三合小院，都是当年铸造银锭的炉房，仔细察看，屋顶留有气窗，是当时冶炼银锭时通气用的。北侧是四家连体式建筑，二至三层楼房，中西合璧，外立面装饰十分考究，这是四家清末建成的银号。当银两与制钱被银圆与纸币取代后，钱市失去了原有功能，很多改成了银号。现在成了民居。

    除了钱市胡同，北京窄的胡同还包括东珠市口高筱胡同、天桥小喇叭胡同、小墙缝胡同等，均窄于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