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北京报业发祥地

　　明清时的宫门抄，是最早报纸的雏形 
 
 　　雍正元年的《邸抄》 
 
 

　　1908年12月3日出版的《北京日报》，跟现在的《北京日报》没有关系 
 
 

　　《北京女报》启蒙女性 
 
 

　　北京画报的漫画《乡下人真倒霉》
 
 
    中国新闻报的诞生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由历史的“邸报”、“抄报”演化而来，一是西方传教士传播而入。由历史演化而来的报纸叫《京报》，发行范围主要在北京；西方传入的新闻报主要在上海。由“邸报”到《京报》期间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其内容主要刊发皇帝起居、谕旨、大臣奏折及官员任免等，明以前官方“邸报”完全手抄，直到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北京出现了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纸报——《急选报》，宫廷报房拣选吏部刚发布的官员升迁名录刊印发售。中国民间报房经营报纸，宋代就已经出现，但因出现泄密（不该公布的谕旨或奏折，从宫廷内部私传出宫，被小报刊发），因而屡遭禁绝。明崇祯元年（1628年）上谕：“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可见在明崇祯元年之前，民间报房已经很有影响。

    清王朝入主北京后，仍延续明代报业制度，民间《京报》的读者群已非常广。《京报》最初也是手抄发行，因报费昂贵，中下级官吏和普通市民无力订阅。到道光年间黄皮《京报》应时而生。所谓黄皮《京报》（如左上图），就是以白本纸底稿，采用活字排版印刷，装订成册，加以黄皮护封。过去多家新闻史料介绍，该报开本长22厘米，宽9厘米，其实不然，不同报房、不同时期规格不尽一样，笔者在北京世纪阅报馆看到有十几种规格的《京报》，最宽的达14厘米。每册8至12页不等，黄封皮上戳印朱红色“京报”两字。光绪年以后，报房增多，为示区别封面还盖有报房名戳。这种印量大，报费便宜，因而读者面陡然扩大。

    民间报房印发的《京报》基本上是宫门抄、上谕和章奏等。宫门抄内容大多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朝廷重大的政治活动。多数都与皇帝有关，内容庞杂，文字简洁，各条都像是一句话新闻。上谕是皇帝的明发谕旨，以任免、奖赏为多。章奏是在京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的题奏。对当时发抄程序也有相关记载：“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抄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折奏，有题本。折奏或奉朱旨谕旨，或由军机处拟写随旨；题本或票拟钦定，或奉旨改签。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抄录遵行；题本则发六科传抄。”

    清中期以前传抄小报的报房都是纸铺，宫廷所需文房四宝和乡试、会试考卷也由他们承担，各纸铺都和内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故虽曾明令禁止，但实际还有悄悄运作者，只是更加谨慎。直到最后朝廷再次默许。

    当时到午门抄报的程序大体如下：每天早晨各衙门派人去抄录，各报房派一人到公报房外等待，衙门抄完后，报房人进去再抄录，抄回来后或誊写或排版，早期大多由落魄文人抄写，后来因为供不应求，开始使用木版活字印刷。

    晚清《京报》发行范围很广，遍及全国，北京报房所出《京报》主要面向北京城读者发行，外地很多报房主要靠翻印北京的《京报》营生。北京《京报》既有订阅，也有零售，送报人大多是山东大汉。他们为能在北京站住脚，便自行组织行会，制订行规，明确每个人的送报范围，互不侵犯。且这些送报人统一着装，蓝布长衫，肩挎布袋，沿巷递送，甚为正规。当时的订户以士大夫和官绅居多，但也有目不识丁的财主，他们假充斯文，订了报自己不能看，还得找人念，自己半躺半靠在软座之上，代读者侍立一旁，纯粹是玩派。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讽刺诗：唯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

    《京报》是清代北京最重要的报纸，它不仅是清廷向地方传播朝政信息的工具，也是中外人士了解中国时政的窗口。在晚清的上海，中外民营报刊日盛，在他们的报面上，国内要闻都摘自《京报》。上海《申报》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以后，还曾设置附张，录入《京报》全文，这是中国报业有副刊之始。自此以后，《新闻报》、《万国公报》等也纷纷效仿，全录《京报》内容，客观上扩大了《京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

    如此重要的《京报》发行机构有哪些？发行地址又在哪里呢？据现代报学大家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所载：“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而往之，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又据相关资料记载，荣禄堂在琉璃厂中间路南，始印《京报》，之后公慎堂也曾出版印行《京报》，而山东登属之人在正阳门外设立的报房就在今天的铁鸟胡同。

    铁鸟胡同原名铁老鹳庙胡同，因庙得名。现在的铁鸟胡同1号就是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关帝庙。明建庙时，占地二亩余，有房屋14间，店字三楹，祀关帝。殿顶鸱吻上设铁鹳两只，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据《燕京仿古录》记载，当时北京城内鸟雀颇多，唯此处无雀，因畏铁鹳，望影避之。故得名铁老鹳庙。

    明万历、崇祯年间（公元1573-1644年）北京城图，宣北琉璃厂西门南已划出铁老鹳庙胡同；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北京城图，该位置已标出“铁老鹳胡同”；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北京城图，外二区标“铁老鹳庙”。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街道详图中改称“铁观庙”；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更名为“铁鸟胡同”，至今仍称铁鸟胡同。

    铁老鹳庙是《京报》最主要的印售地点，《京报》的发行带动了整个铁老鹳庙胡同报房的繁盛，报房胡同也因此得名。据《方汉奇文集》载：铁老鹳庙的报房，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办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历史最长，从咸丰年间开张，直到民国十年还是坚持营业。聚兴、聚恒、信义等多家报房都主要出版《京报》，《京报》也是铁老鹳庙报房所发行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京报》是清代北京以至全国最重要的报纸，铁老鹳庙是《京报》策源地和制售发行中心，胡同内报房众多，且多代售全国各地大报，清末官办《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政治官报》等北京报纸也在此发行。故有“报房胡同”之称。北京报房胡同的报馆兴起，为开启民智、促进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J166    

    （作者为世纪阅报馆馆长、左图阴影部分取材于王永潮老北京风情画）

    补白

    《北京女报》慈禧每日必读

    1905年创刊，报馆在延寿寺街东羊肉胡同。《北京女报》是中国第一份日刊女报，同时一改书式版样，采取平面三开纸一横张双面印，每面三版，共六版，折成十八开纸大小的近方形。引起慈禧的重视，每日必读。其宗旨是提倡女学妇徒，受到妇女界的欢迎，故创下当时北京办报时间最长之史。后来又同时办起《北京画报》，张筠芗成了办报女先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彭翼仲被警方捕去，《北京女报》多次声援，并为其家属捐款，缓解著名报人彭翼仲家一时之难。

    《孽海波澜》最早表现报人形象

    1913年，声名日荣的梅兰芳从上海来到北京，心里一直盘算着“时装新戏”的改编工作，“直接采取现代的故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

    梅先生最终选中了反映彭翼仲旧事的一个戏本，故事叙说的是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他的罪恶在报上给揭发了出来，引起了社会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了彭翼仲的建议，仿造上海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写字，学习手工。最后这帮被拐骗的女子由亲属从济良所领回家，家人得以团聚。

    这出取名《孽海波澜》的时装新戏，在当年的10月在鲜鱼口的天乐园公演。梅兰芳饰演民女孟素卿，王蕙芳饰演另一个妓女贾香云，李敬山饰演老板张有。

    这是梅兰芳先生创编并演出的第一出时装新戏，具有警世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演出的时候，剧中的原型人物彭翼仲、杨钦三本人也被请到了剧场观摩，成为了“座上的戏中人”。

    邵飘萍被杀害

    民国成立后，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当日，他在编辑室里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并赠予同事。1920年10月，《京报》迁入魏染胡同新址。在五四运动、国共合作以及北方大革命运动中，《京报》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邵飘萍以笔为枪，发表大量通讯、消息、特写和评论。1923年，《京报》以醒目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二七惨案”的发生和经过。

    1925年，邵飘萍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生前从未公开过党员身份。1926年4月25日，邵飘萍回《京报》馆料理事务，在魏染胡同南口被事先埋伏的特务逮捕。26日凌晨，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未经公开审讯即将其押至天桥刑场处死。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又将《京报》复刊，直至1936年才停刊。